川汉铁路关系到清廷中西部大局，不可轻率处置，兴建之初，章程即明确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不附洋股”，又提出“延请本国人为总工程师”。经过一番推举议论，众望所归的人选是詹天佑。此人字眷诚，广东南海人，早年曾入美国耶鲁大学就读，回国后到中国铁路公司任总工程师，京张铁路即出自于他的工程设计。
詹天佑第一次从北京到宜昌是1909年11月27日。时值初冬，临行前，铁路公司驻北京总理乔树枬设宴款待，席间溢满热腾腾的话语。修铁路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国人皆有“路兴国才兴”之感慨，詹天佑出征，身上背负的是全民族的厚望。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不会半途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事了。”其昂扬斗志，溢于言表。
初到边远小城宜昌，留给詹天佑的印象是蛮荒落后，城区并不算大，有一半地方是川鄂转运码头。他在城郊选择了一片宽敞地，搭起一排简易仓库和工棚，又在附近搭建起几间小木屋，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詹天佑留过洋，生活上免不了有西洋做派，他在小木屋后边开辟了一片苗圃，种上花草，点缀工地上略嫌枯燥的生活。
川汉铁路开工仪式那天，詹天佑站在李稷勋身旁，听着声震长空的欢呼声，也为激昂的场面深受感染。但是随着工程的进展，各种矛盾日益变得复杂紧张，这个赴美国留过学、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由满腔热忱逐渐变成了疲于奔命，及至铁路国有的上谕颁布后，铁路施工现场停摆，他个人的情绪更是变得心灰意冷，其间演变的心路轨迹，值得国人深思。
长期穿山越岭，与那些奔放而又略显粗野的筑路工人打交道，成天面对的是钢钎、水泥、枕木、炸药等，勿庸讳言，詹天佑当时的工作、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甚至可称恶劣。这些倒还在其次，更让詹天佑难受的是各种关系没能理顺。按照当初北京总理乔树枬的委派，詹天佑虽为工程技术人员，但挂名“会办”，也就是说不单纯只管工程技术，也具有筑路之行政管理权。然而在实际中，这一商定原则一直未得到执行。这么一来的结果，经常是他设计的技术方案得不到权力的支持，往往成纸上谈兵，其苦恼可想而知。而川汉铁路公司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随着修筑工作之展开，表现日益突出，也使詹天佑感到极不适应。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詹天佑谈了一件事——
测绘工杨升，在勘测路基时与一座寺庙中的僧人发生了争执，双方由辱骂变成斗殴，后来筑路工人也参与其中，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事情处理结果让詹天佑大失所望，按詹的意见，应将争吵双方交送政府审问调查，做出公正的处罚，可是偏有人纠缠于要追究工程司“管理不善”的责任，矛头直指詹天佑。工程司平时只管技术不管行政，根本理不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加之管理理念的冲突，使得詹天佑出离愤怒。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他们反对工程司的活动，则我们宜放弃全部事务，由他们来负责！！！我们还有许多其他铁路，何必担忧不需要我们？你有机会时，请注意一下李总理，看他说什么。……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手段，越困难越好，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在和谐地进行工作，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信中所说的“李总理”是李稷勋，透过这段文字能看出，詹天佑与铁路公司高层的矛盾已现端倪。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宜昌铁路公司召集股东开了一次会，股东们全都拒绝政府收回国有，坚持商办，会上群情激愤，像是一堆沾上火星就会燃烧的干柴。詹天佑隐隐担忧，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们这里积怨太深，我希望就此了结。我正处于困境，将要遇到难题，只有天晓得其结果将会如何。”
在另一封信中詹天佑又说：“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或者改行）。所有这些难题都落在我和我们的工程司以及学员身上，尤其是我所处的位置，我须承担这一切。生活就是如此！！！”一连三个惊叹号，表达了詹天佑内心深处的孤愤。
詹天佑与李稷勋的矛盾，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保路运动之初，宜昌有筑路工程承包人马荣清率众抗议，包围了铁路公司，李稷勋致电清廷告急。正值铁路大臣端方抵汉口，李稷勋赴汉向端方请示，交谈中李稷勋提到了加薪事宜，并称詹天佑支薪不到差，且薪金比自己的要高很多，为之牢骚满腹。端方与盛宣怀电报商量后，决定提高李稷勋的收入，停发詹天佑的薪金。此事被詹天佑知晓后，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至于四川铁路的未来，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将予接管，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无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如果再花费心思，那将如修筑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了。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好命运均已离开中国人而去，而我们必须甘心居于次等地位，二等地位？不！！！比这更坏。是啊！我想我们必须另谋他职了！”
此后詹天佑赴广东任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再也没来过宜昌这块伤心地。
天下未乱蜀先乱
保路风潮的各种势力分布
当湘、粤、鄂省为铁路权闹得不可开交时，成都方面“尚且寂然不无动作”，顶多只是来点温文尔雅的抗争，而抗争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要回路款。一名叫石体元的当事人在《忆成都保路运动》一文中回忆道：“铁路公司于四月底接到了清廷初六、十一两个命令，特约集各法团和驻省的股东于五月初一日在公司内会商应付办法。到会的人数不多，咨议局的常驻议员全体出席，情绪尚不过激，对收归国有问题初未极端反对，只要求政府把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账、开工的费款，一律承认，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七百余万两和公司陆续收存的股款，统由此次召开的特别股东会自行议决处理。公司即根据这个决议，具文呈请督署转电清廷……这次会议，完全遵循法定程序，作平和的请求。”
当时有一份影响力巨大的刊物为《蜀报》，主笔邓孝可，在《蜀报》上频频著文，盛赞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了“争款不争路”的口号，只要求政府承认和偿还四川民众的股款，其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一文，代表了四川省绅商立宪派主流的观点。
文章中说：川人对铁路国有和四国借款，不主张从根本上反对，只提出有条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过资政院，不以铁路作抵押，借款又有确实的用途，偿还时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对。政府收回铁路如果能按期速成，以政府庞大的实力，将来或能扩建为川藏铁路，同时修路时如果能用川人、购川材，就不必争论国有还是商办。邓文中还强调说：铁路国有可以免除租股的扰民累赘，将来政府退还了路款，四川省可以用这笔钱来“办几件至要至善之事”，如扩大川航事业、扶植川省银行、筹谋教育基金、兴办矿工各实业等。邓孝可的文章通篇洋溢着和平基调和乐观主义情绪，与后来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激烈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