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合同书”，指的是邮传部向英、德、法、美四国的借款合同，川人正为铁路收归国有、偿还路款遇到了麻烦而担忧，对于始作俑者盛宣怀充满了憎恶和怨恨，很少有人去分析借款合同的具体内容，而是情绪化放大到了极致。大家正在观望，只见有人飞步跑上了主席台，才开口说了一句“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立刻倒在桌案上失声痛哭起来，台下的人群也受到感染，又想到买的铁路股本有可能拿不回来，也跟着嘤嘤哭泣开了，起初是几个人小声哭，一会儿，哭的人越来越多，低声哭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有的哭得抱成了一团，有的一边哭一边踢脚、拍桌子，吼得屋瓦都要震动了。照料会场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旁边一同号哭起来。
这个悲惨的场面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有人站出来说话：“诸位这样哭也无济于事，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是办法。”一句话提醒了在场的股东，于是众口一致地喊道：“走，我们去总督衙门抗议！”
人们让年近八旬的翰林院编修、白发老翁伍肇龄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伍老先生坚持不坐轿，由两个人搀扶着，紧随其后的是罗纶、刘声元、池汝谦、彭兰村、叶秉诚、林山膄、邓孝可、蒙裁成等人。川籍作家李劼人在长篇巨著《大波》中，曾生动描述过这一壮观场景：“一大群气派十足的绅士们缓缓走出，穿公服的不少，但也有只穿一双薄底青缎官靴，戴顶有品级顶子的红缨纬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园的蓝绸长袍上，仅套了一件对门襟、大袖口的铁线纱马褂的。好些都是咨议局议员兼租股股东。后面又是潮涌的人，大约是没有资格的，只管穿着各种各色长衫，偏没有一件马褂，也没有一顶纬帽或玉草凉帽，但声势很大……把站在两旁专看热闹的人都裹去了不少。”
岳府街离总督府有三四里路，早已有人将游行的情况向王人文汇报了，王人文态度还很沉稳，说道：“不用慌，快请他们来。”一个多小时后，游行的队伍到了总督府，王人文站在屋檐下迎接，一边说：“大家尽管发表意见，我的责任该办的，有能力办到的，都不会推辞，一定会替四川人办。”王人文的话赢得了一片喝彩。
在场的好几位会众轮流发言，说话时，语气无不激烈，有且说且哭的，有哭得泣不成声的，也有光哭不说话的。综合起来的大意是：川汉铁路是光绪皇帝批准办的，不能收归国有，四国借款合同应该作废，请政府收回成命，如果不收回，川人一定要力争到底。发言完了，有人提出要请王人文代为电奏清廷。
王人文听完了，要答话，他身体矮小，怕大众看不见，让人搬了张方桌，站在桌子上声音宏亮地说：“四川总督是政府派来代表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奏的责任。你们快把方才所说的一切具个呈文来，我立刻代大家电奏，代大家力争，一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争到丢了官，能把我的责任尽到了，丢官也是快乐的。”
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欢呼声。站在队伍最前列的伍肇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当众一膝跪下，满头的白发直往地上捣，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什么，众人见此情景，也跟着一起跪下，有人高呼“青天大老爷”。王人文赶忙让人把伍老先生扶起来，他自己也被人扶下方桌，忙不迭地向伍老先生还礼，又连连向众股东拱手道谢。
据石体元在《忆成都保路运动》中回忆：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是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连夜秘密商谈的结果，系空前所未有的大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营，整齐步伐，不避危险。经过再三磋商，决定了三个步骤：一是以同志会作先锋队，各州县成立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二是以股东会为大本营，按原定日期举行股东会议，以壮声威；三是以咨议局为后盾，支持同志会、股东会，提出弹劾政府。步骤既定，随即指定负责人分别推动工作，准备下一步的各项保路活动，遍地狂飙即将点燃，浪潮蜂拥而至。
王人文贬官始末
据周善培《保路运动亲历记》一书透露：保路同志会成立后，王人文曾向周交底，对成立同志会这件事不便公开承认，唯有采取“不干涉”的办法。对清廷好交待，保路同志会这边的群众也能谅解。
但其时王人文的处境颇为艰难。铁路国有的上谕发布后，川人反抗情绪激烈，王人文为安定人心起见，向朝廷代奏了“暂缓接收铁路”和“暂缓公布停征股租”的两项请求。两天后，清帝下旨申斥王人文，认为铁路事“一经定为国策，决无反悔之理”，并要求他对滋事者严厉制裁，“倘有匪徒从中煽乱，意在作乱者，照惩处乱党例格杀勿论。”
捧读上谕，王人文满心酸楚，面有忧色，认定路事前途叵测。不过，王人文此时已是横下了一条心，他还想再去搏一搏。这次弹劾的目标，直指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将周善培叫到总督府，关起门来秘密商谈，逐条指陈盛宣怀的“欺君误国”之罪。
3天后，周善培带着奏折来见王人文。这份奏稿是周善培的呕心沥血之作，稿中有些句子是他颇费了些心思的，如：“盛宣怀此次主定合同，即有委曲难求共谅之隐，然罪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读到此节，王人文也点头称是。奏稿有七八页，王人文足足看了一个多钟头，终于读完，他表情肃穆，提起笔来，在奏稿上添了一句：“请罢盛宣怀以谢天下，然后罢臣以谢盛宣怀。”这才抬起头来，眼睛望着远方，神情若有所思。
周善培沉默片刻，开口说了想法：“这是直言无忌的一本奏折，多年以来，朝廷也很少见过。朝廷若听了，自然是朝廷之福；不过依我看，朝廷不听的可能性更大。”王人文轻轻“哦”了一声，眼睛看着周善培，听他继续往下讲：“如果朝廷听不进去，怪罪下来，说轻点，大人恐怕会被撤职，说重点，只怕会有不测之风云……”周善培欲言又止，王人文早已懂了弦外之音，正襟危坐，冷静地说道：“我从20岁中进士，到今天不过29年，做到这个地位，朝廷待我不薄。不幸遇到这等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如果我闭口不说，不但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四川人民。”
奏折呈上去了，却被留中不发处理。清廷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王氏袒庇川人，违抗朝旨，不久即命他交缷工作，赴京听候处置。
那些日子王人文的人生跌落到一个低谷，他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每天须应付大量公文，以及不断传来的群众集会演讲消息，电报函件纷至沓来，绝大多数都是报忧添堵。
前任川督赵尔巽致电王氏，请其解散保路同志会，严饬闹事之徒，“不然于公不利”，王人文将电报压在案头，置之不理。又有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转来一封电函，是川籍御史赵熙发来的，大意为，藩司尹良屡次三番致电北京，诋毁川督王氏，务请注意。看过这短短一行电文，王人文一脸苦笑，摊开双手道：“如今这年头，实心想办点事真难，谢谢朋友的关照。”这些烦心事还未了结，又从西康边地传来消息，新任川督赵尔丰已启程，正日夜兼程赶往省城……王人文苦笑道：“这个烂摊子，他早日来接管了正好。”
听到王人文即将要调走的消息，众多川人依依难舍。这天，在周善培为母亲寿诞举办的生日宴会上，王人文应邀出席，同时参加的还有保路同志会诸首领。酒过三巡，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端着酒杯，领着十几个人过来，要给王人文敬酒。罗纶道：“平时我是滴酒不沾的，今天舍命也要喝三杯，代表四川人民谢谢护院，替四川人争路，功德无量。”说完连干三杯，顿时脸色通红，走路也摇摇晃晃起来。王人文本来就满腹酸楚，经罗纶这番话一激，禁不住也连干了三杯。王人文喝酒是海量，平时喝一二十杯也不会醉，这天的宴会上，他喝了不到十杯，竟自大醉，眼中泪光闪烁，被人扶上轿子时，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了起来。一时之间，成都官场上暗中传开，都视为怪事。
王人文缷任赴京前几天，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欢送，罗纶在开场白中说道：“此为保路同志会送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商送川省大官也。”王人文身着官服，面色冷峻，并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拱手称谢。原定8月25日启程，取道川东，沿长江而下经宜昌、武汉，辗转北上进京。临行之前有消息传来，川东沿途各地绅商纷纷设帐迎送，气氛甚为热烈，又暗藏着紧张，王人文恐生意外，遂决定改穿便服，于8月27日秘密出城，绕道西安北上。
辞别了成都，王人文走走停停，此时保路运动已层层推进为武装暴动。10月2日，王人文行至西安，忽有陕西巡抚钱能训来访，出示军机处密札，令王人文在原地听候查办，据传有逮问之议。15日，上谕到，王人文跪下接旨，清廷着令撤去王人文侍郎衔及川滇边务大臣职，交内阁议处。此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陕西随即宣布独立，清廷原本想要惩处这个罪臣，却再也无能为力了。
民国后，王人文定居京津，不再入仕途。1937年，寓居天津的王人文74岁，常常忆及往事，不堪回首。深恐文件陈旧年久散失，将当年的几封上疏自辑成册，重读再三，禁不住老泪纵横，题名《辛亥四川路事罪言》，付之石印，序中云：“知我罪我，俟诸异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