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辛亥四川路事纪略》所列《七月十五日被戕诸姓氏人表》，有职业可查的死者计26人，其中机匠、刻字匠、学徒、裁缝、放马的、卖小菜的、装水烟的即有18人，有的死者还是未成年的少年。如徐炳娃，15岁，家住陕西街相友巷18号，平日以随父卖小菜为生，被枪杀于辕门外军医学堂；张文生，12岁，家住南纱帽巷22号，戏班子行头铺学徒，被枪杀于按察司大院墙角，子弹穿过左乳从背心射出，当场血流满地；胡长生，17岁，家住染房街140号，白记牛骨铺学徒，被枪杀于辕门之内，子弹射中心口，当场死亡。
当时的报纸记载，田征葵下令开枪后，成都商民惊怒异常，乃以木版书光绪皇帝牌位，焚香膜拜，环跪于总督府衙门前痛哭，为蒲殿俊、罗纶等请命。此时田征葵仍然不解心头之气，吩咐士兵从城楼里拖出大炮，架在空旷的广场上，欲以大炮轰击之。成都知府于宗潼大哭，趋步上前，用身体挡住大炮口，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要开炮，先把我打死！”田征葵见此情状，方才作罢。
“成都血案”发生后，封锁消息、制造恐怖气氛恫吓民众，成为当局者的首要任务。成都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派重兵日夜防守，不准一人登临城墙。在这期间，赵尔丰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西顾报》、《启智画报》等与保路有关的报刊，对邮电通讯设施，实行极为严格的管制。
满江飘浮“水电报”
“成都血案”后的一个夜晚，有个人影沿着长满青苔的青砖老墙，悄悄溜出了南门。一出城，过了南门大桥，他便像是离笼之鸟，直朝远方飞去，月亮照耀头上，夜风吹拂身边，仿佛是一帧壮士月夜独行图。
此人叫龙鸣剑，字顾山，四川荣县人，早年东渡日本习政法，入同盟会，回国后留居四川，被选为咨议院议员。保路运动风潮涌动，龙鸣剑潜行出城，秘密联络川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等加入同盟会，将原袍哥组织“安吉团”扩编为同志军，挑选精壮，编伍训练，又调集铁匠数十人，在华阳码头设厂开炉，制造枪械，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听到赵尔丰逮捕立宪派首领的消息，龙鸣剑又连夜潜入成都，多方探听情报。他亲眼看见田征葵下令拖出大炮，被成都知府于知潼冒死阻拦的情形，心头怒火中烧，终于还是克制了激烈的情绪，决计出城报信，利用这一时机，组织同志军进行武装起义。
龙鸣剑来到九眼桥农事试验场时，是上午八九点钟，山坡上生长着数不清的植物，整个天地仿佛笼罩在一片绿色中，连空气都似乎是绿色的。两个工人拿着铁锹，站在一棵香樟树下，不知在说些什么。见龙鸣剑走来，那两个工人停止说话，热情地同龙鸣剑打招呼。场部座落在山脚下，屋前是几棵长势茂盛的芭蕉，遮蔽了一片喜人的绿荫。龙鸣剑走进去时，里头一群人纷纷站起来，有朱国琛、曹笃、刘长述等同盟会员。
九眼桥农事试验场是表面挂名，实际上是同盟会的活动基地，在这里开会议决大事，训练同志军等。龙鸣剑简单介绍了“成都血案”的情况，说道：“真没想到蒲殿俊、罗纶那帮立宪派在群众中深得人心，总督府门前围着成千上万民众，叫喊着要放人，一个个摆出拼命的架式……”龙鸣剑讲了田征葵如何下令开枪，如何拖出大炮，成都知府于知潼如何上前阻挡等等，他的话讲完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龙鸣剑说：“眼下的情况是消息闭塞，电报发不出去，无法通知各地同志军，将平时训练的同志军组织起来，去围攻成都。”
在安静沉默的气氛中，曹笃想到了一个办法：农事试验场平时制作了一些木牌，四寸多宽，两尺多长，专门用来写植物品种及名称，将这些木牌写上字，顺着锦江去漂流，当做求援信向各地告急，未必不是好办法！想到就干，到农场各处一搜罗，找到了73块白生生的木牌，又拿来笔墨，分头动手，在每块木牌上写道：“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涂上桐油，放入锦江，当时正值夏天，江河水猛涨，木牌随着水波四处漂荡。
川人曾有打油诗云：“纷纷水电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巴蜀大地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水电报”顺水而下，将武装起义的信号迅速传遍了沿江的无数个州县，有的“水电报”甚至漂到了武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又有若干拾到“水电报”者，照样仿造后再丢入江水中，下游各州县同盟会接报后，立即策划揭竿而起事宜，他们下令各乡镇哥老会立即组织同志军，备好武器和钱粮，集结待命。
仅仅两三天时间，各地哥老会首领闻风而动，先后有荣县王天杰、华阳县秦载赓、新津县侯宝斋、双流县向迪璋、郫县张达三、灌县张捷等发布檄文，宣布起义，未几，民众逾20余万人。他们手持大刀、长矛、梭镖、土枪、毛瑟枪等武器，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军，在同盟会的宣传鼓动下，群众的情绪像点火后的干草，迅速向四处蔓延，革命是老百姓的节日，乡亲们担来装满米汤的水桶，抬来盛满白米饭的箩筐，里面放着饭碗、小菜、筷子，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像待客似的，满脸带笑劝大家吃饱。一路上，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从山野田间投奔革命而来，扛着刀枪、棍棒、菜刀、锄头、扁担等劳动工具当武器，漫山遍野鼓角喧天，旌旗猎猎。
龙鸣剑的结局略述如下：参加同志军起义的东路民军总部，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与清军激战数日，因后方补给不足，又缺少训练，战况失利，只好撤退。荣县独立后，龙鸣剑率兵继续与清军残余作战，辛亥年11月初，听说好友秦载赓在井研被杀，龙鸣剑口吐鲜血，从此卧床不起，临终前写下绝命诗：“槛边极目望三荣，黑黯愁云四野生；不识同群还在否，可怜我哭不成声！”之后不久，龙鸣剑死于行军途中。
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成都的罢市罢课，像一片点燃的山火，迅速烧遍了四川省大地。成都、重庆、嘉定、叙州、资州、潼州等州府以及华阳、双流、金堂、、新繁、新都、崇宁、简州、崇庆、新津等县，均持续罢市。各地民众用正式公文递到京城都察院，声称不纳捐输，就地截扣地丁钱粮，以抵股息云云。
都察院将电文转呈内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此时无心打理朝政，正在养政治病。奕劻赌气搁挑子的原因，是因为与摄政王载沣闹矛盾，种种迹象表明，载沣在有意削弱他的权力。比如南方几个省的总督、巡抚调任，空出的肥缺需要有人填补，可载沣压根不让他过问。再如修铁路、向四国银行借款这种大事，均是有大油水可捞的项目，载沣始终与盛宣怀直接联系，不让由他领枢的内阁政府参与。现在闹出了一堆麻烦事，奕劻也懒得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成都、重庆等州县发往京城的电文，在都察院、内阁等部门转了一个圈子，又转给了川督赵尔丰，随同这些电文一起传来的，还有以宣统皇帝名义签发的上谕：“赵尔丰身任疆圻，保卫治安，是其专责，务当仰体朝廷爱民之隐，剀切开导，设法解散，俾各安心静候，照常营业。傥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
接到上谕和电报，赵尔丰紧锁的眉头更是难以舒展了。成都以及各州县的罢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岂是一句“剀切开导，设法解散”能够处置的？为早日结束民众的罢市活动，赵尔丰殚精竭虑，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先是向在东北任总督的哥哥赵尔巽求援，想凭借赵尔巽的资历威望来说动朝廷，赵尔巽向北京发电报，提议罢免李稷勋的总理职，平息川人的愤怒，防止罢市罢课愈演愈烈，演变成武装暴动。清廷对赵尔巽的电报未加理会，仍然坚持让李稷勋负责宜昌铁路事。此举失败后，赵尔丰急忙召集铁路公司负责人、川省地方绅商以及各街道同志会协会代表协商，到会人士以“大众愤恨如此，我等无能为力”表示爱莫能助。成都知府、成都、华阳两县的县令也到街上演讲，劝说民众开市，可是群众无动于衷，效果全无。
周善培在《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罢市之后，赵尔丰命令川省各司道，不惜一切代价结束罢市，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巡警道徐樾来与周善培商议，有什么解决办法？周善培说，只有先召集街正开会，商量如何维持秩序不乱，再慢慢去想开市的办法。徐樾听从周善培的建议，当晚九点钟在铁路公司召集街正会议，并请各司道官员参加。那天晚上，到会者有好几百街正，都是各街公推的代表，按常规先请最官官员讲话，在场的最高官员是藩司尹良，他坚辞不肯上台，理由是四川民众正在火头上，尹良怕出语不慎，不仅没起到灭火作用，反而成火上加油。又推巡警道徐樾讲话，徐樾也以“怕讲错话”的由头推辞了。在场的几位司道说，周善培一直在办新政，对铁路情形熟悉，在民众中口碑好，由周上台讲话最合适。周善培连连摇头：“我不是领袖官，提法司又无地面之责，这事不该我讲话。”推来推去，时间过去了半个钟头，等候的街正们不耐烦了，大声喊：“这会还开不开？”怕会场再出现骚乱，周善培只好硬着头皮上台讲话。
周善培讲了差不多有40分钟，大意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月，他由广东到四川，路过上海，遇见一次罢市，不过几个钟头，就把大马路上的商店砸碎了许多玻璃窗，秩序大乱，人人不敢出门，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恐怖。成都如今罢市，让人伤心，但我们四川人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了此策，是想逼政府给个好结果。只要秩序不乱，也许能逼出好结果，但是秩序一乱，就是把有理变成无理了。罢市期间，人心浮动，一有口角吵架，立刻就会汇聚许多人，难免发生意外。警察出面干涉吧，又怕发生误会，引起更大的骚乱。总之，现在的罢市是特殊时期，各位一定要多做工作，让民众保持克制，秩序好了，再慢慢想开市的办法。周善培讲得很动情，结尾时他向四周拱手作揖，高声嚷嚷“拜托各位”，有不少街正当场被感动了，站起来说：“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不管罢市坚持多久，保证让地方秩序不乱。”也有好些街正趴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哭诉：“请求各位司道代话给赵大帅，请他替我们四川人争路，撤换李稷勋……”
次日，成都知府等一干官员接赵尔丰命令，上街挨家挨户劝说开市，好不容易说得这家商店打开了两扇铺板，等官员们一走，到别的商家去做工作，这家立即又关门了。说服了半天，没有一家肯开门营业的。
赵尔丰无计可施，经过与幕僚们一番谋划，决定成立“官绅联合会”，尽快平息事端，恢复秩序。每天上午，司道各官员和铁路公司负责人、咨议局正副议长在政府大厅里联署办公，共同商议如何早日开市。据彭兰村在《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回忆：“当六七月间，尹良设官绅联合会于藩署，不是西餐，就是精馔，席间大讲嫖经赌法，餐后赠送物品，于正事固不论也。”如此应付维持，自然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四川立宪派来说，也认为成都自罢市以来，潮流所至，险象环生，他们虽然怨恨政府，同样又恐惧社会的动荡，希望通过与官方的共同努力，安抚民众的激烈情绪，使保路运动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是此时的局势，官绅都已无法控制，如同点燃的山火，只能听任其在漫山遍野蔓延燃烧。
软的不行，也曾尝试硬碰硬。一次在总督府，赵尔丰召集重要官员开会，针对已无法控制的局势，官员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赵尔丰问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你的兵能不能打硬仗？关键时刻只怕要派上用场了。”
朱庆澜是浙江绍兴人，原是赵尔巽的部下，也历来为赵尔丰所看重，不过毕竟在宦海沉浮多年，遇事也有自己的判断，他犹豫一会，回复道：“要说打硬仗，这些兵是没什么问题的。在下担心的是，让这些兵掉转枪口去打老百姓，一来四川历史上没有先例，二来这些兵恐怕也不愿意。”这种话倘若放在平时，朱庆澜肯定不会说，到了如今的节骨眼上，不说真话不行了，开枪的责任他是承担不起的。见赵尔丰面露不悦之色，朱庆澜补充说：“今天的新军不比绿营。平时我听他们议论，一个个似都赞成争路。让他们去打土匪，他们一定服从；让他们去打同志会，我也指挥不动。”
面对此情此景，赵尔丰也无可奈何。曾经厮杀疆场，英姿勃勃的赵大帅，微微叹息一声，再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