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是，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界一片哗然。当时的报纸评论道：“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这场日俄战争促使中国人深入思考，在这一背景下，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成为清末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
1905年6月，晚清大臣袁世凯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上奏清廷，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此后，先后有大臣端方、岑春煊、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赞同立宪，认为“保邦治国，全出宪法一途”。这些重要高级官员密集如雪片般的奏折、文告和书信，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助推器，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清廷实际上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有所醒悟，开始推行宪政改革。
1908年8月，清廷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计划在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在《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中告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以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预备立宪期间，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试图摆脱危机，其主要步骤有：
一是派遣大臣考察西方宪政。1905年9月，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等五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五大臣及随员刚登上火车，忽然一声巨响，革命党人吴樾所携带的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即轰然爆炸，吴樾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等人受伤，出行也因此改期。中国立宪的开端便遭遇了这枚炸弹，似乎是一个象征，预示着中国宪政之路命运多舛。
二是设立专职宪政研究机构。1905年11月25日，清廷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在政务处领导下，研究各国宪政，为政府宪政改革提供咨询。
三是成立资政院。1907年7月，光绪帝颁布了一道上谕：“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同年10月，光绪帝又颁布上谕，要求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其作用是“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
四是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它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宣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受法律保护等，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现代化萌芽。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等。
由清末新政催生而出的清末立宪时间表，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步，考量其核心内容，实质上意味着当时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与世界潮流的大方向基本接轨。遗憾的是，这张“立宪时间表”因慈禧太后的病逝而中断，并最终改变了进程甚至方向。慈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将清廷的立宪一步步引入绝境。虽然清政府一再妥协，将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成立了责任内阁，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其中皇族占7人），汉族官僚仅4人，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这样一来，全国反清情绪猛烈高涨，清廷进一步失去人心，最终导致民族革命的爆发，和平转型的道路被切断，被暴力革命取而代之。
海归青年政治家
1908年秋天，33岁的蒲殿俊乘坐海轮从日本返回中国，到北京后，被任命为法部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
这年深秋时节，京城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11月中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两天内前后去世，京城笼罩在一片肃穆的蓝青色中，天地似乎也为之失色。半个月后，年仅3岁的溥仪被抱上了皇帝的宝座，典礼结束，官员们走出皇宫，紫禁城的交通拥塞起来，几百辆马车以及数十乘官轿挤满了大街小巷，使得场面显得混乱不堪。蒲殿俊站在天桥附近的街头，试图从眼前单调麻木的蓝青色中寻找一些生机，他站在历史的转折处，思索国家的命运，思考个人的前途。
宪政编查馆是个“通天”的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军机处，研究各国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对于蒲殿俊来说，在这个位置上，能直接从事他所梦寐以求的宪政改革，是命运恩赐的绝佳机缘。即便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这也是个不错的职位，镇日接触到的能臣大员以及其他官员，都是皇帝周围离不开的人物，这会对他将来的晋升大有帮助。
但是远在西南四川的家乡一次次在召唤，“省城各方纷纷函电邀其返川”，这使得蒲殿俊在去与留之间犹豫不决。显然，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一封亲笔函件在最后关头起了作用。其时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在即，各州县正在展开基层选举，在家乡广安，蒲被选举为议员，凭他在四川省绅商中的名望，蒲殿俊有望执掌省咨议院之牛耳。与其在京城纸上谈兵研究宪政，不如回到家乡亲自参与地方宪政实践。
1909年春夏之交，蒲殿俊由京返蓉，准备参加四川省咨议局的选举。
当时四川省咨议局选举核定，全川登记有选举资格者191500余人，这个数字只占川籍总人口的千分之三，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国情，四川民众同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一样，对这种选举不了解、不关注和不热心，许多人担心政府依照选举名单派捐加税，虽有资格也不愿意进行选民登记。登记在册的不到20万选民，经过投票，选出了127名咨议员，其中进士2人，举人31人，秀才和廪生55人，道员1人，其他官员27人，富翁和商贾12人。
这127名咨议员，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政治实验的参与者。在后来几乎所有的与清末议员选举有关的资料文献中，处处都充塞着歪曲丑化的文字，有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谩骂，对历史人物太过苛刻，这并不客观，也不公正。一百年前，那些身穿蓝布长袍、拖着辫子的选民，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在开会议事以及呈递提案的过程中，那种热情、单纯和虔诚的态度，实际上是这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中国并不多见的。
1909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初一），成都纯化街一幢新修楼房里，四川省咨议局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场上除了实到议员104人外，还有不少执掌实权的官员，有总督赵尔巽、成都将军马亮、布政司王人文、提学司赵启霖、按察司江毓昌、巡警道高增爵、劝业道周善培、盐茶道尹良、成都知府于宗潼、华阳知县钮传善等。这些官员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座，一阵摇铃声过后，会场变得肃静，在身着清朝官服的官员们目光注视下，一个个顶着辫子的议员庄重地投下一票，第一次实投104票，蒲殿俊得76票，当选为议长。第二次实投102票，萧湘得58票，当选为副议长。第三次实投票104票，罗纶得47票，吴季昌得26票，俱不过半数，无效重选，罗纶得55票，当选为副议长。
萧湘（1871～1940），字秋恕，四川涪州人，早年曾与蒲殿俊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又与蒲殿俊同赴北京，任法部员外郎。无论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回国以后，萧湘始终是蒲殿俊的最佳伙伴和战友，对四川铁路高度关注，1906年三百多名四川籍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川汉铁路改进会”，为首的几个人就是蒲殿俊、萧湘和胡骏。他此次回成都参选，一是应家乡召唤而归，另一个原因是受好友蒲殿俊的感染，也想回家乡参与地方宪政实践。
罗纶（1876～1930），字梓卿，四川西充人，其父罗人文，考中秀才，善医术，在地方上颇富名望，是川北一带哥老会的舵把子。罗纶从小入县学，师从宋育仁、骆成骧，同时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成年后赴长寿县任教，主张学西变法，走君主立宪制的自强之路。1908年秋，罗纶率学生及绅、商、士、农各界两千余人，赴成都总督府门前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名声大振。不久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各省督府迅速举办有关事宜，罗纶被西充原籍选为议员。
代表民意的四川省咨议院，选举出的三位当家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一颗爱国忧民之心，期冀通过地方议会的实验，来疏通当时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社会变革寻找一条文明健康之路。他们对于清廷还是拥护的，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立宪派的主张，尊重已经崛起的地方权利和地方精英的意愿，无论是争款还是保路，初衷只是为四川民众争取更多利益，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故事皆事与愿违，他们利用咨议局这个现成合法的政治舞台，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与清廷中央集权的铁路政策分庭抗礼，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在把清政府拖入淖泽地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一步步拖入灾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