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猪跑学”的词义说起
启功先生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就可以用他自己得意的宣称——猪跑学来作代表。这是研究中国学问的基石，在中国也是全新的方法和思想。
“猪跑学”是什么含义呢？
古汉语中有“猪”字、“跑”字、“学”字，各有其义，互不相联。只有到20世纪的启功先生，将此三字联成一个专用词：“猪跑学”，以此开拓了一个学术新门。
“猪”是一种生物，与人为邻多少万年，其体，为中国人喜爱的食物；其形，为中国人所熟知，四条短腿，载着肥头大耳胖墩墩的肉体，绝对不是百米赛冠军的争夺者；其思想呢？不知道有没有中国人研究过？也许早就与猪八戒先生混同了？
“跑”是人类多年历练来的一种体能，是自然人自身移动最快的方法，要比爬、滚、踱步快得多。
“学”字在古汉语中是长年的热词，“学”字本身是与、效、教、校字同源近义，就是说，“学”可以作“效”解，也可以作“教”解，也可以作“校”解，彰显着汉族人推崇求学，其目的则为“学而优则仕”，以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展现出极现实的人生追求。而具体将“学”字与别的字合成词，在古汉语中相对较少，仅有“字学”“文学”“书学”等词。启功先生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文教授，自然浸润其间；但他同时也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了解近代新增加的大量学科，全是以“××学”的形式出现。而每一个新旧“××学”的基本要素，是需要具备以下六项内涵的：一是该学的定义；二是该学的体系结构；三是该学的理论概念；四是该学的文化价值；五是该学的方法；六是该学的沿革。
“猪跑”，是古人习见的生活中的现象，那么，怎么能够与“学”联系到一起呢？
以启功的饱学而不泥古的深刻思想，他更是深知旧学之优缺点以及新学之优缺点，于是将这三个字合成“猪跑学”，成就他学术思想的高峰，成就一世风范。
那么，到底这“猪跑学”该如何理解？如何学习呢？
笔者幸运地做了启功老爷子邻居多年，蒙他不弃，获耳提面命，难计其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他的浮光掠影楼中，聆听他的高谈阔论，初次听他轻松地回答学生的问题，明确说他自己是做“猪跑学”的。我与其他听者一样，一愣之后，再听到老爷子轻松地说出北京俗话：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我也同其他听者一样，自以为懂了，接着为了掩盖自己的愚蠢，也就跟着咧嘴笑一笑。但我分明看到老爷子自己却毫无笑意，反倒把眼光严肃地扫过我们这些年轻的新一代人。
听过多次以后，我心中的疑问愈来愈大，却又不敢细问。直到90年代，老爷子利用两个暑假给我单独录音上课。他开讲时，正襟危坐，桌上没有片纸。他一开口就沉浸在自己的学问中，脸部表情随着内容而舒展，仿佛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人物、事件早在他的脑子里排好队，只等着在他的指令下鱼贯而出。我一边关照着录音机，一边就如看他在虚空中调度着一场大型京剧演出，这边锣鼓方歇，各个角色先后登场，生旦净末丑摆开身段，唱念做打，声声入云。而老爷子如高在云端的总提调，让一出出声文俱佳的精彩场面依次展现。我不懂戏曲，对相关内容也所知不多，但是为他的表述完全折服。一个钟头后要换录音带，老爷子才停下来，显然意犹未尽，拿起杯子，喝口雪碧或啤酒，脸上堆满笑意，犹如战马暂歇，随时准备再奔腾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笔者也是经过多年思索，一再拜读启功先生的原著，才略有所得。本书正是展现笔者学习后的一些思考。
依愚见，启功先生用“猪跑学”来表达他对于学问的见解的缘由，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让先生自己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了。我们只能从中揣测，先生想出这个词儿时的激愤，加添上习常的幽默，以及坚定的自信，才得以将一句北京俗语升华到一个学科的地位。他显然先是回敬那些瞧不起他的“国学大师”们：你们不是已经自吹为中国传统学问的掌门人吗？你们不是自以为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代言人吗？只要你们封不了我的口，我就偏偏不落入两千年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我自己开创一条新的做学问之路，名之曰“猪跑学”。光是从字面上看，就已经与几百年间的“国学大师”们拾古人之唾余所安排的“经、史、子、集”名称全然不同，而其实质，则是全新的符合现代知识的名称，虽然同是关注中国文化建设的命运，虽然同样是清理中国几千年遗存的文献，但是其名称、方法、概念、思想体系等，已然在新的科学的认知基础之上。同时，“猪跑学”概念的形成，也是对那些像仅膜拜中国封建学术那样仅膜拜西方学术的“精英”们的批判，因为，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够建立自己的新学科？！老爷子有骨气、有胆识、有认知的基础，当然就会唱出时代最响亮的声音，迈向中国学术的最前沿。那些思想固化的“国学大师”要是想反对，恐怕一时也找不到下蛆的缝；他们要是反而捧杀，恐怕也是鸡与鸭的对话，难以让年轻的学子信服；他们要是想糊里糊涂地认作先生无奈的笑谈，那可就遂了先生的意愿啦。因为，“猪跑学”是为年轻的晚辈学子准备的，不是给他们拿来认作在“国学”名义下的同流合污的名称。以后的中外学子，如果他想了解中国学术的内涵，读一读启功先生的书就一定有答案。
本书力图剖析启功的学术思想，也即是研究“猪跑学”内涵的要义。
笔者也愿意说：“‘猪跑学’正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
二、启功——学术思想——研究
1.启功之初心
启功：中国满族人，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
启功先生艰难的身世，已经在他自己的《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介绍得清清楚楚，完全不需要笔者重抄。20世纪这一时期，对于全人类来说，一方面是依靠科学技术，取得生存知识空前的突破，让生命和所需的丰富的物质大大发展。如果仅从此角度判断，人类很容易就能全面过上幸福的天堂般的生活；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与愚昧，很多人以各种漂亮的梦幻般的观念为表相而实践却展露其兽性，致使100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数千万，也许过亿，再加上疾病、饥饿和贫困，真不知该给20世纪定位为进步还是困惑？至少，这绝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差别吧。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来说，都经历过肉体与灵魂的艰难洗礼，他们奋斗，摆脱了2000年封建思想文化的牢笼，走向世界；他们求生存，求知识，求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所应该拥有的人权和生活基础。20世纪初始，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状况和目标，就面对着两方面的极大压力：一方面是传统封建文化强力抑制民族的进步发展；一方面是西方传来的新文化因素，强力地吸引着中国新知识分子走向世界。这就使得20世纪中国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个人所不能承担的重担，在20世纪前半叶，形成两个极端的趋势：一是牢守清代学术思想、方法和语言，抵制任何新知识的吸收；一是全面接受西方（包括日本）新知识思想、方法和语言，贬斥清代学术思想、方法和语言。而史实是，极端的向东或向西的核心利益，都只是个别人的鼓吹幻想，都是实现不了的。反倒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大量学术圈内人，他们的理性原则，不管是偏东多少，偏西多少，总是守着自以为是“中庸”的愿望，再依据他们眼中的世界，作出自己求知的贡献。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学术圈内人确实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贡献，表现在对应的两方面。一方面，针对6000年积淀的庞杂的中国文献，以空前的魄力和新的思想方法进行全面的梳理，以及如精细的手术刀般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确认，力图把已经很模糊的文献清理出一些头绪，对大量古代有学术成就者进行仔细大胆的全新的分析判断，对大量古籍大力荟萃，字字推敲，判断不同版本中的差异，更给予新思想的重新认识，由此涌现出一批新知识的大家，他们的成绩远远超过清代300年来的训诂学、文献学的成果。历史告诉我们，明清两朝600年时光，却一直没有全面厘清中国传统文献的基本情况，反倒是平添许多人为差错。明朝的《永乐大典》，已经算是中国古代文献集大成的工具书，但很可惜清朝时被人糟蹋散失了；而清朝人代之编纂的《四库全书》，为了统治者自身利益，成为在大量删改基础上的简约本。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吸收以西方新知识为代表的人类知识，从理论到思想、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内容涵盖当时西方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科学和艺术的多个学科，许多留学生更是直接投入其中，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取得空前的成绩。其中许多学术出版物至今不但不过时，还被称之为“经典”作品。我们只需要浏览1949年以前出版的400部百科辞书，千余部数、理、化、天、地、生专著，数百部西医、中医专著，数百部哲学专著，数百部社会学专著，数百部语言学专著，数百部法律学专著，数百部宗教专著，数百部政治学专著，数百部中国古籍整理专著，以及丰富的大中小学教科书、新式文学艺术戏剧电影作品，等等，就会明白近代中国第一代学人为中国学术更新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成果，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统之名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下。启功先生的前半生，就是浸润其间，得其精华而成长。
启功先生在66岁时所写“自撰墓志铭”开头两句：“中学生，副教授，”就精确明示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这两句话在现代人眼中，根本没有关联，而这确实是启功先生前半生的写照，其中不知充满了多少辛酸血泪，本文仅围绕他在以上大环境中，仅以他所曾接受的私塾、北京汇文小学毕业、北京汇文中学高中肄业的史料来看，填写职称只能是“中学生”无疑。但是如果我们翻开1931年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上面刊载“密斯脱启功”为毕业同学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就能展现这位年轻人眼中的中国学术环境和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未来的憧憬。他写道：“……故于，则三育并施。于学，则四维互励。学相长，颇有可述者焉。若夫颐志典坟，驰情词赋，经史子集，追缅古人，沟通万国，移译殊音。每有佳章妙制，莫不丰采彬彬。嘉名所系，首属乎文。至若新进文明，物质是尚；骎骎列强，恃此而振。藉彼流传，补我放失。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故今日穷理之学，尤为当世所望……”
短短几句话，就将当年北平一所普通教会中学的教育精神与内容清晰地表达出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智育、德育、美育并施。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他们“颐志典坟，驰情词赋，经史子集，追缅古人”。请注意，他们是“颐志”，是“驰情”，绝非强迫灌输，更没有弃之如敝屣。而对于西方传来的新知识，他们“沟通万国，移译殊音。每有佳章妙制，莫不丰采彬彬……至若新进文明……藉彼流传，补我放失。执柯伐柯，取则不远”。如此清晰地对待新知识，实在是最佳的思想与行为。尤其是他还写道：“故今日穷理之学，尤为当世所望。”他能够注重“穷理之学”（当年对于“哲学Philosophia”的一种译法），并寄以很关键的期望。在今天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超前的认知。
“密斯脱启功”对于自己所在的学习环境，也有所评论。他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横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先生的真率言语，刻画出青年人多么幸福的学习环境啊，不需要学说假话，不需要担心前途困境，在友情的浸润下，纵情抒发中国年轻人的求知梦想，打下他们一生最扎实的基础。
“密斯脱启功”行文至此，话锋一转，借与旁人的对话，剑锋直指当时中国的学术风气与教育制度。他写道：“曰：予闻今之治学者，唯利是趋，唯弊是营。岁月忽忽，而泄泄以误少年。父兄謞謞，而藐藐以负重托。作怪民为先导，听众论如蝇声。遂过失而助其长，见善举而损其成。营饰其表，意在多金之获。支离其说，专蔽善性之明。教者吝延饱学，滥竽皆为奇货。学者不钦正道，执绮犹是高风。甚者日高坚卧，谬托南阳之士。月明走马，公为濮上之行。酒食争逐以为常，歌舞倡和以为课。竞习顽强，雅名磊落。翻覆算权谋，阴险能蛊惑。群儿善讼，举国若狂。傲逸盘游，诟遗遐迩。教育之弊，乃若是乎？予笑而应之，曰：君将为今学之董狐耶？前所云云，亦或不谬，然吾校固无是也。惟勉钦明德，期我仝人共奋图之。”
这段话简直是神来之笔，把中国特色的学术毛病和盘托出，以文言文的方式表达其核心的偏差，至今依然有效。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想象，20世纪30年代一位年轻人竟能有如此精准、深刻、科学的思想以及扎实的文言文的写作功底。无怪乎当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会将他直接提拔到辅仁任国文教员，仅看这一篇八股文就够格了。笔者面对“密斯脱启功”年轻时的宏大而清晰的学术思想，由衷地佩服。如果随便选几位年轻时留下“书生文章”的政治家或学者，做一些简单比较，笔者更喜欢启功先生的深刻与广博，既非大言不惭，更非天马行空的幻想。我们也可以看到，启功先生终生的学术思想一以贯之，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一直采取求知的原则与认真学习的方法，并在他60余年所坚守的教师位置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启功先生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自己总结道：“……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育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这种童真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
2.学术思想
“学术”一词，在古汉语中有所显现，但没有一位古人给出“学术”一词的定义。如清朝邓显鹤写道：“近时儒硕又厌薄程朱务争胜于一名一物，拾末而遗本，语细而昧大，学术所关，非细故也。”直到1936年，第一版《辞海》上，出现一个定义是：“统指一切学问而言。”这种诠释相当宽泛模糊，但在近代使用普遍，处于知识分子醉心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科学以及艺术等方面的最高位置。近代翻译家还将之对应英文“Science”，其实，就是“学术”必须要符合科学的原则、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和科学的实践。现代中国人普遍使用“学术”一词，但还是缺乏准确的定义，因而，“学术”与“非学术”的界限也多模糊，并且很难具体加以区分。恰好，启功先生自己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中国现代“学术”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说起学术著作的写作，不能不提到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1949年后，学术批评往往和政治运动掺和在一起，或者说政治运动往往借学术问题而发端，学术问题最后上纲为政治问题。……其中之一就是1965年发动的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论上。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小小的《兰亭序》和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确实没有关系，架不住在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人的手里就可以上纲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当时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是康生、陈伯达等人，他们还经常拉拢和利用郭老……陈伯达把这样一本《兰亭序》及跋送给郭老，目的很明显，就是让郭老带头从这方面做文章，看是否能钓起大鱼来。郭老接到这样的‘圣旨’，自然也明白其中的用意，便做起文章……在这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兰亭帖考》的文章，认为《兰亭序》是真的（指《兰亭序》原作是王羲之的手笔，现流传的都是根据原作摹写的）……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须我重新表态……郭老就让钱杏邨找我谈话……我听了暗暗叫苦不迭，心想我原来是不同意随便说《兰亭》是假的，一直坚持现存的定武本和唐摹本都是王羲之原作的复制品，这可怎么转弯啊？但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已不是书法史和学术问题了，而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而且是‘钦点’要我写文章……好，我索性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在言不由衷。于是我写道：‘及至读了郭沫若同志的文章，说《丧乱帖》和《宝子贴》《杨阳贴》等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抓住这一点，我的思路果然‘活泼’多了……第二天就见报了，可见它是一篇特稿……完后陈校长又说：‘你以后发表文章一定先给我看，要不然拿出去发表，指不定捅什么娄子呢？’我连忙答应，但心里想：这种言不由衷的拍马屁文章拿给您看，您还不气得撅胡子，能让我发吗？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得意我的‘聪明’，找到了一个既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借口，又表明了我这个转弯完全是言不由衷的违心话……后来有关的文章被编辑成《兰亭论辩》一书，其中的序言果然明确指出赞成不赞成《兰亭》是真是假是一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政治斗争。……幸亏‘兰亭论辩’半道收场，如果由它闹下去，我就被卷进革命风暴的漩涡里，干系就更大，想拔都拔不出来。这种拿学术讨论来钓‘政治鱼’的手段实在是知识分子最害怕、最头庝的做法，后来我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坚决删去了这篇文章。”
显然，在启功先生心目中，“学术”概念（内涵、原则、运用、探求等）都是很清楚的，而“政治”或“经济”等概念也是十分清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深沟。那么，如果把“学术”从象牙塔里硬拉出来，把“学术”玩弄于政治的股掌间，是会遗臭万年的；把“学术”当作金钱交易，也败坏了“学术”本身。
“学术思想”是人类进步必需的前沿活动，是人类求知的关键平台，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学术所涉猎的全部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语言科学、灵学等），经过人类300万年的积淀，其深度、广度，都是浩渺难测。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各种自私或无私的愿望、各种正确或荒唐的愿望、各种政治经济的诉求，进入学术思想领域来活动，唯一的要求是绝对的思想自由。只要你的言论言之成理，并且引用史料文献基本准确，那就是你的学术活动了。别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更可以随意指责，当然，你也可以回驳或诡辩，在学术圈中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际状况。
启功先生一生乐在学术圈中，苦在学术圈中，笔者在本书中仅是学习并力图记述他在学术圈中的一些见解。
3.研究
“研究”一词在古汉语中也经常被使用，同样在古代也没有人给出“研究”的定义。直到1915年出版的《辞源》上，才出现一个笼统的解释：“研究其理也。”而到1937年出版的《辞海》下册，才有定义曰：“用严密之方法，探求事理，冀获得一正确之结果者，谓之研究。”
与“研究”相违背的，一般是指无需逻辑推理，为不可公开的私利而胡乱武断臆造。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成语“指鹿为马”就是一种貌似研究而实为臆造的代表，经过了权力的强化，无需研究就可以改造真理；也可经过扭曲逻辑和经济利诱，蒙混于世间。而克服武断臆造的最佳武器，就是“研究”：是以自由的学术思想引导，贯彻科学的方法，探求各个学术问题的事理，得出言之成理的结果。
“研究”的方法很多，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建立学术体系以来，方法在各个学科中都饱经理论及实践的验证，形成不计其数的具体的方法。中国目前习惯地区分为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等，而把某一类专业学者，就限定在其学科内使用相应方法。这其实很不科学，方法从来是实践与理论中总结出来的，其本身是没有国界区分、也难说学科区分的。特别是哲学方法本身，就是对人类思想的研究方法，是适用在人类所形成的各门专业学科中的。
“研究”这个定义，用在启功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上，则是十分恰当的。本书核心内容，就是“启功学术思想研究”，这自然是笔者学习与研究“启功学术思想”的粗略见解，其中若有差错，也只能是笔者学习认知有误，错解了启功先生的学术思想，更祈方家教正。笔者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介绍启功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叙述、判断、疑问、方法、描写、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