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如何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效率？从凯恩斯理论及菲利普斯曲线看到的，现在一是失业率的问题，二是通胀的问题。中国失业率已经在提高，而股市、楼市却在涨，这会不会构成滞胀的因素？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失业率，来提高经济效率呢？刘伟：股市、楼市是一个资产品的价格，相对微观，暂时还无法构成整个经济的滞胀。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现在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表明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这就得通过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第二，如果这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那是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这一轮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
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资料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目前在效率方面实在令人堪忧，包括过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项目，现在也因为保增长而纷纷上马。这是近期的问题，可以理解。这属于短期对付危机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则又会形成新一轮的次贷和低效率。所以，这次宏观调控中央有很大的变化，叫“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结构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给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
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由于效率改善不同，国民经济表现出结构也开始变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术和制度创新之上的，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近期威胁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我们为实现阶段性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有所侧重，的确可以理解，但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在“危机”、“复苏”等语境下，会不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保增长为名推迟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刘伟：这是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只是宏观目标、政策倾向问题，而社会问题分为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机，也是西方对中国影响最深刻的危机。本质上讲，它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体制提出的挑战，恐怕也是极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可谓空前。从西方经济的制度演变和政策方式演变看来，它始终有一个经济哲学的分歧，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从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开始，经济自由主义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背景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叫做“看不见的手”，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的观点主要是战胜两个东西，一个是封建的、专制的政权，即资产阶级革命；另外一个从政策方面，它实际上是反法国的重商学派。在英国的革命之前，重商学派是主张干预的，认为财富的源泉来自于国际贸易，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获得财富的动力，国家肯定要做主导了。当年英国财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财政保护措施及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即后来所谓的重商主义。
所以，英国产业革命实际上宣告了商业革命时代的结束，它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之前法国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在此前后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后经济自由主义取得胜利。这既是对封建时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一个胜利。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二波世界强国的崛起，德国和美国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它们的工业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纪起来时不能主张自由竞争，因为它们的资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国家保护。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当时就提出来国家要干预，所以德意志始终对国家意志很强调。这时他们对经济自由主义就提出了怀疑，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开始形成，但是没有占统治地位。
不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表明市场自发的自由是有问题了，就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国家理性干预主义就开始出现，取代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经过“二战”几十年就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就形成新自由主义学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新的经济自由主义重振，强调产权问题、市场自由竞争，因为它们觉得国家干预主义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问题更大。这一次是第五次，经济自由主义遭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怀疑。出现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检讨自由竞争是有一定问题的。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转向混业经营，监管机构由分业监管变为功能性监管。
这是一次监管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而监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这也是金融危机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纪的这次危机我们也会迎来一场新的制度革命。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过分泡沫化，过分地交易，造成市场中的种种问题，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欺诈问题、道德问题、投机问题、约束问题等等。这就表明在现在经济中，发达市场就有发达市场的缺陷。由于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危机，将会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一次大的变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论变化有其滞后性，并不会马上产生。而这次危机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恐怕也同样是空前的，大家多是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体制问题，且要比增长问题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即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危机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可能影响很大。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