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在美国，政府救市政策通过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监督措施，包括成立经济恢复计划透明和问责委员会、监督资金使用、并建立一个专门网站及时公布资金去向；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新增的“4万亿”投资项目都是经过论证的，而且将会全部公开，全过程接受监管。政府救市政策应该如何保证立项及实施的透明化？江平：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议会一个最大的权力是监督预算，钱到底是怎么花的，纳税人当然有权知晓去向，向老百姓借钱（国债、地方债）都是要通过议会解决的。美国两次救市方案都是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重重审核才通过的。这是它能掌控政府的最大权力。反观我们国家来看，《预算法》就差多了，“4万亿”根本不需要人大审核，在这点上人大的预算监督是差强人意。
我也当过第七届的人大代表，讨论预算的时候，还坚持保密原则，笼统列出几项，看完就收回。2009年的预算那么巨大，财政部随时有权增加，《预算法》形同虚设。但是，尽管如此，这次“4万亿”投资应该是透明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是能够有效监督的最重要的渠道。拿奥巴马政府来说，所通过救助的企业高管工资要受国家监督，美国AIG公司却给自己管理人员发分红奖金，这明显是违法了。虽然金融界有自己的规矩，有人说接受了国家的补贴，并不代表改变人家原有的制度，但你毕竟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有了法律之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做，如果规避了这条法律，政府有权拿回纳税人的钱。这就需要，一方面群众监督，另一方面政府要及时制止违规行为。美国“阳光法案”在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句话：“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只有在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减少犯罪的发生。一直在黑暗中不透明地做，那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
所以，现在公权力最大的是解决透明度的问题。只有解决透明度，才能保证公权力不被私权所用。很多学者和网民纷纷要求全国人大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方案的分配和实际用途上。“两会”期间，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特别讲到，人大监督不是与“一府两院”唱“对台戏”。对此您怎样理解？江平：吴邦国同志讲的人大和政府不是唱“对台戏”，我理解更多的是，在危机的情况下，我想在决策思想上还是要统一的，不像两党制、多党制，在野党就是故意挑执政党的过错。但话反过来说，监督就是唱“对台戏”，也是正确的。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是并不否认监督的权力。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是人大的两大职能。权力必须要有分工和制约，没有的话是会产生腐败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监督就是看你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比如说对《产品质量法》的监督、对工矿企业的安全监督，需要你从里面找毛病、找问题，从这里理解就是需要唱“对台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