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及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中山大学、厦大、重庆大学等多所大学总裁班兼职教授。
朱大鸣
上海人，财经评论人和企业家。2008年其最早明确提出货币政策要松绑，结果在2008年三季度，央行连续五次降息和降准备金。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他又提出5000亿美元刺激经济。朱大鸣率先提出救楼市的观点，并提供十五条建议，大部分建议后来均被实践证明。朱大鸣在去年连篇累牍地写关注大学生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文章，社会影响很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朱大鸣提醒，要警惕通缩，刺激消费可以发消费券，主张管理层要稳住两大市场，一个是稳住楼市，一个是大宗商品市场，包括收储原油、粮食、钢铁等。
理论阐述
陈宝存
陈宝存曾梳理了自2003年以来所有的土地政策、针对楼市的信贷政策和住宅市场政策。结论如任志强的看法，当年开始的上一轮基于打压的调控，是地价房价双双暴涨的根源所在。
他声称：2003年“121”房贷新政以来确立的调控框架，尽管初衷良好，执行效果却出现了严重偏差，导致房价“调控一轮即暴涨一轮”。一系列收紧房贷的政策，实际打击了中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并未对高收入群体构成实质性威胁。道理很简单，中低收入人群对首付和月供变化更为敏感，而高收入群体则不是特别在意。而楼市投资客和投机客，正是高收入群体。
任志强
任志强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对此作了统计分析。2006年至2009年上半年，北京市商品房住宅用地供给仅完成了年度计划的397％、338％、552％和273％。但2006年至2008年的建设土地供给却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总用地计划，其中经济适用房和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供地年均都超额了150％以上，最高年份为189％。这类非市场化用地份额远超计划，但商品住宅建设用地却连续数年严重短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商品住宅的平均用地楼面价，4年半里上涨到原来的16倍至18倍；平均地价从每平方米3416元飙升至每平方米8796元，上涨了257倍。2009年6月，北京市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土地价格上升至每平方米14494元。土地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天价和地王的出现成为必然结果。
几乎所有出现天价地的城市大约都出现的是同一类问题。只要供地紧张的城市，地产企业就不得不天价拿地，实为企业无奈之举。土地严重供不应求，推高土地价格，进而推高房价。
任志强用统计分析驳斥“房价推高地价论”：中国自2003年之后不断出台着调控和打压房价的各种政策，包括行政性的手段，但至今为止何曾看到过打压地价的调控？自2005年出现第一块天价地之后，土地垄断的供给方式，与连续4年的土地供给量暴跌的矛盾就日益凸显，政府的地价收入越高越好，开发商的房价越低越好，政府的调控显然自相矛盾。此外，中国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背景下，社会福利和优质公共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也导致很多人不管不顾地涌向中心城市，这进一步放大了中心城市的土地供求矛盾。在任志强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房价毫无疑问将越调控越暴涨。
任志强曾断言：历史上每一次调控的最终结果都是房价的上涨，这已给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房价将在此轮调控中再次上涨。
我的偶像任志强
我的地产7年生涯，是伴着任志强的文章度过的。不只在一个场合我言称要做任志强第二，甚至为此得到了某个思想界愤青的指责。
如果说地产界谁的文章可以一直看下去？我首推任志强。在我看来所谓“人民公敌”是因为所谓人民是99%的随大流者，真理永远在少数人的手里，特别是在中国。
所以，“人民公敌任志强”实际是地产的思想第一人，是中国房地产的先驱。
我最初是以学习的心态看地产方面的知识，看来看去，加上我的思考，我觉得任志强的所有看法我几乎都十分赞同。
实际地产界的业内人士对很多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不过是任志强老总把话说在明处了，虽然不是好好说出来的，但他说的是真话。而很多地产界人士在网民的谩骂当中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多做。
我也是被骂着走到前台的，按很多地产界同行和网络媒体的看法，我也是斗士，而且越骂越勇。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和任志强老总比，我的专业知识逊色太多，思想也没法跟上他的节奏，但是我希望十年后，我是任志强第二。
2008年年初在银河网的年度颁奖晚会上，我把石家庄《燕赵都市报》的记者们批评了一顿。
我一直认为媒体虽然在迅猛发展，但某些记者的素质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的房地产行业一样，幼年的地产行业确实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对于媒体，任志强先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早在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任总以一篇对媒体的批评文章。提到了媒体的八大误区。引文如下：
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投入过少而造成民众住房困难！
多数的民众、学者、经济学家和部分官员错误地用我国香港、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政府的投入过低，而未能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并用发达国家的年度预算中投入廉租房或公租房的比重来证明中国政府的投入过低，似乎中国政府是一个对民众住房问题不负责任的政府。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一、香港与新加坡是城市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护照可做人口的限制性边界，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而中国的城市是无法用户籍来限制人口边界的，并且是非完全独立的财政政策，这是国情的巨大差别。
二、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是一种全民的计划经济保障性分房制度基础，尽管财力不足无法改善住房问题，机制不对才实行了房改，但不能否定这一阶段的住房成果。
三、1998年房改推行市场化之后，城镇居民的住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显现出房价与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应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但不能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否定了历史。
目前全国128亿平方米存量住房中，历史分房、房改房所占有的存量超过了50%，公管公房出租量超过了10%，政府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旧城区改造拆迁安置用房超过了10%，这意味着70%以上的住房还是政府用各种方式提供的，加上住房补贴与公积金帮助解决了部分民众的住房问题，应该说大多数城镇居民的住房不论收入差别，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所提供的住房解决的居住保障，并不比香港与新加坡差，纯商品房仅占存量的不到25%，别忘了我国还有远超过城镇住房4倍多的农村住房。
尽管我国1998年之后的住房保障投入远远低于许多国家，但这些私有制国家并没有投入我国历史上这样多的公共住房建设与分配的资金，脱离中国国情的比较是误导。
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998年的房改将经济适用住房从可租可售变为了以销售为主，并放松了对经济适用住房的准入准出制度的管理，让政府的补贴变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一种分配，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却是在逐步改革的进程中得到了纠正，2007年下发的24号文已明确了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工作，并开始推动这一体系的建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