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丁玲和陈明的爱情，在文学圈甚至圈外，都引起人们关注。近日，年过九旬的陈明，出版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身份，系统地回顾两人相伴走过的历程。书中在陈明的简介中说：这本书，“对于了解丁玲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极其宝贵的独家史料”。对像我这样关注丁玲的人来说，自然是必读的书了。读后有所感，为小文与读者分享，恳请陈明及方家批评指正。
丁玲与陈明的结合在1942年的延安。那时，丁玲38岁，陈明25岁，13岁的差距，典型的老妻少夫。此前，丁玲经历过两次婚姻——先与胡也频，胡被国民党杀害，后与冯达，和一次恋情——与冯雪峰相恋；陈明经历过一次婚姻。尽管陈明比丁玲小13岁，但自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后，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这角色，基本上是两个担当：一是在丁玲命途多舛的岁月中，不离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一是在政治上、历史上维护丁玲的名誉，尤其在丁玲1986年去世后，陈明虽再婚，但一直没有放弃丁玲名誉坚定捍卫者的责任。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家中，丁玲属于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个。这种命运，肇始于1933年她被自己第二任丈夫冯达出卖而被捕。在被国民党软禁3年的岁月中，丁玲与冯达育有一女，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陕北。在延安，丁玲又写过使她受了“几十年苦楚”（丁玲语）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成为延安整风中被批评的对象；而在接踵的“审干”中，丁玲被捕的历史又似霍桑笔下无法隐灭的“红字”，梦魇般地纠缠着她。然而，梦魇并未结束。1955年，丁玲又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1957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右派”。经历了风霜雨雪的北大荒岁月后又进秦城监狱；出狱后又被流放山西，直到1979年才重返北京，恢复党籍；而她被捕那段历史的结论，几经周折，直到1984年才尘埃落定，丁玲用“我可以死了”来告慰自己。此时，距离丁玲谢世仅有不足两年的时间！
在丁玲所遭受的几次大的创痛中，陈明不论从现今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党性”来说，还是从自己的命运考虑，都可以选择离开而不用背负道德的指责，但陈明坚定地和丁玲站在一起，成为丁玲栖息的港湾。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
丁玲谢世后，陈明依然没有放弃守护者的责任。虽然这种守护，使陈明常常有“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忙碌和尴尬，但陈明一直坚守，直到如今出版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守护。
本来，丁玲一生坎坷，涉及的历史事件甚多，而自身的经历又是那样丰富，她的性格又是那样特立。对于研究者来说，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不足为怪。但在陈明看来，凡是离开了他心目中丁玲形象的观点、言论，基本不足取，应该按照他的观点而对丁玲保持“舆论一律”。为此，陈明首先写下了大量文章批驳研究者，甚至采取上书的方式动用组织手段以维护丁玲的形象；其次，用对丁玲日记、讲话以及作品整理的方式，修改原始记录，以有利于己。在陈明这本回忆录中，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守护痕迹。
丁玲称陈明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经过陈明的修改。在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一节，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其中着重谈到了他对丁玲20世纪40年代日记的修改原因：
至于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就记得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茅盾作品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茅盾。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茅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茅盾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意义，可以发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
这可以看做陈明修改丁玲作品的“夫子自道”。陈明何以要着重谈对丁玲日记的修改呢？缘于陈明与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关于丁玲日记的“笔墨官司”。我在2年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一“官司”，因而与我也有点关系。
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记，经过陈明整理后，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首先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上，注为“陈明整理稿”，陈明在注文中还说：“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那么，未加括弧的，读者当然认为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是原始的记录，陈明只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节。
不料，丁玲和前夫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于1994年5月22日给《新文学史料》（见1995年第1期第53页）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日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以丁玲1948年6月15日的日记为例加以说明。蒋先生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丁玲日记的原稿“现存我处”。
陈明“整理”稿：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稿：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有些语言上的丁玲式表述作了他自己以为通顺的修改。
蒋先生在信末指出：“总之，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
当时，我为蒋先生认真求实的精神所感动，也为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谈茅盾、郭沫若的日记的“整理”感到震惊！因此，2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引用了这个例子（该文收在拙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一书中）：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陈明当然知道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知道完整地保存史料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的时候，更应慎之又慎。陈明的做法，名为整理，实则是肆意删改。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我深感失望。失望之余，我还抱有希望——为保持丁玲的“完人”形象，陈明对文艺界发表的有关丁玲的文章，从“史实上”加以驳斥的很多，这回是涉及到他自己了，我真希望他也能撰文据理驳斥。我在文末还特意说：“顺带提个恳求：陈明可否就丁玲日记的修改问题，给像我这样的热爱丁玲、又有点‘考据癖’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由此说来，陈明回忆录中的“夫子自道”，算是给蒋先生和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不过，陈明这个答复，实在难以服人。首先，陈明认为，在丁玲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的情况下，“只得我独自替她改”；还说，“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日记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表才写下的，若是为了日后发表而写，那么这日记就失去了真实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且不说，单说陈明把修改日记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连蒋先生这样不是历史的专门研究者都知道“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专门的研究者就更不同意陈明的观点和做法了。道理浅显易见，不必多费笔墨。其次，陈明认为，丁玲记毛的“意思可能不完整”，等等。
陈明并没有与闻这次谈话，如何知道的？再说，日记是什么？私密的个人感受的记录，意思完整不完整，是个人的感受，旁人，哪怕是丈夫这样的亲人，怎么能越俎代庖呢。第三，陈明认为毛的话“不是太严谨”才做修改。且不说这是率意的断语，即使毛的话就需要句句“严谨”“句句是真理”吗？更何况，毛是领袖，但毛也是人，他为什么就不能作为茅盾的读者，对茅盾的作品提出自己的评价呢？第四，陈明认为自己对毛的话的修改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而根据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文，毛评郭沫若只说“有才奔放”，陈明生生地把丁玲的“郭文组织较差”的评价强加给毛，让丁玲背上“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郭沫若的黑锅不说，如果这样还不叫“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那倒真让人无话可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