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结束后，陈蝶仙父子发现来杭游客不减，遂萌生开家饭店的念头。他们辗转活动，在西湖博览会展馆背面，盘进一个西泠休养所改建饭店。新建成的蝶来饭店，坐落在栖霞岭南麓的低坡上，大门隔着马路对冲西泠桥，西边紧邻古刹凤林寺，东边连着一大片松林墓地，占地近三亩，极尽雅秀。饭店建筑像个中西合璧的庄园，客房是西式的二层楼，只有28间，散落在坡地上。院中央是花木和草坪，沿马路筑有花式窗棂的矮墙，从大堂去客房要经过蜿蜒曲折、花藤朱栏的中式长廊。
这长廊还留下一些文坛趣事。陈蝶仙喜爱镜子，廊间挂有不少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影，每每弄得他憾声连连。后来想出一奇招，用字之正反相同者为联。他那做水灵灵活广告的才女陈小翠，就撰联若干，有一联道：“北固云山开画本，东山丝竹共文章。”在繁体字中这些字都是左右对称。据说当时沪杭很多文人都跃跃欲试，拟成的楹联蔚为奇观。
民国年间，北山路曾有过四家高档饭店：葛岭、新新、西泠和蝶来。“葛岭”很早就息业了，“新新”的客源大都为商界富翁，“西泠”接待的净是外国洋人，而“蝶来”的客人则以军政要员和文人墨客为主。据说，前三家虽也洋房洋灯洋餐具，但与杭城百姓是隔离的。直到“蝶来”开张，文人的参与与渗透，欧风才慢慢吹到了城市中。
抗战期间杭州沦陷，陈蝶仙从此与蝶来饭店无缘。1944年，陈小蝶曾偷偷回到蝶来饭店——那时日本占据杭州已经7年，而陈蝶仙已离世4年。陈小蝶正是想实现父亲安葬西湖桃源岭的愿望，才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杭州。当陈小蝶到达蝶来饭店时，傻眼了：这哪里还是饭店，简直是破落户了。只见他聘请的饭店经理沈剑青穿着一件破长衫，自己在劈柴烧饭。楼上住了三个日本人，正在呼幺喝六，原来饭还是给他们烧的……陈小蝶只能偷偷离去。直到一年后，日本人投降，陈小蝶当即派人筹资整修“蝶来饭店”，重新开业。
解放时，陈家离开大陆。1955年建杭州饭店，蝶来饭店被拆除。而石函路6号别墅，由省级机关使用至今。
张师傅知道桃源岭一个“有松树的地方”。这里完全没有路，我们三个人在灌木荆棘中艰难穿行。
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些松树前。这些松树很有规律，约三四排，间距在三四米左右。张师傅说，老底子大约有七八十棵。我说，那找找梅花看。胡中说：“梅花不用找，肯定已经没了。”胡中是植物园的“老梅人”，对这里的梅花了如指掌，他说没那就是没了。
陈蝶仙在蝶来饭店开张的第二年，即1931年，在西湖桃源岭为自己营建了一座生圹，他免去了“墓志铭”等一概俗物，而是由夫人亲自在墓道上栽种了83棵松树和100多株梅花。过了三年，树木都已成林。春秋佳日，陈蝶仙带着全家人去桃源岭登高，西湖似乎就在脚下。
曾有人对陈蝶仙说，这块地葬不得，在风水经上叫做绝地，得不着子孙的祭扫。而陈蝶仙笑笑说：“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风景好，我活着有一个登眺的地方，死便埋我，子孙祭扫何必远虑。”还因此作了一副墓联：“未必春秋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
他还特意在墓东隙地添了一座石头亭子，预备登高时休息，只是这亭子还没有题名字，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陈蝶仙带着全家由杭州转向芜湖，到汉口，到宜昌，到重庆。他们随处建后方工厂，又随处被敌机轰炸……
逃难的日子里，陈蝶仙经常梦见桃源岭。1940年，他在上海病逝时，只说了一句：“胜利之后，葬我于桃源岭。”3年后，他夫人去世时交代儿子：你把我们的双柩葬到桃源岭。因此有了陈小蝶冒死回杭那一幕。
话说那晚陈小蝶在饭店的一间小黑屋子住下，可他怎么睡得着，月亮亮得非常惨，满湖罩上一层霜，半夜里他起来，看见西泠桥上立着一个宪兵，而靠山的后脚子并没有哨，便偷偷爬了出去，直奔桃源岭。翻过栖霞岭，过了紫云洞，遇见打游击的坟亲钱德保。他们来到桃源岭，陈小蝶一见久违的墓门，双腿一软便跪了下去。当初全家登高远望的欢快情景历历在目，而今双亲客死他乡，他却无力带柩来返，内心好不凄楚。
终于等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陈小蝶运柩回杭安葬。他补种了83棵松树，梅花隙地，改种了竹，意思是想它长得快些，可以遮盖被炮火摧残的痕迹。可叹的是，胜利来得艰难，消逝得却很容易，地上疮痍未复，他已到了台湾……
那么，我们三人站立的地方是陈蝶仙的生圹吗？
突然，胡中似乎想起什么：“我好像记得上面有对华表。”快步上前，脚下特别多的残垣断壁颠得我们东倒西歪。终于找到了。
站在华表脚下，一座大坟的轮廓显露出来，直径有十多米，月白色太湖石包裹，非常考究。坟前是一块浇铸的水泥地，长方形。沿石阶踏步而下，左右两条弧形的断垣依稀可见，断垣之外深凹的弧线应该是水沟。站在坟前望去，越过青松，视野里就是西湖。我们扒开灌木，试图寻找片言只语的石碑或石片。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桃源岭上的石碑，一部分毁于日据时期，另一部分毁于文化大革命。虽然找不到字碑证明这是陈蝶仙的生圹，但从它的形制、材质来看，应该没错。高高的华表，上好的太湖石，土黄色的民国早期水泥，这与陈蝶仙建生圹的年代正好相符。那么，这里就是陈蝶仙最后的归宿吗？
1959年，早已在台湾的陈小蝶收到妹妹陈小翠的一封信：“海上一别忽逾十年，梦魂时见，鱼雁鲜传。良以欲言者多，可言者少耳。兹为桃源岭先茔必须迁让，湖上一带坟墓皆已迁尽，无可求免，限期四月迁去南山或石虎公墓。人事难知，沧桑悠忽，妹亦老矣。诚恐阿兄他日归来妹已先化朝露，故特函告俾吾兄吾侄知先茔所在耳。”想来这样的家书令陈小蝶老泪纵横吧。就连我这个外人，事隔50年读到，也长久发怔。
国庆长假，我去了南山公墓。去办公室查找陈蝶仙的墓，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但电脑里遍寻不到。领导又派了个师傅陪我去寻。然而，秋阳下转悠了整整半天，还是没能找到。
“未必春秋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我又想起了这副对联。也许不必来找，也许，在那个风起云涌、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民族心胸豁然打开的年代，做过一场蝴蝶绮梦，已经足够。说后事已属多余。
那样的蝴蝶绮梦，后人未必有过。
关于顾颉刚，我以为胡适那番话是十分公允的：
“颉刚在我们友朋中，是低着头努力的人。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也不做什么《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一类空疏的、无聊的甚至抄袭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从事学问与著述……假若学术可以救国……配的，只有我们的颉刚，因为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
在做学问方面，顾颉刚确实肯下工夫。其著述之勤，成果之丰均罕有其匹。
顾颉刚年轻时，对自己也有着透彻而清醒的认识：
“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
这里，顾颉刚既道出了他在做学问方面的特长，也提及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的“完全无用“，可谓有一说一，不隐恶不虚美。可是，到了晚年，顾颉刚对自己的评价却渐渐偏离了正确、客观的轨道。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顾颉刚说：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祖母对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他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到她的同意而买了糖果，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这话听起来很动听，但要做到却极难。我以为，顾颉刚根本没做到。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