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章太炎的夫人是汤国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
章太炎的老友蔡元培看了征婚启事后，对章太炎说，你老弟别挑选得太辛苦，此事包在我身上，淑女必为名士妻。后来蔡元培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他家乡的一位出色的汤氏女子，不仅条件符合是位才女，而且还比章太炎年轻了十余岁。章太炎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有非常简洁的五个字记述，曰：“汤夫人来归。”汤夫人，名汤国梨，浙江桐乡人，有很好的学识修养，曾主编《神州女报》，并主持神州女校的教务，是近代最早的妇女活动家之一。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派人买了一双皮鞋。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还有人回忆：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奇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身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岗，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关于章太炎此次婚姻的介绍人，还有另一说法。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和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北上劝说袁世凯放弃称帝，结果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汤国梨女士的心境，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与章太炎是颇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与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她更看重章太炎的人品才学和民国元老的身份。
以后夫妻生活的20多年里，他们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共同经历着生活的历风风雨雨。
在讲蒋梦麟先生的最后一次婚姻之前，有必要粗略了解一下他的前一次婚姻。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却死死不让胡适出门。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元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最后只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其实，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元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在晚年时迎来了他的最后一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徐贤乐。
徐贤乐（1908—2006），是江苏无锡人，系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得非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据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地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也因为如此，她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
徐贤乐的前夫是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后来因公然反蒋，于1949年被蒋介石暗杀于香港）。1938年，杨杰被外派担任驻苏大使。到了1940年初，杨杰就被免职了。回国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也就在此期间，他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1958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这位表亲将此嘱托牢记在心，在陶女士去世后不久，就四处忙着给蒋梦麟张罗物色合适人选。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通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和。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博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二十万，你虽给了八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地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者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1962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归于自己名下……待蒋发现，盛怒之下，修书一封，欲与离婚。徐女士当然不从，公开撰文，说他们爱情尚存，不过是蒋先生受了别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从此蒋梦麟避不见面，一切通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蒋梦麟的起诉状中称，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