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言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这篇妙文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得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原文如下:“石室诗十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试释是事。”全文只有89个字，字字同为“shi”音，所以念不清，但所述能看得懂，是赵元任编撰的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其大意是:石室有诗十施这么一个人，喜欢吃狮肉，此人经常在大街上探寻有无狮子。某日10时，恰好碰上10头狮子在大街上，就用箭射杀了这10头狮子，并把狮子的尸体全抬回到石室。石室很潮湿，他便让仆人将石室擦拭干，然后开始试着吃狮尸，吃的时候才发现这些狮尸实际上都是石狮子。读此妙文，令人捧腹，更不得不佩服这位“汉语言学之父”组配语言文字的功夫。
“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赵元任十分热心推广国语（普通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机片，在1923年和1935年分别出版了《国语留声片》（16片）和《新国语留声片》（16片）。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了香港，上街购物时赵元任偏用国语发问。当时香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普通话）的不多。他俩碰上的这个店员国语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只好摇摇头。谁知临出门时，这位店员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反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那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啦。”赵夫人指着丈夫笑答:“他就是赵元任。”那香港店员不但不信，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无独有偶，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一篇回忆赵元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何故？原来，少年时代的陈原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的译作，后来却成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陈原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片》当老师。再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遗闻轶事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是听同学、朋友说的，但都是真实的。
自30年代起，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继之云南大学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1889—1958）先生的大名，敬佩其学识，也传闻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但这些年来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位国学大师了。
今天清理旧书刊，发现文化大革命被查抄，幸未毁灭、失而复得的残本刘文典著《庄子补正》，书面题词为“受业陶光谨署”。这是1939年在昆明用土纸石印的版本，作教材用的。我曾在1938年选过刘文典先生讲授的“庄子”和“文选”两门课。《庄子补正》即当年讲授“庄子”的讲义。从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不足400字的序言中，便可看出此著的学术价值。研究《庄子》的专家是求之难得的。
刘文典先生有他光辉的经历，在学术方面有不朽著作，本文不谈他的生平传略，也不谈其学术造诣，只谈几件能代表其性格的故事。
不准蒋介石直呼其名——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1929年刘文典40岁，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该校学生闹学潮。当时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制造侵华事端，而蒋介石以“先安内后攘外”，不抗日专剿共，并将爱国学生的反蒋运动名之谓“闹学潮”，诬蔑为赤化分子抗乱，要严惩不贷。刘文典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
刘文典在出发到南京前曾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学校长坐牢案，因而激起安徽大学师生公愤，游行示威，社会贤达舆论支持，蔡元培出面说情，逼迫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刘文典。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这件事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请愿团，在南京中央大学（各地学生请愿团集中处）听安徽学生诉说的，那是第一次听到刘文典的大名并敬佩其高贵品德。还听说他曾参加讨袁世凯运动，逃亡日本，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些故事。
违背承诺，该打！
刘文典先生闲谈时多次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事情发生在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高僧某某与刘先生也相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竹、苇或高粱荃皮）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多丢人现眼呀！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其实老和尚还是留情面的。“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学生成名成家是老师吹牛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