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春，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十分激赏：“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回以狂言：“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得享大名，一时从者如云，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黄侃心有戚戚，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黄侃反对白话文，所以骂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侃骂钱玄同尤为猖狂，他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了一辈子生活。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季刚（黄侃）先生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季刚先生，心里想怎么说黄季刚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季刚先生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季刚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谓平生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不可论，更不用说白话文。黄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时，二人旨趣截然不同，一为旧派中坚，一为新派领袖。有好事者作诗题咏校内名人，题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题黄侃的一句便是“八部书外皆狗屁”。
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唯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人都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等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直到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在北京时，借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相交甚厚。后来不知何故而生矛盾，吴承仕便叫黄搬家。黄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后掷笔而去。或云，黄在搬走之时，用毛笔蘸浓墨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带鬼字旁的大字。众人见满壁皆“鬼”字，黄才得意而去。
黄侃珍视图书，胜过他物。某日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是某人所取。便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贴条，粘于书架之上。其辞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黄侃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黄侃晚年喜好《周易》，尤精于爻卦卜算之辞，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卜得上上卦，便去都买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异常得意，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后用彩票收入购置了新屋一座。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课堂之上，他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在徐志摩和郁达夫之间的梁实秋。
梁实秋比徐志摩小6岁，比郁达夫小7岁。在这两个人面前，梁实秋是个理所当然的小字辈。但在对待前辈的态度上，梁实秋却是截然相反的。简单地说，心高气傲的梁实秋很少像佩服徐志摩一样佩服一个人，很少像讨厌郁达夫一样讨厌一个人。
先来说说徐志摩。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徐志摩曾师从梁启超攻读国学，可谓中西兼通，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成就，还是在诗歌上。20世纪90年代，尚在读高中的我买过徐志摩的诗集，觉得不过尔尔，后来读胡适的《尝试集》，也是这种感觉。其实，这是读者没有把他们放在特定的环境里去打量，单从文本上看，当年这些名扬海内外的人写出来的诗，很难对今天的读者的胃口。诗歌在突飞猛进，“开风气之先”者，倒被“后进”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当然是诗歌之幸。不过，若是读他们的散文、论文乃至讲座谈话稿，就能感受到其睿智和高屋建瓴的广度厚度。总有些不变的东西能铭刻一代学人的不朽，总有一些文字可以让学人不朽。
1922年秋天，梁实秋和徐志摩第一次见面。那时梁实秋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委托梁思成请徐志摩来做演讲。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在徐志摩那里当然有面子，刚从欧洲回来的徐志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梁实秋的记忆里，徐志摩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那一次，徐志摩的演讲题目是“艺术与人生”，说是讲座，其实就是“宣读论文”，徐志摩从怀里掏出一卷稿纸，大概有六七页，用英文念了一遍。这是牛津大学的学术演讲方式，但中国的学生接受不了，因此，徐志摩的表现并不能使学生们满意，梁实秋也很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1926年夏历七夕，徐志摩的订婚宴会上。其实，梁和徐这时并不是很熟悉，只因梁实秋给徐志摩主办的晨报副刊写过稿子，且二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等，所以，梁实秋也接到了徐志摩的请帖。徐志摩和陆小曼订婚，背后有着非常浪漫和曲折的故事，也有人因此而受伤。在徐志摩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教训了徐志摩一顿：“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在场的人无不惊愕，徐志摩则红着脸向老师求饶：“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但梁实秋从别人处得知，梁启超这样做，在婚礼之前已经征得了徐志摩的同意，可以看做是两人演的一出双簧。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应该能使受伤者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使侧目者通过眼见二人出丑而少一些微词。梁启超的责骂，看似不近人情，但理解为对弟子的一种变相保护也说得过去。
梁实秋和徐志摩发生频繁的接触是在1927年之后。北伐开始，时局动荡，作家教授们纷纷逃到上海。由胡适和徐志摩牵头，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办起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做编辑，编辑出版了一些书籍。通过耳鬓厮磨的接触，梁实秋深深为徐志摩的风度折服了。首先，在聚会的时候，徐志摩照顾宾客，使无一人向隅，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怪不得志摩到处受人欢迎，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