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寻求理性与感性均衡的中国经济，已经给世界经济学界出了不少难题：曾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一国经济保持9％以上增速不能超过22年”的理论。面对中国经济持续26年保持9.5％左右速度增长的现实哑然失语！在中国经济领域。经济高增长与低通胀拜存的现实，又为经典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有悖常规的反例。2005年10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刘伟登坛中联重科为湖湘企业家们解读中国经济种种令世界惊讶”舞步”的来龙去脉。
刘伟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生于河南商丘，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他在产权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方面有深入研究。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1年被******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产业结构研究》等20多部著作。
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尤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为研究重点。刘伟主张在经济学上的创造应在理论上打下深厚基础，特别是思想史的基础，在实践上深入感受历史创造的思想生长点，特别是对改革发展的参与；面对经济学命题，须努力在知识、智慧、道德方面塑造自身；面对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须特别珍惜，尤其是作为中青年学者更应以勤奋和执著去回报历史的恩赐，去解释经济命题的艰深。
逃离贫困陷阱叩开财富之门
——刘伟论中国经济增长之因果矣系
逃离贫困陷阱的世界之最
中国人一度对GDP顶礼膜拜，原因之一是它让许多中国人从这个经济“度量衡”中找回了自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中国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第一次超过13万亿人民币，按照目前官方汇率，超过1.4万亿美元，这个数值排世界第六位。美国在全球排列第一，2003年占全球GDP总量的32％，中国占3.8％；第二位日本，大约5万亿美元；第三位德国，第四位英国，第五位法国。
按照总量，中国现在应该称为世界大国，可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200美元。
1 200美元在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刘伟教授介绍，按世界银行提供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人均GDP280美元以下，归纳为最穷、低收入的穷国；1000美元左右，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历史内涵指一个国家摆脱了贫困的陷阱，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行线；16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叫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工业化继续加速；2400美元，叫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再进一步加速；8000美元左右，叫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历史内涵是说这个国家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完成了，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往上过了10000美元，甚至20000美元，这就叫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
按这样的划分标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人均GDP是379元人民币，当时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是一比三点多，按照官方汇率折算的人均GDP是100美元略多一点，显著低于世界银行划定的最穷国家的平均线。世界银行当时统计国家和地区的材料是198个，中国和当时世界著名的贫穷国扎伊尔并列，列世界第119位。我们从最穷的国家变成了超过1000美元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用了25年，相当于1／4世纪。
根据刘伟教授所做的分析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五个主要的发达国家，从最穷的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用时最短的是日本，用了42年，将近半个世纪。显然中国比历史上发达国家日本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用的时间还要短。
刘伟认为，经济发展最艰难阻力最大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西方经济学称其为摆脱贫困的陷阱；物理学有个相应概念、叫马太效应，两者原理相近，即穷富都有累积效应。一个有资本累积的人意味着赚钱的机会越多，越可能更富——资本可以积累，成为更加富有的重要因素和基础；贫困一样可以积累，贫困积累起来之后，可以成为更贫困的原因。
中国式脱贫的“金钥匙”
刘伟认为，要打破贫困的循环，摆脱贫困的陷阱，如果没有特别的历史机遇和特别的努力，很难打破僵局。
从经济学分析问题，总供给与总需求左右贫富。从总需求看，一个地方穷直接的经济表现就是人均收入少，没钱；从需求方面看购买力就低，这个地方的市场需求规模就小，人多也没有用。因为宏观经济学讲的市场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人再多没有钱也不行。19世纪末，西方闹经济危机时，大量纺织品卖不掉，积累在那怎么办？一个地方，但凡贫穷、人均收入低，首先是人均购买力弱，一旦这个地方的需求疲软，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弱，来这儿的投资就少，新开工项目、新上马工程就少，因而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就不足，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就慢，人均收入水平就低。
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一个地方人均收入少，人均储蓄能力就弱，储蓄能力弱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就低，投资能力低，积累能力弱，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从供给角度看，形成的生产能力就弱。这样的地方，企业来的少、工程少、建设速度慢、经济发展速度慢，相应的就业机会就少，人均收入就少，这就穷。
如何打破贫困的循环？刘伟认为，一个人口少、人均资源相对丰裕的小国，可以建立在外援的基础上，比如说发达国家在那里投资几个项目或者建立一个中心。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重点扶持的肯尼亚，人不多，相对面积比较大，人均资源条件比较好，修几条路，搞几个工厂，就将它周边分散的人口集中起来，可能一举超越贫困的陷阱。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想打破贫困的陷阱，绝对不可能依靠外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他的援助让你超越贫困的陷阱，只有靠自己。从经济学分析，中国如果没有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制度创新，根本不可能超越贫困的陷阱。
中国之富的三大“卫士”
刘伟认为，中国要延续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政治稳定、远离战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有大****，颠覆政权，颠覆正常生活秩序，整个国家发展过程可能要重头来过。中国一方面市场化在加速，公平和效率出现矛盾，在市场化加速过程中，首要的是效率。要效率，社会公平目标在一些方面可能受到伤害。这个过程中，可能激化一些社会矛盾，这是市场化。同时，中国不仅是市场化加速，从发展的意义和背景来说，工业化也开始加速。工业化加速的显著特点，就是产业结构在短期内迅速变化，产业结构包括地区之间、城市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结构比重关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短期内急剧变化。
刘伟认为，结构变化用较长时间完成，社会可以慢慢适应，但短期内迅速变化，矛盾将由此产生。目前，中国正面临这样的严峻考验。比如某产业不行了，变成夕阳产业被淘汰，埋没了一部分资本，卖掉部分厂房，人员下岗。目前，中国的失业一半是因结构问题导致，产业结构发生迅速的变化，人的生产、劳动力的调整就难以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