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1931—）美国黑人女作家，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注意与浓厚兴趣。
《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The Looting of Language）是莫里森女士的获奖演说。文章简短，含义丰富，反映了莫里森对语言多重功能的认识。
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
“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她双目失明，却无所不晓。”或许是从前有一个老头子，一位智叟？或是一位能让坐立不定的孩子安静下来的说书人。我从不止一种文化中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或与此相仿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她双目失明，却无所不晓。”
在我所知道的那个故事里，老婆婆是一个奴隶的女儿，是个黑人，美国人，她孑身一人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她智慧过人，闻名遐迩，在她周围的那些人中，她说是就是，她说非就非，什么都由她说了算。她的声望，以及人们对她的敬畏，一直流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流传到民间智慧和预言被当作种种笑话的城里头。
有一天，老婆婆的门下来了一帮年轻人，他们似乎决意要证明她并没有那种神力，他们相信她是在行骗，要让她的骗局大白于天下。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走进她的屋子，只想问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完全建立在她和他们的区别之上，即她是一个瞎子。他们认为这是她最根本的缺陷。他们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人说道：“老婆婆，我手里有一只鸟，你能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吗？”她没有回答。于是他又问：“我手里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她还是没有回答。她双目失明，看不见来人，更别说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他们皮肤的颜色，是男是女，来自何方，她都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老婆婆的沉默实在太久了，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终于开口说话，声音轻轻的，却很严厉。“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鸟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它要么原来就是死的，或是你弄死的。如果它是活的，你还可以把它弄死。它究竟是死是活，则由你决定。无论哪种情况，都由你定夺。
年轻人想要显示他们的能力和她的可怜，结果反受到一顿训斥，她教训他们说，他们不仅要为嘲弄别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要为他们所用心计而白白浪费的那点生命负责。这样，失明老妪把注意力从力量的体现转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
我将故事中的鸟看作是语言，而那位老妪则是训练有素的作家。她总是担心，她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获得的、用于幻想的语言，究竟应该如何摆弄如何让它好好地服务，而避免用于某些邪恶的目的。作为一个作家，她一方面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为了所控制的一个活物，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动力——一种产生后果的行为。
因此，孩子们向她提出的问题——“它是活是死？”——就不再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会死亡，会被抹去的；它是死是活，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她相信，如果来访者手中的鸟是死的，那么持鸟人应该负责。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不再被人说写的语言，它再也不会产生任何语言内容来赞许其自身的僵死状态，诸如统计学所用语言，锋芒和棱角全无，却专门吹毛求疵。它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铁面无私，除了在维持其麻木不仁的自我观照、绝对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方面没有限制以外，再无其他的愿望和目的。
但是，说它是僵死的，它却不将产生影响，它将阻塞人的心智，扼杀人的良知，压制人的潜能。由于它还受质询，所以它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不能容忍新的思想，不能与别的思想相互砥砺，不能讲述另一个故事，不能填充令人困惑的沉默。那久经锤炼的、用以鼓励愚昧和维护特权的官方语言，是一具铠甲，被打磨得光可鉴人，然而，骑士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具空壳。就这样，它搁在那里，默默的，虎视眈眈，充满感伤色彩。他让学童们肃然起敬，它为暴君强人提供庇护，它在公众中能唤起对稳定和谐的虚假回忆。
她坚信，当语言由于疏忽、搁置、缺乏尊重、淡忘，或被强令扼杀而死亡时，不仅她本人，而且所有的语言的使用者和创造者都负有责任。在她的国家里，孩子们将舌头咬去，代之以子弹发出无语之声，发出那完全失效并造成混乱的语言的声音，那种语言是成人们在把握意义、提供咨询指导或表达爱情时根本不用的。然而她知道，言语器官的自戕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选择，在那些头脑幼稚的国家首脑和商贾巨子们当中，也比比皆是，徒有空壳的语言不给他们留下任何诉诸其仅剩的人类本性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对俯首听命者说话，或只要强迫别人服从就行。
语言被系统地剥夺还可以从这样一个倾向中看出。使用者为了威胁，为了使对方就范而往往放弃语言多层次的、复杂的、生发性的特性。压制性的语言远不止于再现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远不止于再现知识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识的界限。无论是模棱两可的官方语言，还是虚假的、没有主心骨的媒体语言，无论是盛气凌人却又僵化了不堪的学界语言，还是商品化的科学语言，无论是只言法律不谈道德的莫予毒的语言，还是那种将种族主义的用心隐藏在文学修辞的背后、旨在使少数民族疏离的语言，都必须统统摒弃、改变和揭露。这种语言是吸吮人血的语言，给人伤口上抹盐的语言，它将其法西斯的大皮靴藏在体面和爱国主义的饰壳背后，然后便毫不留情地踏向思想的不设防的腹地。性别歧视的语言，种族主义的语言，有神论者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制和监督使命的语言，它们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新的知识，它们也不会鼓励思想的交流。
这位老妇也清醒地知道，凡是受雇于人的知识分子、贪得无厌的独裁者、被人豢养的政客、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或冒牌的记者报人，没有一个人会同意她的想法。现在和将来都会有煽动民众的语言，不断将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在购物中心，在法院，在邮局，在操场，在卧室，在林荫道上被屠杀，让他们相互屠杀；用令人激动、充满缅怀情思的语言，将无谓牺牲的伤感和污秽遮掩起来。将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把强奸、刑罚和暗杀包裹起来。将有更多变着花样的、充满诱惑力的语言把女人们制服，按照他们自己说不出口的罪名，把她们的喉咙码齐，就像那一溜等待宰杀取肝的鹅一样。将有更多以科研名目出现的监督性的语言，更多的政治性的语言，历史性的语言，目的则是为了遏止千百万人痛苦的呻吟；更多的具有迷惑性的语言，让心怀不满者，被人剥夺者向他们的邻居发起攻击；更多傲慢的、貌似经验之谈的语言，把充满创造性的人们困锁在自卑无望的囚笼中。
然而，在雄辩、魅力、学术气的背后，激动人心也好，充满诱惑也好，这种语言的核心仍是消沉懈怠，甚或可以说，一丁点活力也没有——如果说那只小鸟已经死去了的话。
她不想让这帮来访的年轻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以为语言非得勉强维持一点生气。语言的活力，其实就在于为说它、写它、读它的人鲜明地刻画出实际的、或是想象的却又可能存在的生活。虽说它有时偏向于取代实际经验，然而它又不能当作实际经验的替代物。它向可能产生意义的地方倾斜。当一位美国总统将他的国家想象成一块墓地时，他曾说过：“世界对于我们此时此刻说过些什么将不太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它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曾经做过些什么。”这番话言词简单，却含义隽永，令人振奋，因为它无意囊括这场内战浩劫中死去六十万人这一事实。
他的这番话，无意树碑立传，亦鄙视作“终极之语”，即所谓精确的“归纳”，它承认了他们“极其有限地增减其意义的能力”，因此表达了一种对于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这种哀思令她感动，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与生命相提并论。而且不应该相提并论。语言永远不能将奴隶制、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战争“说透”。而且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语言的力量，措词的得体，仅在于指向那不可言说之意。
斟酌再三的词语，有意的沉默，不受任何干扰的语言等，无论粗犷还是婉约，无论深处求意，渲染夸张，还是拒绝认可，无论放声大笑，不是无言的哭泣，它总是要向知识，而不是向知识的毁灭推进。可谁人不知文学因其散布疑问而遭禁，因其批判时政而遭贬，因风气的轮转而遭废呢？而多少人一想到这自我糟践的舌头不就暴跳如雷吗？
她觉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为它具有再生性；它产生意义，使我们的差异，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差异得以确定——使我们与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们总是要死的。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用语言。这也许就是衡量我们的生命的尺度。
（盛宁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