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
胡安·鲁尔福（1918—1986）墨西歌著名作家，生于哈利斯科州阿布尔科一个没落庄园主家庭，幼年父母双亡，被送进法国修女办的孤儿院。后去瓜达拉哈拉城，由亲戚供养上学。十七岁时弃学从业。一九四二年与友人创办《美州》杂志，一九四五年又与人合办《面包》杂志。鲁尔福曾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70）、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1983），生前任默西哥语言学院院士和土著民族研究所出版部主任。
悠远的记忆
哈利斯科
我的故乡哈利斯科是一个很穷的州。不过人们非常勤劳。那里出产许多东西，不知道那些东西怎样生产出来的。生产的东西相当多。那是共和国生产玉米最多的州。那个州不很大，论大小，它只是墨西哥的第八个州，可是它生产的玉米却供整个墨西歌食用。它拥有的牲畜比任何一个州都多。不过，你要是到该州首府外面去，会看到那里十分贫穷。玉米是土地的巨大破坏者。因此土地受到了破坏，被破坏的程度之大，在某些地区已经没有了土地，土地完全被腐蚀了。
出生地
我出生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小镇，是属于萨尤拉的一个集镇。在几年前、革命前和革命后，它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在萨尤拉生活过。我不了解萨尤拉。我说不清它到底怎么样……我的父母把我的出生地登记在了那里。因为我出生在革命时代，就是说发生过几次革命的时代，因为那里发生过一系列革命……我生活的村庄叫圣加夫列尔。实际上，我认可自己属于这个村庄。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圣加夫列尔也是一个贸易中心。在古代它是个繁荣的镇子，到哈利斯科的公路经过那里。
社会心理学
那里的居民守口如瓶。可能出于不信任，不但对离去的人和新来人不信任，彼此之间也不信任。他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事一个鬼魂的村子。在墨西哥，有许多被遗弃的村庄。于是我头脑里就产生了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念头。是一个这样的村庄给了我直接描写死人的想法：那里住着可以说是即将死去的生灵，仍然活着的生灵。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在那里说话的、生活的、活动的人物，都是死人。事实是，死人是不会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生命的问题是时间。我认为生命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前进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是分为片断的。有一些时刻，一些日子，是空白。生活不是奇妙的，但是它充满了奇妙的事情。生活不是完整的，而是化分为片断的；它充满了事件，但不是一个事件。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有时若干年也没有发什么事情。当进行描写时，就只叙述事实；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时，就保持沉默，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只需保留某些时代，一种永恒的时间，一种永恒的现在。《佩德罗·帕拉莫》就是一部充满沉默的小说，只有那些事实得到了叙述。我竭力不要离题，不讲哲理，所以才有那些悬空的头绪和空白，读者可以去填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我很希望有很多种解释。没有任何观点的倒是我自己。
在墨西哥城的最后几年，我感到有点孤独，有点孤僻，有点离群。几代新作家占据了一切，甚至出现了一种“职业文学”，必须用时髦的方式写作。人们写了那么多小说，像火苗，像火焰。作家不得不写另一种小说，以便冲淡前一种。所以全就失败了，谁也不再记得他。在我的同代作家中，其作品也许少一点，但是他们还存在。今天使用的语言，每个季节都会过时。这个世界和我格格不入，所以你会感到有点被排斥在外，使你感到能够发表的东西也许已经陈旧过时了。让你觉得已经丧失了写作的激情，觉得被人冷落了。
在我生活的时代，几乎没有出版社，出一本书非常困难；即使能出，印数也很少。《佩德罗·帕拉莫）出版后，谁也不理解，只出了两千册，我不得不把一半送人。今天的出版社出的书刊数量十分可观。不过，这一切的好处和坏好是什么呢？这一切怎么阅读呢？怎么可以写这么多毫无内容的东西呢？真叫人困惑不解。二十多年前我是墨西哥作家中心的会员，我在那里看到过好几代作家。我记得我们看到一部空洞无物的作品，后来突然出版了。
一个作家相信自己随着岁月的推移获得了经验。当时那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的写作和出版带来了困难。不是我辍笔不写作了，我仍在写我没完成的东西。在整个那种局面下，我觉得有点孤独。当然，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认为没有价值，不使人感兴趣。但是他并不渴望出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写作的冲动。就像有人讲的那样，在整个这一群多似蚂蚁的作家中，我们等待着让狼过去，让狼群过去……
《佩德罗·帕拉莫》：三十年后
我在埃菲通讯社的朋友们提醒我，今年三月[4]，《佩德罗·帕拉莫》已经出版三十周年了。《佩德罗·帕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能在世界上流传，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读者。现在，我愿意对他们谈谈我的经历。我从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会有这样的命运。我写它只是为了让两三位朋友读读而已。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需要。
一九三三年，当我来到墨西哥城时，我还不到十五岁。进预料时，没有查考我在瓜达拉哈拉的学业，我只能作为旁听生听课。我在一位叔叔即佩雷斯·鲁尔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他住在莫利诺·德尔·雷伊：一八四七年美国入侵期间，那地方曾是一场战役的战场，今天它却是总统卫队的司令部，位于洛斯·皮诺斯总统府旁边。我的花园是查普尔特佩克的一整片树林。我可以在那里独自漫步和看书。
我谁也不认识。只有孤独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独交谈，同我的痛苦和心灵一起过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以便摆脱那种感觉。小说叫《气馁的儿子》，但只保留下来一章。这一章很久以后作为《夜晚的一刻》发表了。
我很幸运，埃弗伦·埃尔南德斯也在移民局工作。他是诗人、短篇小说家、《污点》的作者和《美洲》杂志的主编。不知怎么回事，埃弗伦知道我喜欢偷偷地写作，并鼓励我把写的东西给他看看，多亏他，我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生活本身并不那么严肃》。
我不是城市作家。我喜欢写别的故事，写那些根据我在我的村镇和村民中间耳闻目睹的事情想像出来的故事。于是我写了《我们分得了土地》和《马卡里奥》两个短篇小说。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在瓜达哈拉的《面包》杂志上刊登了这两篇作品。
战后我进“古德里奇——欧兹凯迪”公司当推销员。我见识了整个共和国，但是拖了三年才把另一篇稿子即《教母坡》交给《美洲》杂志。埃弗伦·埃尔南德斯还为我发表了《塔尔帕》、《烈火中的平原》（1950）和《告诉他们，别杀我！》（1951）。
第二年，阿纳尔多·奥菲拉·雷伊纳尔、豪阿金·迪亚斯·卡内多和阿利·丘马塞罗开始在“经济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墨西哥文学系列》。他们要去了我的短篇小说，于是以《烈火中的平原》为题的短篇小说集便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发行。当时“墨西哥作家中心”刚刚成立，我和阿雷奥拉、丘马塞罗、里卡多·加里拜、米格尔·瓜尔迪亚和路易莎·何塞菲娜·埃尔南德斯一起成为第二批享受奖学金的学员。每个星期三下午我们都在尤卡坦大街一幢房子里聚在一块阅读和评论我们的作品。“作家中心”的女主席玛格雷特·塞德和她的计划执行人拉蒙·希娄主持每次活动。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小说已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了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
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中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从一九五四年四月至八月，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积累了三百页。我一面用打字机誉抄原稿，一面随即把誉完的手写稿销毁。
后来我又誉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页压缩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话。阿纳尔多·奥菲拉催我交稿。我诚惶诚恐，犹豫不决。在“作家中心”的课堂上，阿雷奥拉、丘马塞罗、塞德夫人和希娄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米格尔·瓜尔迪亚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场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冲动，敲着桌子坚持说我的书稿简直是一堆垃圾。
一些应邀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的年轻作家也随声附合。譬如危地马拉诗人奥托·劳尔·贡萨莱斯就劝我在坐下来写一部小说之前先读几本小说。可是我整个一生都在读小说。还有些人说我的书稿“很像福克纳写的”。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福克纳的作品。
对批评我的人们，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他们接受一本以现实主义的外表表现一位大庄园主的历史的小说是困难的。实际上，它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一个死亡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灵，回声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流动。
小说的手稿曾先后取题为《窃窃私语》、《月旁的一颗星》。量后，我把书稿交给了“经济文化基金会”，定名为《佩德罗·帕拉莫》。一九五五年三月，这本书出版了，印数为二千册。阿奇巴尔多·伯恩斯在那些年由费南多·贝尼特斯主编的重要副刊《文化中的墨西哥》上发表了第一篇否定的书评，题目是《佩德罗·帕拉莫或涂油礼与母鸡》，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鬼意思。
在《大学杂志》上，阿利·丘马塞罗本人写文章评论说，《佩德罗·帕拉莫》缺乏一个所有的场景聚集的核心。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因为我注重的首先是结构。我对我的亲密朋友阿利说：“你是基金会出版部的主任，却写文章说这本书不好。”阿利回答说：“你不必担心，无论如何，书是卖不掉的。”果然不错：革命花了四年工夫卖掉了一千五百册。剩下的做了处理：谁要，就送给谁。
随后，我去维拉克鲁斯的帕帕洛亚潘代销处干了两年。回来后，我看到了卡洛斯·布兰科·阿吉纳加、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文章，我得知玛丽亚娜·弗伦克正在把《佩德罗·帕拉莫》译成德文，利桑德·肯普把它译成英文，罗热，莱斯科特把它译成法文，琼·莱奇内斯把它译成荷兰文。
当我在一栋楼——画家佩德罗·科罗内尔和女诗人欧尼斯·奥迪奥也住在那楼里——中我的寓所“纳萨斯84”房间里写作时，我想不到三十年后使我着魔的念头的产物甚至被译成土耳其文、希腊文、中文和乌克兰文，受到阅读。功劳不是我的。当我写《佩德罗·帕拉莫》时，我只是想摆脱一种巨大的忧虑。因为写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
从内心深处讲，《佩德罗·帕拉莫》来自一个形像，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她叫苏莎娜·圣胡安。苏莎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像的。我十三岁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她从来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
（朱景冬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