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推着木板车、骑着自行车、担着挑子步行的小贩为“走族”。他们一般只卖单一的货物，最多不超过三种。这些人和茶房的小二一样，肩上一律搭一条白色毛巾，作为擦汗的汗巾子——无论男女，都有一条汗巾子。
他们一年要穿破至少五双鞋子，或者更多。如果是女人，常年不穿好看的衣服，头发要么梳成辫子，或者高高扎起，要么，绾成一个圆形的鬏。当上走族的女人，她们的青春多半耗在街头小巷和批发货物的市场上，她们一生最好的赞美全都献给货物。那些货物就如她们的孩子，如果下雨天，她们自己淋湿也没关系，一定会脱了雨衣给货物穿上。
一般情况下，走族男子的妻子也是走族，再有的时候，走族夫妻的孩子也是走族。他们代代相传。走族的孩子很小就会算账，他们还没有上学已经认识钱，而且会帮忙找钱和收钱。走族夫妻如果是担挑子卖东西，如果孩子尚小，走族男子就很受罪了，他一个箩筐装货物，一个箩筐装孩子；那孩子如果疲惫，一定会在热闹的街巷熟睡，那么，他得找一个纸箱，把他的孩子装在纸箱里睡一会儿，货物就临时摆在那里，等到孩子睡醒再担着货物和孩子离去。
在这样的地方无法生出浓重的同情心，因为人人都是这么过的，满大街都是走族——我曾暂住于成都，遇到过许多这样的走族。我没有同情他们，当时。
我也曾是走族中的一员，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月，却在那一个月里，让我过得没有希望和抱负，也让我对人生失去许多幻想。
当然也有强打精神的时候，比如我的朋友，她推着自行车缓慢地走在街上，一边喊着“卖核桃——新鲜的核桃！”一边擦着汗和我说她的理想。
她说，将来有一天，她要在成都热闹的街口开一家水果超市，把现在所有卖过的水果都聚在里面。
那是个美丽的理想，也是个没有根据的理想。至少我看着她狼狈的样子，不太相信那个超市会出现在热闹的街口。但我要强打精神。
人是为了理想而活的，哪怕是个渺茫的理想。
我把遇到的一个一个的走族，都刻印在我的脑海，像记住我的每一个亲人——
卖梨的小红
我确定这一天不下雨，小红不信，她固执地丢一把红雨伞装进自行车的前兜里，还冲我做个鬼脸。
“这么早去？”我望着她后座上驮着的梨。
天还没有完全亮开，我揉着眼睛，靠在门框上。
小红转身回到屋里，给她生病的妈妈温一碗饭在锅里，还倒一杯水放在桌上，嘱咐几句，拿了秤杆和小马扎出来，一本正经地说：“不早一点出门，等你赶到市场就没有你的位子啦。”她瞪我一眼，催道：“快点绑你的货。”
我的货不用绑，一直在自行车后座上没卸下来，我只需往筐篮里加些东西就可以出门。
“昨天前天都没有开张，看来要自己吃了。”我一边装核桃，一边这样埋怨。
早晨的路真清静，空气也好，可惜我一边骑车一边打瞌睡。我像瞎子一样凭感觉跟着小红，她在前面哼着小调，配合这个调子的是其他一些早起的人的自行车铃声。那些铃声一般都是冲我来的，它们的主人飞快地绕开去，再扭头恨不得一巴掌抽死我似的吼：“你个瓜娃子！不想活啦？”
我忽地睁开眼，见那人眼如铜铃，眉似张飞，两脚叉在地上，一只手的食指有力地指着我——在吼完之后，那表情才缓慢地放下去。
“只有这样的路才是人走的嘛。”对于别人对我的吼声已经麻木的小红，自顾自地赞美早晨清爽的路面，反正，她清楚那些人不会真的下车揍我。早起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草市街的小市场空荡荡的，通过市场的门缝一眼看见它的冷清。看门的大爷在他的小寝室里泡开水。他是个少有瞌睡的老人，每天只要三四个小时就睡饱了。
市场是暂时的空，就像一座舞台是暂时的冷清，好戏还没上演之前，所有的空和冷清都是为了热闹准备的。
别人给钱的摊位不敢占，占也白占，人家来了还得让开。撇开固定的摊位，剩下的那些小旮旯才是我们要抢占的位置。
别轻看小旮旯，城里妇女买菜尤其喜爱小旮旯，她们看小旮旯就如看小乡村，小乡村虽小，菜蔬一定是最好。
起码我妈妈买菜是这样的，专挑那些拿筐拿箩、拿扁担拖板车的，只要那些东西装着白菜萝卜和红薯，她就仿佛看到那些菜蔬背后的土地，想象它们长在土地上的样子。
小红深谙妈妈辈的心理。对于老江湖来说，不需要听她与顾客油腔滑调，只需要看她抢占的摊位——假如她有机会抢占。
一般都是有机会抢占的。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比如鸡不叫就起床，骑二十里地，找个满意的摊位。
“打游击的人你得快，去慢了没你的份。”小红对她的经验加以解释。
她称流动摆摊的人都是“打游击的”。她已经埋伏在各个市场两年了。
此时，她已经占到了一个最好的旮旯。小马扎已经搬来支在自行车旁边，开始清闲地看看市场，想象着这一天的生意和热闹的场景。
我也把摊子摆在她旁边，看来看去，也只有这个旮旯最适合。
“你去别的地方摆嘛，笨蛋，这里万一生意不好，全都要泡汤！”小红紧张兮兮地，眼睛四处搜寻适合摆摊的旮旯。
哪还有适合我的摊位？我就觉得这地儿不错，是个风水宝地。我已经预感到生意火爆的场面了。
摊子后面是公共厕所，免费的。厕所门口堆着踩得稀烂的菜叶和几只发馊的桶子。
市场打扫卫生的女人拿着大扫把进来了，同时咣当当地拖着一把铲子。
“这些王八蛋菜鬼子，跑两步也舍不得，总是丢总是丢，丢他妈个脑壳！”女人狠狠地铲着菜叶往桶子里装，装一铲子“哐当”敲一下桶边，配合着她的骂声，显得很有威力。
这个早晨的清静，随着哐当声划破了。天豁然开朗，市场里逐渐有小贩拖着货物进来。他们有自己的摊位，不紧不慢地打开摊子前的小门，走进去，先坐下来歇一歇。
扫地的女人斜眼看向我们，目光移到车子后座的筐篮里，好像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没找到，才放心而有些失望地收回目光。
小红瞪她一眼，转过头轻声说：“明明想看是不是卖白菜的，是的话，那些烂菜叶就赖给我们。”
女人扛着大扫把走了。
市场里一下子就挤满了人，来了许多卖干货的，什么当归人参红枣枸杞，靠墙的地方，一男子拉开一张胶纸，在上面摆了一堆什么膏药，墙边站着一块牌子：王神仙膏药。
市场管理人来了，她们拿着厚厚的一沓票据，票据印着五角、一元和两元。这是来收流动摊位的钱，一般只在上午收，下午差不多每个市场都是免费的。
管理人走到各个摊子，看看卖的什么东西，以及货物的多少，然后开出合适的价格。
小红交了一块钱摊位费，我的核桃比她的梨贵，也多，交一块五。
小红已经卖掉五个梨，那位瘦太太拉着她漂亮的女儿，笑嘻嘻付给小红三块钱，并且谦和地说：“三毛钱就算了，下次还来买你的梨。”她跟着又接了一个电话——“啥？三缺一？马上就来！”
牵着女儿提着梨飞一样地赶三缺一去。
小红不好意思硬要那三毛钱，只好被动地慷慨一回。但她听那妇人说三缺一时很不高兴，“买几个梨抠门得要死，三毛钱也不放过，打麻将怪舍得，呸！”
好一个“呸”，马上呸出另一些买主。生意好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丧着一张臭脸也有生意。我呢，已经对二十几个人说了近三十遍核桃的价钱，没一个真心买主，尽是闲问价钱。我微笑的脸，已经失去弹性了，我一笑，酸麻的肌肉半点也不配合。
我干脆绷紧脸。又一位问价的来了，“核桃多少钱一斤？”
“二十！”我看也不看她。
那人瞪我一眼，斜着把目光牵走。
“喊你清早不要借秤，你不听，现在晓得厉害了吧？”小红打发了又一个买主，十分同情地望着我。
早晨确实把秤借给一个老头称蒜。
老江湖的小红又给我普及一遍生意人的忌讳。这些忌讳带着不可解的迷信色彩，在小红的称呼里，它们叫“规矩”。
大部分规矩与早晨有关。比如，一早不借秤给外人（除了自己一伙的都是外人），除非自己的货物已经开张；还有，早上不换钱，早上不吵嘴，早上的第一个客人的生意要尽量做成；再有，早上起床穿衣，要规规矩矩坐在床边，不要一蹦老高站在床上穿衣服。
晒衣服也是有讲究的，衣服在前，裤子在后，袜子又在裤子之后。
睡觉也有规矩，晚上睡觉脱下来的衣服，可以放在枕头下，裤子袜子之类不能放在床头，偶然在床头撞见，那就好比撞见鬼，要惊叫几声。如果女摊贩结了婚，她的婆婆肯定会嘱咐她，不要把裤子放床头，不然男人挣不到钱，生意会不好。如果她放了，那就等着挨骂。
摆摊的男人的头，女人绝对不可拍打，包括他金贵的头发。我隔壁那对夫妻，就因为女人拍了一巴掌男人的头，她的婆婆横眉竖眼就咒骂，“男人的头是拍不得的！拍了要倒霉的！”
男人的头代表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你一拍，没（霉）了。——那些老江湖是这样解释的。
小红讲完这一串规矩，已经过了晌午。早饭还没吃。早上不能“出钱”，没“进钱”咋能先“出钱”呢？所以饿到现在。
卖油条的王婆婆领着她的孙子在市场门口的左侧摆摊，她是推着三轮车四处卖油条的，没有固定的摊位。我们已经在很多个市场遇见，彼此逐渐熟悉。
小红跑去买了两根油条，两杯豆浆。
王婆婆总是那样心好，每次都要多拿两根油条送我们。但我和小红都不会接受了。我们实在害怕王婆婆的孙子。那家伙总在你拿着两根油条准备离去时，仇恨地望着你吼：“又多拿！又多拿！羞羞！”他会狠狠地用两根手指在脸上画几下。
这次也只拿了两根油条，并且小红的脸还红红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午，小红的生意淡下来了，就像火热的太阳，到这个时候打了阴坡。她的梨还剩半筐。我的核桃卖了五斤。终于卖了五斤。
卖膏药的男子坐在王神仙牌子下吃泡面。一辆装着梨的板车，咯吱响着从他身前晃过——朝着我们的方向来了。
小红的生意对手来了。他们的眼光撞在一起，生出一股自然的敌对之意。
板车戛然而止，停在小红的正对面了。卖梨的男子抽出一块毛巾，擦着染灰的梨。
经过擦拭的梨仿佛刚从树上摘下来，男摊主又在路边扯一些树叶撒在梨身上，梨子顿时上树了，它们闪亮的光泽在下午淡白温热的阳光里充满生命力。
看来小红不算最精明，真正的老江湖应该是他。他像个神奇的魔法师，虽然一脸的络腮胡子，头发也几天不梳洗的狼狈模样，但他打扮那些梨子的技巧，好似深情的男子给他的女人描眉，他的细心穿透他表面的粗糙。
可这样一个人，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流动摊主，甚至，我看见他细心之外的俗气的眼神，也正望着小红的梨子发恨。他只爱他的梨子。
小红的梨好像变丑了，仿佛生满了斑点，过来问价的人低头看看筐篮，很快又转到板车那边。
小红和板车主吵架了，怎么开的头我并不清楚。等我从厕所出来，二人梨也不卖，只顾着骂架。
男人骂架很少见，尤其能骂过女人的男人更少见。他的络腮胡子上下弹动，那些乱七八糟古里古怪的话就冒出来了。
他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喜欢我的梨子，我喊他，他肯定会过来，如果他嫌我的梨子不好，我喊他，他不会过来，对不对？”
“你少找那么多理由！那个人明明是来买我的梨子，你为什么要喊？你就是在抢我的买主。”小红也不客气。
“咋能说抢呢？要说抢，也是你先抢了我的买主，”男人往四周招一下手，“你们不晓得，就刚才那买主，明明看准了我的梨子，他的脚都已经向这边拐了，她要不是喊他一声，那个人就不会过去。”
“是你先喊了我才喊。”小红解释道。
“那个人买了没有嘛？”有人忍不住问。
“没买。吓跑啦。”男人略带尴尬地说。
四周逐渐围了许多人。他们想继续看热闹，但没有热闹可看了，小红和板车主看见这么多人围着，有点不好意思，都收住嘴巴不说了。
吵完架之后，两个卖梨的人都没有心思卖梨。僵持一会子，我和小红又转到另一个市场。
草市街只剩下一个卖梨的人。
梁家巷不是娘家巷，我总是想成“娘家巷”。我们从草市街转到梁家巷已经快要天黑了，天边铺满铅灰色的云，看来不会有雨。
梁家巷离住的地方有多远，已经不能计算，小摊贩从来不走直路，专走弯弯扭扭的巷子，越是密集得不能透气的居民区越讨小贩喜欢。我和小红就是这样的人。把我们走的路一条条拉直，够来回家乡好几趟。
梁家巷到下午没什么人买菜，倒马桶的人怪多，好像这条巷子的人统一在傍晚倒马桶，清早不倒；清早从这条街上走一趟，能闻着清新的香皂味。
梁家巷和别的什么巷一样，刷马桶的尽是妇女，男人不用马桶，也不刷马桶。单身的汉子连看马桶也会烦躁——这无所谓，所有的妇女都清楚，他们不用，不代表他们将来的女人不用，他女人不用，他孩子还不用吗？
（这一带的居民房的厕所都修在外面，较远。）
妇女们刷干净的马桶一排地放在厕所门口，每个桶子身边竖着一支刷把。那些穿着睡衣的女子，洗洗手，涮涮拖鞋，拿了自己的桶子，摇闪着回去了。
下午到梁家巷，不是来卖东西，纯粹是来看刷马桶。偏生我又喜欢看人家刷马桶。小红每次提起来梁家巷，我总是显得特别高兴。刷马桶的女人，她们的姿势总让我想起一些人——她们穿着浅花色旗袍，喊着“梁太太来啦？”，那边也回一句，“凤姨娘碰巧啊！”——“宋二公子，你咋看人不转眼睛呢？”那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子站在深巷子的墙角，眉头快要低到触着地上的草花了——
我简直要疯想到天边去了。
“三块钱全部买了，哪有这样卖梨的呢？不行！”小红的声音像从天上砸下来的，她对着眼前的男子不满意地说话，一只手挽起红衣袖，把最后几个梨子拿起来，在男子的眼前晃了一晃——我朦胧里看到的她的样子，落在过去是个深闺小姐，落在这里是个卖梨的。
那男人扬长而去，小红也不追一句：“宋二公子，你慢走。”
那些刷马桶的女人临近天黑了，桌子就支到门口来了，这时路灯也亮了起来，白面绿底的麻将上桌了。这边的人喊，“张氏，砌长城啦！”那边厨房里包着饭的嘴巴吐出两个字：“马上！”
小红的麻将虫子上来了，它们在她的眼睛里爬，翻滚，跳跃，怂恿。她说：“你看着摊子，我去看看热闹。”
她哪里是看热闹，分明是等着排轮子。
好几个摊友都去排轮子了，这条街上只剩下货物和驮着货物的自行车，偶尔有那么两个摊贩守着摊子，眼睛也是瞄着麻将桌子，他们听一听麻将的声音，耳朵就能得到放松，骨头也好像得到放松了。白天斤斤计较够了，到了麻将桌子上，双袖挽起，眉开眼笑，有钱打钱，无钱打耍，只要有了麻将，就有了共同语言，再不熟悉的人坐上桌子三五圈后，家里祖孙几代都攀扯清了。
小红终于排着轮子了，前面那位大爷腰杆痛，打了十二圈之后，才把位子让给她。
她现在完全投入了战斗，当然，也投入到闲聊中。闲聊总是要找话来说的，小红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只手往摊子一指，那些人点一点头，顺便扬起一只手，让我把摊子推过去。
我的核桃在麻将桌边卖完了，并且，她们说了无数声的谢谢之后，要我帮忙把核桃敲松了放在桌子上，这样，她们可以一边打牌，一边吃核桃。当然不是全部敲松了放在桌上任人吃，她们不会那样大方。
小红因为赢了一点钱，把几个卖剩下的梨送给了她的牌友。最后，她把位子让给一个卖草果香料的小贩，那人生怕别人抢了位子，赶忙用一只手把住桌子的边缘，屁股一扭地坐到位子上，才来得及说声“慢走”。
回去的路上车子少了，走路的人多。小红摸出电子表一看，八点五十，等于摆了半场夜市。
“以前我爸活着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摆摊……如果他没有病死，他还会……”小红用手指着一棵树，那树下站着卖苹果的妇人。她只说了半句话，没有继续说下去。
她骑着自行车走远了。夜风卷起她的头发，像树叶一样胡乱翻动着。“快点。”她反手招呼我，声音有点沙哑。
我想，她疯狂地喜爱麻将，是为了缓解心中的苦闷吧。她没有朋友。我也不是她的朋友。
我站在灯下待了几秒钟，想起她得了癌症的妈妈正躺在病床上。
咸鱼巷
咸鱼巷窄得像一条弯弯的鸡肠子。人多而又下雨的时候，伞永远别想撑开。
咸鱼巷因卖咸鱼而得名，但是到后来，坚持卖咸鱼的人只剩下王婆婆，她的同行有的去卖菜，有的去卖猪肉了。
那时王婆婆已快六十岁。她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就不被大家知晓，所有的人都喊她“王婆婆”。她就像那些远古的女人一样，只有姓氏，没有名字。这个姓，我也不确定是她的姓，还是她夫家的姓。
王婆婆有一辆旧得连铃铛也不响的人力三轮车，她奇妙地在车头拴了一个易拉罐作为车的喇叭。只要人多的地方，她咣当当撞几下罐子，路就腾出来了。
她的车上装着各种咸鱼，用大小不等的塑料袋子装起来，只等到了咸鱼巷，再把它们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地打开，翻出来，整齐地摆在摊子上。
摊子是没有支架的平地摊，用油漆画出位置。
王婆婆的摊子四四方方，长一米五，宽一米五，她每天在这个面积内摆上货物，绝不超出画好的线条。也就是说，她不会占左右两边摊友的便宜。当然，她也不允许别人占她的摊子。
我最初摆摊在咸鱼巷，正好摆在王婆婆的左边，那天，她左边的摊友没有来。我十分讨好地把线条空出一大半，我想分她一点地方，但是她看也不看，依然把咸鱼叠起来一层一层摆在自己摊子内。
我卖的是干海带。
王婆婆应该没有吃早饭，还不到中午，她已经摸出一个馒头在啃。
下午没有生意，王婆婆旁边的摊子空出来了，那个摊主早早地收了摊。我赶忙跑去占住位置。
“我以为你憨站在那里不会动哩，看你还是很精灵嘛。”这是王婆婆第一次跟我说话，没笑。
她的牙齿落了几颗，其中一颗是门牙，落了门牙的嘴说话关不住风，好比两扇门缺了一扇，那风声就从另一扇门里灌进来。她说的某些字，听起来总是另一种音。
咸鱼巷的张氏，那是个快嘴女人，她的摊子恰好在王婆婆的右边。她十分喜爱说话，叫她一天不说话，等于一天不让她吃饭，心里总是慌的，脸色也是慌的，好像她有什么苦等着倾诉。
偏生王婆婆闷得像个葫芦。那边兴致好得要命地开了一个好话题，到王婆婆这里，被掐断了。这等于大好的春天开了一朵鲜花，结果让一个闷雷给打掉了。
张氏逐渐和王婆婆疏远了，虽说摊子就挨在一起。她也不说话，好像她从此以后就断了说话的爱好一样。
王婆婆去了一趟厕所。张氏跟我诉苦：
“你说她一天闷着不开腔，难道说几句话有那么恼火吗？老子有时候怀疑她会不会是哑巴——假如她和买主也不说话。”张氏揩干净咸鱼身上的灰尘，眼睛望着我。
原来她并没有什么特别悲哀的事情要诉，只是闷慌了，怪王婆婆不与她讲话。
“我上个月不注意摆多几片鱼在她的摊子上，其实也就是鱼的尾巴支过去一点罢了，我的老天爷，她那个不高兴哟，拧起鱼尾巴就甩到我的摊子上来啦！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呢！不就是一点小地方吗？还占不得了吗？几十岁的人啦，还这么小气，画条线就是死规矩吗？”张氏说得有点激动，把揩咸鱼的帕子也甩到地上去了。她的人五十多岁了，她的脾气也五十多岁了。
“你咋不说话呢？小女子，你不要学那个闷猪嘴，我跟她说我的女儿病死了，我是哭得好伤心的呀，你晓得她啥反应不？她屁都不放一个！就没有见过这种无良心的，难道人家死了姑娘不值得同情吗？她的眼泪是石头做的吗？”张氏说得想哭了。但她还是控制了一下情绪，随着来了一位买主，她就把眼泪化成笑容了。
“是值得同情，我想——”我还没有说出来，王婆婆上完厕所回来了。张氏向我悄声道：“不要说了，她听见……”
张氏把方才卖来的钱塞进一个塑料袋，那是她的钱袋。随着，她捡起帕子摆弄她的咸鱼，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脸色一下子转阴了。
王婆婆始终不说话，不和我说，也不和张氏说，她甚至连看也不看张氏一眼。
反正也是陌生的人，原来不认识她们，现在也不用认识了。下午收完摊子，我连“再见”也懒得跟她们说。
冬天我搬家到咸鱼巷，已经快要过年了，咸鱼巷的房租从七十涨到九十，比起我之前的房租还算便宜。我租的小单间，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厕所在外面，公用）。过道不是过道，所有的住户在里面支着炉子煮饭。过道是公用的厨房。
我没有想到，王婆婆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我和她在过道里撞见，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小小的惊喜，说了句“你也在这里住啊”，不等我回答，拿着桶子打水去了。
她的房子是靠着楼房另建的偏房，房东喊它“小偏偏”。偏房原不打算出租，是准备放杂物的，王婆婆看它价钱便宜，租来了。
偏房前后开门，后门是一小片荒地，王婆婆向房东讨它来栽菜，原本荒地里撒满的垃圾，王婆婆都细致地清理干净了。
也许那小荒地才是王婆婆要租偏房的原因——这是我和王婆婆逐渐熟悉之后，她带我通过那道后门，见着她的菜园，她说话的喜气让我猜想到。
王婆婆不是一个自来熟的人，但熟悉之后，待人极好，有什么新鲜瓜果必然会摘几个送她的朋友。而她的性情十分古怪，也有不爱她的邻居喊她“老怪物”。
整个冬天王婆婆都不生炉子烤火，我说：“冷了呀，王婆婆你不冷吗？”她穿着厚厚的棉裤的短腿往门外伸一伸，她坐在门里边，她说：“怎么会冷呢？不冷的。我从年轻时候就不烤火，现在也不烤，我身体好得很。”她又把腿缩回去了。
她的腿原本不怎么短，裹了厚厚一层棉裤，看上去好像短了许多。
裹这样厚的棉裤，她却说不冷。
王婆婆的车子坏了，链条断了一扣。她舍不得去修。天还不亮，我起夜经过偏房，看见她亮着十五瓦的灯泡，在那片不太明朗的灯光下修着车子。
她不舍得点瓦数高一些的灯。她的房间是那样暗，没有敷白灰，四面墙壁是灰色的水泥砖，那些砖缝里还挂着水滴一样的坚硬的泥渣。王婆婆往墙壁上贴过一些报纸，贴不稳，墙壁上只剩下米汤的痕迹。她用米汤做胶水。
她蹲在车子的一侧，她的影子被车子的影子压住，只剩下一个头影浮在地上。
王婆婆很俭省，她的灯要在天黑尽了才开。如果不是赶着天亮前修好车子，她不会舍得亮灯。
我突然想起奶奶，她也是不舍得点灯的人，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她不开灯，她习惯摸黑；她的眼睛白天看不见亮，仿佛失明的太阳，而晚上却看得见黑，黑是不发光的月亮，是她最为熟悉的，她在黑夜里走路和白天一个速度。
王婆婆喜欢拴围腰，修车的时候，更要拴围腰。在城里拴围腰的除了卖猪肉的，整个咸鱼巷，闲着也拴围腰的只有王婆婆。
她的围腰有一股咸鱼味。不仅如此，她的头发也有，衣服也有，差不多连鞋子也有。张氏还特别说：“同样是卖咸鱼的人，我身上就不会有那怪味。”她很骄傲地低着鼻子去闻一下自己的衣服。我记得她说话的每一个动作。
我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了，王婆婆去拿筷子搅链条才看见我。
“吓死个人啦！半夜三更不睡觉站那里做啥？”她拍着胸脯，好像要喊魂。
我走进小山洞一样低矮的门。
“我帮你。”我说。
“算哒算哒，我已经修好啦。”她站起来蹬一下车子。链条声音咔啦啦响，是一种健康的响，取下来的废弃的链子丢在墙角，像一截生病的发黑的骨头。
王婆婆去洗手了。她取下黑色的毛线帽子拍打着灰尘，露出一顶灰白的头发。
我生出一个古怪无聊的念头，想看清楚王婆婆有多少白发，有多少黑发，我眯着眼睛，好像近视眼一样眯着眼睛盯着她的头发。没有看清。她一闪，很快又戴上另一顶帽子。
王婆婆把取下的那顶帽子挂在钉子上，反手捶了几下腰，咳嗽几声。“回去睡吧，再过一个钟头要摆摊了。”她说。
奶奶以前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回去睡吧，清早还要上学。”
王婆婆的脸变成了奶奶的脸，她仿佛从后山那个土堆子里又爬出来了，直伸伸地站在我眼前，她的围腰怎么不绣花呢？我又想跟她犟嘴：你怎么不绣桃花？看你绣的哪门子花，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把眼睛一闭，再睁开，是王婆婆站在眼前。
我要回去睡了。王婆婆还不睡，她把咸鱼整理一遍，把灰尘一样的碎末倒出来，装进一只花瓷碗。
“帮你关灯吗？”
“不，我自己关。”
她把碎末拿到厨台，倒进一只盐巴袋子。她用它炒菜吃。
“还不快去看，那边干架啦！”咸鱼巷卖豆腐的豆腐西施喊着我。她是个老豆腐西施了。“走啦走啦，是王婆婆和张氏干架，你不去吗？嗯，难道你不去吗？”豆腐西施拽着我问。
要去的，非去不可的。可是，怎么就干架了呢？来不及多想。
王婆婆揪着张氏的头发，张氏也揪着王婆婆的头发，我挤进去看见这个场面。
“你个老怪物！你祖宗的——哎呀，放开老子的头发！”张氏被揪住的脑袋在胸口处喊。她被王婆婆扯着头发往下按。
王婆婆呢，她的头发是被张氏向后扯住的，这样，她的脑袋就是仰着的，两只眼睛就在顶面了，她的声音也就从顶端砸下来：
“老妖精！你自己的摊子不摆，天天弄几条鱼尾巴扫进我的摊子，是霸占吗？是不是霸占！你还骂我祖宗，你没有祖宗吗？嗯？你骂我祖宗！”
两个人因为祖宗的事情扯得更凶，谁也不肯松手。原本稀松的头发，平时看着风也能吹走，这会子好结实，两个人都铆足了力气，也没有将对方扯成尼姑。
“老子的头发反正也要掉的，你扯吧，你这个孙子养的！”
“你才是孙子养的，你，你是姑娘生的。”张氏的头又被按下去一点。
“算了吧，两个老疙瘩了，还那么大的火气吗？放啦放啦！”
人们终于看不下去了。他们总算肯帮忙劝架了。我正使劲抱着王婆婆，不要她被张氏扭倒。我不知道这是劝架还是帮忙。
市场管理员来了。过了一会子，110也来了。他们拿着一个小本子，记着张氏和王婆婆的话。
“好啦，两个都有错，这事情就这样了，不要再打了啊。你看，你们都这样大年纪了，要互相帮助嘛。”警察说。
王婆婆捂着头，张氏也捂着头。张氏的眼睛还恨恨地看着我。
市场管理员把她二人请去。我也跟着王婆婆去了。途中，王婆婆好像有点害怕，拉了拉我的袖子。
“你们摆摊就摆摊，怎么摆着摆着就打架呢？这影响多不好呢，让买主看笑话，你们自己也损失了，是不是？”管理员指一指外面的巷道，“看，满地都是咸鱼片，这不是浪费了吗？还分得清是谁的不？”
“分得清！”张氏和王婆婆同声回答。
“怎么分？”管理员忍不住想笑，但是感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赶紧端了茶杯堵住嘴。他把笑容都喝下去了。
“我数好的，有几片，什么模样，我都清楚。”王婆婆说。
“我也数好的，有几片，什么模样，我也清楚。”张氏说。
“好吧，那就去收拾烂摊子，不要再打了。”
王婆婆蹲在巷道里捡鱼片，张氏也蹲在那里，周围的人都退开了。
“这是我的？”王婆婆捡起一片干鱼尾巴，因为鱼头不见了，她也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她好像是在和张氏说话。
“锤子才是你的！我的！”张氏一把夺过去了。但是凑到眼前看一看，又放下了。她也不确定。
这回王婆婆很平静，她没有发火。被抢空的左手又去摸起另一片长得熟悉的咸鱼。
两个人把确定是自己的鱼都捡起来了，不确定的就由它放在那里。她们固执得那样可笑，都不要不明身份的鱼。
那些鱼被一个流浪汉笑呵呵捡跑了。
王婆婆生病了。到了春天，所有树上的叶子都发了芽，王婆婆却在这个好时节生了病。
没有人照顾她。
医院的走廊里站着一个人，我一眼看出来是王婆婆。
“风怪凉的，你怎么来啦？不要耽误你做生意呀。”王婆婆低声低气地说。
她不知道，我早就不摆摊了。咸鱼巷的张氏也不摆摊了。她回了乡下。她走的时候想来看一看王婆婆，但是没有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想来看一看。
“给你炖的汤。”我把小碗递了过去。
王婆婆颤抖着手。她把碗接去又放回桌子上。
“俭省了一辈子，莫不是为了生一场病来的？一大把的钱，就这样滑出去了。”她抽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我最近眼睛总是看不清东西，那些咸鱼，我看起来好像是活的，但有时候又好像不是鱼，好像是泥巴，灰不溜秋的。你说怪是不怪？”
“不怪，我奶奶以前也眼睛不好，但是过一阵子就好了。她说是被风吹坏的，把眼睛里的光吹反过去了，等哪天风再把光吹回来，眼睛就好了。不消放在心上。”我说。
我说的是谎话。奶奶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回来。
王婆婆嘿嘿地笑，“你不要哄我啦，我晓得我的身体。老不中用啰，我晓得的。”
看她喝完那碗汤我才拿了汤盒离开。她走到院门来送我，又转身回去了。
王婆婆生的什么病，没有个具体，反正不是什么大毛病，但又周身疼痛，好像哪里都有病。
这之后，我有一个月没去看她。我忙着自己的事情。
一天，我看见房东径直推开王婆婆住的偏房，拿着扫把走了进去。
“王婆婆呢？”
“王婆婆回去半个月了。你不晓得吗？”房东拍打着旧床上的灰，捂着鼻子说。接着又跑出门，将一床旧棉被扔在地上。
“她女子接她回去了。”
“她女子是捡来喂大的，对她不好，那女婿对她也不好，她生了气跑出来打工，怎么又肯回去了呢？”邻居刘四姐蹲在井边洗衣服，她接了房东的话说。
“不回去干啥！这样老了，还干得动啥？啥也干不动！”房东摇了摇头，“只有服老呀，无法的事情。”
“她女子好像也不管她的。”
“是不管，但是被王婆婆家族的人骂了一顿，只好管了。这次接回去也怕是撑不了多久，不过是接回去等死罢了。听说出院的时候就软绵绵的了，像软棉花一样的了。”房东望着那床扔出来的露着里子的破棉被。
“钱也花光了？”
“花光了。——房租还少收她一个月。”房东露出慈善的面容。
王婆婆住院的时候，我还天真地想，她会再次回到咸鱼巷。
她没有再回咸鱼巷。
王婆婆的菜园又变成垃圾堆了，住在二楼和三楼的人知道王婆婆不在了，那间房子从此空下来了，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站在顶上扔垃圾。每天的某个时候，都能听见垃圾袋“啪啪”地响在菜地里。
菜地又回到它最初的荒地模样，好像王婆婆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里的一切还是它最初的样子。
咸鱼巷再也没有王婆婆去摆摊，哪怕姓王的，也没遇见。
但咸鱼巷还是老样子，下雨的时候，一把伞怎么也撑不开；还有张婆婆或李婆婆在里面摆摊。
王婆婆的摊子被豆腐西施的媳妇租来卖活鱼了。
王婆婆大概真的死在乡下了。
一加一等于五
八里庄有一条破旧的老巷子，它真是太旧了，旧得没有春天和秋天，只有夏天和冬天。我这样说有点奇怪，但真正住在这条巷子的人会清楚，这里的春天和秋天看不到一朵花开，也瞧不着一片叶落。这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盆花，只有夏天风来过巷子的痕迹——风从别的巷子带来一些纸屑，或者，把这条巷子的纸屑带到别处去。冬天，低矮的房屋被雪覆盖了，使这条巷子看上去仿佛不存在，仿佛平地消失了，哗哗抽水的声音才能告诉你它是存在的。这里的人都使用井水。
这条巷子住着乡下来谋生的人。他们的身份在这里是平等的，所以，老远的地方，偶然走着一个人，便会有一群人与之招呼。他们相处得像亲戚。
这条巷子有四百米左右长。它的上下左右全是新建的房区，那里的高楼站在老巷子的任何一处都能看见。新建的楼台上栽了许多花草。想知道春天是不是来了，远远地站在老巷子把头抬起来望一望新区楼台上的花草就知道，当然，要避开仙人掌，那家伙一年四季都穿着刺丛丛的绿衣裳。
我是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
我初来这条巷子是冬天，那时候，穿着红色的套头卫衣。衣服单薄得像蜻蜓的翅膀。
这条巷子虽然旧扑扑的，但它该有的小店一样不少。麻将馆必不可少，然后是快餐铺子，门顶横着一块布条招牌；再有卖菜的小铺子，占着一间直走五步横走五步便能走完的小房子，卖菜的人在门口支着一块木板，上面摆着一些小菜。余下的小铺子，有卖杂物的，有卖香烟的，有缝纫铺，有替人做旗袍的，也有录像馆，一块钱，或者两块钱，看一天或者半天，茶水免费。
这条巷子总让我想起武大郎卖烧饼的样子。
巷子的其中一家卖菜的与我比较熟悉。他们一家三口，男主人喜欢戴一顶毡帽，只要一到秋天，那顶毡帽就一直不离他的脑袋；女主人周年系着围裙，头发永远高高绾起。夫妇还很年轻，小女儿七岁。七岁的小姑娘也会卖菜，单是称东西慢一点，比如豆芽，她的动作总像是在地里慢慢地拔，小撮小撮地拔，生怕将豆芽尖子触断。她的妈妈不很高兴，说她：“你不能快点吗？啊？你数蚂蚁是不是？”
小姑娘更不高兴，她噘着嘴：“我长大不是卖菜的。”
就这一句话，把她妈妈回得没有话说。
我喜欢这条巷子，因为它的普通，使我感觉轻松。但我不是武大郎。我是武松。我经常跟这条巷子的人说，我在老家打赢过三只老虎。他们问老虎什么样子，我说老虎被我打得不成样子。
“你叫啥名字啦？”
“我叫苏美美。”
我就是这样认识苏美美的。她也是听完老虎故事还问老虎什么样子的人。难道她真没见过老虎吗？
苏美美不识字，她是被卖到什么地方又跑出来，最后跟了一个大他八九岁的乡下男人，住到这巷子里来。苏美美二十九岁了，来自云南某个地方。
二十九岁的苏美美不漂亮，但是不难看，她的一头长发很招人喜欢。尤其看人的眼神，总是显得非常认真、仔细、巴心巴肝，并且，她一点也不能错过你给她的任何话，包括一个单纯的眼色。但是，她的心神不怎么集中，虽说那样认真地看着你，却无法记得住你所说的话，或者你要她必须记住的话。假如跟她闲聊，她跟不上话题，你已经聊到北京了，她还在四川那个疙瘩沟张望。
苏美美的男人是个轻微的瘸子，走路总是一偏一偏的，他即使拿着一个水杯走路，也显得那样沉重。
但他是善良的，巷子里没有一个人轻看他。他们都亲热地喊他老余。
老余并不老，他穿衣打扮却真是太老了。他的一件单衣，一条泛白的裤子，听说穿了快要十年。
那年头做的衣服质量好得吓人，在我刚记事的时候，我们乡下的女人洗衣用棍子敲，在那一堆湿衣服上，敲出梆梆的声响。
老余穿着的衣服，看那样子也是那一类敲不烂的衣裳。但是棍子敲不烂的东西，时间有本事把它捣毁，现在，那衣角的线头都散开了，很快就要烂掉了。
苏美美说，你扔了吧，换件新的。老余不肯。
老余是担着挑子卖东西的，有时候卖水果，有时候卖干货，比如当归，枸杞子，或者白果。
老余一年要穿多少鞋子呢？苏美美竖着手指算了算，她说，十五只。
怎么会少一只？因为另一只穿掉了，或者穿烂了，或者被耗子拖跑了，再买一双凑在一起，穿一段时候和那一只一样新旧，那么，三只鞋子便可以轮流穿。当然只有一只脚在轮流。
苏美美不识字，她从来也不戴表，老余给她买只电子表，她一直放在箱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看不懂，又放回箱子去。
她一天干什么呢？她不会算账，不会卖东西，出去又怕走丢，她只有给老余煮饭。但是生意不好的时候，买不起米了，房租也要拖欠了，怎么办呢？只有这个时候，苏美美才会着急。她会一直坐在那间偏棚里，托着下巴想问题。
她的问题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就不想了。她拿着一只小盆到邻家去借米。
老余的脚到了寒凉的天气就走不远了，平时，他像一匹倔强的马，别人能走多远，他就撑着走多远。因为他是担着挑子卖东西，意味着从早上出门，就要一直不停地走到晚上，直到挑子里的东西卖完。实在卖不完的，再挑着回来。
老余有一次说，他走累了，那天，下着雨，他卖梨子。他走在一个叫什么延伸段的公路边，把挑子放在路边休息，当时没有买主，结果城管来了，他们穿着好漂亮的衣服，一套的，裤子也好看。城管以为他在那里摆摊，他们不让他摆，他说他没摆，他只是走累了休息一下，城管哪里肯信，把挑子掀了一掀，梨子就那样滚出去了。有好几个梨子滚到路中间，又滚到车轮子底下，车子气力也不费，把它们碾得粉碎。老余好大的脾气，他说他那天的脾气简直就是雷公，等那几个城管走了，他在后面放炸雷一样地吼：我得罪你二大爷！
苏美美也知道老余的脾气，有时候她把菜炒煳了，老余就端着碗站起来大声说，不是吼，只是大声说：炒的什么狗屎！
苏美美就那样被吼了几次，终于不敢把菜炒煳了。但她说老余还是对她很好的，不像以前那个人（之前买她的人），那个人简直就是牲口，他那一家子没有一个是人。
巷子里一到晚上只亮着几盏店铺的灯，没有路灯。这些夜晚亮灯的铺子，有些是麻将馆，有些是旗袍店，还有录像馆和杂货铺。还有一些零碎的灯光，是从巷子的一条又一条像开叉的分巷缝隙里穿出来的。这些细条的分巷，就像树枝子，在主干的周围伸展，或者隐藏。
晚上还亮灯很久的是苏美美和老余的房间。苏美美要做手缝，她就在巷子的衣服铺里拿一些衣服帮忙缝补暗角或藏线头。对苏美美的这个工作，老余真是烦透了。她挣的钱不够交她耗去的电费。
老余没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如果真要打，他只打五毛钱一把的。可惜五毛钱一把的没有人玩。
又过一个冬天，苏美美要去摆摊卖货了，因为老余的脚越来越不得力。但是她不会算账是个难题。
那是罩着雾的早晨，巷子里有几条狗跑来跑去，除此之外，行人很少见。苏美美来找我了，她要学算术。老余让她来当我的学生。
老余真是太看得起我，我在学校的数学考试每期都是第一名——倒着数。
但是，教她算术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多久，老师教的东西还记得一些。
我把小学时候经常背的乘法口诀默下来给她。她像得了武功秘籍那么高兴，拿着看了又看，才递回我手上：“呵呵，我认不得。”
你认得就不用我教了。我一把抢过来，自己背起来了，不管她是不是在听，是不是记得住。
“一加一等于几？”过了一个月，我这样问苏美美。
“等于五。”她肯定地说。接着又不肯定了，又换了一个答案：“等于一。”
“等于十！”我重重地说。
“哦，我以为等于一，或者五……”她有点惭愧的样子。
苏美美又拿着乘法口诀回去了。我给她换了一张新的。
闲着的时候，我就去苏美美的房间亲自教她。教完了乘法口诀，又教她织毛衣，我只会织平针，于是只教她平针。她总是有力气把毛线针挑得变形。
老余真是个好家长，只要我们在研究乘法口诀或者毛线之类，他都非常自觉地端着茶杯出去了，一直慢悠悠地从巷子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再走一遍。时间差不多了，才回到房间，必然要笑呵呵问苏美美：“学得怎么样呢？嗯？是不是有些印象了呢？”
苏美美和老余的房间在冬天简直是冷库，地上冒着湿气，铺得不很齐整的小红砖没有一块是干燥的。床就站在小房间靠墙壁的位置，为了不挨着墙，隔了一点距离，但是床上的被褥还是很有潮气。苏美美在房角放着一只煤炉子，有时煮着点什么东西，有时什么也不煮，只是亮着煤球。煤炉子旁边放着一张小木凳，她坐在那里取暖。
“夏天倒可以，凉快。”苏美美说。老余也这么说。
他们的房间过去是一口水井。苏美美和老余来巷子时，找了好几家房东没有空房子，只好暂时住进这里。房租倒是便宜。因为房租便宜，老余和苏美美再也不打算搬家。
又过了一些时日，苏美美照样弄不清一加一等于几。她也有她的道理，她说：“乘法口诀不是说一一得一吗？那么一加一不是也应该得一吗？怎么一个得一，一个又不得一了呢？不得一，那我算来算去也得五，你说，它不得五，也不得一，得的是什么呢？”
得的是老余和她一起去卖东西了，她挑一担子东西，老余挑一担子东西，他们一起出门，一起回家。老余帮她算账，顺便教她算账，教不会也教。
“她的精神不大正常了。听说被卖到那里气疯了一阵子，后来好些了，才被老余讨来当婆娘。”
“老余真可怜。他是个孤儿。”
“老余不可怜。生个崽崽就不可怜了。”
——巷子里的人聊开了。
那时春天，我一抬头就看见新区高楼上开得红艳艳的花。我想苏美美早晚会算得清一加一等于几的。不然她怎么摆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