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争论这时实际上并不大，主要是这时天启的权威日重也不再是可以用语言挤兑的了。虽说没有朱元璋与朱棣那样杀人，但大明朝目前为止天启也是杀了不少贪官的。
之前魏忠贤整东林党人也是血淋淋的外，现在反对最厉害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官而已，真正能见到天启的官员开口反对的人也几乎是没有，或小心翼翼提一句半语已经算好的。
另外这时税收制度改革有穿越众提供论点论据，那些职位高的文官也无力辩驳，又不好重复陈词滥调。倒是下面的官员上本反对者众多且重复那些歪理为主，对此天启只要一概不理不睬就可以了。
官场上如此却也要让全大明老百姓都知道为什么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还有改革后的税收制度是怎么样的。那是为了老百姓不受读书人欺骗、歪曲、误导，为此以吴世杰之名在商报上刊登了税收论。
税收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收税？为什么要人人交税？为什么要根据收入交税等等。通过商报的广泛传播之前只知道''皇粮国税''不可能不交的普通人也知道了交税为什么，工、矿、商税为什么也要交等道理。
如此一来之前读书人的愚民政策失效了，当然让愚民政策失效的仍然是读书人，只是那些读书人主要是只认识几千字而不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
只认识一些字勉强读了论语之类书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与工、矿、商税是无关的，从商报上知道这样的逃税也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才知道他们的利益与那些士绅级的少数读书人的利益是不尽一致的，所以税收论一出来之前那种与民争利之类论调完全成了笑话。
政治上议论上都打败了反对税制改革的失益者后，税制改革可以顺理成章推动了。不过穿越众也没有马上在全大明推开新税制，仅是在原北直隶地区搞试点。
那是因为十八人虽都是学习过金融、经济、税收方面的书，却不是税收专业毕业。还有后世税收制度与大明这时情形相差极大，后世税制参考可以照搬不成。
即便是他们在网络通过''虚拟时代背景形式''有奖征集了大明这时应该执行的税收制度，再经过十八人讨论制定了一个税收制度，但网络征集也好，十八人也好，对大明的实际不大熟悉，对大明的问题也是有些表面化认识的可能性。
而且就算是他们十八人对大明的问题比所有的历史学家还认识清楚，不过后世改革经验证明，改革是一个细活及充满不确定性，并不如修理机械那样一加一等于一二那样明晰。
所以他们的方案再好也可能存在漏洞，甚至是太理想化不接地气，有一些水土不服。再有一个问题是这时大明的官员对此有抵触与反对者多，冒然向全大明推行极可能被歪曲、有选择性执行，放大了新税收制度的负面因素。
再说这时大明不急于救命，救命才用猛药有些副作用也顾不得了。这时新税收制度推行后带给大明的是有充足的资金搞建设，稳健一些迟上几年，比这时让有一些官员歪嘴和尚吹喇叭，将新税收制度吹歪了好。
还有其他省还没有经过官僚体制改革，或改了未久，那些官员对新税收制度有抵触也没有多少执行力。但经过官僚制度改革的原北直隶的官员至少是省管官员对新税收制度不反感，对新税收制度会增加财政收入期待为主而不是反对者众多。
为何如此？那是省管官员都是改革受益者，又是普通读书人多，新税收制度对他们自己有较大损失的人不大有的，而这方面改革会增加他们的权威，对当官者肯定是好的。
当官的一大好处就是权威，如果没有权威许多人就不屑为之了，如后世特别是西方国家当官肯定是不如在企业当高级职员挣钱，可就是有人比较喜欢当官而不大愿意在企业干。
不过当了高官退下来进大企业也可以获得高职位，如果不当官就不大容易。而在大明进企业再挣钱也不及当官尊贵有面子，那面子的一部分就是有权决定有权要求别人命令别人。
除了新税收制度下官员管辖事务增加，这样的事务不仅有权还有钱。这个钱从私人方面就如肥肉在自己手上经过不咬一口也会油了手，也就是说不会有坏处只有好处的。
另外新的税收制度还对各种税收的地方留存部分给予了比例，这部分钱用于县里各项建设外，官员的工资、福利方面一样有些好处。
有这样的好处别说试点的北直隶官员，其他省的秀才之类对这些改革包括官僚制度改革愈加热切盼望起来，因为一来即便是乡村长也比他们现在帮人干账房或办私塾好。
更关键当了省管官员还有上进可能，上进不成收入也是比在私人那里干账房当师爷好。正是如此税收制度大改革之举在进士官员那里有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可普通读书人对此欢迎居主流，只有少数大家族的人持反对态度。
有了广大的民意支持，那些大家族就是再不满也无可奈何，何况这时改革都是一步步推进的，要找到同盟者也非常困难。
而且是这时的大家族势力也是有限，不是那些到五代十国时的那些世家，如果那些世家团结一致还有点麻烦只能分化拉拢，此时却不必。
再说一省一省推动也是另类的温水煮青蛙或者如切香肠，一个省就算是有点乱子也大不了多少。而且是有几万新军参与足以镇压一切鬼魅魍魉，就是主持人卢象升辛苦一点。
另外将道理说透了，也就是说将为什么要完善税收制度，还有完善税收制度并非是杀富而是规范经营的道理讲明白后，卢象升也真心支持这时的改革，而不仅是出于对大明对天启的忠心。
那是理解比盲目忠心好，不过这方面改革是在辽东战事基本定局后才推出的，一推出已即将进入冬季了，这时天启十年最后一件大事也快拉开序幕了。
什么事情能提到如此高度？原来经过几年努力，从石景山钢铁基地铺轨到达罗家岙工业中心后，接着又向京城铺轨，到这时块要完成了。
铁路铺轨当然是一件大事，还是标志性的大事。对大明对这个时代而言它代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就意义来说比目前纷攘攘的税收制度改革还大，因为铁路那是划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只是大明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而已，二者岂可相提并论。
只是之前铺轨并且逐渐开通了工程列车，还有钢铁基地到工业基地的货运列车，因为处在郊外又不客运，所以影响力还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