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兰铁路通车
包兰铁路，北起内蒙古的包头市，三跨黄河，穿越长城、贺兰山和皋兰山，越过鄂尔多斯大草原和腾格里大沙漠，自包头至兰州，路经银川，最后到达兰州，全长1009公里。
1954年10月，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下，在8507部队铁道兵儿女和第一、第三工程局铁路建设者的艰苦奋斗以及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支援、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提前5个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胜利完成了包兰铁路的建设任务，实现了西北各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包兰铁路于1958年8月1日全线通车。
包兰铁路连接了京包、兰新铁路，沟通了华北和西北的铁路交通，结束了宁夏银川有史以来没有火车的历史，为自治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掀开了历史进程新篇章。
今年70多岁的朱康洛，是原《宁夏日报》摄影记者，他亲临包兰铁路全线通车典礼仪式。朱康洛介绍说，1925年，中华民国政府最早对包兰铁路进行过几年的实地勘测，计划打通包兰铁路宁夏段铁路线。事过20多年后，1949年初，民国宁夏省政府又给中华民国政府打报告，请示修建包兰铁路，并进行复测勘探设计。由于当时受地理环境、技术条件、资金对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宏伟蓝图最终也没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实施，几十年来宁夏各族人民盼望通火车的意愿化为泡影。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宁夏省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1952年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开始动工修建包兰铁路。
包兰铁路的通车，连接了自治区和西北、华北各省，使自治区丰富的资源运往全国各地，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构建工业体系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宁夏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飞跃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谱写了中国沙漠修筑铁路史上新的篇章。
朱康洛情不自禁地说，1958年8月1日这一天，在自治区成立前夕还有一件喜庆大事，就是由毛泽东亲自题名的《宁夏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后的《宁夏日报》在第二天，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包兰铁路全线通车的盛况，作为《宁夏日报》的摄影记者，他为包兰铁路全线通车拍摄了大量照片，给历史留下了很多宝贵资料。
这一天上午10时，老银川新城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从来没有见过火车的老银川人，得知在新城火车站举行隆重通车典礼的消息后奔走相告，人们扶老携幼，早早从老城步行到新城，好奇地开眼看看这用铁做成的飞奔的“庞然大物”。
在新城（老火车站）已经铺设好的对开铁轨上，停放着南北两辆对开的火车，一辆是开往兰州方向的，一辆是开往包头方向的。两辆火车头前悬挂着毛泽东像和五星红旗，车身披挂着红绸，远远望去，两辆火车在一望无边的银川平原上就像两条巨龙。
通车典礼在铁路路基上举行，路基上用长排桌子摆成一个简易主席台，主席台周围彩旗招展，鲜花簇放，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刘格平、自治区工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甘春雷、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等出席了通车典礼，刘格平为通车仪式剪彩并致词，银川市数百名中小学生手持鲜花，兴高采烈地祝贺包兰铁路胜利建成通车。
通车典礼大会结束后，两辆南北对开的火车载着旅客在一片欢呼和汽笛声中驶向各自的方向。
难忘的合影照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最幸福和难忘的一天。而今，年过六旬的禹先梅、丁凤霞、马秀英“三姐妹”，每每说起她们最幸福和难忘的一天，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1964年12月27日。一幅珍藏了43年、与领袖人物的合影让她们永生难忘。
前不久，丁凤霞、马秀英在兴泾镇吊庄移民禹先梅家中相聚，多年不见的“三姐妹”见面后格外亲切，“三姐妹”回忆了她们当年进京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演出代表并和她们合影留念的幸福情景。照片上，禹先梅有幸被选中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代表站在了毛泽东主席身后。
民族文艺绚丽多姿
1964年7月，自治区文化厅接到国家民委、文化部文件通知，文件要求：1964年11月26日至12月29日，由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在北京举行，全国18个省、区、市，53个少数民族700多位演员将参加演出，有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等200多个节目。自治区文化厅接到文件通知后，要在全区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年轻演员中选拔演员、遴选节目。节目内容要彰显民族特点，富有民族特色，演员全部要回族。
自治区文化厅接到文件通知后，立即着手在全区各市、县基层农村文化单位层层选拔业余文艺爱好者。通过层层选拔，在全区选拔了100多名业余文艺骨干，而后集中在自治区文工团，再进行初选、政审、艺术表演。第一轮选拔后淘汰了60多人，第二轮选拔最终确定了10名男演员、8名女演员。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策划、排练，确定了宁夏回族舞蹈、宁夏数花、黄河船夫号子、宁夏枸杞红了、宁夏花儿、欢乐的女社员等为进京演出节目，时任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牛守理担任代表团团长。
毛主席夸咱家乡好
“三姐妹”回忆说，第一场演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1964年11月26日，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是全国53个少数民族演员组成大合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气势恢弘，震撼人心的音乐旋律，三姐妹想起来仍在耳畔回荡。
大合唱正在进行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走进会场，这时演员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的竟然忘了歌词，激动的泪水潸然而下。演出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舞台接见演员并合影留念。
根据大会组委会合影照相安排，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各选一名代表站在毛主席身后照相，禹先梅有幸被选中，紧挨毛泽东主席身后。
禹先梅清楚地记得，她们被安排好站位后，毛泽东主席走到座位跟前，转过身来亲切地握着禹先梅的手问：“你是哪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
禹先梅高兴地回答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毛泽东主席又问：“是哪个县的？”
“宁夏南部山区泾源县的。”
毛泽东主席略加思索说：“宁夏的南部山区有个六盘山，那个地方我长征时路过，是个山川秀美的地方呀。”
听着毛主席夸咱家乡好，禹先梅的心里喜滋滋的。40多年来，她一直把和毛主席的真情对话牢牢记在心中，这幅珍贵照片一直激励着禹先梅从一个山区女娃成长为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
丁凤霞遗憾终身
丁凤霞是银川市原郊区红花公社民乐大队文艺宣传队队员，擅长舞蹈，参加进京演出时年龄仅有14岁。一次，代表团要到北京“二七”剧场演出，临走时，丁凤霞突然发现乐器的一根三弦断了，这下慌了神，但她灵机一动，坐上公交车直奔西单商场。她买好三弦往回走时却又迷了路，恰好遇见一位警察，丁凤霞上前说明原委，警察看了丁凤霞胸前的代表证牌，安慰她说：“小姑娘不用着急，我送你去‘二七’剧场”。
到了“二七”剧场，丁凤霞谢了警察，便从舞台边门过道一路小跑奔向舞台。快到舞台时，一位慈祥的长者叫住了她：“小同志，你是哪个自治区代表团的？”丁凤霞抬头一看，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丁凤霞小辫一甩腼腆地回答说：“我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周恩来诙谐地说：“宁夏有个六盘山，那个地方是回族聚集区，民风淳朴，老百姓善良，六盘山儿女对我们共产党有恩呀！”
%丁凤霞进场后，恰好是另一场空军部队的结尾节目，周恩来总理约好将与部队演员合影留念。丁凤霞邂逅相遇周恩来总理备感幸福，周恩来总理拉着丁凤霞的手说：“小同志，我们一块合个影吧。”空军部队的女演员依次蹲在周恩来总理的前面，周恩来总理特地让丁凤霞蹲在中间。合影结束后，新华社摄影记者对丁凤霞说：“把家里的地址给我留下，再给我3元钱，我把照片洗好后给你寄过去”。丁凤霞摸遍所有口也掏不出一分钱。就这样，一生中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就这样失之交臂，丁凤霞说起来是后悔莫及，遗憾终身。
老有所乐
马秀英是进京演出宁夏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演员，年龄仅有13岁，是贺兰县习岗镇人，在学校时能歌善舞。参加完北京会演后，宁夏军区慧眼识才，破例让她当了通讯兵。在部队她不仅是优秀话务员，还是多才多艺的文艺兵。部队这个大熔炉让她得到了更好的锻炼，复员后被分配到银川市电信局当了一名话务员。1997年退休后，马秀英来到富宁街办事处上海新村居委会任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后来又担任富宁街办事处老战士艺术团团长。马秀英老有所乐，把辖区内的文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马秀英说：“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得益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代表团演出后成长的结果。”
“大炼钢铁”的日子
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是在1958年。在当年的8月、9月、10月，银川专区（时归甘肃省管辖）也同样高举大跃进红旗，投入到火热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前，银川专区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效益还很落后，仅有银川毛纺厂、银川电厂、银川农具厂、银川铁合金厂、银川汽车修配厂等工业厂家。全市人口32万，一年实现工业总产值仅有3069万元，财政收入753万元。就是在这样一没有炼钢设备技术、二没有资金物力的困难条件下，全市人民上下共同努力，要打一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
为了营造大炼钢铁运动的政治气氛，当时《银川日报》进行了报道。据报载，1958年7月9日，银川汽车修配厂炼钢2.5公斤，银川农具机械厂炼钢3.5公斤，银川电厂炼钢1.5公斤。钢炼出来后，工人们抬着炼出的钢锭，分别向中共宁夏工委报喜。宁夏工委书记处书记刘格平勉励工人们继续努力。对此，《银川日报》发表了《比玫瑰还红的跃进之花——祝银川炼钢成功》的社论。
在“比、学、赶、超”的热潮中，1958年8月，银川汽车修配厂也接到了上级炼钢任务指标，指示银川汽车修配厂要在3个月内炼钢100吨，支援国家建设。工厂接到任务后，厂党委立即召开了全厂职工动员大会，号召全厂职工要积极投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动竞赛中来。一时间，全厂职工热血沸腾，决心书、请战书、大幅标语铺天盖地，红旗迎风招展。
70多岁的马知杰，当年是银川汽车修配厂铸锻车间主任。他所在的车间是全厂炼钢的主要车间，没有炼铁、炼钢技术员，银川专区给厂子请来了北京工业大学一名大学生当技术指导，没有专门炼铁炼钢设备炉，他们土法上马，在原有8台化铁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新技术。
当时，由于受生产条件限制，没有炼钢设备，工人们就找来8个厚度1毫米、3米高、直径60厘米左右的大汽油桶，用耐火砖和耐火材料砌在汽油桶里面，就成了土转炼钢炉。后来，由于用汽油桶做的土炼炉产量低，工人们又用5毫米厚的钢板做了8台2.5米高、直径1.2米的大转炉，一炉炼钢50公斤左右，由此提高了炼钢产量，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指标。
那时，炼出的钢没有质量标准，更没有检验条件，为了检验钢的产品质量，工人就抡起10磅重的大锤，一块一块去检验钢锭，砸断的钢锭被视为不合格产品，没有砸断的钢锭就定为合格产品。3个月的大炼钢铁运动，银川汽车修配厂终于完成了上级炼钢100吨的任务。炼出的钢拉到包头钢厂一化验，全部被视为不合格产品，退回工厂。工人们3个多月辛辛苦苦、汗流浃背炼出的钢成了一堆没用的废铁。
康乐木器厂支宁50年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一群男女职工携家带口，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银川。
岁月如歌，光阴有情。50年来，他们以其聪明的才智和精湛的技艺，打造了宁夏家具业的知名品牌“康乐”，享誉塞外。50年来，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和聪明智慧，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第二故乡——银川。
千里迢迢支宁的“康乐人”
“康乐”的前身是上海一家私营小商店，创始人是任昌棋老先生。他16岁时在上海市北京东路协兴木器店当职员。1933年，31岁的任昌棋通过在木器店学到的经营理念，另立门户，在上海市北京东路开设了公顺昌木器店，店内有加工厂、商店，主要生产木器办公用具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家具业迅速发展。1940年3月，任昌棋先后在上海市北京东路开设了公顺昌木器总店。1946年1月，又在上海市北京东路开设康乐木器公司。1947年，任昌棋在上海闸北宝昌路开办康乐木器厂，拥有两层楼的厂房，30多间加工场地，有工人50多名，一度成为上海市家具行业的后起之秀。经过几年的市场打拼，公司在上海家具行业不断做大做强，成为上海滩里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
1956年春，在私营企业的改造中，康乐木器厂成为首批公私合营企业。上海市北京路的16家经营木器家具的商店，并入康乐木器公司，组建成立了康乐木器厂。
1958年11月22日，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宁夏建设，康乐木器厂把上海的16家（处）几十间营业房和4处加工厂留给当地政府。康乐木器厂的129名职工（最大年龄58岁）和部分家属子女，拉着刨床、锯床、打眼机等生产设备，告别故乡上海，千里迢迢来到边陲银川。
“康乐”人的创业精神
说起康乐木器厂的创业史，“康乐”的见证人、原厂党支部书记姚信安、副厂长翁维浩激动地说：“康乐人‘吃苦、敬业、踏实做事、不求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康乐人。”
当年，康乐木器厂从上海搬迁到银川后，在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大都市生活惯了的“康乐人”，不敢想象银川有如此差的环境。家属被安置在现今的上海新村旧址，住的是土坯平房，环境极差，房子无门，窗子没有玻璃就用旧报纸糊上。职工住在厂子里，白天生产，晚上住人，车间工作台就是床板，床板下面全是冰霜，使刚来银川的“康乐人”一时难以适应。有的人手脚冻烂，有的人脸面冻破。但他们那颗支宁心却鼓舞着他们无怨无悔。
初迁来时，厂子被安置在银川市解放东街96号院的民房里（今宁园位置），门市部在新华东街银川剧院东侧（原银川甜食店位置）。两年后，厂子又搬到富宁街（今自治区税务小区位置）。
当时厂子无水，生产、生活所有用水得去新华街展览馆位置的西府井拉水。大家也不在乎工作环境的简陋和生活的艰苦，他们的心思和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在这艰难的生产、生活条件下，磨炼出了一批批工人劳模和技术骨干。配料工人马祥驹，心灵手巧，对各类材料比较精通，每天站在外面坚持配料（尤其是刚到银川几年，厂子无库房，无料场，木料全堆放在街道边）。冬天手脚都冻裂了，但他一点都没有退缩，非常敬业。他每天将材料搭配得非常合适，做到大料大用，小料小用，一点不浪费。他本人年年被评为全厂生产标兵和先进工作者。
机修组长张正元，白天坚持生产一线，晚上刻苦钻研设备研制。带领职工制造出一台台木工机械设备，使厂子一步步形成了机械化生产的大流水线，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张正元师傅被工人亲切称为厂子里难得的土专家。油漆工人张文良、黄品芳，勤奋好学，技术高超。当时宁夏缺乏制造高档家具的原料，张文良提出在家具上画出高级木材的花纹，以“假”代真。他们做的樟木、核桃木等人造木纹可以假乱真，非常奇妙，用户赞叹不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黄品芳、张文良师傅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做的油漆家具吸引了各省市所有人的眼球。木工陈阿梅，不仅技术高强，而且很有特点，尤其善于圆弧家具的制作。20世纪80年代，他为银川酒厂做的直径2米多的大圆木锅盖很有特色，让人伸出大拇指。董必武来宁夏视察工作，走时宁夏给董老送去贺兰砚，木工师傅王永浩、翁维浩被安排给董老制作楠木砚台底座。砚台底座做工精美大方，深受董老喜爱。技工金平贵，善于钻研，技术上精益求精。他负责的综合组是康乐木器厂家具制造工艺上最关键的班组，画线、打眼，工艺繁杂，技术含量高。金平贵师傅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勤于思考，攻克了各种疑难技术，解决了按图画线，制作各种圆形、弧形结构等复杂工艺技术难题。
%为银川建设做贡献
康乐木器厂在银川落脚后，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有从上海带来的一整套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结合银川家具市场实际，制定出企业的发展战略，从人才、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制定出了实施方案，研制新产品，用实际行动为银川经济建设作出了成绩。
更新观念，打破旧思路，合理分工，扩大一线生产力量。当时从上海来的129名职工中，大部分是上海康乐木器厂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他们爱岗敬业，干起工作来无怨无悔。把从上海带来的一整套企业管理进行细化，并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加强了技术工人队伍建设，研制开发了新产品，很快使银川家具行业变了样，改变了过去那种炕桌、大木箱（储粮放衣）及简单办公桌的旧貌。
“康乐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当时从上海来银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的还是从上海立信财会学校毕业的。当时银川市工业系统培训财会人员时，都要邀请康乐财会人员来当老师。由于企业管理干部文化水平高，又是从大上海来的，加之有一套严格的企业管理机制和培训机制，康乐木器厂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区内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
康乐木器厂有着雄厚的技术工人队伍，他们从改革技术、创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工夫，走半生产半研制之路。成立了产品研究设计小组，发挥技术骨干力量，打开发展之门，开拓发展之路，使康乐木器厂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生产规模上都发展较快，使企业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根据用户需求订做家俱，用户需要什么家具，哪怕是一件家具，也去设计、制作，满足用户不同需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康乐木器厂曾引领银川家具行业。
不悔当年来支宁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首都北京建造了十大顶级建筑，北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也在其中。康乐木器厂派出高级技工10余人，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制作高级木制家具和沙发。时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的黑伯理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专程到康乐木器厂祝贺。
198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家具展销会上，康乐木器厂提供的一套民用家具样品被班惮副委员长看好选走。
支援银川是“康乐人”的历史重任，他们的劳动成果为银川人带来福祉。多年来，他们先后派出数名技术骨干前去内蒙古、西藏、陕西等省开展技术支援，进行企业管理、产品设计、技术培训、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指导，受到当地政府及企业的好评，为宁夏争得了良好声誉。
康乐木器厂支宁50年来，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银川市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康乐木器厂为国家上缴利税数百万元，成为银川市骨干企业。康乐木器厂还先后支持了银川无线电厂、银川纤维板厂、银川木器三厂、银川工艺美术包装厂4个支柱企业。
1998年，康乐木器厂与原银川亚麻厂和银川民族家具厂合并，改制为银川康民公司。
时光如逝，流年似水。康乐木器厂支宁50年来，在银川市委和市政府的关心下，“康乐人”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创业，为银川乃至西北地区家具木器工业崛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50年后的今天，当年支宁的“康乐人”都已进入老年，这些当年“康乐人”有80多位已经作古。但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为宁夏家具工业发展所作出的无私奉献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后来人。
2007年11月22日，康乐木器厂支援银川工业建设50年纪念活动会上，“康乐人”作诗一首：
青年耕耘在申城，中年劳作在凤城；
而今安度在故地，岁月流逝五十春；
浦江秋风吹白发，难忘支宁建设情；
无愧一生做贡献，支援西北献青春；
不悔当年来支宁，献了青春献子孙。
银新南路与上海支宁教师
几经改造的银川银新南路（现改名为黄河东路）已拓宽为8车道，成为继北京路之后银川东西大街城市道路的又一道景观。屈指算来，银新南路已有40多年的通车历史。
但是，居住在银川市的人都还不知道，银新南路的奠基者竟是1958年冬季来宁支边的300多名上海中青年教师，是他们当年用热血和青春为银川城市建设修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据当年参加银新南路建设的支宁教师、现已70多岁的银川二中退休教师张德甫老人介绍说，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需要各类人才，自治区文教厅向上海求援中心小学教师。
为了支援大西北的经济建设，上海市委动员教师报名支宁。当时，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上海市的一批被打成右派的教师正等待“处理”，这批教师就成了被动员的主要对象。张德甫当时是在上海复旦中学团委，不幸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说，在这次反右斗争中，你对错误的认识是深刻的，实际行动表现也不差，现在市委决定要抽调教师支援大西北，你曾经是共产党员，受党多年教育培养，到了大西北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于是，年仅24岁的张德甫，别无选择地告别亲人，和其他教师一路艰辛来到了银川。
张德甫老人介绍说，1958年10月底来到银川后，得知自治区文教厅已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上海教师来宁工作分配方案，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各县区领导一听上海来宁教师大部分有政治问题，不愿接受。就在这时，自治区政府决定在银川原老城和新城之间修筑一条银新路，于是，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就让这些暂时分配不下去的支宁教师担任筑路重任。
开工前，正值天寒地冻季节，自治区文教厅、建设厅为支宁教师修筑银新路做了动员，有关领导介绍了修好银新路的重要意义，300多名上海支宁教师也都被编成“上海文教大队”，大家纷纷表决心，要在宁夏这次艰苦的劳动中接受锻炼，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人民身边。
张德甫老人回忆说，当时银川老城至新城之间全部是芦苇沼泽和盐碱滩地，支宁的300多名教师就是要在这烂泥沼泽地一锹一镐筑起一条全长6公里、宽12米、路基填高3米左右的银新路。每天早晨，哨子一响，支宁教师们就匆匆穿衣洗漱，按编好的中队、小队扛着铁锹、洋镐，背着柳条或芨芨草编成的大背斗来到工地，与天斗，与地斗。
这些来自上海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在家里过惯了舒适的生活，这次来到银川锻炼改造，教师们都已做好了思想准备，有的穿上破旧老棉袄，腰里勒上草绳子，都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当地农民的打扮。来宁夏前动员会上说每天都能吃上白花花的大米饭，喝上像自来水那么便宜的牛奶。但实际情况是，支宁教师们每天要付出很大体力劳动，吃的是黄米干饭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没有一点油花的白菜土豆烩菜。尽管条件艰苦，劳动繁重，但上海支宁教师们毫无怨言，一直苦战在工地上。
银新路原计划在12月底完工，但天寒地冻，取土困难，延误了工期，转眼间跨进1959年1月。
为了尽快筑好银新路，各中队、小队的支宁教师们群情激昂、充满斗志地在各自用芦苇、麦草、稻草糊起来的草棚居室外贴起决心书、保证书，要在春节前拿下银新路的土方筑路任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天都是迎着朝阳出工，踏着夕阳收工，苦干了3个月，终于将银新南路路基填土工程完成，为自治区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献上了一份厚礼。
1960年春节过后，这批上海支宁教师经过阶级斗争和艰苦劳动的考验，先后被分配了工作。张德甫被分配到银川二中工作，宁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修筑银新南路更是他最难忘的一段历史。
贺兰京星农场的北京人
塞上江南，黄河弯弯，在贺兰县黄河岸边矗立着一座具有50多年历史的现代化农场——京星农场。如今，京星农场依傍黄河，良田万顷，麦浪滚滚，稻谷飘香，昔日荒滩已变成米粮川。
50多年过去了，当年创业建设京星农场的年轻人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乡音未变，依旧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京调。老京星人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为之耕耘的京星农场，把京腔京调留给了一代又一代京星后人。岁月如梭，凄风苦雨，他们那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伤痛，如歌如泣。
%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1955年5月至8月，为了支援大西北宁夏建设，2000多名北京移民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动员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豪情壮志，在4个多月之内，468户2025名北京人陆陆续续分8批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当时车站位置在前门），坐火车沿京包线西行，千里迢迢，举家从繁华的大都市净身出户，偕妻带子，一路穿行于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和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火车到达终点站包头。
当时宁夏银川没有通火车，人们到银川只有到了包头再转车。北京移民下了火车，银川专区派来的汽车早已等候在车站，从未出过远门的北京人，扶老偕幼，身背肩挎，再转乘搭着帐篷的汽车南进银川。从包头到银川人们朝行暮宿，两渡黄河。汽车进入当时属甘肃省管辖的宁夏境内后，汽车艰难前行，崎岖不平的公路把汽车颠簸的左右摇晃，汽车过后尘土飞扬。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搭着篷子的汽车把人闷得上不来气，行程到半路时，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开始出现大人泻、娃娃吐的晕车现象。一时间，车厢内气味污浊，但人们都以关爱之心，相互理解，相互解难。大家在困境中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行程，汽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奔波，第四天，终于到达千里之外，当时属甘肃省管辖的银川专区贺兰县东北角的黄河滩上。
人们下车后，贺兰县人民政府在这里为北京移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地干部群众就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欢迎北京移民的到来。
随后，当地政府按移民家庭人口情况，给一家一户分配已盖好的土坯平房。分配标准是一户3口分平房1间，4～6人一户者分平房2间，7人一户者分平房3间。屋内盘着占有半间屋子大的烧火土炕和一个土炉子，炕上铺着竹席子，板凳就是土台子，吃饭用的桌子是用“炕面子”砌的桌子。一家三四口盖一床被子，没有木制家具之类的摆设，一家一户分配好的锅、碗、碟、盆、煤油灯等基本生活用具都已在地上摆好。
抬头看明月，低头
思故乡，看看滔滔黄河一望无际，黄河滩地杂草丛生，身处他乡，举目无亲，荒凉悲戚。这就是要他们去开拓耕耘为之奋斗终身的黄土地。
命运多舛的京星人
北京移民初来乍到时，由于对当地农业生产、气候环境、生活习俗、语言交流等都极不适应，又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更不懂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水土不服，思乡之情愈加深切。
刚来时，国家还实行救济，移民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还供应17.5公斤口粮和1.50元菜金，每月没有现钱收入。为了改造自然，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填水坑、打蒲草、割芦苇，实行人海战术围湖造田。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在黄河岸边的一片茫茫芦苇荡中开垦出1万多亩荒地，并在黄河岸边种植了5公里宽、10公里长的防护林带，这为京星农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让移民尽快掌握生产技术，贺兰县政府有关部门从各生产大队抽出种田能手，手把手教移民犁地、种田、收割，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移民的日子过得异常清贫艰难，粮食亩产一直徘徊在100公斤上下，人均年收入100元左右。那时没有自留地，副业又少，家庭没有经济收入。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有“问题”的京星人在劫难逃，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0年的三年“低标准”，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困难重重的京星人为了谋生，纷纷出走。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出现了两次返京回乡的高峰期。返京就像大逃难一样，一些京星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扛着铺盖，拎着行包，沿途风餐露宿，徒步向北京方向走去；没钱买火车票，身强力壮的就扒火车，老弱病残、拖家带口，实在走不动的就地找个栖息的地方安家落户。至今，在银川到包头、呼和浩特等城市中还有许多当年北京移民的身影。
移民中有位“皇后娘娘”
移民中人才济济，有作家、画家、翻译、医生、工程师、复转军人、学生、商人，有旧社会耍把戏的、说书卖艺的，还有国民党时期的一般军政人员。最著名的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名徒、著名画家韩致中，有民国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袁世凯的儿子袁巨勋、孙子袁家伟、袁家振等人。这些人身世坎坷，人生跌宕，他们在京星农场留下了难忘的人生轨迹。
叶蓁年少花容月貌，端庄秀丽，是江苏南京钓鱼巷的名妓，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20世纪初，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时，一次，其子袁克文到南京出差办事，袁克文是第一次来南京，闲来无事时在朋友的“忽悠”下，来到红灯区钓鱼巷寻花问柳。袁克文与叶蓁两人一见倾心，一番春风沐浴后，两人互订嫁娶盟约。临别时叶蓁将一张玉照赠送给袁克文，袁克文泪流满面对叶蓁说：“回京后，定向父亲说明原委，非她不娶。”回家后，袁克文向父亲袁世凯磕头请安，不慎疏忽，一弯腰将叶蓁的照片从上衣口袋滑落出来掉在地毯上。袁世凯一看连声发问：“那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惊魂未定，不敢向父亲说明自己的男女隐情，便急中生智，急忙辩解说：“儿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带回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世凯接过照片一看连声说：“好！好！美人啊。”不久，袁世凯差人去南京将叶蓁接到北京，洞房花烛，新婚之夜，叶蓁才知道梦中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然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袁克文暗伤流泪，只能看着新婚父亲手牵心爱。
叶蓁嫁给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后，前半生享尽荣华富贵，并且还当了几十天的“皇后娘娘”。叶蓁给袁世凯生了5个子女（十四子袁克捷、十七子袁克友、九女袁福祯、十一女袁奇祯、十二女袁瑞祯）。袁世凯的帝制梦想破灭后，叶蓁便和袁世凯的家人在北平深居简出像平民一样生活。
1949年北平解放，叶蓁已经近60岁，世态变故，叶蓁做梦也没想到昔日的“皇后娘娘”，在残年余生会成为边陲宁夏贺兰京星农场移民。叶蓁在京星农场饱经风霜，常常是向隅而泣。
叶蓁忧郁成疾，再加上她的儿子袁巨勋因饥饿而死，1958年12月31日，她终于走完了67岁的人生历程。其遗骨至今还埋在京星农场黄河岸边的坟茔中。
她和祖国一同成熟
这位在自家书屋中用残缺了8根手指的手敲击键盘的女性叫黄新。记者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大讨论时采访了她。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同一声惊雷，宣告了一场伟大社会变革暴风雨的来临。在这场暴风雨的洗礼中，中华民族得到新生，我同样在那场伟大变革中，通过反思，经历了由迷茫到觉醒、由抉择到新生的那段最难忘的历程。”
从此成为一名残疾人
1969年11月，被当时政治运动从银川“疏散”到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梢大队的黄新一家在这里临时安了家。在银川实验小学上五年级、年仅12岁的黄新也随祖父母疏散转到新渠梢大队上小学。
1970年1月的一天，上级通知，组织全校学生到公社参加表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学校距公社5公里路，黄新佩带着红小兵袖章，在队伍前面赤手举着小红旗，小同学们扛着红缨枪，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零下18℃的严寒，光着稚嫩的小手，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高歌声中挺进公社。表彰会结束了，小黄新的手冻伤了，大队赤脚医生在她手上涂了点凡士林和碘酒。黄新后又被送到银川市医院，但为时已晚，经6个月全力抢救和治疗，小黄新的手指由于长时间在外裸冻，8个手指从手掌骨节处齐刷刷脱落，仅留下两个大拇指，13岁的小黄新从此成为一名残疾人。
“疏散”结束后，黄新又回到银川，继续在银川实验小学读初中，后又考到“要武中学”（现银川九中）读高中。在学校和家里她克服双手残疾的困难，以顽强的精神、超人的毅力拼博学习并学会照顾自己。妈妈、奶奶喂她吃饭，她拒绝了，用拇指和手掌夹着小勺吃力地学着吃饭。梳头用劲，妈妈建议把小辫子剪了，她天真地说：“不，我这双手，不仅要学会梳辫子，将来还要教书劳动哩。”夹笔困难，她就不停地、不停地夹，终于能用拇指和手掌骨节处夹住笔了。在学校她先后被评为“优秀红卫兵”“三好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74年1月，黄新高中毕业了。面对全区热火朝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黄新坚决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怀着天真虔诚的信仰，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献给广阔的农村。她递上了下乡申请，但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黄新双手残疾，属于照顾免予下乡青年。黄新知道后，找到时任银川市委书记的马信及银川市知青办等领导，表示坚决要求下乡。当时家里人也不同意她下乡，但幼稚的黄新还是义无反顾地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银川郊区掌政公社春林二队，这年她才17岁。在春林二队她被知青们推举为青年突击队铁姑娘组组长。
一次，队上的砖窑出砖了，全队主要劳动力都去突击出砖。队长照顾黄新，给她分配了轻活，黄新不干，也加入了出砖的行列。砖窑像一块块刚揭开锅的蒸馍，炙热烫手，黄新硬是和社员们进窑搬砖。就这样她后来又学会了挖土、平田、撒粪、拉车、打场等农活。1975年3月，银川市团委召开全市知青大会，授予黄新“模范共青团员”“优秀知识青年”称号，随后黄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银川郊区掌政公社春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在采访中，黄新翻出了当时《宁夏日报》发表的《青春红似火、手残志更坚》的文章：“下乡女知识青年黄新手残不忘革命，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而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1975年，自治区团委、自治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作出全区知识青年开展向黄新同志学习的活动决定。1976年12月27日，黄新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1979年，黄新担任银川郊区团委书记一职。
走向属于自己的理想天地
1979年8月，黄新接到自治区团委通知，前往北京参加为期8个月的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批判“两个凡是”学习班。学习班上，黄新和学员们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中央党校和团校领导分期、分批为学员们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现曲折和失误的深刻反思报告。黄新认真学习领会。在这次学习中，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地变化。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她追求知识，儿时想上大学的梦又一次在心中涌动。
1980年8月，黄新毅然决断地辞去郊区团委书记一职，选择了弃政从教的自我发展路子。她有在当团委书记时利用业余时间跟广播讲座自学英语的基础，来到银川郊区红花中学当了一名教初一英语课的乡村教师。
1982年7月，黄新考入宁夏教育学院外语系读书学习。同年底，黄新出席全国共青团十一次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照相合影时黄新等宁夏代表被安排站在中间第二排，黄新站在邓小平、胡耀邦后面，这是一幅催人奋进、激动人心的珍贵照片，黄新20多年来一直端端正正挂在居室中央。回首往事，她总要仔细感觉那幸福的一刻。1984年从宁夏教育学院毕业后，黄新分配到银新中学教外语。1985年她又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二系进修。1987年毕业，终于圆了大学梦。1988年5月，黄新调入宁夏教育学院英语系。现在，她又在上海外语学院和宁夏大学合办的语言学研究生班进修，发奋学习要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大学英语老师。
黄新动情地说，这30年，我与祖国一同走向成熟。过去发生的一切，曾属于我们，属于那艰苦的岁月，属于那疯狂的年代。在苦难中，我们这些将现实混同于美好理想的“红卫兵”及知识青年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苦难中我们这些知青变得成熟，懂得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懂得了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懂得了怎样在苦难中努力、奋斗、拼搏。回想过去，我更净化了自己，更理解了生活。痛定思痛，我这30多年与祖国一同走向成熟，走向属于我自己的理想天地。
一位大学教授的宁夏知青生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纳志军这位当年的“全国优秀知识青年”“全区优秀知识青年”，一个昔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青年，今日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知青经历。
光阴如白驹过隙，30年弹指在瞬间。纳志军，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今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回忆知青生活时，纳志军依旧泪光闪闪。曾经的青春奉献给了那片激情的土地，虽然年轻不再，但那一段生活的磨难铸就了他笑对人生的态度和坚定的性格。
纳志军这位曾经毕业于银川九中、在固原有过两年下乡经历的大学教授，在为家乡学校作报告时说，他要感谢那段艰苦的知青经历，“从固原回来30年，没有一天忘记过那个地方，那段经历是我人生征途上的宝贵财富。”在共和国那特殊的岁月舞台上，纳志军用青春和热血演绎着人生的乐章，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也收获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1968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热潮。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和边疆。1975年全国共有236万城市青年下乡。
1975年8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自治区体育馆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来自银川市一、二、九中等13所学校3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背上行囊，将奔赴农村广阔天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识青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农村和边疆。这批知青中就有银川市“红代会”主任纳志军，那年他刚刚17岁，从银川九中高中毕业。他和何建中、马杰等4名男生选择了宁夏固原。
当时自治区党委领导出席
了盛大的欢送大会，银川市各中学3000多名初高中生参加了大会。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康健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知青代表纳志军也在大会上表达了他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风华正茂的他们，怀着满腔激情，喊着“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捧着一颗赤诚滚烫的心，带着人生美好的憧憬，从解放街徒步走到南门广场。
一路上，市民夹道欢送。南门广场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扬的乐曲。亲人们都来送行，个个泪流满面。纳志军的家人也早已等在那里。与家人告别后，10时半，纳志军一行离开了南门广场，高举着写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红旗，向固原山城进发了。
途经永宁县在望远公社住了一晚后，纳志军真正的行程开始了。在新华社、宁夏日报社记者，以及自治区、银川市团委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走了12天，行程300多公里，最后50公里在时任固原地区团委书记侯开川等领导的陪同下，登上了六盘山。雄伟的六盘山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此时此刻也许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知青们的心情，他们将那面写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红旗插在了六盘山的顶峰。面对着长征碑，纳志军庄严宣誓：“学习红军干革命，扎根六盘炼红心”。
纳志军下乡的地方是固原县（今固原市原州区）什字公社五里铺大队四队，偏僻得几乎要与世隔绝了。在这个离县城50多公里的公社里，还有和他同岁的何建中、15岁刚初中毕业的马杰等3名男生。在这里，他们开始了那段令他们无法忘怀的经历。每天上工的钟声一响，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大家都要扛上工具下地干活。与天斗，与地斗，不畏困苦，挥汗流血，执著地追求着心中的理想，默默地祈祷着明天的希望。
固原地区缺水，地干土硬，没有牛没有车，犁地就是靠人拉，土也是靠一筐一筐的背，肩膀上都是一道道的血痕。有的知青还没锹把高，开沟挖渠，一挖就是一天。手上起了血泡，磨破了，疼到后来没有了知觉，又变成茧。就这样一天下来，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加上严重的缺水，每天喝不上几口水，就更别说洗脸洗澡这些“奢侈”的事了。因为纳志军是团员，在大队参加劳动很积极，十八般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后来他还当上了四队队长。
当时让纳志军这些半大小子最痛苦的莫过于吃饭了。
每日在外劳动，体力消耗很大，而每人每月18公斤口粮的定量让这些半大小子怎么都不够吃。于是大家都盼着土豆下来，煮上一锅土豆吃。
时光如梭，转眼间就到了1977年。那年恢复高考，纳志军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复习功课。遇到不懂的，就到十里之外的公社中学去请教，常常是顶着星星去，再回到队里，下地的钟声就响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艰辛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78年2月，纳志军收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年他刚满21岁。拿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激动、高兴，更多的是希望，他抓住了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一生中转折的机遇。全大队的社员都为他们高兴。2月21日，他前往北京，奔向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在大学学府里，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2年，纳志军大学毕业，和下乡时一样，优秀的表现让他留校，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现在，已近知天命的他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纳志军说，自己是幸运的，自己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牛奶”的故事
银川维维北塔乳品公司的前身是银川牛奶站、银川乳品总公司，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银川乳品总公司生产的北塔鲜奶、北塔奶粉以产品稀缺，市场俏销而受追捧。
%那个时代，人们工资收入低、生活质量差，吃粮定量，吃肉凭票，吃油要证，市场上的副食品供应除了酱油、食盐、醋等大众化消费食品不要票证外，其他副食品几乎都要票或证，鲜奶、奶粉更是人们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喝牛奶要有特供证
计划经济初期，银川仅有一家牛奶站。牛奶站是由40多个工人组成的合作社，合作社里有130多头奶牛，奶牛天天吃的是麦秸稻草，没有玉米等精细粮，营养不良，奶牛瘦的皮包骨，一头牛每天挤奶也就1.5公斤左右，每天的奶产量也仅有100多公斤，十多个送奶员每人每天送鲜牛奶也就5公斤左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川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基本都不好，几十万人口的银川城，没有几户人家能喝得起鲜牛奶的。送奶员用铁桶装上鲜牛奶，带上量奶的提子，蹬上破旧的自行车，不论刮风下雨穿大街、走小巷，挨家挨户吆喝：“卖牛奶了！卖牛奶了！”送奶员从早到晚吆喝一天也才把5公斤左右鲜牛奶卖完，那时零售一斤鲜牛奶也就几分钱，就是这么便宜价格的鲜牛奶也很少有人问津。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
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婴幼儿、老人、喝鲜奶的家庭越来越多，一时间鲜牛奶在银川市场成了抢手货，送奶员一个上午就能把鲜牛奶卖个精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商品更是稀缺珍贵，计划经济，企业要增添一头牛也要计划，市场没有随着人们需求鲜奶量的增长而增长，鲜奶成了商业部门的专控商品，有级别的老干部要想喝牛奶得持有关部门批准的特供证，孕妇保胎喝奶要有医院证明规定限量供应，婴幼儿喝牛奶要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这样的证明，喝牛奶人才能有权享受这些优厚的生活待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经济开始撬动搞活，牛奶市场取消了特批供应，牛奶供应逐步扩大市场，只要是居住在银川市的市民，有工作单位的职工只需开一张介绍信，每到月底在牛奶站排队便可办理奶卡，送奶员会准时一年四季、夏天早晨、冬天中午的把鲜牛奶送到订奶人居住的小区，大大方便了人们的需求。
那时，乳制品市场产品单一，鲜奶没有包装，散装鲜奶盛在铝制品的大桶里，运输工具是个三轮车，后来铝制品大桶盛奶不卫生，又换成半斤、一斤的瓶装鲜牛奶，市场上少有进口奶粉和其他高档乳制产品，占据市场的一直是包装落后的北塔奶粉。
奶皮擀出的奶粉
说起北塔奶粉，许多人不知道最早的北塔奶粉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早在银川牛奶站还处在作坊式加工厂的时候，当时受生产条件限制，工艺设备技术落后，牛奶站没有冷藏设施。送奶员有时遇到阴雨天气，鲜奶卖不完。卖不完的鲜牛奶，尤其是在夏天最容易变质有味。为防止鲜牛奶变质有味，工人就用民间土办法，把没有卖完的鲜牛奶装在一个铁桶里，用绳子吊好放进牛奶站的一口自备大水井里冷藏。第二天送奶员从水井里把铁桶提上来一看，鲜牛奶上面漂浮着一层油油厚厚的奶皮。鲜奶带奶皮再往出卖用户是不要的。
那个时候，由于人们缺乏对乳品知识的了解，老百姓不了解奶皮是鲜奶中含有最高营养成分的。看着牛奶和油结成的奶皮，工人们不知所措，把奶皮当作不合格产品处理觉得可惜。于是，他们积极想办法出点子，集思广益，把奶皮捞出后放在一块木板上晾晒。奶皮经过晾干晒透酷像薄薄的饼子，牛奶站就把它每天半斤卖给工人就着饼子当早点，每天扣一角钱。刚开始工人们还把奶皮当稀罕物来吃，时间一长工人吃腻了，奶皮就没办法处理。这时有一位工人动了脑筋，他把奶皮放在热锅里烘干，烘干后再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擀，奶皮碾成面粉状后再用细箩筛，经过细筛筛出来的干奶皮一下变成了细白细白的奶粉，几天就能筛出四五公斤奶粉。这项小小发明创新一下解决了奶皮的难题，后来也就成为银川最早作坊式生产出的初级奶粉产品。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工人们把奶粉装在一个铁盘子里，送奶员每天送奶时装上几公斤沿街叫卖，每公斤奶粉几毛钱，营养丰富且价格又便宜，生活条件差或者没有奶水的孕妇一次买上一斤，用奶粉掺些白面搅成糊糊来喂养婴儿。
回首过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银川出生的婴幼儿大都喝过北塔鲜牛奶和北塔奶粉。
崛起的维维北塔乳业
1995年，银川乳品总公司投资5000万元，引进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荷兰奶粉生产线，可日产鲜奶15吨，年产奶粉3000吨。在市场竞争中，银川北塔乳业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2002年，公司选择了在国内乳品市场具有发展潜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江苏维维集团，成立了银川维维北塔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地进行了跨省股份制改造，实现了资金与资源的优势互补。公司在品牌、商标、产品包装方面重新进行企业形象设计，以液体乳“新鲜到家，维维天山雪”为主线，从营销策划、客户互动等方面加大品牌传播，增加品牌内涵，现已成为集奶粉、液态奶、冷饮生产为一体的大型清真乳品加工企业。同时，公司也是维维集团的骨干企业之一和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维维”和“天山雪”两大品牌被国家质监总局评为中国乳业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公司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作坊式企业，发展成为宁夏乳品业中的领军企业。
民国宁夏府城首个电报局的诞生
清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鉴于电报通信的便捷，正式批准在全国开办电报。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北的统治，及时了解各地的奏报，便在陕西长安至新疆的迪化架起了横贯甘肃省东西（其中一段由平凉绕固原出隆德）的电报线路，从此甘肃省开始创办电报。同时，亦为宁夏开办电报业打下了基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甘肃省设南北电报支线，由固原经宁安堡（今中宁县）北至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并在宁夏府城建立了电报分局，员工有17人，地点在今玉皇阁后面的信义市场附近，隶属于甘肃电报总局管辖。这就是银川最早的电报局雏形。
那时的宁夏府城银川也就一两万人，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电报线路也还只是一根单线。发电报的只是一些军政人员和做买卖的商人，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电报这样一个先进的通讯工具。
据史料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固原电报分局开办时其电报价目定位每字银币（国家法定货币）一角五分。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邮传部统一改订国内电报价目，始以府及省为单位核价，华文明语寻常电报同府往来者，每字收费五分，同省往来者每字一角，出省者每逾一省加二分。华文密码及洋文电报按寻常电报加倍收费。次年八月，寻常电报改为出省者每逾一省每字加费三分，同省及同府往来电报价目仍维持原标准不变。
到了民国36年（1947年）及此后的几年中，物价猛涨，法币（国家法定货币）贬值，电报价目变动频繁，上升幅度惊人。寻常华文明语电报每字3000元，军政电报每字1500元，新闻电报每字300元。而民国37年（1948年），寻常电报每字达1万元，官军电报每字5000元，新闻电报每字1000元。老百姓对电报的使用更是望而却步。
民国18年（1929年）1月1日，宁夏建省。省政府为了便利各军政机关之间通话，在省城鼓楼装100门磁石式市内电话交换机一部。民国22年（1933年），马鸿逵进驻宁夏，在省城设长途电话局，与市内电话合并改称宁夏电话局，后从鼓楼迁移到银川市光华门位置，隶属于马家军队系统管理。
民国33年（1944年）10月，奉交通部令全国各地电报局统一改名为电信局，宁夏府城电报局由此改为宁夏电信局。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不久，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宁夏电信局。当月，根据政府决定，宁夏电信局与省电话局（原属马鸿逵军队系统）合并，两局同时从其原址搬迁到现银川市羊肉街口处，定名为宁夏人民电信局。
老银川第一个游泳池
银川平原渠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素有“塞上江南”之称。银川人酷爱游泳，老银川人把游泳叫做“耍水”。为解决人们游泳难的问题，1955年，银川地委、专区向全社会发出号召，动员各界力量，发行银川解放后的第一支股票，股票面额为50元，本息偿付期为5年。股票主要由国有、公私合营、工商企业和国家干部认购。所筹资金全部用于银川公共建设，先后建设了“银川游泳池”“银川浴池”“银川剧院”等重大工程项目。
唐徕渠里“耍水”
老银川时，每到夏天，人们游泳多是到唐徕渠、沟里、湖里去游泳。大大小小的水面，几乎到处都有游泳者的身影。
游泳者最集中的地方，还要数西门唐徕渠。游泳者从保伏桥顺流而下，到西门桥附近上岸；跳水者，径直从西门桥跳下，姿势多是“冰棍式”，双脚打水激起的点点水柱，伴随着噗噗腾腾一片响声。游泳技术不精者，就沿着岸边顺流划水，小心翼翼。初学游泳者，便去红花渠、杨召渠这样的支毛渠去游泳。支毛渠是男孩子的天地，男孩子们光着屁股噗噗腾腾游上一阵，便上岸玩沙子。他们把沙子堆满全身，晒太阳，玩得兴起，就用沙子打仗，或用沙子盖住屁股撒尿，因为“小鸡鸡”占据了空间，尿便把沙子结成中空的一团，像个小壶，也像个鸽哨，比谁的小壶能够吹得响。玩的好开心。
“耍水”是让家长最担心的，大人们不许孩子“耍水”，但是孩子们耐不住“耍水”乐趣的引诱，仍然偷偷地去“耍水”。那时候淹死小孩的悲剧年年发生。
拆城砖兴建游泳池
1957年夏天，老银川的城墙要拆除，银川教育局动员全市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拆城墙，是为修游泳池之用。中小学生们都踊跃参加，城墙的外墙体砌裹着一层大青砖，城墙大青砖每块重25公斤，学生们把砖扒下来，系上绳子，两人一块，借来老牛车、马车、架子车，人拉肩扛，把东南西北城墙上的大青砖全部运到施工现场（中山公园现游乐场位置）。全市干部、工人也积极参与，老银川一时出现了全市干部、工人和学生齐上阵的热闹街景，劳动场面十分壮观。仅3天时间，全市投入义务劳动工6700个。游泳池池壁的砖用的是城墙砖，垫土是城墙的土，游泳池的设计者是门光庭工程师。这一年盛夏前，游泳池竣工投入使用。
游泳池为东西方向，是个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有一个3米跳板和一个5米的跳台。游泳池长25米，宽15米，分浅水区和深水区，深水区为4.5米。池东边设立一座4米木制跳台，跳台两侧各有一座跳板，跳板是沙枣木制成，没有弹性。游泳池南边设有男女更衣室。
那时，银川还没有自来水，便在游泳池南侧，挖了一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澄清池，引唐徕渠水经过澄清再加入漂白粉消毒后注入池内。游泳爱好者花五分钱就能游泳，给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带来许多欢乐。游泳池还举办了游泳骨干培练班，为普及宁夏游泳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老银川市第一条沥青路
鸟瞰银川城，高楼林立，马路宽阔，街道路面漂亮整洁，银川城市面貌建设经过100多年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银川城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已很难想象50多年前老银川城的真实原貌。
那时的银川城破烂不堪，市政建设一片空白，全城没有一条沥青路，“雨天烂泥塘，夏天飞土扬”是对老银川城的真实写照。抚今追昔，银川城的第一条路还要追溯到1959年。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在全区人民欢腾的日子里，银川市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声笑语。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治区成立以前，银川隶属甘肃省管辖的一个专区，市政建设投资小，致使银川城市建设滞后缓慢落后，以致在自治区成立的喜庆日子里，落后的银川城还没有一条沥青路。这和自治区首府的位置不相适应。于是，新成立后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尽快改善银川城道路落后状况，投资数万元，决定由自治区建设局负责牵头，银川市政公司施工，铺筑一条解放西街，即由西门（凤凰碑）到鼓楼，全长2000多米，街宽7米。这是银川有史以来的第一条沥青路。
当年参加铺筑第一沥青路的陈觉民老人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感慨万千！
银川的主要道路是解放东西大街，路面是用石灰、黄土和碎粒砂石搅拌后铺在路面上的。1959年6月，这条沥青路在银川市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正式动工。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这条沥青路的铺设，银川市政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在设备落后、没有铺筑沥青路经验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头顶烈日，手挥铁锹，冒着30多度的高温，用沥青灌入式工艺，奋战在铺筑银川第一条沥青路面工地上。
过去没有搅拌机，铺筑沥青路需要把细沙子炒热，工人们土法上马，找来一块铁板，用砖把四个拐角支起来，点燃木柴在铁板上高温炒细沙；没有炼沥青的大锅，就用一个大铁桶烧炼沥青。将沥青和柴油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烧炼到170℃。温度高了沥青变稀没有黏度，稠了黏不住细沙，因此，沥青温度要求不能高也不能低。为此，有关部门从上海请来有经验的沥青铺路技术人员帮助指导铺路。
上海技术人员通过眼睛观察空气中上升烟雾的颜色和沥青沸腾程度来判断沥青的温度，然后再用勺子上下翻搅。上海技术人员很有实际操作经验，撒沙子、沥青用手和勺子均匀铺撒，如果撒的不均匀，路面就很容易起包。这样连续撒沙浇沥青操作4至5次，压路机再不停碾压，碾压越细，细沙就在沥青的作用下均匀地沾在路面上，压路机压后的路面顿时平整洁净好看。就这样一段一段由西向东往鼓楼方向逐渐推进。
陈觉民回忆说，这段沥青铺筑经过市政工人3个多月的艰苦施工，终于在1959年的8月底铺筑结束并全面通车。一时成为当时银川城的一道风景。如今，解放东西大街经过多次改造拓宽，已成为银川城市道路的主要干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老银川第一条石子路
老银川的大街小巷在50多年前，全是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烂泥潭。“黄沙滚滚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银川”，这是对老银川市政街巷落后面貌的真实写照。
1951年3月，银川市人民政府为了初步改善银川市政主要街巷道路的落后状况，决定把解放东西大街和中山南北街的土路修成石子路。
%今年88岁、时任银川市副市长的纳长麒老人说起修建这两条石子路的过程，浮想联翩，激动不已。他说，当时，银川解放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摆在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问题成堆，各项工作困难重重，百废待兴，经济工作和城市建设只能采取分别轻重缓急的方针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一无资金、二无修路施工图，并且技术、设备都困难的条件下，中共银川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修建这两条石子路，连续开了几次政府会议，形成决议文件，最后报请宁夏省委、省政府批准。
没有修路施工人员，宁夏省委、省政府决定把被关押在宁夏平罗潮湖监狱，解放初期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分子、中统特务、有血债的土匪、恶霸地主等100多名人犯调集出来修路。修路资金由省、市两级人民政府财政共同筹措。
%为保质保量把解放东西大街和中山南北街的石子路修好，决定修路工作由纳长麒全权负责指挥。纳长麒欣然受命，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人员负责落实。修路要有压路机，纳长麒联糸到上海有一家生产压路机的厂家，为了节省开支，纳长麒借银川市卫生局吴德馥要去上海采购药品的机会，让吴德馥到厂家顺便把购买压路机的手续办好，负责运回银川，几日后，一吨多重的小型压路机从上海拉回银川。
当时修路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细沙石子、石灰都是从贺兰山用汽车、驴车、马车拉到银川城的。修路的工艺还是原始的，只将原来路面的黄胶土铲起一层来，按适当比例拌上石灰、石子、黄胶土、水等，用锹摊平到路面上，用压路机压平压实。石子路比解放前的黄胶土路上了一个档次，下雨后，石子路不会成为烂泥潭，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那时没有水平仪，路面找平全凭压路机压平、压实，人、马、车走过，路面不起尘土就算合格了。
纳长麒说，在修这两条石子路的时间里，他天天守护在工地上组织施工，检查工程质量，同时还要防止人犯破坏捣乱，协调解放军看管人犯，不能让一个人犯逃脱。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这两条石子路终于在当年的“五一”节这一天胜利竣工，并全线通车。老银川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目睹银川解放后，人民政府为银川市人民修建的第一条石子路，感受共产党的温暖。
老银川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
汽车从位于银川新城的北京东、西路交叉穿过纬六路立交桥，火车从立交桥上飞驰而过。每当人们途经立交桥，这样的场景就会呈现在眼前。如今，却鲜有人知这座立交桥的历史。这座纬六路立交桥，是银川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几十年来银川经济建设发展离不开它的“功绩”。
纬六路立交桥的诞生
当年参与设计建造这座立交桥的江泳老人，回忆了30多年前建设这座铁路、公路立交桥的原委。
他说，当时银川城区通往新城的主干道叫纬六路（即现北京西路），这条路与包兰铁路线平面交叉，形成一段共用道路，而这段路正巧也是银川火车站南调车作业区。即使没有火车通行的时候，机车头和车厢也会在这里来回调转，禁行落杆每天升降几十次，使得过往机动车辆和行人不能正常通行。有时，几十辆汽车在公路上堵塞竟达数小时，被堵车辆宛如一条长龙，严重影响了东西方向的交通。
纬六路是银川城区通往市内外的要道，还是通往西花园飞机场、贺兰山军用机场及阿拉善左旗的唯一通道，如遇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甚至会因道路堵塞而耽误抢险、急救的宝贵时间。
纬六路这处路段自1958年10月包兰铁路通车后，十几年来，一度成为公路“肠梗阻”，给银川人的出行和过往车辆带来诸多困难，严重影响了银川市的经济发展。
面对如此拥堵不畅的路况，自治区、银川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遂将这项工程交给银川市建设局设计建设。市建设局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实地考察，并到北京等地建有铁路、公路立交桥的省市观摩学习，经过论证，最终确定了纬六路铁路、公路立交桥基本工程建设方案。由区、市两级人民政府、国家铁道部和宁夏公路局共同出资420余万元，建设这座宁夏有史以来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
1974年6月30日，在一片鞭炮声中纬六路铁路、公路立交桥建设工程正式开工。
过桥不忘筑桥难
30多年前，银川市的经济、建筑科技水平还是落后的，但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不改变铁道线路和不影响火车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初步拟定了两种筑桥方案：一种是采取桥体从铁轨上方跨越的“跨越式”方案，另一种是“下穿式”，桥体从铁轨下穿过的方案。“跨越式”筑桥方案相较之下节约资金且施工难度较低，但缺点是高起的桥面会影响司机和行人前方视野以及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处。而“下穿式”筑桥方案就避免了这些问题，但其施工难度相对于“跨越式”筑桥方案要高出许多。设计者们经过反复论证对比，最终选定“下穿式”筑桥方案。
“下穿式”立交桥建造工程的第一步是先在一块工作底板上预制一个箱形桥，而在这之后的工程才是最关键的。首先加固铁轨，再采用“顶进法”，一边挖坑一边将箱形桥体从底板上顶进，而顶进工程又为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箱形桥长26.5米，宽31米，高6.9米（净高5.3米），自重4660吨。将如此一个“庞然大物”穿越并置于铁路之下，并与之交角成78度33分12秒，顶进工程中需要的精准度很高，困难很大。在采用箱形桥顶进法的施工中，控制好顶进的高度及方向是保证箱形桥正确就位的关键。工程设计人员要预先将桥体顶进过程中可能致使产生偏差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拟定相应措施。尽管这样，在实际工程中依然不能避免偏差。利用精准度仪器和十几台千斤顶顶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箱形桥基本顶进就位。
说到顶进工程时，江泳老人拿起身边可以利用的物品比划着，模拟当时的情景。想到顶进工程进行时的艰辛，老人动情地说：“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那时候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就怕出差错。工程完工后我的心也踏实了，美美地睡了四五天的觉。”当江泳老人谈及那时候的建筑场面时，仍激动不已，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十几台千斤顶同时顶进桥体时的壮观场面和所有施工人员辛勤工作的身影。
经过所有施工人员不懈地努力，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纬六路铁路、公路立交桥建设工程圆满竣工了。1975年9月30日，纬六路立交桥正式通车。
老人还介绍说，当时的筑桥“顶进法”也只在北京和东部一些大城市使用过，此项技术在全国尚属领先，在宁夏还是首次使用。箱形桥顶进就位后，桥前端多了2厘米，后端多出0.4厘米，误差很小，技术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同时还解决了立交桥下的排水、绿化、渗漏和路灯等的施工难度。因此，在纬六路铁路、公路立交桥建设中成功运用的“顶进法”技术在1978年获得国家成果奖并受到国家建设部的表彰。
30多年过去了，这座铁路、公路立交桥依然横跨在银川市的主要交通干道上，它见证了30多年来银川市的经济建设和历史沧桑，为银川市的繁荣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宁夏最早的报纸《中山日报》
国共合作时期的民国宁夏，有一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问世、宁夏最早发行的报纸《中山日报》。《中山日报》的前身是原冯玉祥部西北军1925年秋在包头创办的机关报，当时名为《西北日报》。社长蒋听松，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派到冯玉祥西北军的共产党员。
1926年9月17日，爱国将领冯玉祥部在内蒙古五原地区举行策应北伐誓师大会，冯玉祥部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是我党派往部队的最高负责人。他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将《西北日报》改名为《中山日报》。同年10月，《中山日报》社随军到达宁夏，办公地点起初在现银川鼓楼。不久，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中山日报》社又搬到了现今的玉皇阁。《中山日报》为四开油印报，有10多名共产党员从事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
当时《中山日报》在宁夏银川以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国内外大事和宣传北伐战况为主，还出版了由冯玉祥、刘伯坚亲笔撰写和修改的《九·一七新生命》和《革命精神食粮》两本小册子，对提高部队的士气、鼓舞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山日报》还印发了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政治工作人员条例》等文件，对国民革命军各军、师、旅、团政治部（处）办的油印小报起到了指导革命的作用，并使国民革命军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网。
《中山日报》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一个喉舌，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宁夏银川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它专门负责联络任务。凡从外省区、陕北特委党组织派到宁夏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转换、接待和安排都在《中山日报》办理。1927年春从包头前往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从事革命活动的邓希贤（即邓小平）、王涤亚、朱逸尘等三位同志，在途经宁夏银川时，就是由《中山日报》社的刘贯一同志专门护送到陕西的。
1927年6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山日报》被迫停刊。它从1926年10月出版发行到停刊，只有短短的10个月，但它对在军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宁夏和西北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9年民国宁夏建省，《宁夏醒报》在银川创刊，为四开四版，铅字印刷。1936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创刊《宁夏民国日报》，报社下设编辑部、经理部、会计室，人员在20人左右。报社无印刷厂，由宁夏财政厅印刷厂一台手摇印刷机承印。报纸内容单调、纸质低劣，字迹模糊不清，个人很少订阅，绝大部分发到党、政、军机关、团体。每月发行量1000份，最多时不超过1500份。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该报停刊。另外，民国宁夏省政府在银川市还创办过《宁夏扫荡简报》《贺兰日报》，编制是社长之下分设两部。即编辑部，总编辑1人、编辑4人，记者2人，校对1人；经理部，主任1人，下设会计、发行、事务三个股以及电讯室、勤杂室。《贺兰日报》为省政府机关报，月发行量为1800份，最高时达2300份，远远领先于《宁夏民国日报》和《宁夏扫荡简报》。由于经费拮据，该报仅发行一年多，于1944年5月停刊。
1949年11月，中共宁夏省委决定成立宁夏日报社，创办了《宁夏日报》。1952年底，根据宁夏省农业发展的需要和翻身农民的迫切要求，《宁夏农民报》（周刊）在银川市创办。1954年，随着宁夏省建制撤销，《宁夏日报》和《宁夏农民报》停刊。1955年4月，银川专署又创办了机关报《银川日报》（3日刊）。1957年，《银川日报》的年印数为51.8万份。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日报》复刊，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日报》曾一度更名为《红色电讯》。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有关部门根据社会需要，陆续办起了《宁夏科技报》《宁夏法制报》《宁夏广播电视报》《宁夏青年报》等公开发行的报纸。
1988年7月1日，《银川晚报》正式创刊，为周二刊。此前，从1988年1月开始，经过半年的试刊，为周一刊。
宁夏第一条汽车路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内陆，素有“远介朔陲、交通梗阻”之说。解放前，宁夏仅有1167公里简易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
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公路仅有2241公里；到2005年，宁夏境内已有6条国道，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3078公里（包括高速）。如今人们在享受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生活时，不难想起80年前，宁夏公路的雏形——宁包汽车路，它是宁夏第一条对外汽车路。
冯玉祥开启宁夏修路之始
说起宁夏的修路史，还要从192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28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道路建设协会董事会议。会议就讨论改变西北交通面貌、修筑宁包汽车路之事做了专题研究。会后决定，由时任宁夏护军使擢升绥远都统的马福祥，负责勘定西北公路路线，制订修筑计划。
就在马福祥加紧实施计划时，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拘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政府首脑。同年12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管辖察哈尔（绥远省）、甘肃省（含宁夏）。随后，冯玉祥受命率兵移驻河北张家口。冯玉祥打开地图，看到包头至宁夏路段没有一条可通车的道路，即提出：“开发西北之计划，首以交通为利器”的方针，遂发布了“整顿西北国道汽车运输业”的命令，宣布收回西北国道主权，不准中外私营长途汽车公司营业，准备成立西北汽车运输公司。他召集部将，就打通、修筑宁包汽车路一事听取部将们的意见，集思广益，选择了最佳修筑方案。
为了完成这次军事计划，冯玉祥部署由陆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和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统领修路工作的各项事宜。于是，刘郁芬和石友三率部带领工兵开拔到绥远包头，从1925年1月开始动工到8月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的包头至宁夏府城的大车道修筑工程终于按预期计划完成，从此这条路成为宁夏汽车路史上的第一条对外宁包大车道。宁包大车道由绥远包头起，途经绥远的临河、乌海、三圣宫（三盛公）、磴口、河拐子、石嘴山、平罗，然后再由木船跨过黄河，途经贺兰到达银川，全长650公里。
为了使大军顺利赶赴兰州，刘郁芬和石友三进驻包头后，明确分工由刘存简团、石友三旅分别负责包头至五原段、五原至磴口段的道路整修工程。各桥梁所需建筑材料，统一由石友三旅负责采购。施工期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总干事吴山曾前往西北视察筑路情况。在没有土方计量、压路机等的落后条件下，在包头至五原段的荒芜戈壁上，工兵们顶着严寒酷暑，饥一顿饱一顿，一段段地筑路修桥。
这项筑路工程分两个阶段完成。1925年1月到5月初，刘存简率团日夜苦战，终于完成了修筑绥远境内包头至五原段205公里的路程。冯玉祥得知包头至五原段修好后，很是高兴。为了鼓励刘郁芬、石友三部继续修筑五原至宁夏段的路程，冯玉祥增拨军费、嘉奖官兵。同年5月，石友三又率部开赴五原至宁夏段。这里山路崎岖，黄河蜿蜒向北，到处是穷乡僻壤，土匪随处出没。修路的必经之地是雉鸡草丛生的一段路。多少年来，长有一人多高的雉鸡草没有被割除过，工兵们一把火烧掉了雉鸡草丛。这段路紧邻黄河，地下水位高，工兵们挥锹挖土，泥水混杂。白天顶着烈日，晚上点着篝火，泥水一身，全力以赴拉土填坑，整修山路。石友三的一旅人马吃尽了苦，受尽了累，有的还病倒死在了荒郊外。经过3个多月的筑路，终于修通了五原至石嘴山445公里的路段。石嘴山至宁夏府城（今银川）有100多公里路，由于这段路地处富庶的宁夏平原，没有纵横山壑，修起来比较容易。银北一带是黄河灌溉农业区，唐徕渠和各种支渠、毛渠纵横交错，桥梁也比较多。工兵们克服困难，就地取材，伐树锯木，用柳木做桥桩，用板子当桥面，再用树枝、柴草掺着泥土铺路架桥。这次整修宁包汽车路既是一项应急措施，也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整个工程既无周密计划，也未进行勘测，修筑的标准，以能通行汽车为原则。对于道路强度、平曲线半径、纵坡、横坡、最短视距等主要技术指标，都无明确规定；所有桥梁、涵洞，均属临时或半永久式。
整个宁包汽车路全长共650公里，在修筑过程中，整条路线设置了20个工兵站：其中绥远境内（包头至磴口）设14站，宁夏境内设6个站。每站派一名“兵站员”，负责督修及供应工作。这些兵站在后来的大部队南进时，又担负辎重及兵员的运送任务。
通车后的宁包路
历经艰难困苦、8个多月完工的宁包汽车路，冯玉祥动用了一个旅和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民党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历史时期，冯玉祥用军饷开支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这项工程，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不小的工程。用工兵筑路，既能防御土匪袭扰，又可以免去征用沿途民夫，减少扰民的事情发生，深受百姓欢迎。
在偏远落后的宁包线上，如果当时不用部队工兵去修路，冯玉祥要想率部顺利到达兰州是不可能的，宁包汽车路也不会顺利完工的。
%1925年8月24日，北洋政府段祺瑞命令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仍兼西北边防督办。这时，宁包汽车路的修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部队随时可以通过，冯玉祥便任命刘郁芬为甘肃代理督办，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携带大量辎重、炮车和装载给养的汽车，沿着整修好的汽车路由包头出发，进入宁夏府城银川前往甘肃。9月底，刘郁芬率部进入宁夏府城银川，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刘郁芬又率部从宁夏府城银川出发进军兰州。
宁夏府城银川到甘
肃兰州很早以前也有一条大车道，但部队途经中卫县西的沙坡头一带时，路遇腾格里大沙漠，人车被陷，汽车根本无法行进，刘郁芬只好命令部队在数十公里的沙漠便道上临时铺些树枝、稻草、草席，在士兵们前拽后推的努力下汽车终于通过了沙漠。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就任国民革命军西北军联军总司令。同年11月，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8万余人沿宁包汽车路，途经石嘴山、平罗县至宁夏府城银川。稍作休息后，冯玉祥又沿着宁平（宁夏城至甘肃平凉）大车道南进入关中。先解西安之围，然后挥师东出潼关，在河南与北伐的军队会师，冯玉祥乘汽车随军南下，胜利完成了会师。后来，宁包汽车路再没有汽车通过，加上路面又无人养护，随之而来的山洪暴发、风吹雨淋致使宁包汽车路的路面状况每况愈下。
1929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成立后，宁包汽车路的多数路段已经很难行驶汽车。为了更好地连接宁夏与包头的路程，政府拨款，在原有宁包路的基础上，加宽了路基，修缮了桥梁，清除了积沙，填埋了路坑，使宁包路畅通无阻，宁夏晋商部分物资也由水路改为宁包路源源不断运往包头。1932年10月，驻扎在河南信阳的马鸿逵被民国政府委任为民国宁夏省政府主席。他率领十五路军和该部的30多辆军用汽车，顺利从宁包汽车路通过，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宁夏任职。同时，马鸿逵的30多辆军用汽车留在了宁夏，宁夏第一次有了汽车，宁包路也发挥出了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
1926年初，西北汽车公司将宁包汽车路向全国公布，民国政府《交通建设》第2卷第3期刊载的《公路建设大事记》，把冯玉祥的西北筑路军事行动称作“宁夏省筑路之始”。宁包汽车路也就成为宁夏公路史上第一条汽车路。后来，宁包汽车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延伸出了现在的109国道、110国道、211国道，为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地贡献。
宁夏第一个电厂——银川电厂
老银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电力事业极为落后。封闭落后的旧银川，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没有电的概念。每到夜晚，旧银川城除了新华街、柳树巷和几家大的商号、饭馆、戏园子、马公馆有昏暗的灯光外，其他大街小巷都是漆黑一片，人们点着洋蜡、油灯度过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1949年银川解放后，宁夏省委、省政府把银川人民生活用电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艰苦创业，1951年初，筹建银川电厂（今新城电影院后银川电力修造厂院内），1952年底正式向银川城发电，从而彻底结束了银川市缺电的历史。而今，宁夏电力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走过70多年漫长历史。
旧银川照明——洋蜡油灯
旧银川起步有电，人们首先要追忆当年旧银川的绅士富商们，是他们开创了宁夏发电史。
那时，旧银川的富商经常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进货购物，大城市夜晚街道的流光色彩和商家店铺霓虹灯的闪烁，使富商们大开眼界，对比旧银川城，商号、店铺土木结构，破烂不堪不说，每到傍晚还要点着洋蜡、油灯营业，商业氛围和营业环境不尽如人意。富商们相互交流，深有同感，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在旧银川集资入股，办个发电公司，来改变一下旧银川城的无电历史。
经过多次酝酿协商，1934年，由宁夏商会带头，动员旧银川的富商豪绅和晋商八大家入股，成立“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集资5万元从北京购来清朝慈禧太后在皇宫内用过的一台旧发电机。
民国宁夏省政府的省财政厅厅长赵文府、省建设厅厅长李翰园、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李振国、宁夏省银行行长李云祥、省参议马青山等政府要员也都积极支持这一兴省利民的发电公司，几人入股资金达10万银元。就这样，民国宁夏省的第一个“电灯公司”在省政府和绅士富商共同努力下成立，并正式发电。
公司位置在今银川商都处，电灯公司机房内装有大小型发电机各一台，总电表一台。容量75千瓦大型发电机，负荷以每盏灯15瓦计算，发电量最多不超过5000盏，供省城银川内商户照明用电。容量25千瓦维爱小型发电机，发电机负荷小，是专供马鸿逵大公馆用电的。
“宁夏电灯公司”属官商合办企业。该公司股份占全省银行官股50%，商会和绅士富商入股占50%。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马鸿逵对电灯公司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公司董事长。公司下设正、副经理各一人，负责日常生产，第一任经理为柴兰亭。
老银川人第一次用到电
何兴业清楚地记得，电灯公司第一天向旧银川城供电时，全城老百姓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傍晚，都不约而同涌向柳树巷、新华街街头，驻足观看这个从来都没见过的洋玩意儿。电灯泡发出来的微弱灯光，让久居旧银川的人，第一次见到了电灯。
马鸿逵大公馆（今羊肉街口信义市场位置）的供电线路是由专线直接拉到电灯公司的。这一天晚上，公馆里的楼亭榭台，灯火通明，马鸿逵好不惬意，请来戏班子，为电灯公司开业发电、公馆通电助兴添彩。但是，好景不长，发电机运转一段时间后，由于购来的发电机早已老化，时转时停，无法保证正常供电。
一天夜晚，马鸿逵正在新华街戏园子看秦腔，突然停电，戏园内顿时漆黑一片，看戏的人乱作一团，纷纷尖叫。马鸿逵以为有人要行刺于他，惊惶失措，在卫兵的护卫下回到马公馆。事后，叫来公司经理柴兰亭，问何原因，柴兰亭回答说，是电灯公司发电机功率小，天天都在超负荷运转，由此造成线路断电。马鸿逵不满地说：“你这个经理咋当的，设备老化不会再去买吗？”柴兰亭点头应允。
1936年初，“宁夏电灯公司”筹措资金，又从北京购进一台35马力单缸卧式煤气机和修理好的25千瓦日本产旧发电机。公司为了保证马公馆全天供电，成立了供电专机组，负责马公馆供电。马鸿逵甚为欢喜，赞扬电灯公司，同时，也为民国宁夏省政府办公室和省政府四大厅、八大处的高官家里通了电。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民国宁夏省政府3个月发不了薪水，马鸿逵军政人员家中拖欠电费的事情不断，有的还私接电线乱拉灯，干着偷鸡摸狗的偷电行为，加之当时社会物价飞涨，发电所需的油和炭奇缺昂贵，以致造成电灯公司成本加大、入不敷出，职工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有时甚至陷入购买原料都没有资金的困境。公司经济效益每况愈下，难以维系。由于困难重重，公司无力再购置新的发电设备，原有的发电设备又故障不断，无配件替换维修，因而电灯公司被迫停产。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马鸿逵看到如此境况，又气又恼，于是，命令省政府拨银购置更好的发电设备。
1947年，电灯公司派技术人员，又从北京购进一台200马力柴油机改装的60马力煤气机和100千瓦美国产旧发电机。这在国内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发电机器。新的发电机经过组装试调后性能完好，运转正常，发电功率也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电力也比较充足，除了为新华街、柳树巷街道和几家大的商号、饭馆、戏园子及马公馆、军政人员供电外，电灯公司还扩大了向旧银川城的供电范围，一些手工业的老板和有中等收入的家庭也都向电灯公司申请用电。
截至1949年9月，旧银川城居民家庭用电户431户，15瓦电灯泡有1673只，其中，马公馆用电和灯泡最多。
1949年9月，银川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准备破坏电灯公司设备，何兴业和2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队，拿起棍棒，昼夜坚守工厂。特务们来到工厂实施破坏，他们在大门口用人墙守住大门和特务们进行殊死搏斗，用生命和大无畏精神保护工厂，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城，工人们终于把一个完整的工厂交给了人民政府。同年10月，“宁夏电灯公司”改名为“宁夏人民电厂”。
改名后的“宁夏人民电厂”由银川市军管会接管。军管会派杨桂山、张金寿、毕聚德为该厂军代表，全面负责电厂工作。
银川解放后，由于城市用电量急增，原有的发电量远远满足不了城市用电需求。鉴于现状，1950年初，“宁夏人民电厂”从上海购进容量15千瓦、45千瓦、100千瓦船用发电机3台，同时，对银川城的旧配电网络进行全面更新改造。更换了城市全部电杆和线路，从而保证了居民和党、政、军机关办公用电。
为了保证银川人民的米面粮油供应，银川市人民政府决定把“宁夏人民电厂”迁往“宁夏人民面粉厂”，在银川南关合并成立“银川电面米油厂”。电面米油厂设有4个车间，有发电车间、碾米车间、磨面车间和榨油车间。新成立的电面米油厂集发电、磨面、碾米、榨油于一体，有了充足的电力，仅磨面产量就逐步提高，每天日产量达到2000袋（每袋25公斤），基本保证了解放初期银川3万多人的吃粮问题，为银川的社会稳定、人心所向发挥出历史的重要作用。电面米油厂还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忘我工作，发挥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也是宁夏电力企业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随着银川解放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1951年下半年，银川市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工业，筹建银川毛纺厂、银川汽车修理厂。如何保证这两座新建厂的用电，同时，还要解决日益增加的一些小企业、小作坊、老字号店铺和居民的用电问题成了新的矛盾。而此时，电面米油厂的发电能力已远远满足不了发展变化的市场需求。
在这电力供需矛盾出现紧张时，1951年12月，银川市人民政府决定把电面米油厂的电力设备从该厂分离出去，投资在新城建设宁夏第一座电厂——银川电厂（今新城电力修造厂位置）。银川电厂占地20多亩，建设者们在一片沼泽湖泊和杂草丛生的烂泥塘里打井勘测，吃住在工地，风餐露宿、战天斗地。
广大建设者怀着对改变银川电力事业落后面貌的赤诚之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1952年12月建成银川电厂，竣工后的银川电厂，安装第一台500千瓦汽轮发电机，并试机成功正式发电。这是银川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件大喜事，宁夏省委、省政府、银川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银川市各界人士及数千名群众前去祝贺。银川电厂的建成，新增发电设备总容量达728.63千瓦，年发电量达45.15万千瓦时，不仅满足了银川工业和城市用电，同时还为石嘴山、大武口等地供电。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开创了宁夏电力事业的新时期。1958年8月，青铜峡水电厂开工建设；1959年9月，中卫电厂建成投产发电；1959年12月，石嘴山发电厂投产发电；1960年11月，银川电厂和石嘴山发电厂并网。
银川第一家工业企业——电面米油厂
老银川社会经济落后，工业经济萧条，仅有的几十家手工作坊式企业难成气候。当时，在银川市区里屈指可数的工业企业有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宁夏电灯公司、宁夏毛织厂、宁夏酒精公司、宁夏火柴公司、宁夏兰鑫机械厂、宁夏银行造纸厂、宁夏修枪所、宁夏被服厂等。这些企业基本都是由数十间平房围成一个大院，便成了一个工厂。厂子生产的产品，基本都是为马鸿逵的军队和宁夏省政府机关服务的。可以说，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银川工业的萌芽阶段，也是贫穷落后旧银川的全部工业家当。
小作坊磨面供不应求
提到银川第一家企业——南关电面米油厂，还要从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民国宁夏省有100多万人口，其中仅马鸿逵的军队就有17万人。当时战事频繁，军队随时调动，可是宁夏却没有一家有规模的面粉厂，从而影响了马鸿逵军队的粮食补给。
过去的城乡碾坊，大都是用人推驴拉石碾磨盘的方式加工面粉。用这种落后的设备加工面粉，数量和质量远远保证不了军队和社会消费所需。尤其在绥西抗战时，部队的将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而后方宁夏仅靠几十家作坊磨面，远远保证不了前方的供给。绥西方面多次来电告急，向马鸿逵催要面粉，马鸿逵召来军需处处长，大发雷霆。军需处处长说，米粮市的几十家碾坊都在昼夜磨面，只因设备落后产量太低。马鸿逵听后无奈，遂拨付军饷，电令在河套一带购买磨面机。
马鸿逵创办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还有另一个原因。1935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到银川，商讨围剿中央红军的阴谋。马鸿逵在招待蒋介石的宴会上，蒋介石吃着宁夏香喷喷的大米和雪白的面条，感慨地对马鸿逵说，“宁夏是塞上江南，农业灌溉条件好，你要把宁夏建成西北粮食供应的大后方”。马鸿逵听后点头称是。在以后的几年中，马鸿逵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马鸿逵创办“洋面公司”
1943年8月，在马鸿逵的多方努力下，由宁夏富宁公司投资2000万法币，加上宁夏绅士富商入股，创办了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面粉公司的股份中，官股占60%，商股占40%。商股中当时宁夏富商李凤藻和杨茂芳入股最大。面粉公司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南门外中煌广场附近，俗称“洋面公司”。
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占地17亩，有办公室43间，有一座4层30间的磨粉厂房。厂房结构为土木建筑，楼房房梁都是用椽子搭建的。面粉车间里，安装了4台24寸小型钢磨，平筛一部，锅炉两台，由宁夏电灯公司供电。工人实行三班倒，昼夜生产。每天生产面粉240袋（每袋25公斤）。面粉牌子以银川标志性建筑北塔、西塔取名，定为“双塔”牌面粉。公司有管理人员32人、技工27人、徒工31人、仓夫56人。公司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生产科、供销科、财务室，每个岗位权责分明，企业管理制度比较健全。
公司生产运转一年后，由于所用磨面机器全是别人淘汰的旧机子，经常发生机械故障。当时，宁夏没有修配机器的工厂，零件坏了要到北平、天津修配，又因交通不畅，往往耽误时间。加之马鸿逵公馆经常超负荷用电，所以厂子经常停电停产，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出现亏损，有时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陷入困境。
1947年，为了使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起死回生，公司东挪西借，筹措资金从北平（北京市）购买了两部三缸圆式瓦斯机。该机用的是日本轮船淘汰的柴油机，机器安装后，运转正常，厂子恢复了生产。利民机器面粉公司的四层楼建筑，是老银川城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银川人从南门出城，都要抬头看一看这座土木结构的“洋面楼房”。
银川面粉厂数次易名
1949年9月，银川解放后，宁夏省人民政府接管了利民机器面粉公司，改名为“宁夏人民面粉厂”。
刚刚解放后的银川，百废待兴。面对基础薄弱、一穷二白的银川工业，宁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以“宁夏人民面粉厂”为骨干企业的“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行政职权相当于今天的经贸委），其目的是统一管理银川工业企业。公司董事长由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景林亲自担任，公司党委书记由张怀民担任，公司经理由股东宁夏商界绅士李凤藻担任。
“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成立后，宁夏省委、省政府加大对人民面粉厂的资金投入，购买先进设备，扩建厂房车间，又把“宁夏人民电厂”迁到面粉厂院内，重点保证企业生产用电。有了充足的电源，企业油、面、米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使解放后的银川工业初步形成了电、面、米、油生产一体的雏形格局，从而有力地保证了银川市场粮油供应充足和社会稳定。由此，“宁夏人民面粉厂”和“宁夏人民电厂”合并，改名为“银川电面米油厂”。
为了培养更多宁夏工业企业干部和管理人才，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源源不断地把部队转业干部，输送到“银川电面米油厂”学习培训。这些干部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后，由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根据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工作能力，再分配到其他企业工作，为管理好银川工业打下了基础。
1954年，全国掀起公私合营改造热潮，“银川电面米油厂”改为公私合营“银川面粉厂”。由于面粉厂主楼是土木结构，年久失修，机器一转，整个生产主楼就会振动，存在安全隐患。1964年，经有关部门的详细检查鉴定后，确定银川面粉厂厂房为危险建筑物，经请示自治区财办同意，银川面粉厂于当年1月1日正式停产。随后整体搬迁，并在银川新城重建新的面粉厂。原碾米车间搬迁到今银川尚勇巷，成立银川碾米厂。
从1943年马鸿逵创建“宁夏利民机器面粉公司”，到解放后改名为“宁夏人民面粉厂”，又到“银川电面米油厂”，再到“公私合营银川面粉厂”，面粉厂数次易名，历时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