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2年3月，朱元璋就投奔在郭子兴的手下，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得到郭元帅的欣赏和信任，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局器宏阔，志向远大，他见濠州城中诸帅不成大器，亲自率领徐达等二十四个弟兄谋求发展。刚一出道，就干了几件大事：智取驴牌寨、义召秦把头、夜袭横闯山，招得精通兵法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前来投靠，并为朱元璋提出奠基金陵、倡仁义，收人心天下可定的方略，朱元璋非常高兴，也备受鼓舞。1354年四十二岁的李善长对这位青年将帅也非常佩服，在朱元璋夺滁州的途中求见。朱元璋在知道了李善长是定远名儒，非常地高兴，一见如故，二人谈得非常投机，朱元璋在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李善长的高见；白天接黄昏，凌晨接白天，秉烛夜谈，甚是投缘，李善长讲：“主公家居濠州，离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正应在主公身上。”接着李善长劝朱元璋效法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可成帝业”。正是由于这一席话，才鼓起了朱元璋的雄心，对他的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朱元璋认为，李善长的到来，很可能就是萧何转世。
朱元璋在攻下应天之后，立即就宣布了“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因为朱元璋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也因为被他的诚心诚意所感动，不久之后，夏煜、孙炎、杨究等十多位儒士都被他招纳并重用。朱元璋对招贤纳土非常重视，他每次命将出征，都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名儒贤人，朱元璋每攻取一地，就最大限度地征召当地文士武将。1350年，朱元璋亲征婺州，此地是文学贤士汇集的地方，很快的，浙江名士评亢、孙履、张启敬、吴沉、叶瓒王、胡翰、金信、李公常等都一一被朱元璋给请到了府上。
他们在那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每日请二人讲解历代兴旺之道，并任命时仪为五经师，范祖干为谘议，就在第二年1月，朱元璋又以金华群尊五经师再次礼聘宋濂，他接受了。
但是只待了两个月，由于景旅方乱了，不便读书而辞职回家。1360年1月，李文忠、李善长等再次向朱元璋推荐宋濂，朱元璋很高兴，又派使者樊观前往招聘。此次宋濂为朱元璋爱才若渴的诚意所动，在这一年的三月到了应天，朱元璋亲自接见，待以上宾，并委以重任，先任命他为主管东南带的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接着又做了朱元璋长子朱标的教师，同时还负责给朱元璋讲解治理天下之道，后又任记录朱元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官，明王朝建立后，宋濂历任《元史》总裁，儒讲学土、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兼赞善大夫等官。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主要是用荐举报贤的办法广招人才。称吴王后，仍继续使用这种办法选拔贤能之士；
1367年，朱元璋任命吴琳等人携带巾帛外出访贤。明王朝建立后，元璋在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提出“政治之道在于任贤的经验，认为”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朱元璋常说：世有贤才，国之宝也，任贤举能，天下大治。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占有山东后，下令各州县举贤赴京师任用。同年四月，平定河南后，朱元璋命令徐达征召儒士睢明义、钜鼎臣、程彦鲁、秦彦洪、哈天民、王克明等多人赴京，授以官职。八章，朱元璋颁布大赦诏，申明：怀才抱德之士，久因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申奏，以凭礼聘，共图治效。在11月，朱元璋又派詹同、魏观等多人分赴各地寻贤才名士。以后朱元璋又多次下诏天下，数次派人寻访，由于措施得当，大批被淹没的人才被推荐上来。如1378年（洪武十一年）三月，一次就任命了各类人才九十七人。第二天，又推举人才多达五百五十余名。以后推荐的人才越来越多，最多达到了千人以上，凡被推荐的人，都被礼送京师，以备使用，不少贤士授以高官显职。如儒士王本、吴原等授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又如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儒士赵翥等，授为尚书；儒士张玉道、王廉被授为布政使；还有不少儒士任命为少卿、佥都御史、府尹、参政、参议等要职。
朱元璋创建的明王朝需要大批人才充实到全国上自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府中去，如果说明朝建立前，这些贤才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那现在这些人却又是在辅助朱元璋治理巩固天下的。尤其是1382年发生了胡帷庸案，在十八年又出现了郭桓案，两次案件加起来一共杀了六七万人还要多，官府衙门严重出现了人才短缺，荐举人才的规模和次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是却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明朝政府又大力兴办学校，并开科取士，着手培养大批新的人才以满足官场的需求。
明朝的学校分两类，一类是国学，也叫国事学，1382年改称国子监，是官府在京师设立的高等学府。国子监的学生统称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晶官子弟为官生，民间俊秀为民生。”具体来说，官生包括晶官子弟和土司子弟、海外留学生。民生又有贡监和举监之分，贡监是指从府、州、县学生中选派的岁贡生员，举监是指保送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的举人。由于朱元璋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1384年，在监的学生达数千人。原有的学校不能容纳，朱元璋又命增设监舍五百余间，取名叫“外号房”。
监生的国子监考试结业，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参加会试，及第后由吏部再授官。洪武朝，因官吏缺乏，有大批监生直接被授予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也有的授予知州、知县之职。郡学又叫儒学，是指府、州、县设立的学校。1369年10月，朱元璋下诏令，命天下府、州、县设立学校。洪武年间，人数上有规定；府学的生员为四十人，州学为三十人，县学为二十人。以后有所扩大。除此之外，明朝还有宗学、社学和武学。
1375年，朱元璋再次下诏，要在全国设立社学，于是各地的社学纷纷建立起来了，并且招聘了儒士做教师，教育民间的子弟。据《苏州府志》记载，府州县每五十家人就建立一所社学，因此苏州城乡共建主学七百三十七所。到1383年，朱元璋再次下诏设立社学，为避开官办的嫌疑，命令其一律改为民办。
作为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对人才的选用有他的局限性，首先，他培养和选拔的人才，只限于儒士，也就是局限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范畴之内，对于由于贫困而无法读书的广大人民则完全排除在外。尤其是文臣更是如此。
其次，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就极力加强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随着皇权的极度膨胀，人才的选择、官员的升降全取决于朱元璋一人，只有绝对效忠于他个人和为巩固朱氏一统天下尽犬马之劳的人，才能被选用和晋升。否则，你纵有满腹韬略，过人的才能也是枉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兀璋一方面积极地培养和发掘人才，同时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摧残和扼杀人才，他的用人政策围绕着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绝对维护和巩固大明王朝统治，保证朱氏一统天下，这种选用人才的制度其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绝非朱元璋个人的品质问题。
朱元璋看过很多的史书，并且悟出了不少道理。如商汤不惜改过而为三代盛王，商纣王饰非拒谏而亡；唐太宗善于纳谏以致贞观之治，唐玄宗为奸佞所蔽酿成安史之乱等等。
朱元璋从实践和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兴亡之道在从谏拒谏”的道理。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除招贤之外，必须要纳谏。他有一句名言“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把这两者看成是治国成败的关键。他还认为人非神仙，不可能没有错误，尤其是一国之君，深居内廷，很容易言路闭塞，“隔绝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身边非常需要敢谏之士，“以拾遗补阙”但是要造成大臣敢谏君主善于纳谏的气氛绝非易事。
朱元璋称帝的当年，每次上朝，只听到他一个人在讲话，而百官只是应喏，长久无人谏诤，朱元璋觉得这并非好事，皇帝至尊，大臣不敢言，这使他深感忧虑。他三番五次地鼓励文武大臣进谏。他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又说：臣下的职责就是进谏，将君王的过失指出，不然就是失职，而君主的责任就是纳谏，指出错误而不接受，就是无道。倘若臣下的进谏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责难，他虽然得罪了昏君，然而有功于社稷，有功于人民。
但是那时，其实敢于直言谏诤者仍是寥寥无几。于是朱元璋反复向臣僚们申明自己对待进谏的态度。他非常诚挚地表明自己不是完人，也不是什么神明，而是和大家一样，有对也有错。反复强调“朕总万机，安能事事尽善”？希望臣民勇于进谏，他一定“虚心以纳之”。同时又强调为言事者保守秘密，以免遭人打击报复。朱元璋下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层层上报而中途泄密的机会，从而解除了不少进谏者的顾虑。为了进一步鼓励臣僚们的进谏，朱元璋郑重宣布：言而有实则奖，言而不实无罪的政策，朱元璋也确实奖赏了一些直言敢谏者。如1377年，工部奏差张政中上书谏言，要精选公明廉正者担任监察御史，以及在各府州县设常平仓，以平物价等，朱元璋很赏识，升他为宛平知县。又如，巩昌秦州儒学的训导门克新，1393年，朱元璋向人觐的学官们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在被接见的诸名学官中，惟门克新敢于直陈时弊，直言无隐，被朱元璋升为左春坊、左赞善，后又升为礼部尚书。朱元璋善于纳谏的行为也激发了一些耿直之士，他们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对朱元璋的失误据理谏诤。有一回，监察御史周观政奉命监守奉天门，宦官领着一班女乐想进官，他不让进，宦官说是圣上的意思，他仍不让进。宦官恼火并冲人宫内，不一会儿，这位宦官又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讲，女乐不用了。他却生气地说：“必面奉诏。”这话传进宫里。过了一会儿，朱元璋亲至宫门，对周观政说：“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当今天子当面向臣下道歉认错，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说明朱元璋纳谏的诚意和非凡的气度，在封建帝王中实为楷模。
大巨们的直言进谏和朱元璋的勇于纳谏的精神确实减少了不少失误，同时也起到了使朝政清明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样，朱元璋毕竟是个封建帝王，因此，其纳谏也必然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到了晚年，拒谏杀人之事也屡屡发生。如朱元璋选宫女，得知熊宣使有个妹妹年轻貌美，想选她人宫，员外郎张来硕进谏说，此人已许配人家，如选人宫，未免不妥。朱元璋大怒，令左右将其砍死。又如刑部主事茹太素在1376年洪武九年九月，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等，朱元璋不高兴，将他下狱，死在刑部大牢。
朱元璋的纳谏同招贤一样，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尤其是为朱氏I朝一统天下服务的，加上朱元璋不断地强化专制主义统治，使进谏和纳谏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到了洪武中期之后，朱元璋屡兴大狱，使得官员人人自危，不少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少说为妙，免得招来杀身之祸。那些敢于直言谏伊，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忠勇之士越来越少了。所以，洪武年间的谏诤之风远不如唐太宗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