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功能，或者说它本就是应运而生。
在人和动物之间的分化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是不存在什么教育的。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逐步有了剩余产品。而有了剩余产品之后，人类社会慢慢出现了社会分层。
少数人居于社会分层的顶端占有并控制了剩余产品，其他大多数人则根据财产，职业等分为若干阶层。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总结，就是人类社会从此分为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教育的功用在于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灌输，并从那些受教育的精英中吸纳一部分人进入自己的阶层，从而稳定统治；
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有效渠道之一。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过程不是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简单的体力劳动逐渐变得即便廉价也很难找到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越发展，劳动力市场上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就越高。八九十年代高中毕业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但再过二三十年，大学本科毕业基本就已经是标配。
当然，这指的是要寻求一份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还不错的工作而言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社会进入转型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这个转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一直都有，但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真正铺开之后，才真正开始。
深处其中的老百姓按理来说应当是最早对此有所感触的，但实际却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最具时代眼光的人敏锐的差距到了这种转变，并牢牢地把握住了机会。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感到生活发生了变化。但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却是毫无经验可谈的。
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像其他投资一般能够短期内就见到可观收益之后，很多人迫于生活压力选择了辍学，或者勉强读到初中或高中毕业，能够摆脱文盲的行列，就已心满意足。
读大学，已经成为一件只有少数人才会做的选择。
李道无疑是是这少数人之中的一员。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考进一个好的大学的重要意义，比内容更重要的是那张文凭的象征意义，那是一张跨越阶层的门票。
要考好的大学高考就必须有优异的成绩，而所受教育的质量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绩的高低。
所以，一个教学质量较好的高中的学生考上好大学的概率比一般学校高就成为一件常识性的事情。
对于这种常识性的事情，李道为什么犯难呢？无他，人离乡贱的道理自古至今永远都不过时。它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去市里读高中的最大好处显然就是能提高一个人考上大学或者好大学的可能性；而在县城的好处更多是现实层面的：学校的一切和老师都是熟悉的；同学中也有广泛的联系；因为大棚蔬菜搞得有声有色，县里的官员虽然并不熟知他，但至少是认识他的；学习成绩和培训班的成功让他与学校H县里很多部门的管理者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所有这些优势在市里能发挥的空间很小，甚至可以说没有。而要重新建立新的关系网络，无疑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但纵使继续在县城读高中有种种优势，李道最终还是决定去市里就读。因为他即将实行的计划只有在市里才能成功。
84年以来，物价已经上涨了不少，从购买力角度来说，现在要花1.2元能买到的东西，在84年只需要1块钱。
这意味着货币贬值了！而这种贬值的趋势只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要想让自己的财富不白白缩水，就必须投资，并且投资的回报率还必须高出通胀率才行。
李道的计划就是把自己这几年积攒下来的三十多万元投资出去。如何投资？投资什么呢？自然是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势头作出判断。
从84年国家的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开始，各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周边的人、财、物纳入进来。城市规模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扩展。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开启！
李道的投资计划就和城市化建设有关——开砖窑。
城市化进程肯定是离不开砖块供应的，要不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用什么盖呢？3D打印自然没问题，可惜现在没有。所以传统的耐火砖作为建筑材料才刚刚迎来它的辉煌期。
前世李道的父母都是烧砖窑的，自小耳濡目染之下，砖窑的整套运作他都一清二楚。也算是“家学渊源”了。
但开砖窑在这时至少都要三十万朝上的成本投入，此前一直苦于资金不足，只能暂时放弃，搞点小打小闹的事情。
现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李道觉得豁出去试一试，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一旦成功了，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几十万收入都是低的。
县里的城市化建设太缓慢，消耗不了太多砖，并且如果往市里送转的话还会增加运输成本，所以只能选择市区周边建厂。
而一旦场子建起来了，自己是不可能待在县城遥控指挥的。很多事情必须亲力亲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除此之外，有道教育在市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但至今尚未在市里开设培训班，而让那些潜在学生客户去县里上培训班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在市里开设培训班，这也要自己出马才能搞定，至少在运营稳定之前。
这就是李道坚持进市里读书的原因。
培训班的事情李道并不太担心，算是驾熟就轻。砖窑的事情大多数也不算太复杂，只有两个难题要解决。
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工人问题。开窑建厂肯定是要拿到土地批文的，更何况砖窑这种东西对土地的要求可不仅仅是批块地建个窑烧就是。
砖是先用机器将粘土定型，自然晾晒干之后才进窑烧制。所以是很“吃土”的一个产业。正因如此，土地批文估计要费些周章。
工人问题也是个难题。一座砖窑至少需要三种类型的工人：砖机上的工人，负责控制砖机将粘土加工成土坯；砖窑上的工人，主要负责将晒干的土坯装进砖窑并按照一定结构码好，砖烧制好后再将砖块拉出砖窑码垛；烧砖窑的师傅，也就是专门负责烧制的技术工。
这三类只是大致的分类，实际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比如为了提高效率，进窑出窑一般都是计件的，而为了精确统计工人的工作量，会有专门的人发票——工人每拉一车固定数量的砖就发一张票，最后根据手上的票统计工作量。
还有专门的人在砖烧制好后砸开窑门降温，等等。
工人之所以成问题不是工资问题，而是难以找到比较稳定的合适工人。砖窑的性质决定了一个场子任何一部分的工作都不好做，要求极大的耐力和体力。
这对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来说，只要工资合适，并不算什么问题。但在边疆民族地区，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雇佣不少少数民族工人。
民族特性以及天然乐天精神，让这些工人具有鲜明的“干一天休息三天”的特征。即靠着一天赚到的钱，过三天得过且过的日子。
这就会严重影响砖窑的生产秩序和产量。
所以，工人是个比土地问题更头疼的问题。
想到这些，李道隐隐有了些烦躁，于是干脆来个“自欺欺人”，先去市里把学入了再说。
其他的问题，还要从长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