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进家门，我刚打开自己的拎包，12岁的儿子就像家中闯进个盗贼似的对着房内高喊：“妈妈，不好了！爸爸又买猪头肉了！”妻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出来一看，脸上立即又露出了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表情。
确实如此，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吃遍了南京的所有宾馆及各大菜馆，尝遍了各种中西宴会，成了友人们戏谑的“美食家”。可是，我对“金陵特产”猪头肉却始终不能忘情，常常因为餍饱之余买半斤猪头肉回家品尝，而遭到妻子甚至年幼儿子的讥笑。妻子曾不止一次地嘲讽我，说我对猪头肉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此言不虚也。50年代的时候，南京城墙还没有拆除，我家弟兄多，家里穷，十天半月饭桌上难得见到一点荤腥。偶尔熬一锅猪肺汤或烧一串猪大肠，这一天就成了我们孩子们过节的日子，更别说能美美地尝上两块猪头肉了。记得那时候，每逢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就会和弟弟一边穿堂过室，满院子乱跑，一边扯起破锣般的嗓子，兴头地放声唱起：“三十晚上，过年，又吃猫耳朵，又吃猪头肉！”一时引得整个杂居大院内，孩子们欢蹦乱跳，齐声唱起猫耳朵和猪头肉的赞歌，为这座拥挤的城南大院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气氛。
直到如今，母亲还时常当着不懂事的孙子的面，出我的丑。说什么，我小时候最馋，某年某次吃猪头肉，实行“计划分配”，一人两块，我自然是挑了两块最肥最大的。据讲我大弟弟吃东西和我不一样，他是“馋人吃细食”，慢慢品尝，而我眨眼之间两块猪头肉早已下了肚。此时，我还眼光毒毒地盯着弟弟的“计划”，问他：“你吃什么东西啊？这种肉还好吃啊？”引得大人们哄堂大笑。特别是奶奶，笑得把饭喷了一桌子。后来，还是奶奶心疼我这个长头孙子，把她那份“计划”让给了我吃。我这才真正尝到了它的滋味：一团入口，油腻腻、香喷喷，余味无穷，叫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我想猪头肉大概是人世间最好吃的东西了，心想，要是能天天吃上它，那生活该是多么美好！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这些“红卫兵”听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排，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我当时是“扎根”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偏远的公社，一面“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绣地球”，一面和贫下中农一道过起盐水泡白饭的“无产阶级生活”，更是一年半载难得沾上半点荤腥了。于是乎，什么狗肉、蛇肉、老鼠肉都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记得每次回宁，我都是开起“11路车子”，从下关一直步行到水西门，为的是省下几毛钱汽车票，好用来买上两角绿荷叶包着的猪头肉，从中山码头一路有滋有味地吃进南京城来。那一路上，一边看汽车，一边哼“太阳歌”，一边咂嘴吮指头地吃猪头肉的架势，别提有多潇洒了。彼时彼情彼景，真应得上古人说的优哉游哉，其乐融融，赛似活神仙也！
忘不了那一次，我所插队的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内容大概不外乎什么“献忠字”“掏红心”之类玩艺儿。公社书记是一位笆斗大的字认不得半箩筐，并常常以“工农大老粗”自诩的“真正大老粗”。平时他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在穷山恶水之间“战天斗地学大寨”，倒是块好料子，可在万人大会上作报告却稍微缺一点功夫。只见他在台上大讲特讲其“共产主义未来”是如何如何美好，如何如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直吹得唾沫星子乱溅，深深地陶醉在他自己的滔滔宏论之中。
书记大人看看台下老社员们无动于衷，毫无反应，于是乎突发奇想，居然要对共产主义未来作一番形象性的描绘，下一个通俗活泼的定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嗯？”只见此公摇头晃脑地信口道，“共产主义就是苞谷面的粑粑，尽克！”尽克者，江浦土话，随便吃也。
这位仁兄的话刚落声，老社员们尚没反应过来。一位油头滑脑的本地知青，外号好像叫什么金老八的，在台下声音洪亮地应声补充道：“还有猪头肉，让咱们无产阶级甩吃！”甩吃者，也是江浦土话，意谓尽量吃也。
到了共产主义，竟然苞谷面粑粑，还有猪头肉能不要钱、不要“计划”，随便让任何一个贫下中农同志放开肚子拼命填，这对于长年累月在“忠字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忆苦饭”总也吃不完的老社员们来说，何啻静潭里投入一块巨石。于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入云，“万岁”“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发自内心、惊天动地。那时候，对苞谷面粑粑我倒不十分崇拜，有吃就不错，但对猪头肉可的的确确怀着无比深厚、极其浓烈的感情。古人望梅止渴，我们憧憬猪头肉止馋。当时的我，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也着实冲动了一番，和全场社员一起振臂狂喊，山呼万岁。
最难忘的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那天，我正扛着一根看田棍，满山遍野地在癞石岗上赶猪撵鸡，不让这些畜生糟蹋贫下中农的劳动果实。忽然村姑相告，说我家中来了客人。我赶紧回来一看，原来是邻公社的张氏三兄弟。三兄弟全家下放在苏北，只有他们三人扎根在江浦县。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所在生产队只有7分钱一个工，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苦死苦活干一天只能得到7分钱，因而他们一年到头都不敢塌一天工。
“哎，今天怎么有空光临茅舍？”我言下之意是如此晴朗天气，他们怎么舍得塌工出来串门。神气些的张二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今天早晨上工铃一响，他恰巧走在前面。当走到村边的大路上时，张二眼睛一亮，抢在二秃前面飞快地拾起一样东西，并匆匆揣进口袋。然后，他迅速地和弟兄们耳语一番，就高声喊道：“报告队长，我们请假一天！”队长吃惊地问原因，张二毫不忌讳地挥舞着一张票子叫道：“捡到两毛钱，够我们弟兄三人歇它一整天！”于是奔我处而来。
至今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招待他们的那顿“午餐”——从农民家讨来一碗咸菜，三兄弟连蛆虫都不让我捡掉，说是“米虫酱蛆有营养”。当我哆哆嗦嗦地从水缸后面摸出半瓶机轮酱油来时，他们差点惊呼起来：“想不到你老兄还有这玩艺儿！”这可的确是连城里人都限量供应的东西。然后，我们4人端端围着一碗爬蛆咸菜，大吃特吃起酱油、塘水泡饭来。本来我是要执意烧点开水泡饭的，可他们硬是不肯。因为当地柴草紧张，知青们又没有农民上山刨树根、刮草皮的能耐，为节约能源，不少知青只能三天举火一次，烧的饭每天用塘水泡着吃，根本不烧什么开水。因而，他们也就叫我免了开水泡饭的奢侈礼仪。
当大半筲箕饭吃得精光、咸菜连蛆全都下了肚子、酱油也用塘水冲过三浇之后，我们开始在一起畅谈未来。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不外乎什么将来调回城市，要吃多少多少斤高级饼子，要坐在电影院里夜以继日地看尽全部的“样板”节目，或是和喜欢的女孩子一道坐公共汽车（注意：绝不是靠“11路”！）玩遍南京的名胜之类云云。
记不清是谁提议的了：不准讲如此之多的幻想，一人只许说一个平生最大的愿望。为了彼此互不干扰，每人写在纸上。当四张字条全都铺放开来的时候，堂堂正正的四条汉子，写的竟然都是猪头肉！所不同的是，有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一顿干它5斤猪头肉。有人则表示，今后咱们互相拜访，一定要用猪头肉招待。前些日子还捎信给我，说是平生“只求一口饿不死食、一片冻不死衣、一块容得身地”的张大，竟然异想天开地想顿顿能吃上猪头肉，说是没有“南捕厅（指城南一家卤菜店）”的，“味雅”的也可以。
于是乎，我们4位“同声相求”“志同道合”的“猪头肉”朋友在一起欢呼、哄闹，一起沉浸在对猪头肉的奢望和梦想之中……
时代在前进，今天，随着家用电器及毛毯、羽绒衫等消费品对千百万小家庭的疯狂入侵，猪头肉早就被烧鹅等副食品打得落花流水，逐步退出了居民的菜篮子。如今的猪头肉不仅为千千万万当代君子所不齿，即使城里的农民工、我当年插队地区的老社员们，闲时三五成群喝酒时，也以啃烤鹅、盐水鸭为荣，而以吃猪头肉为耻了。
当年的张氏三兄弟如今自然已是“鸟枪换炮”了。他们不是这个长就是那个长了，全都大腹便便起来。据我了解，他们对猪头肉的感情早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远不像我这样矢志不渝、坚贞如一了。
但是，尽管当代衮衮诸公对猪头肉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尽管妻子儿子阖家对猪头肉口诛笔伐，不准进门，可我还是怀着对它深厚的感情，大声宣告：“我爱猪头肉！”因为我无论如何忘不了猪头肉伴随我所走过的人生岁月，也万分珍视而今这个“烤鹅天天吃，偶尔骂骂娘”的时代……
青菜与鸡
中国人吃青菜是出了名的，特别是苏州人，好像是没有青菜就不能过日子。我小时候曾经读过一首白话诗：“晚霞飞，西窗外，窗外家家种青菜；天上红，地下绿，夕阳透过黄茅屋……”
这首诗是描写秋天的傍晚农家都在种菜，种的都是青菜，不是大白菜也不是花椰菜，说明青菜之普及。在菜蔬之中，青菜是一种当家菜，四季都可种，一年吃到头。苏州小巷里常有农妇挑着担子在叫喊：“阿要买青菜？……”那声音尖脆而悠扬，不像是叫卖，简直是唱歌，唱的是吴歌。特别是在有细雨的清晨，你在朦胧中听到：“阿要买青菜？……”时，头脑就会立刻清醒，就会想见那青菜的碧绿生青，鲜嫩水灵。不过，这时候老太太买青菜要压秤，说是菜里有水分。
青菜虽然如此重要，可却被人看不起，卖不起价钱，因为它太多，太普遍。这也和人一样，人太多了那劳动力也就不值钱，物稀为贵，人少为贵。
早年间，青菜和鸡总是摆不到一起。一个是多，一个是少；一个是贵，一个是贱。客人来了，都是去买只鸡回来杀杀，没有谁说要去买点青菜回来炒炒的，除非那青菜是一种搭配。形容某家生活好是天天鸡鸭鱼肉，形容某家生活差是天天青菜萝卜。吃青菜是一种受苦受难的表现，糠菜半年粮是粮食不够，面有菜色是饿的。所以才有了一句成语叫“咬得菜根，做得大事”。
1960年大饥荒，粮食不够吃，青菜比粮食长得快，有些人便大量地吃青菜，结果得了青紫病。营养不良的人生了浮肿病，没药医，据说只要吃一只老母鸡便可以不治而愈，可见青菜与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到了80年代的初期，我偶尔读到一篇美国的短篇小说，里面写到一位妇女在法庭上高声地抗议，说是法官判给她的离婚费太少，理由是：“如果只有这么几个钱的话，我只能天天吃鸡啦！”
我看了有点吃惊，天天吃鸡还不好呀，你想吃哈？！我怀疑是翻译搞错了，把吃洋白菜译成了吃鸡。后来我多次到欧美去访问，才明白那翻译并没有搞错，鸡可以在养鸡场里大量地饲养，那价钱和自然生长的菜蔬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现在再读那篇小说的话，就会觉得十分自然了，苏州人也在为青菜和鸡重新排座位。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原来种菜的田都成了工厂、商店、住宅、高楼。原来种菜的人都进了工厂，他们不仅是自己不种菜，还要买菜吃。那些曾经挑着担子高喊：“阿要买青菜？……”的人，如今正挎着菜篮子在小菜场里转来转去，埋怨着菜贵而又不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