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的小城市绍兴到北方的大都市北京，路途不算近。空手跑一趟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车船劳顿是免不了的。何况搬家，而且还不是搬一个人的家。一家老小，连同大橱小柜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甚至花鸟鱼虫猫狗鸡鸭，还有祖宗牌位，整个儿连锅端。闭着眼睛想想，可怕不可怕？
鲁迅周作人下这样的搬家决心，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讲。还记得吧，他们兄弟三个早就发过誓：不分彼此，永不分家。不分彼此的表现，是一人挣钱大家花，两人挣钱也大家花，三人挣钱还是大家花。永不分家的表现，是不管结婚成家与否，都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按他们自己的誓言，就是有饭大家吃饭，有粥大家喝粥。
多么理想的一个家庭。
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一直是这么做的。他一有钱就往家里寄。这个“家”，可不只是他自己的家（也就是他老婆朱安）。他的钱，除了养老妈，养老婆外，还养弟妇，养侄儿侄女们。也挣钱的周作人，周建人一样不是挣了钱只往自己（或老婆）兜里放。
三兄弟三个小家，外加一个老妈鲁瑞，合成一个大家。一个大家分居绍兴和北京两地，一来难免相思苦（特别是周作人），二来开销也大。
从客观方面讲。即使鲁迅周作人无意大搬家也是不行的，因为眼看绍兴的一家老小就要无家可归了。原因？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被卖掉了。
鲁迅祖父周福清生前好骂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看到周家一代不如一代，他实在火大。生前，他写了一本《恒训》，书中说，周家在他高祖时，锦衣玉食。后来，“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痛心啊！这帮没出息的家伙，不骂还行？
骂有什么用？民间有说法，富不过三代。周家到周福清这一辈，不事生计的占了大多数，但好歹还有些许成就了一番事业（做大官也算吧）的人（如周福清）。到了鲁迅这一辈，不但不事生计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出了破脚骨（流氓）、乞丐、大烟鬼。他们的生活，不靠卖田典屋，还能靠什么。
卖吧，卖光了拉倒！
先卖田。卖完私田卖公田。无田可卖了，就典屋。对于鲁迅家而言，屋，就是共居着六房（智房下兴、立、成；仁房下礼、义、信）的周家新台门。
在出卖新台门之前，仁房先卖掉了属于他们的百草园东边的一半。买主名叫朱阆仙，也是绍兴人。
朱家在周家的东边。现在人这样定义朱阆仙：慈善家。能当慈善家的，一定很有钱。朱阆仙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他老爸朱增富。他靠什么致富？行医，而且是在大上海行了30年的医，赚回大量的真金白银，真正的衣锦还乡。
有钱，娶到好老婆的概率大大增加。富二代朱阆仙的老婆娘家爸是做官的，候补道台。朱阆仙自己又认了一个实缺道台为义父。这样，朱家可以说有钱又有势了。朱爸爸死后，朱儿子继承巨额家产，就算不是绍兴首富，至少也够得上二富三富。
中国人习惯一有钱就买房置产——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朱阆仙老家在绍兴乡下安昌镇白洋村。人往高处走。乡下人，特别是有了钱的乡下人喜欢往城里搬。朱阆仙当然不例外。他买下了东昌坊口王姓人家的三开间三进的大房，成了城里人。然后，他逐渐向西移进，并购了紧邻百草园的孙家房屋后，抵达周家新台门门下，成了鲁迅家的邻居。
这些房子对于富得冒油的朱阆仙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周家新台门怎么样，那可是绍兴城数一数二的豪宅啊。我早就盯着它了，不知他们肯卖不肯卖。别急别急，等他们败光了田产，你就有机会了。
在周家子孙一点儿一点儿地败田时，朱阆仙一步一步地壮大他的事业：办厂，开药局，设诊所。烟酒不分家，权钱也难分得清。很多时候，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都能使鬼推磨了，还买不来一个官做？朱阆仙买了个二品官，官的全名叫“清直隶州知州”。
人世间，此衰彼旺是常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家败了，朱家兴了。周家的仁房要卖百草园，作价一千元。财大气粗的朱家不还价，接手。就像赔款割地，从此，在百草园的中央，竖起了一道墙。那道高高的墙，朱家的百草园在那头，周家的百草园在这头。
接着，轮到新台门了。
最早动议出卖新台门，是在1916年。提议出卖新台门的，是仁房下义房族的周庆蕃和周藕琴兄弟。
按照周家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卖田卖房须经每房的同意，单独一房不得擅自处置。也就是说，周庆蕃和周藕琴想卖新台门，必须得到六房的同意。有一家不同意，不肯签字画押，甭想。
这个时候，新台门兴、立、诚、礼、义、信这六房中，只有他二位辈分最高（跟周福清同辈）。他们说要卖，晚辈们谁敢说不？那么，他们为什么非要卖不可？还用问，穷途末路了呗。
最不想卖的是兴房，也就是鲁迅他们家。此时，他们三兄弟都有工作，而且工作都还不错，足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但是，他们说了不算，他们得听庆蕃、藕琴两位族祖父的。何况，有几房过得不怎么样，有的甚至相当潦倒，早就盼着卖屋这唯一一招了。
还有几房，属于中间派，又想得钱又舍不得；又不想卖又怕遭想卖的人忌恨，犹豫着。周藕琴的儿子周冠五，还有诚房族叔周凤岐奉命一家家地去游说，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利弊分析后，总算达成了一致。
那年，恰逢母亲鲁瑞六十大寿。鲁迅从北京返乡。一家人商量过卖房一事。鲁迅的意思是他们要卖就卖吧。可是，卖了房子，我们到哪里住呢。鲁瑞很担心。跟我一起去北京吧。鲁迅说。
谈判的过程，鲁迅一家子不参与，由族人们讨价还价去。他们只等分钱。
卖房，无非一找买主，二谈价钱。
也怪，尽管朱阆仙觊觎周家新台门许久，却不是最先跟周家谈判买房的人，而是成了房屋中介——他把绍兴同济钱庄的谢品三介绍给了周家。开钱庄的谢品三和朱阆仙一样家财万贯，一直也想买周家新台门。但是，也许觉得周家由盛而衰不吉利，谢家人群起而反对，坚决不同意谢品三购买潦倒又破败的周家新台门。
谢品三之后，第二个跟周家谈判的就是朱阆仙。朱阆仙起初开的价格是6200元大洋——他知道周家急于用钱，所以开价不高，多少有点儿乘人之危的味道。周家人似乎也好说话，没有狮子大开口。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钱的问题，是大问题，是要命救命的大问题。事后，周家人左想右想不对劲儿。周家新台门是什么地方？豪宅耶！虽然破败了，其价值究竟非一般民房可比，哪能只值六千。不行，绝对不行。要再谈，重谈！
双方重新坐下重新谈判。这次，房价从6200涨到了12000，几乎翻了一倍。
成交！
1918年9月，买卖双方签订了正式的二手房买卖契约。契约除了约定价钱、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税费交纳主体和交纳时间外，还约定了交房时间，是1919年年底。这意味着周家人（当然包括鲁迅一家）必须在此之前卷铺盖走人。
那头房子卖了，这头得有房子住才行。搬家，不是把家搬出来了事，是要落地的。落在哪儿？落在北京呀。可落在北京的哪儿呢？鲁迅两兄弟在北京的家，是绍兴会馆。“会馆”，那只是一个提供进京的单身（而且限男子）人士暂时落脚的地方，不能烧火做饭居家过日子。
哥哎，怎么办呢？周作人凡事都不拿主意。那还能怎么办，找房子把它买下来呗。鲁迅还是像以往那样有主见。他有主见当然不是坏事，但他的大包大揽养成了周作人的凡事依赖不肯负责的习惯。
绍兴那里，房屋买卖契约一签定；北京这里，鲁迅就开始了四处找房子。注意！四处找房子的是鲁迅一个人，而不是和周作人两个人。在找房子这件事儿上，周作人不参与并不表明他对大哥“你办事，我放心”，而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自私。
鲁迅找房子的过程是这样的：1919年2月11日，同朋友齐寿山一起到报子街看房。这里的房子已售出。13日，又同齐寿山到铁匠胡同看房。不合用。25日，午后看房。27日，与林鲁生看房两处。3月1日，又与林鲁生看了几处房子。11日，再与林鲁生看房。14日，午后看房。5月2日，同齐寿山到辟才胡同看房。6月3日，和友人徐吉轩到护国寺一带看房。7月10日，又和徐吉轩到新街口八道湾看房。
看中了！
鲁迅买房子的过程是这样的：1919年7月15日，他又一次到八道湾丈量房屋尺寸绘平面图。23日，他决定购买，约了原房主（姓罗）一起到警察总厅——那时购房办手续，不到房产局，而是到警察厅及其下属的警察分驻所。8月2日，他到西直门内洪桥巡警分驻所询问。18日，到市政公所（管理城内修路、建筑测量等市政建设事务的政府机构。1928年改为工务局）验契。19日上午，到浙江兴业银行取款。晚在广和居先行支付1750元房款，另付中保费175元（首付款的10%）。10月5日，和徐吉轩到八道湾，收房9间，又付款400元。11日，到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11月3日，到兴业银行取款。4日，同徐吉轩一起到八道湾，在那里将余款1350元交给原房主罗先生。
买成了！
鲁迅装修房子的过程是这样的：1919年9月18日，和齐寿山、徐吉轩，以及事先找好的张木匠一起到八道湾商量装修事。10月6日，到警察厅报修理房屋事。10日、16日、19日、23日，到八道湾看装修。27日，付木工费50元。到自来水西分局。29日，到自来水西局约了工作人员同往八道湾丈量。11月1日、7日，到八道湾看装修。8日，付木工费50元。10日、12日，到八道湾看装修。13日，托齐寿山向他人借款500元（利息一分三厘，借期三个月），到八道湾置水道，付工钱80.1元。因为水道经过邻居陈宅，被索要借道费30元，中间人5元。14日，到八道湾，水道置成，付木工费50元。18日，到八道湾。26日，付木工费50元。29日，付木工费175元，玻璃费40元。
修好了！
至此，周家的房事，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