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继续
嘴上，都坚持着不说不辩解；行为上，却都做不到像佛祖、圣人、基督徒那样宽大、容忍为怀。那“过去的事”一直过去不了，一旦逮着机会，还是会拿出来说说论论，指责些什么、暗示些什么。什么机会？忘了吗，他们可都是耍笔杆子的。不说归不说，难道还不能写吗。中国的文字，渊源流长；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绕你一绕，让你遐想去吧。
蜗居在砖塔胡同的小房子里，鲁迅大概一直纠结于“想不通”和被利用后被抛弃的愤懑。“被利用”？是的，长期以来，不都是他这个长兄在前披荆斩棘事事担当吗，而那个“他”尾随其后，乘现成大树凉，摘现成果子吃。如今，他家成了业立了名就了，对大哥无可利用了，就一脚踹了他。
太郁闷！鲁迅病了，而且是大病，肺病。他不跟母亲说，怕她担心。当然，朱安不可能不知道，她照顾他。病中，他休息不得。天已经冷了，为了取暖，他自己砸煤球，不慎砸到了手，伤了拇指。看房，买房，又很紧要。他拖着病体忙东忙西，想想当年看买八道湾房时因为对大家庭的憧憬而欢愉的心情，看看今时今日的孤寂和凄凉，大有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味道。
“打架”过去后三个月，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鲁迅又可以专心做学问了。他辑成一本《俟堂专文杂集》，还写了一篇题记。题记不过一百多字，却有一段话，意思大大的：“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乍一看，读者或许真以为鲁迅的砖塔胡同来了小偷了。其实他说的还是与周作人夫妇那天的冲突。有两个词，引人注目，“寇劫”，“盗窟”。他把曾经那么亲爱的弟弟比作“寇”、“盗”；把他亲手打造的八道湾比作“窟”，而且是“盗窟”。毫不留情，像他对待论敌的作风。
题记的署名更有意味，叫“宴之敖者”。什么意思？
说文解字。宴=宀+日+女=家里的日本女人；敖，出也。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人”。
够妙，也够绝！
一直致力于猜猜猜的人们感觉好像一下子接近了真相。
又一年的3月，鲁迅发表了一篇杂文《牺牲谟》。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你什么都牺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我向来一心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他在暗示什么？暗示他为周家，为弟弟，什么都牺牲了？文章也对那些专门希望别人牺牲的自私自利者进行了嘲讽。这又在暗示什么？周作人有时很自私，有目共睹。
太隐晦。人们有些发愣，咦，怎么离真相又远了。
三个月以后，鲁迅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颓败线的颤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卖淫女，她年轻时靠卖淫艰难抚育女儿。女儿长大成人后，厌弃年老色衰体又弱的母亲，还嫌她丢人，意图赶她出门。她自觉在家里已待不下去，不等家人赶，很自尊地独自离家，把一切冷骂和毒笑遗弃在身后。
眼熟吧。是否从这被利用完之后被赶出家门的女人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呢。如果这种说法可以肯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他把他当时的心情附着在了那女人的身上，淋漓地表现了出来。
“她在深夜中尽走……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噢，原来女人（他）想过要复仇的。杀！可是，于一刹那间，放弃了。因为她（他）面对的是家人是亲人。尽管被利用了又抛弃，但仍不脱眷念、爱抚、养育、祝福。不能复仇的仇，更锥心巨痛，不能形容，只能发出无词言语。
时间在继续，遗忘的颜色一点儿也没有黯淡。
1925年11月，鲁迅又写了一篇小说。这次，不再隐晦而躲躲闪闪，他直接用《弟兄》作小说名。注意，是弟兄，而不是兄弟。这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小说的主人公是“兄”。他却在题目里把“弟”放在了前面。这是否意味着，在他的心里，即便被弟抛弃，弟终归还是弟？
小说写了兄弟两人。兄，名沛君，是个小公务员，有三个孩子（这跟现实中的兄不一样）；弟，名靖甫，有两个孩子（这跟现实中的弟不太一样）。兄弟俩同住在同兴公寓（这相当于现实中的八道湾）。
沛君兄很爱护靖甫弟，这在机关里是出了名的。沛君曾在同事面前自豪地说：“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有同事当面称赞：“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这跟兄弟失和前的现实很像）。
故事往下说。沛君听说猩红热正流行，不禁慌了起来。因为靖甫正发高烧，躺在家里呢。他不放心，一边打电话请医生，一边请了假赶回家。中医诊断，靖甫得了“红斑痧”（西医叫“猩红热”）。沛君那个急啊。
现实的版本：大约在1917年的时候。那时，周家还没有从绍兴搬家到北京。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同住在绍兴会馆。有一天，周作人忽然发高烧。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的一位同事因此病死。鲁迅非常非常担心周作人也被传染上了，急忙请来医生。诊断，非猩红热，不过是出疹子而已。第二天，他难抑兴奋地对许寿裳感叹，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那口气，不像是兄对弟，倒更像是父对子。
如果小说只写兄弟情，那就太浮浅了。
沛君不甘心，又去请西医。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看着靖甫烧得通红的脸，思绪纷乱起来，想象着靖甫的确得了不可救药的猩红热，很快不久于人世。这时，他突然烦燥起来，脑子里涌现的念头竟然是“家什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鲁迅作品的老辣，很大程度在于他揭示人性淋漓、剖析人性透彻。沛君是爱弟弟的，但这份“爱”并没有完全稀释掉他人性中的自私。弟弟可能的死，激活了他心底深处的劣性。他担心的不是失去至亲而难以承受悲伤，而是斤斤计较于家什、物价、养活弟弟的孩子、负担弟弟孩子的上学。本能的，他把倾向给予了自己的儿子康儿。
现实的版本：在周作人病好后，鲁迅有一天对他说，那时他真的是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表面上看，这是玩笑，这是自嘲，但又何尝不是他心底深处的一种真实呢。
自私，不能因为可以理解而纵容和被原谅。
鲁迅借沛君想暗示什么呢？他也有自私的念头，也有计较的时候？在家庭经济问题上，他和弟媳产生矛盾，或许不完全是信子的大手大脚，也有他斤斤计较的成份？在他对信子的指责中，是否也包含觉得自己挣钱多感到吃亏的原因呢？
说信子花钱不节制的一个证据是她凡病都请日本医生。这是她的错？鲁迅是不太相信中医的。用西医，倾向用日本医生，其实是由周家跟日本的关系决定的。羽太姐妹是日本人不说，鲁迅和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鲁迅还在日本学过医。不熟不用嘛。连他们的家庭医生都是日本人，凡病请日本医生似乎不奇怪。只是习惯而已。兄弟失和后，鲁迅自己，往“山本医院”跑得也勤，一会儿带母亲去诊病，一会儿去取药。他去得？信子去不得？
西医来了，确诊，非猩红热，只是出疹子而已。沛君松了一口气，晚上却做了一个恶梦：靖甫死了。他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送去了学校。弟弟的两个孩子哭嚷着也要去上学。他被“缠得发烦”，“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劈过去……”
“荷生”是靖甫的孩子。周作人曾经用过“鹤生”的笔名，是鲁迅起的。
这幅虐待死了的弟弟的孩子的画面刺激得沛君心惊肉跳。第二天他去上班，同事问他弟弟的病况，一如既往地夸他们“兄弟怡怡”。在他听来，好像是讽刺。他对弟弟，真的发自肺腑地“怡怡”吗？他自问。
自我解剖的勇气，无人能与鲁迅比拟。
周作人呢，也没闲着，誓将暗示进行到底。
失和后，他最早的一部作品就是那篇借阐述破脚骨暗讽鲁迅的《“破脚骨”》。在这文章中，他不惜笔墨地详述“流氓”二字，说“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户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费那么大劲，只想引出一句潜台词：什么兄弟，其实是流氓。
接着，他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识地翻译了一部外国小说，名《某夫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教师（这个身份跟周作人本人很像）。他的妻子年轻貌美（这跟周作人的妻子不太像）。妻子身边总有一伙狂蜂浪蝶。丈夫整天被“妒忌”所纠结。
小说本身无甚意味，有意味的是周作人的“译后记”，它跟翻译没什么关系，而又是话里有话地说开去：“约翰福音里说，文人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的妇人来问难耶稣，应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头打死，耶稣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两个潜在的关键词：有罪、饶恕。
可以想象，救苦救难的耶稣把手平放在罪人的肩头，温和而慈祥地说：我饶恕你的罪。周作人想暗示什么？他不是耶稣，不是基督徒，但他心向往之。所以，他把两只手分别平放在罪人（他哥，也有他老婆）的肩头，大度而悲切地说：我饶恕你们的罪。
这跟他的那封绝交信里的一句话“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