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诗人歌德乃是一个以全人类为同胞、以世界为祖国的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事实上的世界公民。这一点，看来就是他产生世界文学这一光辉思想的世界观方面的原因。
歌德是一位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诗人和思想家。他自幼受到自己家道殷实而无所事事的父亲精心培养，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乃至希伯莱文等多种语言，十岁时已开始阅读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的作品以及《浮士德博士》等德国民间故事。由于信奉路德教，他也熟读《圣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从中汲取了许多智慧。从青年时代起，他更如饥似渴地阅读近代和现代德国作家以及英国和法国作家的作品，克洛卜斯托克、莱辛、莎士比亚、歌尔斯密以及莫里哀等都曾是他学习的榜样。可以说，歌德很早就了解了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希伯莱文学以及古日尔曼文学三者融和而成的德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全貌。
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歌德却全然不以此为满足。随着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日益增多，眼界日益宽广，他的文学兴趣也在发展。对于阿拉伯文学，他不仅仅停留在小时候已经读得烂熟的《一千零一夜》——关于这部传奇故事集对歌德的影响，美国学者卡卡塔琳娜·摩姆逊出版了一部份量不轻的专著[138]——，他还研读波斯诗人的诗集，从而进入了近东世界。他还读过古代印度梵文诗人迦梨陀莎的诗剧《莎恭达罗》和其它印度文学作品，对它们倍加赞赏，并留下了一首咏叹《莎恭达罗》的著名短诗。到了六十岁以后的晚年，歌德又涉猎和倾心于远东的中国文学，因而完成了对于人类几个最主要和最发达的文学的了解。换言之，整个世界的文学都在他的视钱之中，他有可能比较它们，找出差异，但发现的却是更多的共同之处。
不仅如此，歌德还博采众长，致力于将不同民族的文学融和起来，在1819年完成了一部“西方诗人写的东方诗集”——《西东合集》，在1827年完成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而他那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无价瑰宝的《浮士德》，更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圣经》、德国民间传说以至印度的《沙恭达罗》等不朽作品中吸取了多种营养。
因此可以说，当歌德1827年首次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世界文学的现实已存在于他的心目中，已通过他自己的创作而得到了实践和验证。这或许就是歌德能产生世界文学这一思想的文化素养方面的原因。比起世界观方面的原因来，文化素养方面的原因似乎更加重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的文化素养，或者如歌德说的“文化水平”。而歌德的博学多识和高瞻远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19世纪初，可以说无人堪与比拟。
人类的进步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使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有了客观的可能；而上述两个个人主观方面的优越条件，就决定了提出它的恰恰的歌德，而不可能是别的随便什么人。
对于世界文学形成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原理，明确指出是世界市场的开拓；这一论断具有科学的确切性。从歌德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形成的原因，就是“人类的进步”和各民族眼界的开扩，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交流和了解；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产生的同类感，发现了不同文学在基本方面的共同性。[139]因此是不是可以认为，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是产生于一种明确的人类意识，所以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和普遍意义呢？
我想可以。
与此相联系，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的内涵，也是比较丰富的。
1827年，他在《德国的小说》一文中写道：“既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时又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这样，就准保能实现真正的普遍容忍。”
第二年，在《艺术与古代》杂志第六卷第二期，他又写道：“这些杂志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将最有力地促进一种我们希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只是我们得重申一点：这儿讲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的思想变得一致起来，而只是希望他们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即使不能相亲相爱，也至少得学会相互容忍。”
到了1830年，歌德已八十高龄，但关于世界的文学思想仍萦绕在的他心中。在为卡莱尔的《席勒生平》一书写的序言里，他说：“好长时期以来我们就在谈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而且不无道理：须知各民族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受到相互震动以后，又回复到了孤立独处状态，会察觉到自己新认识和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在这儿那儿感到了一些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由此便产生出睦邻的感情，使他们突破过去的相互隔绝状态，代之以渐渐出现的精神要求，希望也被接纳进那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交流中去。”
歌德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解说，远不止上面引的几点；但仅从这几点，我们已可看出以下三层意思：
首先，歌德认为世界文学形成的最起码和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实现各民族之间普遍的容忍。
为此，各民族应通过包括文学交流在内的精神交流，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歌德这种以容忍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文学思想，是一种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真诚情感在文学观中的反映。它发展了歌德与席勒过去提出的以美育改造人性的理想，将启蒙思想家倡导的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宽容，扩展为各民族之间的宽容或者说容忍。歌德生活在分裂落后的德国和战乱频仍的欧洲，一生历经沧桑，在晚年对世事的认识更加深刻，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通过世界文学，通过文学交流使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这一思想应该说在今天还没有过时，或者说永远也不会过时。
其次，歌德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
也就是说，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应该为人类服务，被人类所理解和接爱。文学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正是由于各民族都贡献出了数量不等的这样的作品，世界文学在今天早已成为现实。歌德之所以能写出《浮士德》这样的不朽杰作，之所以能成为各国人民共同景仰的世界大文豪，正由于他有着为全人类而写的明确意识。因此，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它不仅仅属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他深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但是，与此同时，歌德又讲要“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讲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思想变得一致”。
作为一位德国作家，歌德不只一次强调“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地位”。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德国人能够和应该做出最多的贡献”，“发挥卓越的作用”。他同时又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学的特点和长处，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对它们津津乐道。在创作实践中，他努力吸收其它民族文学的优点，奉行“拿来主义”，但却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他创作的《西东合集》也罢，《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罢，其基调仍然是西方的，德国的，歌德的。他的浮士德，这位人类杰出的代表，仍然是一个德国男子。
对于中国文学，歌德是十分推崇的，坦然地承认“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原始森林的时代”，中国已有了像样的文学作品。但是，他又认为不应拘守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某一特定的外国文学，奉它为楷模；如果一定要有楷模的话，那“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也就是回到自身的传统中去找。
总而言之，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思想以及实践，都绝无抹煞民族特点和否定历史传统的意思。恰恰相反，越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悠久传统的文学如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就越得到歌德的重视。一部《浮士德》使我们确信，歌德是一位很懂得辩证法的哲人和思想家；研究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更加深了我们的这一信念。
应该说明一下，歌德并没有写一篇专文来郑重其事地论述世界文学，他的有关思想都散见于书信、谈话和文章中。他并未对世界文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世界文学之于他只是一种理想，一种憧憬。这个世界文学的概念可以认为还相当模糊；而唯其模糊，它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不同的研究者都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和生发；唯其模糊，它又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让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都接受、继承和发扬。在当今这个仍然战火纷飞、仍然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的世界上，还真需要通过文学交流来增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增进人类的共同意识，增进相互宽容的精神啊。
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早和最经常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这中间并不仅仅存在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通过接触中国文学——虽然只是肤浅的接触，歌德事实上完成了对当时存在的世界各主要文学的了解。阅读《好逑传》等中国作品，为他世界文学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最后的契机。对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但是，如果以为，歌德唯独重视中国文学，特别重视中国文学，那就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误解，而我们中国人又极易产生这样的误解。须知，事实上歌德重视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晚年的歌德无异于一种精神隐士，他从狭隘鄙陋的德国逃向广大的世界，从猥琐丑恶的现实逃向美、善的文学，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寄托着他对人类的未来的理想，成了他精神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