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时代里，德意志精神文化的天幕上真可谓群星璀璨，交相辉映。歌德虽然是其中最亮的北斗星，却没有少得到其它大大小小的星斗发射出来的光和热。一生中他与之有交往和思想情感交流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数不胜数，克洛卜斯托克、赫尔德尔、席勒、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兄弟俩以及贝多芬等，只是其中的几位佼佼者。他们相互砥砺，相互帮助，虽然在那个时代，还根本没有“协会”、“学会”、“笔会”什么的来提供便利。要把歌德与文坛友人的幸遇和轶事写出来，差不多可成为一部很有意义的专著。歌德在创作《浮士德》的数十年中，从朋友那儿得到的启届鼓励和具体帮助真是难以数计。正因此，在《献词》中，他要对友人们表示感激和怀念之情；在逝世前总结一生时，他要坦率、真诚而感人地称自己为“集体性人物”，说“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214]天才的诗人歌德，恰恰十分善于向前辈和同辈包括古代和其它民族的学习，十分善于择友和交友。
在歌德的众多朋友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席勒。他们两人的深厚友谊，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堪作“文人相敬、同行相亲”的一大楷模，细细道来恐怕比我们的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还要感人。从1794年两人订交至1805年席勒逝世的整整十年中，这两个原本在身世、气质和精神倾向方面多有差异的人中之杰相互勉励，相互支持，友好竞赛，不只迎来了各自创作大丰收的金秋季节，而且为整个德国文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古典时期，把两人共同生活的小小的魏玛城变成了德国乃至欧洲独一无二的文化圣地。对于歌德之写成功《浮士德》来说，席勒所提供的助力莫其大焉。从1794年开始，席勒始终关注着歌德仅仅完成了第一部初稿和一些片断的《浮士德》的写作。就这个问题，他俩交换的书信就有数十封之多，更别提两人在一起的交谈和讨论了。一开始，歌德明白承认自己缺少再把实际上停滞了十多年的写作捡起来的勇气，说“将来如果能有什么帮助我把工作做完的话，那显然就是您的参与了”（1794年12月2日致席勒的信）。席勒呢，不只一再热情鼓励歌德，赞扬《浮士德片断》为“肢体不全的赫尔库勒斯”，[215]说它充满了天才和力量。
正是席勒，终于使歌德在1797年下决心续写《浮士德》，而且自己也确确实实地积极“参与”了。大至制订全剧的题纲，小至修改细节和文句，诗剧的创作都同样耗费着忠诚的朋友席勒的心血。歌德对于席勒的建议的和意见，常有“不谋而合”之感，非常乐于接受。
然而，歌德在席勒眼中是个易于受情绪支配的人，令席勒担心他什么时候才会中断写作，功亏一篑。席勒因此曾多次私下与歌德的出版商通信，希望找出办法来予以促进。结果歌德还是时缀时作，直至席勒逝世。当听到比自己年轻十岁的挚友遽然离去的消息，歌德失声痛哭，悲恸自己“失去了生命的另一半”。1806年的早春，在席勒的周年祭日即将到来时，他终于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付印前的最后修改，不啻是对亡友做了最有意义的纪念。
从那以后，《浮士德》的写作又中断了差不多整整二十个年头，直到1825年早春才重新开始。其间，歌德自然积累了续写第二部必须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但不能动笔恐怕也有缺少鼓励和督促的原因。1824年歌德整理出版与亡友席勒的通信集，这件事很可能提醒了他必须加紧完成自己的“主要事业”。但是，歌德能重新开始《浮士德》的写作，并在随后的六年中孜孜不倦地一气将它完成，更大程度上却归功于前一年来到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约翰·爱克曼。
爱克曼聪敏好学，时年三十一岁，是大诗人歌的热烈崇拜者。无论年纪、地位或是学识，他都不可能像席勒那样与歌德并肩而立，成为大诗人的亲密朋友。但是他却成了歌德晚年最知心的学生和得力助手。在推动《浮士德》的写作方面，作用和功绩比席勒尤有过之。他不仅仅是笔录和誉写巨著原稿的秘书，而且是寂寞深思的老诗人不可多得的耐心听众和交谈对手。在与这位聪明又有心的年轻学者的交谈中，歌德受到的启发该是不少的。[216]难怪诗人自己也说，爱克曼是他“继续写《浮士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去席勒、爱克曼以及本文无法再详细介绍的威廉·洪堡等等文坛友好，命运还使歌德幸遇了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这位微不足道的小小公国的微不足道的统治者，颇有点孟尝君的风度。毫不夸张地讲，歌德要没有他和他一家近六十年的款待，要不是1775年以后几乎一直生活在魏玛，生活在当时世间少有的既宁静又极富文化气氛的地方，他恐怕也很难成为《浮士德》的天才作者。
伟大的诗剧《浮士德》偏偏由歌德写成，还有一个至少与他本人的出身和际遇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体魄和精神健朗，享有当时一般人很少达到的高寿。
在视时间为财富的歌德来说，八十三年的岁月实在太宝贵，太难得。它不仅给诗人以完成巨著的余暇——歌德写《浮士德》前后整整六十载，在英年早逝的无论多伟大的天才都不可设想——，而且，让他有了无比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歌德在世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正是欧洲历史风云变幻，新兴思潮汹涌激荡和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接踵发生的年代。歌德晚年自己便明确地表示：“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凡是现在出生的人都是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那些世界大事，而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217]
“不可能得到”和“无法懂得”的，自然不只是后生小辈。歌德在八十多年的漫长生涯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也远非他列举的那些。丰富多彩的阅历和人生体验，加上敏锐的目光和深刻和思想，就使天才的诗人歌德能够高高伫立在精神的峰巅，纵目古今，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写出《浮士德》这样一部缩影历史沧桑并且预示着人类前景的不朽杰作。1831年7月22日，即将年满八十二的歌德终于续写完了《浮士德》的第二部，并在一个月之后将手稿加印封存起来，决定待他去世之后再行发表。自此，老诗人才真正无所思虑地安度他所剩无多的余生。在他看来，“主要的事业”既已成就，今后的岁月只是老天额外的“无偿赠品”，工作不工作都无所谓了。他在辞世前五天的1832年3月17日口授了一封长信给挚友威廉·洪堡，回答后者关于《浮士德》创作阶级的询问。在信中，他回顾自己惨淡经营、呕心沥血六十载的情景，表达了他对友好们的感激之情，并对不在生前出版诗剧的第二部作了解释。他称自己写成《浮士德》为办了一件“严肃认真的傻事”，担心在当前这“荒唐而又纷乱”的时代，他“在这项奇异的工作上付出的诚实的、多年如一日的努力将得不到好报”。[218]这就说明，伟大的歌德自己也知道，他的《浮士德》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奇书”。
事实上，在诗人逝世后一年作为他遗著第一卷出版的《浮士德》第二部，的确未立即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全世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发现了瑰宝似的惊喜目光，不断地披览着这部辉煌巨著，将它视之为大文豪、大思想家歌德留给人类的一件无比珍贵精神财富。
《浮士德》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篇富有情趣和启发意义的故事。诸多不利——或者只是看起来不利——和有利的条件百年不遇地碰巧凑合在一起，造就了“天才诗人”歌德，产生了旷世奇书《浮士德》：在德意志社会现实的贫瘠土壤里，一颗天才的种子凭借着格外旺盛的生命力，再得到有利的天时、精心的维护、充足的养料，便绽开了美丽绝伦的奇葩，结出了丰硕无比的果实。
术士·哲人·人类的杰出代表
——浮士德形象考辩
在插叙了《浮士德》的诞生条件和创作经过之后，我们再回到探讨这部伟大诗剧的内涵上来。应该讲，从笔者对剧情的讲述和随后的概括中，已显露出了作品第二层的意义即道德意义，或者如我们习惯于讲的批判意义。简言之，主人公的五幕悲剧便是五重批判或五个否定：一批判、否定中世纪脱离现实的僵死知识，二批判、否定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对人性的扼杀，三批判、否定德国封建朝廷的腐败，四批判、否定对于往昔和“美”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追求，五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残酷。当然，批判否定的同时，也颂扬和肯定了主人公永不满足和勇敢追求的精神，颂扬和肯定了他临终前对人生意义在于为大众造福的认识和理想。
至此，我们可以说对《浮士德》这部巨著已有了一个粗线条的概观性的了解，一个总体性的外在的把握。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对重要的细部作进一步的观察和剖析，以便深入到作品思想的内涵的里层和底蕴中去。
在笔者看来，《浮士德》这部气势异常宏大、场面空前壮阔、背景无比深远的大悲剧，它最引人注目的细部就是那些活动在剧中的人物。
《浮士德》里的人物实在是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就现实的人物而言，高贵的有皇帝、宰相、将军、主教，低贱的有贩夫、走卒、工匠、乞丐、农夫，不高不低不贵不贱的有学者、神甫、商贾、地主以及众多市民，等等等等。
就非现实的人物而言，神圣的有上帝、圣母、天使和在天国中享受极乐的男女老少，邪恶的有恶灵、女巫和瓦普吉斯之夜的男魔女魔，既不神圣也不邪恶的则有更多来自民间传说的山精水怪，有从古希腊复活再生的格莱弗以及司芬克斯等半人半妖的奇禽异兽，有地灵、人造人以及忧愁四姊妹，等等。
现实和非现实的两大类人物加起来数以百计，形象和特性更可称千奇百怪。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能像《浮士德》似的在深远的背景和壮阔的场面上活现如此多彩多姿的人物的作品，恐怕只有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以及我国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而已。
在如此众多的人物中，我们当然只能着重考察和分析它的几位主人公，即贯穿全剧的浮士德博士和靡非斯托，在剧中的某一幕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如格莉琴和海伦，以及同样在剧中多次出现并与浮士德形成鲜明对照的瓦格纳，等等。包括靡非斯托和海伦在内，应该说这主要都是些现实的人物，虽然有的戴着魔鬼的脸壳，有的罩着神话的面纱。事实上，也正因他们是现实中存在的，也正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才比非现实的精怪和天神更复杂，更值得我们去分析理解。
我们首先领到读者面前来亮相的，自然是浮士德博士。
在历史上，浮士德确有其人。关于他的生平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比较可靠的是：他本名乔治或者约翰·浮士德，1480年前后出生在德国中部符腾堡州一个叫克尼特林根的小城。他生性聪明，好动脑子，年轻时也可能在大学里学习过医学、神学什么的，后来却成了一名浪迹江湖的医生、占卜人、星象家、魔术师和炼金术士。他四处招摇撞骗，自称得到魔鬼的帮助，能够显示种种奇迹，直至在1540年做炼金实验时不慎被炸死。在近代自然科学刚刚诞生、关于鬼神的迷信仍然统治着广大民众头脑的中世纪末期，人们对浮士德这样的奇人异士无疑是既畏惧，又好奇。正因此，自称为博士的浮士德死后，关于他的故事仍然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且其他一些与他类似的人的事迹还张冠李戴，附会到了他的身上，使他的形象越来越生动、鲜明，使他的故事越来越离奇、精彩。也就是说，在德国确实有过浮士德，而且不只一个。
浮士德的故事在德国渐渐地变得来家喻户晓，十多年后便开始出现一些记录口头传说而成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最初用的是拉丁文，后来又有了德文本，在符腾堡和埃尔福特等地的大学圈子里流传。这种情况，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思想的活跃，同时也预示着社会人心的动荡和不安定。
紧接着，1587年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便正式出版了一本以浮士德为主人公的民间故事书，题名为《大名鼎鼎的魔术师和术士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故事书的出版者名叫施皮斯。他还从宗教改革派的立场出发，从封面到前言再到正文，时时处处都加进一些对与魔鬼为伍的主人公的谴责，对故事书读者的劝诫。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因此又在《致笃信基督的读者的前言》之前，加上一篇给两位有权有势的亲密友人的长长献词，以保证此书问世后不会招来麻烦，真可谓煞费苦心。[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