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七岁的七个孩子的母亲，歌德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称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相信自己和她是“前世夫妻”，命中注定了他要受她“温柔的魔带的羁绊”。事实上，封·施泰因也是歌德在魏玛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总的看来，他俩之间的关系少了青春期的爱情狂热，多的是心灵的契合。而且，在两人中应该说是封·施泰因夫人起主导作用，是她影响歌德，使他的内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做到了忠于职守、克己奉公，连立身处事也慢慢变得来冷静和节制。这些变化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例如著名的诗歌《神性》、《人的局限》、《水上精灵歌》、《对月》等等，就少了狂飙突进的澎湃激情，多了成年人细致深入的人生思考。
在魏玛一住十年，整天忙于政务和宫廷酬酢的歌德终于感觉累了，烦了。1786年9月3日凌晨，他事先没有通知他称作“小巢”的魏玛的任何人，便改扮成一个画家（亦说商人），化名“缪勒”，离开他正在那儿疗养的卡尔斯巴得温泉，朝着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的南方古国意大利奔去。
五，重获新生
意大利不只有温暖的阳光，热情的人民，更是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的文艺复兴发祥地，历来被欧洲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视为自己“根”之所在。歌德的父亲就曾为提高修养到意大利游历，并留下了一部游记。歌德于魏玛出走之前两年写了长篇小说片断《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里边有一个神秘的女孩迷娘，她唱的一首内涵丰富、感人肺腑的怀乡曲，实际上就道出了诗人自己对意大利的热烈恋慕和向往。
“在古国的土地上，我感到欢欣而又快乐”——“我青年时代的所有梦想眼下全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感到像“每天都在脱一层皮”似的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整个人“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获得了“新生”。类似这样的句子，在他到意大利后写的书信、游记和作品中，真叫比比皆是。难怪歌德流连忘返，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南国一住一年零九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但遍游威尼斯、弗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等文化名城，踏访庞贝古城等处的废墟、遗址，观赏、临摹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而且也了解民情风俗，亲身参加天性乐观的意大利人民的各种节庆活动，特别是1788年2月的罗马狂欢节更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还广交艺术界的朋友，提高艺术鉴赏力和修养，自己作画达一千余幅之多。他还度海前往西西里岛，悉心考察研究岛上的亚热带植物，在巴勒莫的植物园里为自己提出的植物形变论找到了宝贵的实证，即他所谓的“原植物”。他甚至冒险三度攀登有名的维苏威火山，一直走到火山口边上，直接观察“那冒着蒸汽的、发出咝咝声的地狱的大锅”。总之，到了意大利的广阔天地里，歌德一下子又变得年轻、大胆和充满朝气了，与湫隘的魏玛宫中那位圆滑老练、“谨小慎微”的枢密顾问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在文学创作方面，歌德也恢复了活力，完成了反映16世纪尼德兰人民革命的悲剧《埃格蒙特》，把《伊芙根妮在陶里斯岛》的散文初稿修改成了诗剧，《浮士德》和《托夸多·塔索》的写作也有进展。
当然还有热烈的爱情。歌德在罗马等地曾和不只一个活泼爽朗的意大利女子相恋、同居，其中一个被他耐人寻味地戏称作“浮士蒂娜”。他晚年完成的《意大利游记》是他重要的自传性作品，全面记录了他在这个南方古国的经历和感受。他在回魏玛后不久写成的《罗马哀歌》不乏大胆的性爱描写，充满他对与浮士蒂娜等爱侣缠绵相处的幸福回忆；是她们使他恢复了青春的爱的活力。
呵罗马，你诚然大如一个世界，可是没有
爱情，世界不成世界，罗马不叫罗马。
如此放肆的对爱的呼喊，表明意大利之旅使歌德完全恢复了本性，获得了新生，也重新找到了他作为诗人的自我。因此在不得不准备返回魏玛的前两周，他竟然每天一想起要离开意大利，都会像个孩子似的哭泣。[6]
六，家庭生活
1788年6月，歌德回到魏玛，坚决辞去大部分官职，只担任宫廷剧院总监，兼管矿业和耶纳大学的一些事务，以便专心从事写作和科学研究。在两三年里，他完成了诗剧《托夸多·塔索》、长篇动物叙事诗《列那狐》、《罗马哀歌》和《威尼斯警句》。最后这两部组诗，也反映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与二十三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的邂逅、相爱与结合。
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虽出身微贱，相貌平平，却活泼大方，朴实善良。歌德回魏玛后的一天在花园中散步时与她偶然相遇，不久便成为事实上的夫妻，拿歌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结婚了，只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
可是对于堂堂大臣和贵族歌德——他已在1782年由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封为贵族，回魏玛后仍保留着在枢密院里的职位——，与一个出身下层又缺少教养的女工不明不白地生活在一起，在那个时代真是有失体统的冒失举动，因此遭到了魏玛宫中包括封·施泰因夫人在内的男男女女大肆攻击。虽然他俩在第二年的圣诞节便有了一个儿子，却一直等到七八年后的1806年才正式结为夫妻。
克里斯蒂娜一共为歌德生了5个子女，但活下来的仅长子奥古斯特一人。这个平凡的女子对歌德忠心耿耿，平时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后来在拿破仑入侵德国时期，她有一次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保护了受到闯进家里来的法国士兵威胁的丈夫。然而，她却长期受着贵族社会的歧视，即使在正式结婚以后仍然被排斥在社交生活之外。歌德在魏玛也十分孤独，自然对她充满眷恋和感激之情，在不少作品里留下了对她的纪念，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1813年附在一封信里寄给她本人的那首题作《找到了》的小诗。
1816年6月6日，歌德夫人在满52岁那天与世长辞，正卧病在床的诗人欲哭无泪，写了四行挽歌对她表示哀悼：
太阳啊，你想冲破乌云，
放出光芒，却白费力气。
随她我失去了生命的
全部获得，唯有哀泣。
就这样，歌德失去了与自己相伴最久的亲人。而且一生当中，除了少年时代，他可以说都在忙于事业，没有享受到多少亲人的温暖和家庭的幸福。他小时候最亲密的妹妹早在1777年就夭折了，父亲也在5年后逝世。母亲虽然比较长寿，活到了1808年，可是自到魏玛后歌德却难得和她见面。连爱子奥古斯特也在四十岁时死在了他的前头。总之，歌德的家庭生活不能算幸福美满。
七，进化与革命
歌德在莱比锡上大学时，即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到魏玛后便没有停止过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不断取得一些在当时来说并非不重要的成果，还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和专著。上文已谈到他关于“原植物”的发现。他据此提出“植物形变论”，并于1790年发表了一篇长达123节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试图证明植物从低等到高等全一个样：所有的果、花、叶、茎都进化、发展自唯一的一个基本器官，即种子。在此之前，他曾在自己兼职的耶纳大学研究比较解剖学，并于1784年3月发现了人类的腭间骨——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动物才有腭间骨——，从而证实了他关于一切生物都有相同的“原形态”和“亲缘关系”的设想。歌德在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发现和观点，使他成为了欧洲在达尔文之前主张进化论的先驱。在观察自然界时，他因此始终坚持唯物的和进化的宇宙观；这在18世纪无疑相当地进步和可贵。
可是另一方面，歌德观察社会问题也机械地搬用进化的观点，因此便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在魏玛从政时的所作所为，即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更暴露了伟大诗人歌德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这一根本缺陷。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消息刚传到德国，所有的进步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歌德也不例外。他在1790年3月3日写信给朋友雅可比说，“法国大革命对于我同样是一场革命”，并亲手画了一棵“自由树”。可是，一当雅各宾党暴力革命和专政的实情渐渐为外界所了解，一当革命开始向着莱茵河以东蔓延，除了赫尔德尔、福尔斯特等少数思想特别进步者以外，德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吓坏了，对革命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歌德也是如此。如果说，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正好表现了德国现实不可救药的鄙陋，表现了资产阶级极端地软弱，那么，对于歌德个人，还应该看到是他受进化论宇宙观和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
正因为歌德信奉缓慢但有序的进化和改良，对革命中出现的暴力和“混乱”现象便感到厌恶。他甚至讲，他“宁可犯不公正的罪过，也不愿容忍混乱”，并称这是他的本性。1825年4月27日，他在与爱克曼谈话时为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辩护，说：“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是因为它带来的好处和毁掉的充其量相等而已……我非常高兴看到任何使我们预见到未来远景的改良……任何使用暴力的跃进都令我心里反感，因为它不符合自然。”
出于以上的思想根源，歌德很快就对法国大革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随后又写了《大科夫塔》、《市民将军》、《激动的人们》等一些戏剧和诗歌，以宣扬反对暴力革命和主张改良的观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不光彩的篇页。
不过，歌德也并非一些人所攻击的那样是“公侯的奴仆”甚或革命的敌人。他自己讲，他“同样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并相信每次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都是政府的咎错所造成”。因此，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进攻法国，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实现封建复辟，次年又围攻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美因茨城，这两次战役歌德虽然都随其时已当上普鲁士将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一起亲临前线，成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并在后来把它们记录在《随征法国记》和《围攻美因茨》这两部自传性的作品里，但他对战事本身却毫不感兴趣。他在战场上很想念家里的爱妻幼子，并且仍旧专心做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他甚至认为“安静地坚守在工作室里，细心地照料科学和文艺的圣火”，以使“和平来临时不致于缺少万不可缺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才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度过政治动乱的“黑夜”的最佳办法。[7]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些年，他确实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倾注了更大的热情，耗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八，挚友席勒
歌德和另一位当时与他齐名的德国大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利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早已认识，但由于误解，彼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敬而远之。直到1794年7月底，他俩在耶纳的一次自然科学讨论会后作了深谈，才开始结下亲密的友谊。1799年，为加强与歌德的合作，席勒放弃在耶纳大学的教职，迁居到了魏玛。
两位大诗人结下友谊，正如歌德说的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它不只帮助歌德摆脱了旅居意大利归来后的精神孤立状态，不只使他的创作生命开始了狂飙突进时期以来的第二个春天，也不只让席勒的创作和思想发展得到了同样的促进，还造就了整个德国文学长达十年之久的成果辉煌的古典时期。
歌德和席勒先是密切配合，在1795和1796年共同写出了四百多首叫做“赠辞”的针砭时弊的短诗，紧接着又你追我赶地创作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叙事谣曲，致使1797年成为了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叙事谣曲年”。正是在席勒的经常鼓励和督促下，歌德把原本大量花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重又集中于文学创作，终于完成了早在大学时代便已开始创作的《浮士德》的上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第一部即《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叙事长诗《赫尔曼与多萝特亚》，使自己的文学声名再次鹊起。
与此同时，在歌德的帮助下，席勒也完成了他后期的戏剧代表作《华伦斯坦》三部曲、《奥里昂的少女》、《玛利亚·斯图亚特》、《墨西纳的新娘》和《威廉·退尔》等。其中特别是《威廉·退尔》，连题材也是歌德主动让给席勒的：为了支持朋友的创作，歌德不仅放弃以瑞士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为内容写一部叙事长诗的计划，而且将自己在瑞士实地搜集的背景材料都提供给席勒，这样才使从未到过瑞士的席勒在剧中把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情风俗描绘得来真实生动，给读者和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