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会费一事，不是没有规定，每个人每月一圆五。也不是大家手里紧，交不上。当时新月社里多是名流绅士，太太小姐，每月那点钱不成问题。问题是，不知交给谁。交给徐志摩是万万不成的，他这人没有计划，也没有管帐的心思。会费收不上来，其他人倒也罢了，只是委屈了黄子美。
黄子美当初出钱帮徐志摩成立了新月俱乐部，后来又在新月当了管事，大大小小的杂务，都得要他来。徐志摩对他很是感激，本来是想收了会费，把黄子美的垫资还上。这下可好，他随意收人，又不管事，会费没收齐，不但还不上钱，还亏了钱。这倒也罢了，本就垫钱帮忙的黄子美，为着亏空，还得自掏腰包补漏洞。也难怪后来黄子美听说徐志摩因感情苦闷要去欧洲散心时，会连眼睛都红了。所以，徐志摩无比自责：“他（黄子美）不向我们要酬劳已是我们的便宜，再要他每月自掏腰包贴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如果我要是一溜烟走了，跟着太爷们爱不交费就不交费，爱不上门就不上门。这一来黄爷岂不吃饱了黄莲，含着一口的苦水叫他怎么办？”
能维持住散沙样的新月社，原因之一，是新月社毕竟是“徐志摩朋友的团体”。这些朋友与徐志摩在文艺思想与政治理念上有共同的追求。但更重要的是，徐志摩在人群中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否则单是朋友，也并不见得非得跟你一起结社。
徐志摩的信仰单纯坚定，他追求真与自由的，他的情感一向真诚坦荡，对人的怀有爱与同情。这些个人魅力，令徐志摩产生了奇妙的粘性，连接着周围的朋友。因此，“新月”给了徐志摩灵感与希望，而徐志摩给了“新月”以灵魂。所以，一旦这个灵魂寂灭，新月便会黯淡，人心便散。不说远的，只说1925年，徐志摩不过离开北京出游欧洲半年而已，新月社便几乎只剩下一个名号。徐志摩曾在旅途中给新月社众人写了封信，他半是自责，半是激励地问众人：“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
徐志摩的自责，并不仅止于新月社的管理。他真正懊恼的，是他的理想一点“棱角”也没有露。那些新年年会，元宵灯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在徐志摩眼里，充其量不过是大家一时兴起，消磨时光用的时令点缀。不是说谈诗歌吗？怎么现在搓麻将，打弹子的居多了？不是说借演戏以推广文艺，以宣传思想吗？怎么现在，这里越来越像会友交际的场所？不是要谈理想吗？怎么现在竟成了上流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这petty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徐志摩痛心，“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
他深觉，理想不露棱角，真是可耻。如果他的新月社生活一直这样过下去，那他笔尖的光芒与心血就都将黯淡，所以他一定要振作。他从来就不是轻言放弃的人。到现在，他仍相信，“‘新月’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5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6，现在，凭借众人的才学与创造力，凭借着共同的梦想，他们一定能让新月呈现它应有的样子。
理想是好，只不过，现实仍然让他失望，他的新月一直被乌云笼罩。但也只是暂时，等他从欧洲回来，接办《晨报副刊》后，他的理想才算露了棱角。虽然新月社众人不像其他文学团体那样，习惯团队作战，但就他们个人而言，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都可以独挡一面。最拿得出手的人，非胡适莫属。
（三）世上另一个我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而胡适则是新月社的领袖。胡适何许人也？他本名嗣穈，后来，他给自己改了名字——“适”，据说出自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是1910年“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生。到了美国，他进了康奈尔农学院学习农学。可是，这个智慧一流的人物，却被苹果树的分类弄得晕头转向。其他人二十分钟能分清三十种苹果树，胡适花了两个半小时，只分出了二十种。所以，他极郁闷地转行。这一转，非同小可，竟成就了他日后的名声。
他开始研究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陆续获得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他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此后，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小说《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小说”流派开宗之作；他是那场文学革命的领袖。
在徐志摩眼中，胡适敦厚，师长一样令人觉着温暖，受人尊敬，但创造社的郭沫若就对他印象不好。而胡适在那场“夕阳楼之争”中表现出的英文优越感，更是让创造社视他为的对头。不过，也不能全怪胡适，若不是郁达夫在那场争论中，先用了些不入流的话嘲弄了胡适，胡适后来也不至于“过分激烈地”对创造社等人不通英文的事实表达蔑视。毕竟，胡适崇尚的也是绅士风度。他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光，都维持着平和。所以那次“夕阳楼事件”也是他先退让，在争论中先对自己的过分言辞表示惭愧，对自己在争论过程中的无礼道歉。然而双方的纠纷在胡适的退让中渐息时，冒冒失失的徐志摩又一头撞入，于是纷争再起，不过那已是后话。
胡适与徐志摩，新月社双绝。因为新月，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徐志摩亲近胡适，“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恋、谈人生、谈此谈彼……”胡适欣赏徐志摩，认为徐志摩对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他甚至希望徐志摩能成为东方的惠特曼7。也许正是带着这样的期望，他不断地在徐志摩的文学创造上给予他鼓励与灵感，所以徐志摩才会说，他的大多数的诗行都是胡适撩拨出来。可以说，胡适亲手开创了新文化运动，而徐志摩的出现，则继承了他的使命。
胡适与徐志摩的相交，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之间的相遇。事实证明，在新月社的全部发展历程中，无论少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新月都将黯淡光辉。曾经，胡适在徐志摩离开北京时，维系着他们的聚餐会，否则，用徐志摩的话说，聚餐会早已呜呼哀哉了；后来，胡适失去了徐志摩，新月失去了灵魂。他作为领袖，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感召新月同人。于是，新月众人散成了天上群星，各自光彩。
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胡适与徐志摩同声相契，但他们实如一个灵魂的正反面。徐志摩在这一点上看得透彻，他对胡适说：“你我虽则兄弟们的交好，襟怀性情地位的不同处，正大着。”
徐志摩浪漫温柔，文字柔软多情，但现实中，他却能激烈到先以离婚的方式反传统，后以再婚的方式实践他的先锋理想。所以，徐志摩在浪漫里成为持刀骑士，惊世骇俗。而胡适，倡导全面西化的新锐干将，却谨慎保守地留在了包办婚姻里，甘心成就世人“小脚夫人，留美博士”的笑谈。胡适的矛盾，诚然是那一代文人的典型性格，却也是胡适自己的性子。他持守中国文人的礼义与温和，强调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说着这话，胡适在自己的情感问题上秉持了理性。
这种理性，使得蒋公中正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是这种理性，令胡适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被说成“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或许，发乎情、止乎礼，是因为胡适将他的生命重心落在了经世致民上，而不像徐志摩那样，仿佛是为爱而生的。
还是徐志摩的话：“你（胡适）在社会上是负定了一种使命的，你不能不斗到底，你不能不向前迈步，……但我自己却另是一回事，……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文学上做一点工作……始终一个读书人……”或许，胡适并不愿承认自己的使命——政治。在这点上，他羡慕徐志摩也说不定。因为胡适曾说，终生不谈政治。但终其一生，他都在谈论。谈五四，谈苏俄，谈人权，谈法治……他跟袁世凯谈过，同吴佩孚谈过、与段祺瑞谈过，也与******谈过。每一次面向庙堂的言谈，也都是温和，他似乎永远微笑着，向世人描绘他的理想中的社会。
最后，在他离开人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写：“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四）泪浪之争
1923年，徐志摩回国一年而已，就已经凭借着他的诗，才名远播。徐志摩的文学生涯，除了以其才华惊艳于世外，大大小小的麻烦也接连不断。这多少也是因他的性子坦率，不管对人或对己，对敌对友，他有话总是直说。所以，得罪人了。
先是开罪了郭沫若。
郭沫若当年写过一首诗，说的是他重返故居时，不由感伤，“泪浪滔滔”。正是这泪浪滔滔，让徐志摩有话说：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徐志摩觉得，无论如何眼泪都至于像海浪一样滔滔。这意见不免偏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应该知道“夸张”是诗人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况且他批评郭沫若“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这显得徐志摩缺乏同情。
郭沫若被批评的首诗名为《重过旧居》，写他重访日本旧居时的心境。当时郭沫若从上海返回日本福岗旧居，发现妻儿因无钱交房租早已被逐出了住处。当郭沫若经人指点，找到妻儿时，却见儿子蓬头垢面，妻子形容憔悴。郭沫若因此伤情，而作此诗。徐志摩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体会郭沫若那样情感。他出生优裕，无需为稻梁谋，哪能体会人世艰苦。但毫无亲身体会的徐志摩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偏偏在这件事上，对郭沫若进行指点。
徐志摩缺乏同情的指点，着实把郭沫若伤得不轻，以至于郭沫若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没能解开心结。直到十年后，他在写《创造十年》时，仍然提起他的眼泪被徐志摩说成比女人的更不值钱。徐志摩的批评开罪了郭沫若，如此也等于得罪了创造社。创造社众人与徐志摩计较的，可不是“泪浪”到底能不能“滔滔”这样简单的事。
6月7日，《创造周报》上刊登了成仿吾的******。成仿吾在文中说，徐志摩你是个伪君子！你写那文章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攻击沫若的诗，进而为了攻击沫若的人格：
“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此番言论，似乎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讨论，颇有人身攻击的意味。成仿吾说徐志摩是伪君子，是因为徐志摩在回国之初曾向创造社表达过入社的意愿，但同时，徐志摩又与创造社的对头胡适打得火热。创造社原就对徐志摩两边讨好的行为不满，而这次，徐志摩在文章中更是直言他曾与胡适讨论过“泪浪”。这直接点着了创造社的火——徐志摩向创造社示好，却又与胡适一起嘲笑郭沫若的诗。因此成仿吾才会说：“你（徐志摩）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
可是，徐志摩哪有这番考量。虽说他心思单纯，之前与向创造社示好是真心，批评郭沫若的诗也是诚恳，但他的做法难免有些草率，处世也少通了些人情世故，以为他把别人当朋友，就可以放心公开地批评；况且他脑子里根本没有团体，派别的概念，就这样不知深浅地一脚趟进来，怎能不犯人忌讳？所以，就算徐志摩当真只是就文学而论文学，别人恐怕也不这样看。
当徐志摩回过神来，弄清事情缘由后，赶紧发文章解释。于是，6月10日，徐志摩的《天下本无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态度诚恳，言辞和缓，先安抚怒气冲天的成仿吾：
“仿吾兄，你是位评论家，不是当面恭维，我认为你算得上国内见过文艺界大世面的人，你总该理解我说的话吧。我怎么我评了一首诗的字句不妥，你就给我下那种相差不可衡量的断语，说我是‘污辱沫若人格’……难道我们说雪莱的一首诗幼稚，就等于说雪莱是幼稚的吗？同样，华兹华斯的诗有些是无聊的，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在当时最伟大诗人的地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