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51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鲁襄公二十二年，一位年逾花甲、武士打扮的人陪伴着一位有身孕的少妇来到尼丘山下，祈求山神赐子赐福。他们向山神祈祷之后，便到一个山洞中休息。也许是过度疲劳，也许是山神显灵，妇人在山洞中生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创建儒家学派的孔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中，对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思想文化之建立，具有最深远影响和最大贡献者，无人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孔子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至今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少贱之年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据说，孔子生下来的时候，头顶部四周高而中间低，很像一座小尼丘山，于是他的父亲便给他取名“丘”，字“仲尼”。“仲”的意思是表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孔子的先祖孔父嘉原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在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被杀害。为了避祸，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逃到鲁国陬邑（今曲阜东南）定居，从此成为鲁国人。孔家人到鲁国后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成为没有权势的没落贵族。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他曾经两立战功，但并没有加官晋爵。叔梁纥早年娶施氏，先后生了9个女儿，但没有儿子。后来又纳妾，生有一子，叫孟皮，可惜是个跛子。为此，叔梁纥一直耿耿于怀，希望有一个像样的继承人，于是在64岁时又娶了17岁的颜征在为妾。但是根据当时的习俗，两个人因为年龄相差太大而被称为“野合”。婚后两人到尼丘山祈祷求子，后来生下孔子。
幼年的孔子天资聪颖、活泼可爱。大约在3岁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病去世。颜征在为了避开复杂的家庭环境，便带着3岁的儿子离开了叔梁纥的家，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母子俩在曲阜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不仅如此，还因为颜征在和叔梁纥的婚姻被世人称为“野合”，他们经常遭遇别人的冷眼、鄙视，甚至奚落。母以子贵，于是颜征在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并精心培养儿子，希望儿子学优而仕，进入贵族的行列。
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幼小的孔子感受到人们的冷眼，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养成了一种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性格。他从小待人处世都很周到，遇事善于思索。母亲对这个早熟、聪颖的儿子也十分喜爱，她利用各种方式对儿子进行教育，让他努力学习各种礼仪和技能。当时贵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作为将来谋生的手段，以及晋身仕途的资本。孔子最先学习的是“礼仪”，而且对礼仪也最感兴趣。每当曲阜城内举行祭祀活动，他总是要叫母亲陪他去观看。因为看得多了，孔子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可以看懂各种祭祀活动。就连玩游戏时，也是弄来各种各样的自制的小祭器，摆在桌子上，按照祭祀的次序一一演练。由此可见，在孔子幼小的心灵里，“礼”已经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贫贱生活的磨炼，使孔子从小就树立了在逆境中奋发进取的精神。当时的鲁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孔子不仅学习了“六艺”，而且还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由此可见，少年时期的孔子就已经确立了学习的志向，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贯穿了孔子的一生。
好学不倦
大约在孔子17岁时，他的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去世。母亲去世后，孔子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孔子家贫又没有政治靠山，这使他不得不从事一些当时被认为是鄙贱的职业。据说，他给人做过吹鼓手，20岁时给季氏当过“委吏”和“乘田”。委吏就是管理仓库账目的，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尽管这些都是卑微的职务，但孔子干得很认真，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显示了他的才干。
大约在19岁时，孔子娶了宋国女子亓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在亲朋纷纷道贺的同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鉴于孔子是“以武力闻于诸侯”的武士之后，而且他的母亲也是曲阜大族，再加上孔子好学知礼小有名气，于是就派人送来了一条大鲤鱼。孔子以国君的赐礼为莫大的荣幸，便给儿子取名叫鲤，字伯鱼。
由于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社会身份属于“士”这一阶层。但是由于他家境贫寒没有入仕途，实际上处于平民的阶层。孔子曾因这样的身份遭到别人的奚落和侮辱。在孔子的母亲去世不久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士”，孔子也自认为够资格就前往参加。哪知当他走到门口时，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拦住，并傲慢地说道：“季家宴请的是士，你没有资格参加！”不仅没有参加成宴会，还被人奚落了一番，孔子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面对这种情况，孔子产生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也激发了他的奋斗精神，并使他树立了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
这个时期孔子从事的都是一些“卑贱”的职业，但他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不忘学习，而且不放过任何求知的机会。据说，当时有个叫郯子的人比较博学，了解很多上古时代的职官制度。一次，郯子来朝见鲁国国君，鲁国的大夫向郯子询问了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给予详细的解答。孔子在得知郯子在鲁国这一消息后，就前往拜见并请教了有关少昊时代职官制度方面的问题。
孔子好学永不知疲倦，而且永不自满。在后来，孔子已经是很多人慕名拜师的对象时，他还向老子求教。据说，孔子将想求教老子的事向妻子说明之后，妻子很不解地问：“人人都说你博学，难道你的学问还不够用吗？怎么还要跑那么远的路向别人学习呢？”孔子笑着说：“学问如大海！我又怎么能够学得完呢！”于是，孔子便从曲阜起程，一路上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洛邑，见到了老子。
据说，老子是周朝管理图书的官吏。老子比孔子年纪大得多，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他的阅历和经验极为丰富，所接触的文物史料，也远比孔子当时所接触的广博。这时的孔子年富力强，求知欲很强，但不免有些急躁，通过请教老子，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孔子向老子请教了许多知识，特别是当时的主要学问“礼”。老子根据自己所学给孔子作了全面深刻的回答。孔子十分赞赏老子的学识，老子也很器重这位虚心求知的年轻人。
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不仅向老师和前辈学习，还能够不耻下问，向不如自己的人求教。他经常向他的学生学习，边教边学，教学相长。他不仅向他的学生学习，还向普通的老百姓学习，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兴办私学
孔子勤奋地学习和不懈地努力，使得他在30岁左右的时候就系统地掌握了“六艺”，成为一位博学的人。此时的孔子因博学多才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名声越来越大，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慕名向他求学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当时的学校教育事实上垄断在官府的手中，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在下层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渴望通过求学来改变命运。于是孔子便开始了私人讲学，打破了官府对学校教育的垄断。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实行“仁政”，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合，因此在当时推行“仁政”是不可能的。但是孔子并不因此动摇、放弃自己的主张，反而从教书育人方面出发，希望培养“仁政”、“礼治”所需要的人才，等待他们出任的机会，实现孔子自己治国的政治理想。
在一个国家推行“仁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孔子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贤臣是实行“仁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能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为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仁政、礼治”，就可以使这个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德育是第一位的。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方面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然后再学文化知识。其实，把德育放在首位也是和他的政治理想“仁政、礼治”分不开的，只有培养出有品德的人，才有可能实现“仁政、礼治”。
孔子的智育教材就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六经”除《春秋》外，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主张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和贫富贵贱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招收学生的，只要交10条干肉做学费，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招收的学生多出身贫贱之家，如颜回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曾参絮衣破烂，10年不添新衣。这就使一大批平民百姓受到了教育，有机会进入仕途，而且对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说，孔子一生收徒三千多人，其中贤者有七十二人。他们跟随孔子学习“六经”、“六艺”，培养德行，陶冶情操，掌握治国安邦之道。其中很多人都入仕为官，部分地实践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断地学习和总结，孔子逐渐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随着门人的增加，思想的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影响深远，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所接受，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仲尼从政
孔子一生梦寐以求的就是从政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为了从季孙氏手中夺回政权，组织兵力讨伐执政的季平子。鲁国发生了内乱，许多人为了避乱都逃亡外国。
孔子也在鲁国发生战乱不久来到了齐国。在此之前，齐景公在鲁国访问时曾见过孔子，并和孔子讨论了治国之道。于是，孔子便对齐景公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见到齐景公并且得到他的任用。为了能够见到齐景公，孔子先在齐景公的亲信大臣高昭子家做家臣，后来经过高昭子的举荐，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说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非常赞同孔子的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道德行为规范，他认为如果没有礼治规范国家就没有办法长治久安。在这次谈话后不久，齐景公又向孔子询问了如何增强国力，孔子根据当时齐国挥霍成风的弊病说道：“政在节财。”孔子的两次回答都切中要害，齐景公也对孔子的回答十分满意，认为孔子是一个安邦治国的难得人才，准备委以重任。但当时很多齐国大臣都反对孔子的政治主张，由于大臣们的反对，齐景公不得不改变主意。孔子也感到在齐国无用武之地，便离开了齐国回到鲁国去。
此时，鲁昭公因讨伐季孙氏失败，流亡在外，鲁国政令仍然掌握在季氏手中。而实际上控制政权的人则是季氏的家臣阳虎等人。孔子回到鲁国后仍然教书育人，此时，他已经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了。阳虎等人为了利用孔子的声望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便千方百计地拉拢孔子。但孔子并不为阳虎给予的功名利禄所动，多次拒绝阳虎的拜见。阳虎等人并不甘心，还利用当时的礼俗：大夫赠礼给士，如果士不在家没能亲受就要亲自到大夫家答谢。孔子看透了阳虎的用心，便找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日子去答谢。
孔子对阳虎的态度被鲁定公和季桓子等人看在眼里，增加了对孔子的好感和信任。后来在鲁定公掌权之后，逐渐起用孔子参加政事。
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孔子首先被任命为中都宰，也就是鲁国中都县的行政长官。从政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孔子在中都宰任上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治理中都——他强调仁政、德治，注重“以政为德”；主张节用、富民和教民，反对苛政；他还把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主张为国举荐贤才，反对任人唯亲。在孔子的治理下，经过了一年，中都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孔子成为治理郡县的楷模，孔子的威望在鲁国朝野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鲁定公高兴地对孔子说：“把你的办法拿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呢？”孔子满怀信心地回答：“此法可以治理天下，一样可以治理鲁国。”
于是，孔子便被任命为管理全国工程的“司空”。孔子在做司空期间尽心尽责，把各项工程管理得有条不紊，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
公元前500年，孔子被擢升为大司寇。司寇是掌管全国司法及外交事务的长官。孔子在上任之初就为维护鲁国的利益立了一功。公元前500年，齐景公约鲁定公在夹谷会盟。当时齐强鲁弱，齐国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次会盟逼迫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庸。虽然如此，鲁定公还是决定赴会，并带上孔子和军队前往。在盟会上，齐国恃强凌弱，对鲁国进行侮辱和挑衅。孔子为了维护鲁国的利益据理力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齐国知道自己在道义上已经输给了鲁国，而且鲁国的军队就在不远处。齐景公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只好坐下来认真地会谈。在这次会盟中，鲁国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国威，还要回了被齐国侵占的一些土地。
这次会盟所取得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孔子的努力，因此孔子的声望在会盟后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孔子在54岁时，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孔子认为要使鲁国强大就必须解决君权旁落的问题，必须打击地方的割据势力，把对全国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君手中。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鲁定公和季桓子的支持。于是，公元前498年，孔子开始了他的“堕三都”计划。孔子顺利地拆除了叔孙氏和季孙氏的封邑，但是在拆除孟孙氏的封邑时遭到了抵抗。最终，“堕三都”计划以失败而告终。虽说失败了，但也打击了地方势力，国君收回了一些权力，鲁国的国力得到了增强。
自从孔子参政以来，鲁国的政事有了很大的起色，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国力得到了一定的增强。齐国面对这种情况很担忧，特别是夹谷会盟之后，齐景公等人认为为了扭转这种对自己不利的状况，阻止鲁国的强大，必须先赶走孔子。于是，齐国君臣投鲁定公和季桓子之所好，给他们送去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以及120匹骏马。从此，鲁定公和季桓子便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荒废了政事，疏远了孔子。
面对这种状况，孔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孔子感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一次落空了。便在子路的劝说下，辞去官职带领弟子，带着眷恋和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鲁国，也结束了他仅有的4年从政生涯。
周游求仕
孔子离开鲁国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反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寻找出路，以期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497年，孔子已是50多岁的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孔子带领着他的弟子，乘坐着马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流浪历程。
孔子周游列国一方面是为了招收更多门徒、传播自己的学说、培养更多可为“仁政、礼治”服务的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求仕”，希望找到慧眼识才的国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周游列国的首站选择了卫国。当时鲁、卫两国是“兄弟之邦”，而且卫国政治安定，经济富裕，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卫国国君卫灵公任人唯才，任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如蘧伯玉、史鱼等人，但这些人已步入老迈之年。所以，孔子感到去卫国应该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孔子一行人来到卫国的都城，由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引见，见到了卫国国君卫灵公。由于孔子德高望重，又任过鲁国的上卿，所以卫灵公隆重地接待了孔子，并按照鲁国的待遇标准给予禄米。但是卫灵公对孔子“仁政、礼治”的那一套治国方略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借助孔子的威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摆出个贤明爱才的架势罢了。
孔子在卫国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无端地受到了小人的猜忌。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孔子在鲁国做过上卿，而且弟子中又多奇人异士，恐对卫国不利啊！”卫灵公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怀疑孔子居心不良，便派人监视孔子。孔子感到再在卫国待下去也是毫无意义，反而会威胁到自己和弟子的性命。于是，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了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后继续他的周游列国之路。他们一行人向东南方向行进，当路过一个叫匡邑的地方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只是因为颜刻的一句话和孔子的容貌引起的。在匡邑的城墙边上，颜刻用马鞭指着城墙的缺口说，他以前曾来过这里，而且就是从这个缺口通过的。没想到此话一出口便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匡邑人将他们师徒一行人团团围住。原来，公元前504年阳虎曾率军强行通过此地，而且骚扰当地居民，当地人便对阳虎怀恨在心。凑巧的是，孔子长得很像阳虎，匡邑人误认为阳虎又来了，便把他们围了起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弟子们有些恐慌，而孔子却泰然自若地说：“天不亡我，匡人能奈我何！”围困了几日，匡邑人了解到不是阳虎便自行散去。
匡邑之围解除后，孔子投奔晋国而去。但于途中听说晋国动荡不安，形势混乱，只好作罢。由于无处可去，孔子就又返回了卫国。此时，卫灵公已知道上一次是小人进谗言，当得知孔子又返回卫国时便亲往郊外迎接，并向孔子表示歉意。这样，孔子又在卫国居住了两年多，但是孔子在这里过得并不顺心。卫灵公已经老了，对朝政也懈怠了，况且他根本就对孔子的那一套理论不感兴趣。孔子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心情很压抑。卫灵公死后，卫国的局势一片混乱。孔子感到久居无益，便于公元前492年离开了卫国。
孔子师徒一行人怀着郁闷的心情，再次离开了卫国，无所适从地朝东南方向走去。一路上经过了曹国、宋国、陈国，这些都是一些小国家，君主也多是平庸之辈，而且经常受到别的国家的侵扰。孔子在这些国家也是无用武之地，生活也很不安定，有时甚至到了无钱吃饭的境地。后来，经过一路风尘，他又回到了卫国。但是他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的思想与统治者的思想格格不入，使得他始终不能被统治者起用。
落叶归根
此时，孔子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在外漂泊14年了，14年来他孜孜以求、矢志不渝，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前途还是一片茫然，理想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落叶归根，孔子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公元前484年，在外漂泊了14年的孔子回到了家乡。
此时，在鲁国掌权的是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孔子的弟子冉有在季康子手下为官，而且立有战功。有一次，季康子问冉有：“你的才能是天生的还是学来的？”冉有回答说是跟孔子学来的，并把孔子称赞了一番，说：“如能任用孔子，鲁国必能强大。”于是，季康子便派人带厚礼把孔子从卫国请回鲁国。
季康子迎回孔子之后，以礼相待，尊为国老，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并经常向他咨询一些国事。一次，季康子因为国内多盗，来向孔子请教，孔子直率地说：“如果你不贪欲，就是给予奖赏，人们也不会偷盗了。”虽然季康子多次向孔子问政，但并不完全听从孔子的意见。季康子准备实施田赋制度，派冉有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起初并不回答，在冉有的再三请求下，孔子才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当符合礼，对待老百姓要宽厚。”但是季康子并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还是于公元前483年实行了田赋制度。对此孔子十分恼火。
孔子一直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深恶痛绝。有一次，孔子经过泰山时，见到一位老妇人在新修的坟前痛哭，就上前询问原因。那位老妇人说以前她的丈夫被老虎吃掉了，现在儿子又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就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别处去呢。老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此很震惊，并深有感触地说：“苛政猛于虎也！”
此时，孔子已不再热衷于自己参政了，而是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够更多地参与政事。孔子这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教书育人和修编史书上。据说，孔子曾根据“礼”来删减《诗经》，使之成为305篇；孔子还编订《春秋》、整理《易经》，还留下了韦编三绝的传说。
孔子系统地整理了古典文化典籍，并自觉地传播，从文化方面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孔子兴办私学，打破了贵族的文化专制，把被贵族长期垄断和束之高阁的古代文献进行抢救、整理，并传于后世，被后人称为“第一位保存文献的人”。
孔子从回到鲁国到去世，共生活了5年。孔子晚年在生活上连遭不幸。67岁时，他的夫人亓官氏去世。70岁时，他的独子孔鲤又去世，时年50岁。晚年失妻丧子，孔子自然很伤心。但孔子所遭受的打击远不止这些。孔鲤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得意门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比孔子小9岁，跟随孔子很长时间，和孔子的感情相当深厚。
亲人、弟子的接连离世使孔子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晚年的生活变得很凄凉。传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在郊外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没有人认识。孔子闻讯前去，识得是祥兽“麟”。古人把“麟”视为祥瑞的征兆，但孔子见到的却是一只死麟，是不祥之兆。他掩面大哭道：“吾道穷矣！”此事之后，孔子的身体和精力都一天不如一天，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恰逢子贡来看望他。孔子看到子贡后，就不能自已，动情地对子贡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子贡问他怎么了，他便说道：“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们都在祭奠我，我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果不其然，过了7天，孔子便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
孔子去世后被葬在了曲阜城北的泗水南边。孔子的弟子们像失去父亲一样哀痛，并按照当时的礼仪，在墓旁盖起了小屋，守丧3年。据说，在守丧期间，弟子们怕他们分散以后，先师的“道”失传，便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整理编纂，这就成了后来的《论语》。3年守丧期满，子贡不忍离开，又守丧3年才离去。
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治国安邦之道，至死不渝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出许多思想主张，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孔子的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因此不能被当时的统治阶级认同，以至他到处碰壁。直到西汉时，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和加强思想统治，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思想成为了正统，孔子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大都尊奉孔子，并给孔子建庙加尊谥，并赐给他的后人以爵位和特权。西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时追封为“文宣王”，宋真宗时追谥“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时称其为“至圣先师”。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超越朝代、超越君王，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一些积极思想还为现代人所学、所用。
孔子的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远播海外，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并在那些地区生根发芽，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