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颁布《大明律》
明朝建立后，国家残破不堪。但新政权的诞生并不能马上消除宋元以来的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经济凋敝的现实。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的政策措施。治国先立法，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就是先制定一部详细完善的法律，把国家事务纳入正常的轨道。《大明律》和其后的《大诰》这两部法律遂应运而生。
早在汉朝时，汉文帝就颁布了“五刑”的律法；到了唐朝，以礼制为基础设立了《唐律》，它到宋朝时仍在使用。元代法律制度很不完善，元代统治者是由奴隶制社会甚至部分统治者是从原始社会末期迅速进入成熟的封建制社会掌握政权，他们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在法制方面，无法可依。他们废除了唐宋沿用的法律条文，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法和习惯法，用前代办案成例作为量罪与判刑的标准，导致社会上法律漏洞百出、条文滥用，更加重了官吏的腐败贪贿。农民军起义领袖出身的朱元璋，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迅速改变元代留下的这一官场积弊，以正纪纲、修法度、明教化、厚风俗。
朱元璋修订法律，采纳了大臣李善长有关立法原则的建议，依据《唐律》为蓝本。朱元璋十分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建国之初，当先立纲纪”，他还曾经说过“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他刚刚在南京建立西吴政权的公元1366年十月，他就成立以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0人为议律官的立法机构，着手制定法律。他还钦定了此次修法的原则：简明得当，通俗易懂。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这次修法，共经历两个月的时间。其间，朱元璋经常召这些大臣们齐集西楼，共同探讨律文。十二月，法律告成，共分令145条，律285条。此律成文后，朱元璋考虑其文意较为艰深，担心其意思很难被普通老百姓理解，就又命令大理卿周桢将这部法律有关普通百姓的内容，分类组编，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加以注释讲解，编印成书后在全国郡县广为发行，并起名为《律令直解》。朱元璋对这本书很是赞赏，说有了此书后，百姓会减少过失了。
但这部法律毕竟成文于大局初定之时，时间又比较仓促，所以还是有不少漏洞。到了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大明王朝时，他感到这部法律有些轻重失宜、处置欠妥的地方，不能适应明建国后的形势发展，决定着手进行重新修订。从公元1368年起，他就经常和主持法律审订的官员及知识分子在一起研究《唐律》，平均一天要谈论二十条。经过这次详细而全面的了解，到公元1373年，朱元璋再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带领有关人员编订《大明律》，将其作为明朝的立国大法。在修法期间，朱元璋仍然亲自参与，刘惟谦他们每完成一个篇目，就送报朱元璋亲自裁定。公元1374年，《大明律》正式修成。
《大明律》是仿《唐律》而修的，但又加入了许多反映明初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内容，有着独有特色。《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羽的集权思想。
其具体内容大致是：
《名例》1卷，共47条，是全律的纲领。内容涉及有关“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即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内容广泛。
《吏律》2卷。其内容又分为两部分，一为《职制》，共15条，涉及官吏职守等；另一为《公式》，共18条，涉及官吏制度文法等，二项合计33条。
《户律》7卷。其内容分为以下7个部分：一为《户役》，共15条，涉及百姓纳税服役的条令；二为《田宅》，共11条，涉及百姓土地权益；三为《婚姻》，共18条，涉及民间百姓的婚嫁；四为《仓库》，共24条，涉及民间仓储平籴事宜；五为《课程》，共19条，涉及百姓赋税；六为《钱债》，共3条，涉及民间财务事宜；七为《市尘》，共5条，涉及民间集市贸易诸事。七项合计95条。
《礼律》2卷。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祭祀》，共6条；另一为《仪制》，共20条，内容皆系日常礼仪制度。共26条。
《兵律》五卷。其内容分为5部分，一为《宫卫》，共19条，涉及宫廷禁苑的保卫；二为《军政》，共20条，涉及军事制度等事宜；三为《关津》，共7条，涉及军事要塞和要隘防卫；四为《厩牧》，共11条，涉及军马喂养；五为《邮驿》，共18条，涉及邮传道路和驿站设置。以上五项共计75条。
《刑律》共11卷，分为11个部分。一为《盗贼》，共28条，系惩处盗抢行为的法律规定；二为《人命》，共20条，系惩处杀人害命行为的法规；三为《斗殴》，共22条，系惩处民间百姓私相械斗行为的法规；四为《骂詈》，共8条，系惩处百姓口舌之争的法规；五为《诉讼》，共12条，系法律程序；六为《受赃》，共11条，专惩官吏贪污受贿；七为《诈伪》，共12条，涉及造假伪证及诈骗行为的惩处法规；八为《犯奸》，共10条，系惩处男女不正当关系的法规；九为《杂犯》，共11条，系各色犯罪的惩治办法；十为《捕亡》，共8条，系追捕缉拿案犯的内容；十一为《断狱》，共29条，系刑审判案方面的有关规定。以上共计171条，很明显，这是《大明律》的核心部分，是明朝惩治犯罪行为的主要依据。
《工律》共2卷，分为两个部分，一为《营造》，共9条，涉及建筑建作方面的相关规定；另一为《河防》，共4条，涉及水利工程和洪涝灾害方面的内容。两部分共计13条。
此外还有“赎刑”制度的记载。其中就有起保和罚款放人，朱元璋藉此意在表达其宽恕厚生之德。
《大明律》颁定后，广行天下。迨全面推行后，又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在公元1376年，朱元璋又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再对《大明律》条文进行审议核定，共改正了13条。到公元1383年，又命令尚书开济定“诈伪”律令，对其进行修正。以后还有零星改动。这些修订的律条，又重新刻入《大明律》中。尽管这些修正完善了法律条文，但经常改动，使《大明律》没有一个定本。有时持不同版本的《大明律》审断案情，竟会产生一些偏差；而且屡有零星改动，则《大明律》全书都要重新刻印刊行，也很浪费。于是刑部属官上书朱元璋，建议将历年修改的法律条文，重新编类收集，刊印成书，另外发行，作为对《大明律》的补充，不再直接更改《大明律》本身。这个意见得到朱元璋认可，至此，《大明律》才有了一个正式统一的本子。
《大明律》公布后，短时间内尚难以迅速普及和深入人心。更由于长期法纪松弛，官民人等对其能否切实施行尚持观望态度。再加上尽管朱元璋在反贪污受贿的惩处上，痛下决心，随犯随杀，可贪贿的官员却后继不绝，随杀随犯，令朱元璋十分头疼。基于以上原因，朱元璋决定杀鸡儆猴，命人将全国官吏、百姓犯罪及所受惩处的实例，汇编成书，名之为《大诰》，颁行天下，一方面就有关律条的具体实施提供参例，另一方面用悲惨下场以儆效尤。
公元1385年，明政府正式颁行《大诰》，第二年，又颁行了《大诰续编》《三编》，刊行天下。
《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类罪过主要有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惩处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细目中有郭桓案；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案；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这类罪犯皆处以重刑。起解官物，卖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断趾枷令驿前。有的贪污罪株连甚广，如郭桓案系死者达数万人。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目、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据说其时各地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达十九万余人。
《大明律》和《大诰》是我国古代有深远意义的成文法典，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它与前朝律令相比，总体看上去是罪轻者更为减轻，如在典礼仪制、婚姻教化等方面，量刑极轻，明显有宽纵的痕迹；但罪重者则更为加重，如勋贵不法、富豪肆虐乡里、官吏贪贿等方面，量刑极酷极重，有过严的痕迹。它一方面强化了君主专政体制，巩固了政权；一方面也锄强扶弱、惩贪安民。从总体上看来，《大明律》及《大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二、诛杀功臣
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原有的权贵，（如淮西和浙东权贵势力，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以及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统治者以后，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想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他们有时还和皇权冲突，这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君主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朱元璋放心不下，总猜疑他们会谋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公元1372年，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公元1375年，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公元1380年，又编了《臣戒录》，来教育他的臣僚；公元1386年，又颁布了《志戒录》。以前，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以防天下未定之际，那些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余，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古今忠臣精忠报国的事迹。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害怕自己的集团势力受制，挑唆李善长劝阻朱元璋。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他，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气度，汪广洋的气度比杨宪更狭隘，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他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记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刻薄的朱元璋肯定无法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独断处置，不向朱元璋请示。因此各地谋官的人和遭贬斥的人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吸纳亡命之徒作为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朱元璋已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终于在公元1380年，他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15000多人。
经胡惟庸一案，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更重，所以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公元1390年，距胡惟庸案发已经10年之久，他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77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70余人全部被杀。所连及坐诛者3万余人。朱元璋仍意犹未尽，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辩解，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公元1393年，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多立战功。公元1388年，蓝玉率大军15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军功越大他，便骄横了起来，蓄养庄奴假子数千人，在军中擅自罢黜将校，独断独行。且领兵多年，麾下骁勇战将十几人，威望很高。公元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3族。这个案件被牵连诛杀的人达到了15000人之多。
胡蓝之狱前后达14年之久，共诛杀45000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十分无辜。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却直接告诉了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将来会成为更大的祸患！公元1385年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意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皇上想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被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能最后善终的人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
三、藩王的崛起
公元1368年1月23日，明太祖在应天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希望利用家族力量维护王朝统治，在缔造明王朝的同时，正式确立了封藩制。所谓封藩制，即将自己的诸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朱元璋先后分封23子为亲王，年稍长即出镇地方，各立王府，设置官属。其冕服车旗宅第，低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面均须跪拜；诸王各拥有一支护卫军队，少的有3000人，多的则将近2万。另外诸王对各地都司统领的守镇兵也有监控的权利，遇紧急情况也可以一并调遣。而都司平时调动军队，不仅要得到中央命令，同时也必须经当地诸王令旨的认可。诸王之中，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均立要塞上，驻守在东北、北方和西北的边疆。因为担任捍御边防的任务，所以统率的兵力也尤其雄厚，经常奉命领兵出外作战或巡视边陲，被称为“塞王”。洪武后期，功臣宿将或死或诛，与蒙古作战多依赖“塞王”。内地则有齐、鲁、赵、周、沈、伊、唐、郢、楚、湘、蜀、潭、岷诸王分布于江、淮、河、汉、川等地区作为辅助，加强明王朝的统治。
总之，诸王负有镇遏要害、藩屏王室、抵御边患等重大任务，实际上是皇帝在地方上的军事代表。
封藩制度的建立以及其具体部署可以说是朱元璋政治和军事战略构思的产物。
朱元璋为保证朱氏天下万世一系而殚精竭虑，但大行分封却造成了诸王尾大不掉的隐患，潜藏着酿成动乱的危机。在皇权与功臣集团斗争中派生出来的藩王实力集团，一度是皇权的重要基础。可是，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张，藩王们日益不满足于既得的权力和地位，逐渐向统治集团内部的最高权力——皇权提出挑战。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曾数次上书此事。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提得最直接的大概要数叶伯巨了。洪武九年发生星变，朱元璋按惯例下诏，要天下人士上书朝廷，指出政治得失或不公之处，提出批评或建议。叶伯巨当时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上书直言，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封诸王并让其掌管兵权；皇帝过分依赖严刑重罚；皇帝治国和建立制度过于匆忙。叶伯巨的奏章，指出了，藩王拥有权利过大，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奏书呈上后，朱元璋大怒，认为此人敢离间自己父子骨肉，应该立刻逮来，自己要亲手射死他！叶伯巨被押解到南京，不久便受尽虐待饿死在狱中。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向北逃往朔漠，但仍拥有一定的实力。为了打击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而在一次次的战斗中镇守边塞的亲王却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朱棣率师出征，下令他节制沿边一带军马，燕王威名大振，立的功劳非常大。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公元1360年，十岁受封燕王。朱棣出生的时候，正是元末群雄并起、互相征伐的战乱时期。当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直到朱棣七周岁时，朱元璋才为其正式取名为棣。朱棣不仅名字起得晚，而且其生母是谁，居然也是个谜，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诸王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都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诸王对这一决定都心存怨怼。
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认为诸子中只有朱棣堪当大任，为国之栋梁，也希望他能好好辅佐新王。
四、朱棣起兵
公元1398年，年仅21岁的朱允炆继位，改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朱允炆出生于公元1377年十一月初五日，自幼聪慧好学，仁义孝顺。他的父亲皇太子朱标性情温和而有教养，但不很勇武，刑狱上主张多宽免，救回不少人命。但是也因此多次触怒了朱元璋。朱允炆作为皇太孙时，辅佐朱元璋处理朝政，也主张宽大仁厚治国。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诛杀殆尽，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对他宽纵异常。朱允炆还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73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
朱允炆14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了重病，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炆尽心伺候左右，日夜守护在身边。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因病去世，朱允炆服丧期间哀伤过度数日不思饮食，以至于身体消瘦异常，体现了他的纯孝之情。朱元璋也哀伤不已，经常抚摸着孙儿的背，劝说抚慰，朱允炆这才稍稍吃点东西，强忍哀痛收起泪水，让皇爷安心。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炆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没有一句怨言。
其实，朱标死后，朱元璋担心朱允炆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如果改立燕王，其他诸王将置于何地？而且皇长孙仁厚，为民心所向，不宜改立。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公元1396年，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位叔父。
朱元璋病逝前，下诏命朱允炆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朱允炆“仁明孝友”。朱允炆与朱元璋的性格截然不同，这也是朱元璋一开始不愿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害怕朱允炆像他的父亲朱标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日后无法驾驭群臣。但外表仁厚软弱的朱允炆即位后，一改洪武时期的以猛治国，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文新政”。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年号“洪武”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朱允炆治国方略的改变。
朱允炆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等。由于朱允炆所依赖的大臣多为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朱允炆使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时期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朱允炆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他殉难的原因。
朱允炆采纳这些谋士的建议，首先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严刑峻法。朱允炆即位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使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人数比洪武朝减少了2/3。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拖欠的租税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朱允炆特下诏予以减免。
在吏制方面，朱允炆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他在位的四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朝廷内，朱允炆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可以说，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改掉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充分体现了他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给百姓、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建文帝针对诸王势大难制的问题，与亲信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策划削藩。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的身份，多有出言不逊，将他看成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负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一直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寺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自手握重兵，如何才能节制他们的行为？黄子澄马上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他听。朱允炆听后十分心喜。
不到一年时间内，朱允炆想尽办法削藩，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诸王中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也加紧活动，以应对朝廷的削藩。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追捕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燕王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操练兵马，赶制军器。
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装发狂，跑到闹市中胡言乱语。朱棣这样不过是缓兵之计，为他起兵争取时间。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驻守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木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遇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了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并杀害。北平守军顿时群龙无首。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五、靖难之变
公元1399年六月，朱棣正式起兵，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从此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剩余不多的老将。他的战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自为其饯行，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虽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却不过纸上谈兵，从未真正上阵杀敌。朱棣出兵永平，诱使李景隆攻打北平，而让世子驻守北平，并且告诫他只守城不出不能出城作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胁迫宁王与他结成盟友。李景隆攻打北平没能攻克，朱棣率领军队从后背杀回来，一战而败，只好退守德州。公元1400年夏，双方于白沟河再战。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领兵60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在深夜混乱中朱棣率领的军队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都用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到了。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骑兵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败，被斩首及溺死的有十余万人，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逃到了德州。燕军又攻破了德州，围困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都没有被攻克，朱棣只得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发言准备攻打辽东，却实际发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都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幸亏二儿子朱高煦带兵前来接应营救，才幸免于难。不久两军在夹河再次大战，官军大败。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燕军所攻克的城邑，兵去后又被官军所占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前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得知南京空虚可以攻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京城，京城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应天。朱棣据此决定举兵南下，直指京城。
公元1402年，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在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展开大战。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攻下泗州，占领盱眙，徇扬州，在江北驻军。朱棣麾师强攻，守卫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大将李景隆私自开门降燕，让燕军杀入城内。朱允炆闻报，无奈之下，只好下令纵火焚毁皇宫。朱棣率军进入南京。
燕王朱棣为了名正言顺地夺取帝位，宣称建文帝及其长子已经死亡。拒绝了大臣们的“劝进”之后，朱棣终于在建文四年六月，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太宗（嘉靖时改称成祖），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通过战争打败自己的侄子，夺得皇位，难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没有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而是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
朱棣为了让夺取帝位合法化，命令史臣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史料以掩盖历史真相，禁止存在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靖难之役”是明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政权争夺战，不仅导致了明朝皇位归属的改变，也极大影响了此后二百多年明朝政治、思想的走向。
六、忠臣遭诛
“靖难之役”的伊始是以“清君侧之恶”的借口开始的，朱棣即位后，立刻以残酷的手段处置政治上的反对派。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29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人是难以统计的。
朱棣进入南京后，本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却遭到拒绝。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却说即使诛十族又能如何！于是朱棣便下令诛杀其十族，他又大肆搜捕方孝孺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多达873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
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下他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好不好吃。铁铉说，忠臣孝子的肉有什么不好吃的！铁铉至死都怒骂不绝口。
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前仍镇定神色自若，也被灭3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180余人。
刑部尚书暴昭不肯屈服，朱棣大怒，先挖掉暴昭的牙齿，接着又砍掉暴昭的手足，暴昭依然骂不绝口，直到被砍断颈子而死方休。
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大义凛然，痛斥燕王篡权谋位，大逆不道。燕王恼羞成怒，命人将练子宁的舌头割去并施以磔尸，并诛杀练氏族人151人，被放戍边的亲属371人，练子宁的家乡金川镇东坊四图练家村四百八十户人家惨遭横祸，无一幸免，仅幼孙练珍被侍婢救出，藏匿于民间，练氏才幸免被杀绝。
削藩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先被砍去双手、双腿，然后才被杀死，齐泰亦被“族诛”。其他不一而足。
朱棣一天忽然想到曾经的朋友刘璟，自己夺权成功，他却不来祝贺，于是下令刘璟进见。刘璟推脱有病，朱棣一听，便派人去抓。刘璟在朱棣面前语出惊人：建文帝死了，天下哪里还有皇帝？朱棣非常生气：难道你敢说朕不是皇帝？刘璟高声回答说：殿下自称皇帝，可是百世之后，也难逃一个“篡”字。刘璟因此下狱。他自知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上吊自杀。
朱棣又兴“瓜蔓抄”。所谓“瓜蔓抄”，含有顺藤摸瓜之意，即转相攀援，广加株连，滥杀无辜。此事始于朱允炆的御史大夫景清。景清在朱棣登基后并没有马上殉节，而是委身于朝班很长时间。当时有人暗地里讥笑他，说他贪生怕死，但他一点也没在意。有一天，景清上朝面见朱棣时，因步履反常引起了怀疑。上朝后，他故意接近朱棣，朱棣见其神色异常，命人去搜他的身上，发现了他身上的利刃。景清当庭辱骂朱棣，朱棣听言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打掉了景清的牙齿，割去了景清的舌头。景清用口中的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以“磔刑”处死景清，把景清肢体分裂，并将景清剥了皮，在腹中装进茅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景清死后，其街坊邻居，甚至包括和景清稍有些关系的人都被杀。这种打击面比“诛十族”还要宽，因为“十族”还有明确的界限，“瓜蔓抄”则没任何界限可言，所以无辜受牵连被杀者不计其数。
对建文朝遗臣的这场大屠杀，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无辜罹难者成千上万，难以尽数。其杀戮之惨，手段之恶，株连之广，确为历朝历代所罕见。
七、设立东厂与迁都
明成祖在位23年，继明太祖以后进一步完善、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有很多建树。
在内政方面，成祖自藩王起兵而夺天下，深知藩王尾大不掉的危害，但他却不像朱允炆那样文弱与寡断。他恩威并施，削藩有方。他曾先后复周、齐、代、岷等诸亲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稳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他又制定许多“藩禁”约束藩王，一旦违制就削掉藩王护卫，重者废为庶人。到永乐末年，诸王护卫人数大减，也不再拥有代表皇帝镇遏地方的军事权力。大多数都是徒拥虚名，坐糜厚禄，基本上已成为单纯的皇族地主。
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有皇帝事务十分繁忙。废相后，朱元璋日理万机，不得不设立春夏秋冬“四辅”官，选民间老儒充任，后改设殿阁大学士轮流值班，以备随时咨询政务。此外，又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奏折。朱棣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与机密，称为内阁。朱棣成立内阁以后，自己行使决策权，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这些内阁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容易驾驭。但他们朝夕侍内，接近皇帝，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明成祖朱棣在夺位的时候，朝中宦官曾为他刺探情报，也有的立下战功。所以在朱棣即位后，对宦官十分倚重，充当其统治耳目。洪武时期的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觉得这些工具过于残忍，所以命令焚毁锦衣卫的刑具，且全国刑狱也由司法机关审理，不允许上交锦衣卫。朱棣登上皇位后，重新设立诏狱，而且刑罚更加残酷。公元1420年，在洪武朝锦衣卫之外，另设东厂，这一由亲信宦官统领的特务机构，专门从事侦缉、搜捕、惩办所谓“叛逆”“妖人”。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都归东厂节制。
明成祖在位时期最重大的一项举措是将都城迁到北京。北京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在北京设立了“行在”六部、都察院，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实际上逐渐组织起另外一套政府机构，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
公元1411年，命刑部侍郎金纯与工部尚书宋礼一起治理会通河，以畅通运道，缩短南北漕运的路程，确保水路正常运输。永乐十四年，朱棣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迁都之后，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作为陪都，形成了北、南两京。部、院等中央机构迁至北京，但南京也另设一套名称相同的机构，如南京吏部、南京都察院等，不过人员很少，责权也不大，基本上都是闲职。
北京作为首都的缺陷在于远离江南经济中心，物资供应困难，因此迁都遭到当时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遭雷击被大火烧尽，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朱棣下诏允许群臣上书。群臣中有人提出迁都违背天道。朱棣震怒，下令处死主事萧仪，并以强权压制朝中大臣。
永乐帝迁都之举，并非是贪恋王府旧地。迁都北京，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同时有利于抗击北方蒙古人的南侵，也有利于经营东北地区。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是联系漠北与中原地区的要地。
在文化方面，朱棣起兵夺位之后，为改善“谋逆”形象，标榜文治，尊崇儒学。永乐时期连续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修书工作，编有《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永乐大典》便是其中最著名的。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永乐大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显示了古代汉族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我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也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派人编修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汇集宋元理学家著述，成为以后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编修这些书籍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
八、南伐安南
在对外方面，成祖大事开拓进取，北征蒙古，南伐安南。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却拒不归还。但国事初定，朱元璋不想再起战火，所以以安抚为重，始终没有再用兵。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恩准他们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候违反了国内的禁令，也不予以追究。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遣使者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并将驼钮涂金银印赐予他。从此，安南奉表称臣。朱元璋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希望他能永世为臣。从此双方往来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专权，他先后杀害了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而自立，改姓名为胡一元。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为安南国王。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的弟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到了明廷求救。朱棣得知真相后，派广西兵5000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这一行人在途中遭到伏击，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仓皇逃回来。朱棣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而在胡季犛篡位后，安南趁占城国王罗皑新丧之际曾多次大举讨伐占城。占城国王占巴的赖（越南史料称“巴的吏”）多次向明朝求救，请求明朝讨伐安南。于是，他决意发兵征讨。
公元1406年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加封“征夷将军”，配印信，为总兵官，督师南征。中途，朱能因病去世，由副将张辅代替他继续统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发出檄文细数胡一元父子大罪20条，并告谕其国内民众拥立陈氏子孙，以此动摇民心。果然，不少安南士兵厌弃胡氏暴政，心中不愿为与明军交战。数战中，明军接连取得了胜利。胡氏仓皇烧毁皇宫，乘船逃亡海上，后被明军所擒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四处求访陈氏的子孙。但陈氏子孙已经被胡氏诛杀殆尽，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下设府州县，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的进攻安南，开疆拓土，设交阯布政司。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人起兵造反事件，以及自称是前安南王孙的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人前往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民情骚动，直到宣德初年，仍然没能平稳下来，明廷不得已于公元1430年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朱棣对北方元残余势力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策略。在军队中就有很多的“鞑官”和“鞑军”，这些人中很多在靖难之役中就已经为了朱棣效力。
朱棣即位后，对于归顺的蒙古军民给予优厚的待遇，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之外，还赐给他们记很多衣、钞、牛羊、孽畜。有愿意在京师居住的，还提供了宅院以及日常生活用具。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明廷的，也设置了卫所。这些卫所一般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的事物，朝廷并没有多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需要定期入塞朝贡。他们的朝贡一般为马驼牛羊，朝廷则赐予他们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贸易方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丰厚，不吝钱财；索取要少，不要因此失去了人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元顺帝逃往漠北后，于洪武五年（1370年）死于应昌。永乐年初，元残余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3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颇具野心，一心吞并其他部落并与明朝抗衡。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派使者持节赴鞑靼。不料，鞑靼人杀死了使节。朱棣听闻后大怒，声称决意铲除鞑靼。同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挥师10万征讨鞑靼。但由于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10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
公元1410年二月，朱棣亲自率领50万大军深入漠北，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的军队，本雅失里仅以7骑逃走。明军又兴安岭击破了阿鲁台的军队，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被迫归顺，朱棣封他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经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是瓦剌的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通往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愿看到北方出现这样强大的势力，于是公元1414年他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50万之众对付约3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然获胜，而双方伤亡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派遣使者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1422年，朱棣第三次率领军队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出征鞑靼，均没有取得成效。并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没有对明朝表示臣服。
除出征安南、五征漠北蒙古外，朱棣还遣郑和出使海外，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西南地区，建立贵州布政司，在当时被称作西番的青海、西藏一带，修建驿路，设立驿站，敕封番僧王号，加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