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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
山西的几代作家，心中都有一块沉重的“厚土”。不管你是从革命根据地走过来的老一辈作家，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者；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或是因种种“缘分”把你安置在这里的外籍作家……你生存、挣扎在这块土地上，这土地就会宿命般地积淀在你的心灵上。心中的厚土孕育了笔下的厚土，你依赖它获得了成功，它又使你终生不能割舍。半个世纪以来，三晋热土走出了几代卓有成就的作家，人才济济，后继有人。“山药蛋派”的变革和发展，正是这块古老土地养育的结果。许多评论家曾探讨过山西文学的创作特征，我以为其特征、其精神可以借用一篇小说的题目来概括——“厚土”。像厚土一般朴素、凝重，这正是山西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也是山西文学区别于外省文学的艺术个性。
评论家李国涛把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老一代作家，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山药蛋派”。这名称是极准确传神的。但现在的山西作家已是“四世同堂”、新人辈出，山西文学在“山药蛋派”之后的数十年间又有了崭新的变化和发展，我们虽然可以把今天的山西文学看做“山药蛋派”的深化和继续，但用“山药蛋派”这一名称来囊括整个山西文学，显然是远远不够了。之后又有了“晋军”的称谓，那是泛指山西的第三代作家的。我这里无意给山西的几代作家起一个流派式的名目（其实这很难），只是想从史的角度，来探索一下贯穿整个山西文学的那种基本精神特征。有评论家把山西文学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这自然是恰当的；但“现实主义”这个词太概念、也太笼统了。因此我以为用“厚土”二字形容，来得更为准确和形象一些。山西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像黄河一样历经曲折、时起时伏、变化多端，但它始终奔腾不息，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和气派。纵观山西几十年来的文学，曾出现过两个鼎盛期，即50、60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和80年代的“晋军”作家时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两次较大的变革，一次是晋军作家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在表现方法上作了多向度的探索；另一次即是今天的一些青年作家（所谓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在艺术上大胆地融汇了一些现代表现方法。但是，不论山西文学有多少曲折、变化，山西几代作家有什么不同，山西文学的基本精神特征却始终不渝、代代相传，只是随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精神特征变得更加博大而丰富。在表现对象上，山西文学始终是以农村和农民生活为主体的，工业（特别是煤矿）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近年来颇有起色，但相对农村题材而言，还是薄弱的。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一直是以现实主义方法为主流的，新时期以来中青年作家在艺术上积极探索，形成了目前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格局，但基本的表现方法和创作精神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在选材上，也多取近距离的现实生活，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也往往熔铸着浓重的现实思考。表现乡土文化、地方特色、民情风俗等，这更是山西多数作家所注重的。像人民作家赵树理一样，山西的后代作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一种深沉激越的阳刚之气。所有这些，都铸造了山西文学那种“厚土”般的精神品格，它朴实无华，却蕴藉了深厚的力量，它开阔浑厚，显示出大地般的襟怀，它古朴苍劲，但萌动着新的生机。它是大地的化身！它是厚土的精灵！山西文学固守着它的阵地、它的贞操，显示着它特有的精神品格。在发展着的时代和发展着的文学中，山西文学是显得有些“老气”了，它需要调整和变革，且这种调整和变革正在进行之中，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深化和拓展山西文学固有的精神品格。
山西文学的“厚土精神”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环境的产物。从自然环境讲，由雁北到晋南，茫茫千里，一片黄土地，数千万三晋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土地与生长紧密相依，土地也造就了人们（包括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结构。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山西是一个农业省，以农业为经济重心，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也主要是围绕农业旋转的，山西作家也势必要受这种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把他们的艺术目光投注在农村和农民身上。从文化侧面看，晋南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而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对形成山西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必然要规范和制约山西文学的发展。从文学内部规律看，山西文学有着久远的现实主义传统，白居易、柳宗元、罗贯中、元好问等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后世的作家。到现当代的“山药蛋派”作家群，更加自觉地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在专注地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纯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当“山药蛋派”之后的作家们执笔创作时，他们面对的是悠久而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丰碑般的文学传统和山西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促使或者说迫使后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沿着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前行。在山西文学的发展史中，鲜明的变化只是近年来的事情，表现方法开始多样化，作家的思维也不再那样单一，但并没有动摇现实主义的深厚根基，而是使传统现实主义走向更加开放的现实主义。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厚土精神”在山西几代作家身上的表现。
关于“山药蛋派”作家，国内国外已有许多研究，可以说是有了定评的一代作家。这个流派以赵树理为首，其中的主要作家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共同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斗争中执笔从文，成为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汇聚一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他们的表现对象和读者对象非常明确，就是农民。这就必然要求在艺术形式上是通俗化、民族化的，譬如注重故事情节，努力吸取群众语言，多用白描手法等等。他们把文学当做为现实服务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明确地蕴涵了他们的思考、观点、爱憎。赵树理就直言不讳地把他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这是一代扎根于农民、“恋土情结”很重的作家，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是他们毕生关注的课题；这也是一代富有才华的作家，他们极善于从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农民语言中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朴素、鲜活、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说文体。他们自然在思想上、艺术上有许多时代的局限，但他们毕竟创造了一种划时代的文学。山西的第二代作家直接继承了“山药蛋派”的传统，但从整体上没有超越前辈，模仿多于创造。这一代中突出的作家有韩文洲、田东照、义夫、杨茂林、谢俊杰等。焦祖尧是一个例外，他是南方人，以写工业题材而成名，近年来开始写农村题材小说，他的作品洋溢着南方作家的清丽之气，但在作品的深处，却蕴涵着山西作家惯有的阳刚之力，这是山西文学传统和土地给他的馈赠。
山西的第三代作家，是崛起于80年代初期的“晋军”作家群。它阵容强大，“成分”复杂，硕果累累，形成了山西文学的第二个鼎盛期，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说它成分复杂，是指它不像“山药蛋派”作家群一样，都是清一色的山西籍人，而是由几部分人构成的共同体。张石山、韩石山、周宗奇、王东满等是地道的本土作家，而柯云路、李锐、钟道新等是插队落户到山西的知青作家，成一则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的外籍作家。外来作家带着他们的现代意识和文学观念落脚到黄土地上，若干年炼狱般的磨难，使他们逐渐认识了土地和农民，而土地和农民也在改造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某种超越。当他们执笔创作的时候，从情感上他们深切地同情和理解农民，而在理性上他们又看到了农民的某种愚昧、麻木，急切地希望指点和唤醒农民。这是一些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作家，他们从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种角度，探索土地的底蕴，剖析农民的心理，使作品具有浓重的批判意识和理性色彩。他们十分重视继承山西的文学传统，譬如作品的生活气息、人物塑造、农民语言的运用等；但他们又不满足传统文学中的既成的表现方法，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借鉴了象征手法、心理描写（甚至意识流）、多线式结构等等，有效地拓展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手段。在外来作家的多方探索和文学潮流的冲击下，山西的第三代本土作家也放开手脚、锐意求索、发挥优势，创作出大批优秀之作。他们的作品传统韵味更多一些，但又超越了传统；他们以鲜活、浑厚、感情浓郁的艺术个性，与外来作家那种高屋建瓴、理性严密的审美特色恰好互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山西文学灿烂多姿的新时代。
古老而广袤的黄土地，不仅是盛产五谷的宝地，也是孕育文学的热土。在近年来文学走向“低谷”的境况下，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却悄然而出了。尽管目前这支队伍还很稚嫩，但他们思想活跃，感觉敏锐，富有艺术个性，前途是无限广阔的。目前这个队伍中的佼佼者有吕新、王祥夫、曹乃谦、常捍江等人，他们已受到了全国文坛的关注。这些年轻作家的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农村改革走向深入的时期，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此消彼长、剧烈冲突。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理智上很轻易地接受了某些现代思想观念，但在感情上却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时期也正是先锋派文学风行之时，他们十分熟悉山西前代作家的创作，但在心理上与先锋文学有更多的契合。在这样一种时代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他们尽可以去追赶新潮，然而深情的土地在召唤着他们，山西的文学传统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他们终于走出了一条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艺术之路。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作品重艺术感觉、主观体验，结构方式不拘一格，叙述语言颇有个性。对生活的探索与思考更趋向于哲理、人性等一些永恒问题。从这些侧面看，他们与先锋派作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他们的作品深层看，他们对农民生存的同情与关注，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着力表现，对传统表现方式的自觉不自觉运用，无不渗透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散发着厚土的韵味。吕新属于先锋派作家，他比山西的其他青年作家在艺术形式上走得更远一点，但他大部分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依然是很现实的，有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则纯粹是写实主义的。他十分关注农民的生存、命运，极少表现自然的压抑和骚动。这就把他同都市的先锋派作家明显区分开来了。吕新是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先锋派作家，他不能不受到土地的制约。
厚土成就了作家，厚土也限制着作家。山西文学以它内容的厚重、思想的深沉、形式的纯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文学变得越来越漂浮、软化的今天，山西文学的这种精神品格无疑是珍贵的，需要继续弘扬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山西文学也存在着许多局限和不足。譬如由于山西作家多取近距离的表现和把握生活，遂使这种把握变得格外困难，有时就会出现概念化、理性化的现象，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在当时出现某种“轰动效应”，但它削弱了审美，是没有长久的艺术生命的。此类现象在山西作家身上并不鲜见。怎样使作品既真实地表现了现实生活，又有长久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是摆在山西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许是为矫枉过正，使文学回归到审美，山西的一些年轻作家，有意淡化作品的现实感、思想性，刻意在形式上下工夫，结果使作品变得空空荡荡、华而不实。另外一些年轻作家，由于理论修养薄弱、难以准确地把握生活，作品还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堆积和表面描述上。黄土地是博大的、深情的，但也是神秘的、冷酷的，你想回避它、糊弄它，吃亏的只能是作家自己。由此看出，对于作家来说，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沉到生活的底层，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和表现生活，把深邃的思想内容同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地化为一体。在这一点上，山西的中老年作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中老年作家呢，也要勇于吸取年轻作家在审美形式上的有益探索。几代作家的交流和靠拢，才会有山西文学更广阔的前景。
今天的土地已不是过去的土地，今天的文学已不是昨天的文学。怎样真正写出这块变革中的土地？怎样使山西文学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有大的超越？山西文学面临着新的选择和突破。
199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