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与青年农民作者的比较
一个以晋北青年农民作者为主的创作群体，正在山西文坛上悄悄形成，展示自己。有的把它称为“北路青年农民文学创作群落”，有的把它叫做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在新时期文学走向所谓的“低谷时期”的今天，山西能拉起这样一支创作新军，当是我们的骄傲和希望！尽管这个群体目前还没有受到人们（甚至文学界）的普遍重视，它所达到的创作成就同“晋军”比较还相去甚远，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有着独特追求和丰厚潜力的创作群体，它不仅与晋军的创作旨趣迥然有别，同时跟山西的第一、第二代作家也不尽相同。
从反映农村生活这个角度看，山西的青年作者群本应包括目前创作十分活跃的青年作家，如吕新、王祥夫等。但现在这些青年作家已离开养育过他们的土地，生活处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创作上也呈现出一种较复杂的状态。而唯有那些根须深扎在黄土地上（或者人进了城，但户口、家室仍在农村），同土地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农民作者，才在创作总旨、艺术追求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这个群体出现在农村改革变得更加复杂的近三四年间，其成员的年龄大抵在三十岁左右，现在他们的作品还不算多，但每一篇都显得结实而新鲜，充分显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个性。新禾的短篇小说《秋事》和房光的短篇小说《莜麦谣》分别荣获《山西文学》1986年、1988年优秀小说奖，显示了这个群体的创作实力。1988年第7期《山西文学》为“农民作家小说特辑”，大部分作品出自这批青年作者之手，展现了这个群体的创作阵容。这支文学新军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主要作者有：房光、新禾、常捍江、宋剑洋、张茂田、尤立、浊涛……
时代在选择作家，作家也在选择时代。晋军是在农村变革刚拉开帷幕和文学处于从“反思”到“寻根”的大背景下崛起的，那时，我们的时代充满了亢奋，我们的文学自觉地肩负起社会使命，晋军的作家们与这时代、与这文学不期而合了。青年农民作者群产生的背景则与晋军不同，从社会背景看，农村改革进入了更加复杂、艰难的阶段，不仅旧的政治、生产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旧的文化、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崩溃。更要紧的是，这一切旧的东西毁坏了，新的“理想图画”却一片茫然。像无数农村青年一样，我们这一代农民作者，亲身体验了这一场艰难的变革，这场变革与他们的生活、命运休戚相关。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就体现了格外深刻、丰富的时代色彩。从文学背景看，近年来涌现的先锋派作家如莫言、残雪等，裹挟着一股更加实在、更加成熟的现代之风，强调个性、生命、内心体验，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农村青年作者发生深刻的心灵共鸣，在创作上走向以表现自我为重心的道路。当然，他们并没有变成莫言、残雪们，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继承着山西几十年来农村生活小说创作的某些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影响、制约着他们；譬如他们对现实生活还是十分关注的——不像先锋派作家们那样超脱，譬如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想象和病态的矫情——他们的生活乃至创作态度还是很实在的，譬如他们的表现手法中还有浓厚的现实主义成分——这自然与他们的文化教育、文学修养有关。从本质上讲，他们与那些年轻的先锋派作家截然不同，因为二者所负载、所代表的文化不同，生活地位和处境不同。如果说有什么相通的话，那只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代人，他们在对生活的感觉方面，在对表达他们的感情所寻求的艺术形式方面有相通、契合的一面。相反，在精神、气质上他们还是与山西前几代作家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是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是一种宿命！
晋军同青年农民作者群的基本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在看取和表现生活上，两个作家群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审美态度和方法，前者主要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性审视方法，而后者则是一种形而下的感性体验方法。晋军的成分较为复杂，把他们的审美态度概括为形而上的理性审视，确乎有些武断。有的论者已经指出，晋军的主将大抵是非山西的外来作家，我所指的也正是这些作家，如郑义、柯云路、成一、李锐等。事实上，由于这些外来作家的多方面的影响，晋军中本土作家的理性观照能力也得到了强化，这个事实也大约是不错的。这些外来作家大都生长在城市，接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可以说这是一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作家。他们落脚到这片黄土地上，这片土地上的真假、善恶、美丑，在他们眼里便显得格外分明。因此这些外来作家，便自觉地以理性审视作为自己的审美态度和方式了。而那些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作者呢？在他们的骨子和血液里，就已经沉淀着传统的农民文化了，只是由于潮水般的时代变革，才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农民文化，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便留下了一片废墟、一团困惑。可以说，农村变革所触动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个人命运，更震撼了他们的情感、灵魂，甚至生命。因此，当他们拿起小小的蘸水笔，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燃烧进去、溶化进去，从而谱写出一篇篇饱含着感觉、情感和血泪的诗篇。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两个作家群各自的审美态度、方式的优势和局限。
如前所述，晋军作家们的审美方式是以理性观照为主要特征的。他们之中的外来作家，最初有的被贬到基层“锻炼”，有的被放逐到乡下插队，在那漫长而艰窘岁月中，农民的生活、观念也许使他们的思想情感方面改变了许多，对农民有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并不曾改变他们作为“外来者”的身份，也不曾动摇他们作为“城里人”、知识分子的那种固有的文化观念，他们同农民在精神、情感上的“隔离”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种“隔离”，保障了他们不至于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变得麻木、迟钝，保障了他们在创作中的清醒和理论上的自觉。山西老一代作家的作品，是以真实、朴素见长的，还缺乏应有的主体意识。是这些晋军中的外来作家们，改变了这种状态，同时也影响了晋军中的本土作家，使他们那朴实生动的小说，具有了理性的色彩。柯云路的《新星》，简直可以称为一部社会学小说，其中饱含了作家的社会学研究、哲学沉思、政治理想乃至心理学探索。成一的《陌生的夏天》展示了农村变革中各种各样农民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作家对农村生活的“整体把握”。李锐的《厚土》，“更是着意于人的灵魂的剖析，探讨植根于这块土壤中的民族素质和国民性格”。[12]郑义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他的《远村》《老井》中，既透露出他对农民心理、性格中的软弱、愚昧、守旧的揭示和批判，也显示出他对农民的贫穷和不幸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但理性观照的痕迹还是显而易见的。张石山、韩石山的小说，带着更多的乡土韵味，但他们在自由地展示生活的过程中，没有忘却对封建主义及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然而由于他们心理上同农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维系，遂使他们的批判就不如外来作家们那样深刻、有力。批判的弱化与生活体察的深切，倒是使他们的小说显示出一种更丰富的内涵来。
晋军的思考和创作，是同新时期文学的步履合拍的，他们以深广的反思和批判意识以及艺术上的孜孜追求，崛起于当代文坛。
青年农民作者们呢？他们写作，并不着意去揭露什么，批判什么，更无用文学去救助黎民百姓的宏愿。他们写作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这一代人，为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为抒发他们的内心体验，为铭记他们的人生命运，为证实他们的自身存在。因之，他们写的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体验。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而下的体验。由于这一代人的思想形成期恰好处于历史的转换时期，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比照，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便最容易在这一代人身上发生效应和激起波澜。所以，从这批青年农民身上，我们可以更充分、更深入地洞见时代变革的折光，听到农业文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的崩溃之声，窥见这一代人在时代夹缝中那痛苦的灵魂。这一代人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文化的、民族的，是一个极丰富的缩影。譬如新禾的《秋事》，通过一个公社小通讯员的眼睛和心灵，表现了公社大院——这个更高层次的封建“家庭”中严厉统治、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等等，也表现了生活底层的一个农家孩子的不堪重负的叹息。常捍江的小说，则反映了一个农村青年对荒僻古老的山村、险峻的古道崖栈道、神秘的古空（古矿洞）一种近乎恐惧的感觉，通过这种感觉的层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传统的强大和人在传统面前的怯懦。所有这些，都不是青年农民作者们从理论上自觉认识到的，而是通过他们的感觉、感情领悟到的。作家的感性体验可以通达理性，可以同对象内部那种丰富的、独特的意蕴相契合，从而传递出一种令人咀嚼不尽的意味。这一代作家的贡献，不在他们理论上的自觉和反思，而在他们提供了一代人的深切、鲜活的内在图景。当然，这种情感体验式的审美方式也有局限，那就是作家如果过分依赖他的感觉、情绪，把个人的悲欢看得太重，不能跳出来站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去把握他的感性生活，他的创作就难以从“小我”的天地升华到“大我”的境界，从而丧失与更广泛的读者发生心灵共鸣的基础。近年来这批作者所以不大被人们注意，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他们应该向晋军作家作一些靠拢，多一点对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热情，如果他们能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性体验与哲学思想相接通，他们的创作就会产生飞跃。
晋军也要向青年农民作者靠拢。以理性审视为审美特征的晋军作家，目前在创作上颇感困惑，我想原因就在晋军作家们头脑中的那个文化观念、理性框架同变幻莫测的现实生活发生了某种反差和错位，而他们对农村生活的感受、积累也在不断淡薄和减少。他们要继续去写农村生活，就要像青年农民作者一样，重新潜入农村的底层中去体验、去发现。理性成就了他们，但今天反转来要束缚他们。对于这一点，一些晋军作家已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李锐所说：“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做立意、主旨或是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素材，把它们变为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在这个体现中，不应以任何文化模式的描述的完成当做目的。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13]
两个作家群反映的都是山西这块厚土上的生活，但从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这足以证明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于生活的重建作用。
如果说在晋军一些作家笔下还可以看到“英雄人物”的话，那么在青年农民作者群的作品中，则出现了一种“非英雄化”甚至“反英雄化”倾向。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那是大家所熟知的，在这一人物身上，确实表现了作家的一种英雄史观。郑义《老井》中的孙旺泉，虽然在情感和性格方面是一个弱者，但在恶劣的大自然面前，他却是一个强者。成一《洼地》里的马占奎，虽然在村里名声不佳，内心又有许多惧怕，但他毕竟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专业户，他的事业、精神，正在牵动、影响着全村的村民，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人物。而在青年农民作者们的作品中，这种能改变社会、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却几近消失了。房光《莜麦谣》中的庆丰，要办一个柴油机带动的磨坊，但却困难重重，一无经济后盾，二不被家人、村人理解，还完全停留在美妙的想象中。常捍江《古道崖》里的三叔，以“人头做赌注”承包了乡里的工厂，盈了利要拓宽绝壁上的古栈道，但乡长却撕毁了承包合同，要把款子挪作别用，三叔也不敢去县里上告，只能在古道崖哀哭。宋剑洋的《粉红的夏夜》则塑造了一个“反英雄”式的形象，那个青年农民望屯儿，家庭是那样富裕、安逸，身体是那样强健、富有活力，但内心却是一片空虚、寂寞。他渴望着一种强烈的刺激，于是去赌博、去偷窃。腕上戴上了镣铐，心中却恍惚地想着：“该打仗了！”青年农民作者这种“非英雄化”或“反英雄化”倾向，深刻地透露出他们在现实面前的软弱和困惑。而柯云路等作家的“英雄观”，则表现出他们对现实的热情、信心和崇高的时代使命感。
对于日趋衰落的农业文明（包括农业文化），两个作家群表现出一种背反的情感态度。晋军是站在一种现代意识（或者说城市文明）的高度，用理性观照的方法来看待农村变革的，对于农村旧的生产体制的革除、家长制遗风的打破、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衰微，他们像欢庆胜利一样，充满了喜悦、兴奋。他们对古老的农业文明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他们渴望着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成一把农村变革喻为“陌生的夏天”，夏天弥漫着燥热，酝酿着雷雨，同时也孕育着丰收在望的秋天，表现了作家对于改革的呼唤和礼赞。郑义《远村》中的杨万牛，苦熬苦挣几十年，直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终于苦尽甘来，生活有了转机，生的希望油然而生，作者对改革的赞颂寄寓喜剧性的结尾中。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对封建家族中的等级制度，伦理道德的腐朽性、虚伪性、残暴性作了不留情面的揭露、鞭挞和嘲讽。李锐更把吕梁山那块厚土的贫瘠、封闭、落后揭示得入木三分，寄托了作家对改革春风的热切呼唤。而扎根在这块黄土地上的青年农民作者呢？他们直接承袭着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农民生活、农民文化和农民的命运，他们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当毫不留情的时代变革摧毁着这一切传统东西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受到震颤，心也在隐隐发疼，世纪末的感觉笼罩着他们。于是他们感到悲哀，感到忧郁。生活在城乡接壤之地的宋剑洋，对传统生活的破灭最为敏感。在《最后一顿夜草》中抒发了他对那种安闲、和谐、温馨的农家生活的怀恋。在《小镇一条街》里对现代生活取代传统生活的历史潮流，则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调。同时，这些青年农民作者又是传统生活、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在旧生活的轨道上滑行，等待他们的只有贫穷、愚昧，像父辈一样混混沌沌地了此一生。因此，他们渴望着改变这种既定的人生命运，向往着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但传统的阴影依然伴随、笼罩着他们，使他们找不到新的前行路标。《秋事》之中的那个公社小通讯员，苦闷之中执著于文学创作，但现实又使他那“泛起的热念一落千丈”，想着“以后还是想办法混个一官半职的好，登一篇文章有啥了不起的，不照样儿侍候人”？现实中的《秋事》作者，也果然“弃文从政”，做了一个市的园林处小官。可以坐着小车去开创作会了。这里，我毫无指责这位青年农民作者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传统的文化观念在这一代农民作者身上的强大影响。浊涛《冬日的阳光》中那个农村姑娘林梅，有幸去乡政府做了一个临时干部，在上党校的竞争中、用“以牙还牙”的办法“报复”了她的竞争对手，但“良心”“道德”在不断谴责着她，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依恋着旧，又渴望着新；追求着新，又困扰于旧。这是一种多么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态。
最后简要地比较一下晋军与青年农民作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差异。阐述这一问题，也依然要从基本的审美方法上入手。晋军作家的审美方法是以理性观照为特征的，由于他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思考，由于受山西老一代作家创作传统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的基本表现方法始终是现实主义的。这种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对于表现他们的社会思考、对人的探索以及他们的情感是恰当的、统一的。后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作家，不再满足单一的表现方法，借鉴了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如成一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一些象征手法，郑义的《远村》《老井》中也糅进了象征手法，李锐的《厚土》刻意在文体上探索，努力融化多种表现手法。他们的探索是有益的、成功的，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生活小说的表现手段，有力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领域。但从根本上看，这些现代表现手法的采纳，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基本的审美方式，也没有改变他们为社会、为人生的创作总旨。晋军作家今后会不会去搞较纯粹的现代派？很难预料。但要搞真格的现代派，我想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哲学观、社会观和艺术观，放弃以理性观照为特征的审美方式。这自然是很难的。有一点我们倒是看得清楚，那就是这些晋军作家正在做着把各种表现手法熔为一炉的探索，他们过去的借鉴，还带着某些硬性移植的痕迹，如果真能把传统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等种种表现手法融化到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那将是艺术的一种极境。
青年农民作者群目前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境界。但弥足珍贵的是，他们执笔伊始，所遵从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独特感觉，是难以压抑的情感体验，是自我心灵的呼唤。应当说，这种以感性体验为特征的审美创造，是更吻合艺术的本质规律的。这些青年作者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点，是普遍地运用了心理感觉形式。他们以自我心灵为视角，以自己独特的感觉、情绪、心理去感知和表现外在世界，有些甚至接近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小说。在他们笔下，高山、河流、土地、村庄、芸芸众生们的生活、命运，都着上了作者的个性色彩，充溢着作者的情感体验。读着他们的作品，不由得使人如入其境、如感其情，发生深刻的心灵共振。新禾的小说细腻、凄婉、温馨，充分表现出一种命运多蹇，但不失善良、纯真品性的农家子弟的内心世界；房光的作品开阔、质朴、蕴藉，给人以深沉、热烈的感觉；宋剑洋的小说恬淡、优雅、机智，其中又蕴涵了作者对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的复杂感情；常捍江的作品冷峻、古奥、深邃，折射出作者对原始状态的山民生活的困惑和反思……我想，对生活如此丰富的心理感觉和深刻的情感体验，大约只有这些仍被困扰在生活底层中的青年农民作者才会有吧？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些青年作者也是勇于探求、不拘一格的。如房光的《莜麦谣》，把莜麦作为山民文化的一种象征，可谓独具匠心。他的《没看见有雁飞向南方的秋天》则采用了自然结构形式，一笔写了五六个人物的行动，但形散而神不散。常捍江《古道崖》中那个四面绝壁围定的小山村，本身就是封闭、古老农村的一种象征。宋剑洋则很善于创作一种独特的意境、语境，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内在空间。但这些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他们模仿、借鉴、着意追求的结果，而是根植于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独特感觉，对艺术的一种自然领悟，然后才升华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当然，由于这些作者缺乏较深厚的艺术修养，对表现形式的探索也不够自觉，所以不免显出稚嫩和粗糙。成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把两个作家群作比较，意在相互比照中见出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来，让作家们多些扬长避短的自觉和相互吸取的精神，把山西这块厚土及这厚土上的人民写得更深入、更充分一些，把农村生活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更纯熟的境界。
198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