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读完陈为人大兄的这部大作，时间很长了，但对于他所要求的序言，则迟迟不好下笔。那缘由，不是为人兄的作品写得不好——作为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作品的架构，在当下都是上乘的，读起来如饮甘饴，畅快淋漓——而是他所涉及到的题材。
为人兄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或者改革家的命运，但具体指向则在在与现实相关；而我，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事往现实上扯却不太赞成。
不好下笔，为难之“难”，此为之一。
有人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话不错；但是，现实当中，但凡把历史往现实生活扯的，还能扯得有意思，采用的手法都是用历史说事。这种手法，目的不是继续将历史的延长线延长，还是章学诚叙史的路数——“史学，所以经世也”，依然是什么“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之类的闲篇。这种手法，用历史记忆中的一个词来说，那就是早就被人诟病过的“影射史学”。这也是当下“历史热”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大概千禧年之后，有关古代历史的话题突然热起来了，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坊间常能见到大秦王朝或大明王朝“那些事”或“面孔”，“主旋律”的《百家讲坛》、“说三国”“说论语”等等，都是这种历史热的表象。
若透过表象看本质，我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历史图书，尤其是古代历史而不是当代历史图书，突然流行，大致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同样，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如果不能直击时弊，仍然需要躲在历史帷幕中对现实说长道短，也是这个社会畸形的一种表现。
用历史说事，基本上等同于“影射史学”。而影射史学是什么？余英时说：“影射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其“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
对于这种政治宣传，经历过“文革”或对“文革”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那是“影射史学”达到极致的年代，余英时所指出的种种现象都为我们所熟知：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
“文革”后，“影射史学”遭到人们的诟病，但在当下的“历史热”中，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只不过话语主体有了转换：彼时是党内部派别之争的政治武器，此时成为一般读者从历史获得对现实阅读的“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宗师姚斯所提出的概念，也成为像陈为人兄一样的作家、评论家抨击时弊的保护伞。对此，为人兄并不讳言。他在开篇“引言”中就说：“那位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一句类似名言：‘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那位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托克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我们如果不研究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不了解古代历史上改革变法者的命运，其实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构历代改革变法者们的原貌，无疑有着‘古为今用’的镜鉴功效。”
人们常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话不错。但如果把读历史、写历史作为现实阅读的“期待视野”，仅仅局限在史为镜、知兴替的范围；把用历史说事当作写作的话头，而不是出于一种文化需求，显然并不是好事。这至少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有些非常态。
不过，话再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样的非常态，为人兄这本大作才写得很欢实，我相信，出版后极有可能畅销。因为现实社会中有阅读的“期待视野”，读者群不缺；为人兄是名作家，抛开他大手笔的叙事和文采飞扬的基本功不说，但就以往的读者“粉丝”，基本的开印数就有了。所以，谁还会在意我说的是什么呢？
不好下笔，为难之“难”之二是，在我看来，把中国历史上的或“改制”或“变法”或“新政”，用“改革”来一以贯之，基本上是“后设叙事”。所谓“后设叙事”，就个人来说，是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就历史来说，是以现实作参照的历史叙事，用为人兄的话来说是“重构”。不管是诠释还是重构，“后设”自然不可避免。在我，对这种“后设叙事”是有着戒心的。
把中国历史上的或“改制”或“变法”或“新政”，用“改革”来命名，不是为人兄的发明，早在三十年前就有学者这样说了。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现实改革联系起来的，是党史专家胡华。现在，不管是史学界还是公众界，都淡忘了这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在当年，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在学子们心中，他甚至和胡绳都有得一拼。
大概是1983年，胡华在一个场合做过一个报告，从历史上的改革看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强调的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中的“革命的改良”。所谓“同一社会制度”，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整篇报告洋洋洒洒的，从外国历史上的改革，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再到当下现实中的改革，论证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1978年以来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
我很清晰地记得胡华这篇报告的内容，是因为这篇报告被作为一份学习材料散发过。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转过年来的1984年初，我们发的学习材料，一份是胡乔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一份就是胡华的这份大报告。只不过这两份材料待遇差大了：胡乔木的文章是正式出版物，很规整；胡华的文章是活字印刷的，纸张有些黑，也比较糙，订书机装订，一点都不正规——今天，我想方设法搜寻胡华的文章，还真找到了，文章发表在1984年12月出刊的《河北学刊》上。
胡华论述的要点是，1978年来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他去世前后（他1987年12月去世），十三大报告就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胡华已在病中，没有能力再去论证我们所处的“初级阶段”；他若地下有知，还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后设叙事”式的研究无论如何总会有赶不上潮流与大势的尴尬。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胡华是有号召力的。有胡华的号召，史学界开始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现实改革挂上钩。1983年9月，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和福建师大联合举行“历史上改革问题讨论会”，正式把历史上的不论是“改制”还是“变法”，统统归到“改革”这个词下。不过，那几年，虽然有关于历史上的改革的文章，但声势不大，文章篇幅也不多。
1991年，中央党校联络各地党校的历史教师，编辑一本《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在当年反响比较大。这本书为什么影响大，其实还是因为和现实相关。1991年，中国的改革有些停滞，各种政治教育运动取代了来自基层的改革潮涌；“反和平演变”培训班之类的做法，近乎淹没了各界对改革的呼声。我猜想，那几位老师牵头编一本《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的书，大概也是对继续改革的一种呼吁吧，所以影响才大。不过，转过年来，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又如火如荼，这本书大概也就而已了。
“而已”的还不止这本书，还有1997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史（先秦—清末）》。这部大部头的书，是当年著名的宋史专家漆侠领衔主编的，装订也很精美，也被媒体喧嚣为“第一部中国改革通史”，但依然很“而已”。那时，我们的存量很多，改革也如火如荼，人们还顾不上拿着历史上的事来说事，“历史热”在后几年才能出现。这种“而已”的尴尬，是必须的。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为什么会从1978年开始改革，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是：“走自己的路，让自己无路可走”。这可以概括我们改革的背景。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走自己的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几番探索与实验之后，老百姓依然吃不饱，国民经济依然上不去，最后的现实是自己也无路可走了，于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句话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有路可走”。这是说的我们改革的成功经验。1978年开启的改革，是与“开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叫作“改革开放”。其实，按实际发生的情形看，叫作“开放改革”可能更贴切。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算是放眼看世界的开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我们还在用阶级斗争捍卫主义，走自己的路的时候，邻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一起走路，走得很欢畅，比我们早走近二十年。所以，我们开始改革，也就是“开放搞活”，开始放弃走不通的“老路”，开始“走别人的路”。走着走着，我们自己就有路可走了。
可是，有些人却宁愿我们无路可走，也不愿意我们“走别人的路，让自己有路可走”。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走什么路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早期是所谓的姓“资”姓“社”的表述，现在是“老路”和“邪路”的说法。改革之难，常常不在改革之内，而在改革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再说什么“路”，超越意识形态谋发展，“深化改革”才不是空话。如同当年我们“开放搞活”一样，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需要的是扎扎实实推开门窗看世界的勇气！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推动历史发展的“勇气”是不好寻觅的。为人兄是对社会敏感的作家，他想从历史上寻找一种借鉴，也就顺理成章。他在书中的引言开篇说：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1992年1—2月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再次来到深圳特区，当然不是休养，是身负使命。1979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既是一种“开放”又是一个“限定”。自此而后，中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然而，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几乎夭折。到1992年还需要“老船长”拨正船头重新起锚。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也许从“经济”而言，硕果累累斩获颇丰。但由于两轮一轮之偏废，双翼一翼之夭折，盛世锦簇之下是险象环生。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荀子有言：“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就是说，在十字路口，走错“跬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
为人兄这本书，说的是历史上改革的事，但着眼点在于在历史上搞改革人的勇气，可谓说到了当下问题的实质。
为人兄的激情、迫切感，也感染了我。一向对“后设叙事”持有戒心的我，很乐意看到为人兄这本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和他一样希望这本书“成为我们今日改革古为今用知往开来的一面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