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牧羊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天，一位从武帝时被派到匈奴去的汉朝使者，经历了十九个不平凡的年头，回到了京师长安。他就是苏武。
苏武，字子卿，是个威武不屈、困苦不移的人。汉武帝晚年，汉和匈奴间在经历多年战争后，正在酝酿重归和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jū dí居弟）单于送还已往扣留的汉朝使者。同年，苏武奉武帝之命率领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百余人出使匈奴，携带大批礼品，并送还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当苏武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汉降将匈奴族人卫律的部下虞常等策划，乘单于外出打猎的机会，射杀卫律，劫取单于的母亲归汉。由于虞常向张胜透露过消息，及至虞常事败，张胜才慌忙把虞常与自己有所联系的情况告诉苏武。苏武立即感到还没有诚意与汉通好的单于，必然要利用这个事端迫害汉使。他说：“事情既然如此，必定会累及我，受侮辱而死。更对不起汉朝。”说罢，拔刀要自刎，幸由常惠、张胜苦劝拦住了。果然，单于大怒，扣留了苏武一行，并派卫律审问苏武。苏武说：“身为汉使，屈节辱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面目回去！”遂用佩刀自刺，鲜血喷涌，登时昏绝。卫律大惊，没想到苏武竟这样倔强。立刻派人飞马去找医生。抢救半日，才转过气来。苏武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连单于也为之惊叹。为了威逼苏武投降，他的伤势刚见好转，单干就命卫律当着苏武的面杀掉虞常。张胜伏地乞降后，卫律举剑向苏武砍来。苏武昂首挺立。力辩汉使没有跟虞常有什么共“谋”，毫无惧色。卫律停下来，又装出一副诚心相劝的样子说：“苏君！我背汉归顺匈奴，封为王侯，拥众数万，牛羊满山。你今日投降，明天就和我一样；否则，徒然丧命，有谁知道？”苏武又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卫律的利诱。单于见苏武不投降，便把他关在一个阴冷的地窖里，断绝饮食。苏武渴饮雪，饥吞毡，才免于饿死。单于无可奈何，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给了一群公羊，说什么要等公羊生下羊羔，才放苏武回去！
北海，人迹罕到，荒原千里。为了要生存下去，回汉朝复命，苏武经常从野鼠穴内掘取“草实”充饥。汉节是他唯一的伙伴。白天，苏武依它为杖，屹立在风雪中牧羊；晚上，又与它同床而卧，度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经年累月，汉节上的毛全都脱落了。一天，他在长安的一位老朋友李陵，突然来到北海。原来，李陵在苏武出使的第二年因兵败投降了匈奴。这次奉了单子的命令来劝苏武投降。他对苏武说：“自打你出使以后，你的母亲和一兄一弟都已相继死去。后来听说你妻子也改嫁了。两个妹妹和三个孩子又不知存亡。你还留恋什么？人生短促，你何必白白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罪，愿你听我的话，不要再固执了。”李陵的投降，使苏武非常气愤，他说：“我早已把自己当作死在这里了，如果你一定要我投降，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李陵只好叹息而去。在北海，苏武度过了十九个年头。风沙撕破了他的衣服，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冻饿练就了他一副硬骨头。苏武崇高的气节，受到了匈奴族广大人民的尊敬。
昭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汉朝遣使要求接回苏武，单于诈言苏武已死。后来常惠设法又一次夜见汉使，教给他一个能使苏武回去的办法。第二天，汉使按常惠的计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皇帝射猎的宫苑）射下一只雁，雁足系有帛书，说苏武现在北海。”单于大惊，才不得不允许苏武等九人随汉使一道归来。
苏武保持汉节，不屈服于匈奴贵族的任何威胁与利诱，代表了汉族和匈奴族人民要求平等联合，反对民族压迫的共同愿望。因此，苏武牧羊北海的事迹被人们编成歌、剧、故事，广为流传。
董仲舒帮助汉武帝建立了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得到独尊，儒学思想成了统治思想。这在当时，对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
《史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写的《史记》，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经称誉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优秀的历史和文学名著呢？这就要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自己的身世、经历。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学术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迫切要求编写出一部通史。同时，当时的社会经过一段相对的安定之后，在表面上的“盛世”下，掩盖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自然也对司马迁的写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司马迁所以写出《史记》，这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大约是公元前145年，出生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他的祖先曾经是周朝的史官。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也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并研究天文、历法）。他先是受家庭的熏染，跟着父亲来到长安学习“古文”，以后，他还直接听过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讲《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借助这些条件，以后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皇家的档案文书和百家著述，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二十岁那年，司马迁作了一次亲访古迹的旅行，走遍了祖国的东南。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出征，跟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中，除了现在的福建、广东以外，长城以南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游历，使他接触到汉代社会的多方面情况，具备了当时封建知识分子中较为远大和进步的社会历史眼光，以致能在《史记》中生动的反映社会现实。
司马谈本来打算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特别嘱咐司马迁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谈死后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收集资料，进行酝酿，公元前104年，正式动手写作。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并遭受了腐刑。他虽然万分痛苦，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受了这样的耻辱，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出狱以后，更加奋发地写作，大约到了公元前91年，《史记》就基本上编写完成了。
《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在编写体例上发挥了创造才能，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来叙述我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主体。用这种方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独创，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
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是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提供历史经验。因此，司马迁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时候，表现了他进步的观点。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一方面，他通过对父亲遗训的记述，以天文历法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肯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认为这样的“天道”，当然应该顺从，是“不可失”的。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的天道观，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激烈的批判。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善人往往不得善报，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而恶人“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竟以寿终”，揭穿了这些欺人之谈的天道观。与此同时，司马迁不以神意，而是试图用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当然无法从此再进一步，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上来寻找历史变化的动因。但是，他的这种从经济生活中去观察问题的见解，毕竟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观点。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强调用“通”的眼光，来了解古今历史的演变，重视和肯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他论历史变化，详今略古，赞成进步，反对倒退。他对吴起、商鞅、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用很大篇幅写了社会上各种代表人物的事迹，突出写了这些人物在社会历史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来探索历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考察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其中特别注意盛中观衰这一点，表现了他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他有意贬屈当时的作为正宗思想的儒学，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是非取舍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他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活动和影响。对于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史记》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它的经过，而且把它的功绩与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和孔子作《春秋》提到同等的高度。他还把陈胜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充分肯定陈胜在亡秦过程中的“首事”之功，把陈胜作为反抗暴秦，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史记》在写楚汉战争中刘邦与项羽的成败时，着重写他们在对待群众上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司马迁重视人心向背对于“成败兴坏”的重要作用。
鲁迅还评论司马迁是“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确实是这样，司马迁不但不迎合汉武帝，反而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措施进行了讽刺。他揭露汉武帝因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社会带来了危害；揭露汉武帝为满足私欲而搜括钱财，指出汉武帝当政时，社会风气很坏，官吏恭谨、朝臣阿谀、酷吏惨急、宫廷倾轧，尤其是农民努力耕种吃不饱，女子纺织无衣穿，简直是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和秦亡前夕的情况差不多。《史记》《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律令与道德的虚伪，称颂了游侠的“赴士之厄困”，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由于这样，《史记》被班固在《汉书》中批评“是非颇谬于圣人”。甚至被后世一些正统学者视为“谤书”。
司马迁利用做太史令的机会来写“史记”，取得了运用资料的方便条件。他审慎的利用大量先秦和当代的图书档案，并且是结合他亲身游历采访中所得的闻见，写出了《史书》这样丰富多彩的篇章。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史记》的人物传记，创造性地把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司马迁不仅注意写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最主要，而且特别重视表现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着力描写汉兴百年间的当代人物。《史记》以关系“天下所以存亡”，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取材的政治选择标准，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既写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又通过表现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又十分擅长于选择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富于特征性的动作，充分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借以增强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感。司马迁的笔端还饱含着丰富的感情，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古代英雄人物所感动，字里行间洋溢着崇敬的心情，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又寄予深切的同情。所以，《史记》的人物形象真切动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在司马迁笔下，都栩栩如生。《史记》首创的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我国才出现了较为完备的历史著作，是不算过份的。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看到，《史记》中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思想界限。这就是说，《史记》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个前提下，表示了对某些封建统治代表人物的不满，对人民群众苦难遭遇的一定同情。《史记》中甚至还有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反映了司马迁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汉赋和乐府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汉赋和乐府诗是西汉时期两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有许多作品流传下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汉赋，又称古赋，是在屈原楚辞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它的特点是，运用铺张渲染的手法，在文章中堆砌丰富的字汇和华丽的辞藻，网罗无数的典故，行文又变化多端，使人看起来富丽堂皇。内容则多是以帝王、贵族们的宫室苑囿、车骑田猎、巡游祭祀、声色犬马、服饰饮食等浮华生活为题材，加以粉饰，为统治者服务。如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就是以游猎为题材，极力地描写了皇帝园囿的广大，禽兽的众多和游猎场面的壮观，以衬托皇帝的豪贵。这种专门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炫才邀宠的文学，被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称为“帮闲文学”。西汉赋中也有些是突出“体物写志”的。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鸟赋》，都是借人或物以抒发自己的“意不自得”感情，聊以“自广”的作品。班固说：“（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但是，汉赋这方面的效果是很小的，甚至有名无实。汉代大辞赋家扬雄就说过：“往时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然有凌云之志。”这种赋究竟是“讽谕”，还是歌颂，不是很明白吗！
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些与前期赋有很大不同的新体“小赋”。它的特点是篇辐较小，语言也比较浅显，用典故少，而且内容清新。比较典型的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难利己而自足”本性的较好作品。这种小赋与前期那种专事铺张粉饰，华而不实的作品相比，使汉赋出现了新的生面。
整个说，大多数汉赋的思想内容是不高的，可是，它的艺术技巧却给后代文学以很大影响。汉赋对结构、用词、音韵都非常考究，用词力求新颖、华丽，“写物图貌，蔚似雕画”。鲁迅先生在批评它是“帮闲文学”的同时，指出它“究竟有文采”。汉赋对当时和后代的散体文、骈体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乐府诗歌是一种民间的五言歌谣。因为汉武帝设置了“乐府”机关，广采民间歌谣，所以后人便把这些被采的民歌称为乐府诗歌。据《汉书·艺文志》说：这些被采的民歌，“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地域，全国许多地方的民歌都有入乐府的。当时所采诗歌总数达一百三十八篇。汉武帝派音乐家李延年主持乐府的工作，音乐家张仲春做他的助手。东汉光武帝、和帝时，也曾观风采诗。这样，两汉时期的许多民歌便能够保存到今天，为我们所欣赏了。
乐府与赋迥然不同，它来自民间，不少诗歌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生活面貌，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妇病行》就是乐府中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一篇好作品。它写一个妇女临死前嘱咐自己丈夫，不要因为孩子“饥且寒”与他吵闹，而打孩子；丈夫也遵从妻子的遗嘱，为了让孩子生活下去，到市上行乞以及孩子们啼哭想念母亲，父亲悲戚难过等场面。它生动地描绘出了劳动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十五从军征》则写出了当时人民兵役负担的沉重。这首诗歌的主人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归来后，看到的家里情况却是“松柏冢累累”和“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他只好自己舂点谷，采点野菜做饭，可是饭做熟了，却又不知道和谁一起共餐，“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悲痛的心情，使这位老翁再咽不下饭菜，“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乐府诗中也反映出了人民对封建剥削、压迫的反抗。《东门行》就是这样一首诗歌。它描写了一个被贫困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人，眼看“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于是，不顾妻子、“儿女牵衣啼”，“拔剑东门去”，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铤而走险的故事。这正是当时人民纷纷走上反抗封建统治道路的生动写照。乐府还给我们留下了《陌上桑》等不少歌颂劳动妇女忠于自己的爱情，不畏强暴的好诗篇。《陌上桑》的主人公罗敷，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智慧的少女。诗歌说，当她采桑的时候，看到她的人，“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都被她的美丽所倾倒。当一个无耻的官府“使君”仗势企图调戏罗敷时，却遭到了她的严厉斥责。罗敷用极力乃至故意夸张的词句，赞美、炫耀自己的丈夫，表示自己的骄傲心情和对“使君”的蔑视。她以嘲讽、奚落的口吻说”“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对“使君”的引诱给予了坚决的拒绝。
乐府采来民歌后，配以音乐，分为鼓吹曲辞、相和歌辞，以及杂曲歌辞等类，能吟能唱，艺术形式非常的生动活泼。
乐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建安文学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无不直接受到乐府诗歌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努力模拟乐府诗歌，几乎每一个乐府调子，他都有所拟作。杜甫更是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的一些反战诗，往往就是从乐府的反战、反兵役民歌中演变而来的。白居易有《新乐府》诗，元稹有《古题乐府》诗，也就是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从思想上、艺术上加以继承，又有所发挥的。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汉代冶铁生产的发展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用铁和冶铁最早的国家之一。
一九七二年在河北藁城商代墓葬里，发现过一件铁刃铜钺，证明商代中期已经知道用铁。考古发掘证实，至少到春秋中、晚期，已发明铸铁，并且用铁制造生产工具。到了战国，使用铁器才比较普遍起来，形成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
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以兵器为例，汉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也同样逐渐被铁制品所取代。辽宁辽阳三道壕所发掘的西汉八座居民房址中，每一户都有铁制农具，包括了犁铧、耧（lóu楼）、钅矍（jué吾觉）、锸（chā叉）、耙、锄、镰等，从种到收的全套工具。生活上所用的铁制灯、釜（锅）、炉、剪、刀以及车、齿轮，在南北各地也多有出土。足见铁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
汉代冶铁生产的规模，也相应地扩大多了。汉朝政府将冶铁收归官营以后，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全国铁器生产。当时在各地设有“铁官”四十九处，每处“铁官”下属一个到几个大作业点，所用人力在十万以上。广东、广西，云南、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当地的冶铁业。从现在发掘的冶铁遗址看，西汉有六十多处，东汉有一百多处。这些，都反映出汉代冶铁业的扩大和发展。
从每一处冶铁遗址的规模来说，有的不但有冶炼工场，铸造工场，而且包括矿坑，具有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如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有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共有二十座之多。此外，还有附设的储铁（锭）坑、配料池、铸造坑和淬火坑等设备，规模相当巨大。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在汉宛城内，原是汉代重要铁官所在地。生产作业区的面积可达十二万平方米，发现的炼炉也有十七座。在郑州古荥镇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了当时最大的冶炼炉，炉底面积8.5平方米，炉高在5米以上，炉容量相当可观，估计可达50立方米。由此可见，汉代的生产规模以及铁的产量，一定比过去扩大很多。
汉代的冶铸技术，较前也有飞跃进步。首先是铁的品类大为增加，有生铁、块炼铁（熟铁）和不同含碳量的钢等。而在制造成器的过程中，又能够掌握铸、锻、柔化、渗碳、淬火、退火等多种技术方法，大大提高了钢铁产品的质量。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书刀和剑，使用块炼铁表面渗碳的工艺，使杂质减少，组织均匀，达到了现代优质钢的水平。
鼓风设备也有很大改进，这对提高产量和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汉代初期仍然是人力使用皮橐（túo驼，风箱）鼓风，风量有限。后来才逐渐普遍改用畜力。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更创造出水力鼓风的“水排”，这比欧洲要早一千二百多年，是个很大的进步。另外，当时已经知道利用冶炉余热，加热空气，实现余热鼓风，大幅度提高炉温。这也是炼铁史上的一次飞跃。
改进了鼓风技术，便给用煤代替木炭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以后，用煤冶铁日趋普遍。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煤和煤饼，表明用煤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煤的资源丰富，取用方便，为大规模发展冶铁生产，准备了有利条件。所以，开始大量用煤，是冶铁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
此外，经过长期实践，汉代冶铸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如，当时开始使用铁制的范，不但保证了产品的规格化，而且有的还能铸出厚仅3毫米的薄壁铸件，技术相当高超。汉代运用反复叠折捶打的方法，造出优质刀剑，发展了“百炼钢”技术。晋人曾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赞语。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利用生铁“炒”成钢的新工艺，即“炒钢法”，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发明。其它如注意筛选矿石，配用石灰石作为熔炼剂，普遍使用耐火材料等，也是汉代冶铁工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后，所取得的技术进步。
总之，汉代是我国冶铁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冶铸技术和规模上，当时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此时的中国钢铁传到西方，古罗马的学者普林尼（公元27年～79年）曾大加赞赏，认为是优良的卓越产品。冶铁业的长足进步，对促进汉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巩固，有着重大作用。
“和亲”的历史作用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联婚，被称为“和亲”。这种“和亲”关系最早是在汉朝统治者和匈奴族的单于之间进行的。
秦末汉初，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在其首领冒顿（音墨毒）单于的统治下，向东灭掉了东胡，向西赶走了大月氏，在北边打败了丁零等部族，往南征服了楼烦、白羊，不断地进攻燕（今河北省北部）、代（今山西省北部），并且渡过黄河，占领了河套广大地区。这时，匈奴拥有骑兵三、四十万，成为西汉王朝北部的重大威胁。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第二年，刘邦亲自率兵讨伐韩王信，结果中了匈奴的诱兵计，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冒顿的骑兵围困七天七夜。最后，刘邦用陈平计，派人买通了冒顿的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的妻子，相当于汉朝的皇后），才得以突围。白登战役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攻汉朝的北部边境，连封在代地的代王喜也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由于当时汉朝的社会经济残破，国力空虚，内部统治还不够巩固，实在无力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于是，刘邦在公元前199年（汉高帝八年）采纳了刘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决定以宗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且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开始的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公元前174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62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和公元前152年（景帝五年），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者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朝政府送给匈奴单于的东西也逐年加多。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给匈奴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以及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物品。
西汉初期的这种“和亲”，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婚。送去的女子，和其他物品一样，不过是对匈奴贵族的贡品。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而不得已的。尽管如此，这种和亲政策，却也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和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当然，只靠“和亲”政策，并不能彻底解除匈奴贵族势力的威胁。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的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略人民”，抢掠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要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做奴隶。有时匈奴进攻的报警烽火直达甘泉和西汉都城长安。有一次入犯的匈奴竟然连皇帝御苑的马都给抢走了。虽然如此，在当时汉朝政府国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和亲政策，还是争得了“终景帝世，（匈奴）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的局面。这样就给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不断积蓄军事力量，准备反击匈奴的攻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汉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同时，文、景两朝还积极移徙人民充实边塞，垦田积粮，养殖战马，军事力量也有了充足的准备。到了汉武帝时，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贵族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到汉宣帝时，由于匈奴在汉朝军队的连续打击下，势力衰落下去，加上连年天灾，致使“人民、畜产死什六七”（死去十分之六、七）。原来被匈奴贵族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这时也都纷纷脱离匈奴贵族的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贵族再也没有向汉朝发动进攻的力量了。同时，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之下，西汉王朝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于是，汉朝政府与匈奴贵族之间的战争渐渐平息下去，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经是汉朝略居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比起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婚，情况已有不同了。
汉宣帝时，匈奴内部经过“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接着又出现了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南北对抗的局面。呼韩邪单于想借助汉朝的支持，挽救匈奴的危境，决心归依汉朝。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和公元前49年（宣帝黄龙元年），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汉宣帝对呼韩邪单于以客礼相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甚至放到汉朝各个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给他黄金单于玺、汉式衣裳、冠带、玉贝剑、佩刀等物，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朝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攻杀了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
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汉朝对他隆迂如初，而且赠赐加多一倍。呼韩邪向汉元帝提出，愿意当汉家女婿，复通和亲之好，元帝立即应许。一个叫王嫱（qiǎng强），字昭君的宫女，原是“良家（平民）子”出身，这时慷慨应召，主动出来“请掖庭（后宫）令（长官）求行”。汉元帝决定将她许配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意思是通过这次和亲，将与汉家建立永远和好安宁的关系。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竟宁元年”，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王昭君伴同呼韩邪出塞以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几十年。呼韩邪死后，又“从胡俗”，改嫁给复株累单于（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的人，都努力维护汉匈通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的终了。史载当时：“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北方边郡出现了空前安定的景象。这就是历史上被人们传颂的“昭君出塞”故事。
王莽改制
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历时十六年的新朝。代汉称帝而建立新朝的王莽，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所谓“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封建统治出现危机的结果。西汉后期，地主阶级日益腐朽，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大量沦为官私奴婢，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史载当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无）限，与民争利”。成帝时，丞相张禹一人即占有“极膏腴”的田亩四百顷。大批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成为官私奴婢的主要来源。据说元帝时仅官府奴婢即达十万余人，私人蓄奴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大工商业主往往同官僚贵族结合，利用政治权力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垄断性很强，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比如京师樊嘉家资五千万，其余皆巨万。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工商主，结成为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共同剥削、压榨农民。
因此，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当时曾有人列举种种现象，说明当时的农民“有七亡（损失）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农民被迫进行武装反抗的条件，已趋成熟。成、哀之际，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广阔地区，农民和铁官徒（罚去冶铁的刑徒）不断发动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坚持斗争一年多。有的人数虽少，但能席卷十九个郡国的范围。方兴未艾的农民反抗烈火，大有走向燎原之势。西汉王朝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统治集团对此十分惊慌，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有人曾提出“限田”、“限奴婢”的办法，但因积弊太深，遭到大地主、大工商业主反对而无法施行。在这种形势下，早有觊觎皇位野心的王莽，便破门而出，袍笏登场，代汉自立，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外戚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候长期把持朝廷大权。王莽凭借王家的声势和他的所谓“勤身博学”的虚名，广泛结交权贵，捞取到一定的政治资本。公元前一年哀帝死，王莽和王政君合谋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王莽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廷大权，并以“定国安汉家之大功”，被封为“安汉公”。随后，他便千方百计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取得了统治集团的进一步支持。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幻想。在他指使下，还有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假托符命，进一步为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平帝死后，王莽又选立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做皇帝，自称“摄（代理）皇帝”，为正式篡位作好最好准备。三年以后，即公元八年，王莽便踢开这个傀儡皇帝，公开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新”。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作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治危机。他首先针对土地问题，宣布要实行王田制，把全国土地改叫“王田”，不许买卖。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子不满八口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要分余田给本族或乡邻。原来无地的，按男口每人授田一百亩。与此同时，又下令将奴婢改叫“私属”，也不准再买卖。王莽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不过是企图冻结现状，缓和一下危机。这些规定，听起来很迷惑人，其实根本行不通。因为，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的必然产物，而土地兼并，又是土地买卖的必然结果。而且，余田分给别人的规定，地主阶级强烈反对，王莽也不敢认真照办，实际是一纸空文。到公元12年，不过三、四年光景，王莽在地主阶级坚决反对之下，收回成命，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和限制奴婢买卖的一套办法。王莽改制的主要部分，完全破产。
公元10年（始建国二年），王莽还制定“五均赊贷”和“六筅（管）”之法。当时在都城长安的东市、西市设立“市令”；又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则设“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这便是“五均赊贷”。“六莞”指的是官卖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钱；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政府控制的经济事业。王莽实行“五均”、“六筅”，表面上是要运用政府权力，控制市场活动，平稳物价，限制大工商主的过分盘剥。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例如，“五均”的“市令”，本来要掌管“平市”，即规定货物标准价格，货物滞售，平价收进；货物脱销，平价抛售，以制止豪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但是，大工商主早与权责结合一体，有的“市令”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正好打着官府旗号，乘机上下其手，买贱卖贵，攫取暴利。他们对老百姓则严格限价，压制正常交易，严重伤害了小工商者和农民。又如，赊贷办法规定，贫民用钱，三个月为期，过期不还，就要罚作刑徒，真有困难的贫户，根本不敢告贷。另外，政府控制起山林水泽生产，收取十分之一的税，也严重妨碍了渔猎樵采、家庭副业及小工小商的正常发展。总之，实行“五均六筦”，与王莽标榜的相反，打击的是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得利的则是王莽集团和大工商主。
王莽又多次变动币制。先是在公元7年（居摄2年），铸造错刀、契刀、大钱三种新币，与原来的汉五铢钱并行。后又废除错刀、契刀，下令收禁五铢钱，另铸一种小钱，与保留的大钱一起行用。最后，王莽又发行多种货币，分为金、银、龟、贝、钱、布等共六类二十八品，种类杂乱，换算繁琐，比值也极不合理。这样一来，货币便失去了价值尺度的职能。而且，每次变换，都是以劣顶优，币面值不变，实际价值大减。王莽借此掠取了大量财富，而引起物价飞涨，币值狂跌，农民、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同时，币质粗恶，使民间盗铸群起，因此而罚作官奴婢的达十万人以上，仍然禁不胜禁。《汉书》所载，当时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而大陷刑”，是反映了实际的。可以看出，王莽“改制”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掠夺。因而其结果必然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市场停顿，生产凋敝，整个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王莽代表的只是一部分腐朽的地主官僚和大富豪的利益。改制的结果必然是促进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王莽居摄、天凤年间，在京城附近以及今内蒙、河北、山东、江苏一带，就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在此形势下，他为转移注意力，利用民族矛盾掩盖和缓冲阶级矛盾，肆意挑起了和周边各族的斗争。王莽收换汉朝授予匈奴单于的玺印，改称“匈奴”为“降奴”，“单于”为“服于”，封王降为封侯，有意侮慢，打破几十年和好关系，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他还连续发动对东北和西南的战争。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到王莽死前，“天下户口减半矣”。王莽改制的丑剧还没演到高潮，其种种倒行逆施，便触发了席卷全国的赤眉、绿林起义，而且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公元23年（地皇四年），长安市民响应义军，攻入宫中杀死王莽，结束了罪恶的新莽王朝，也宣告了王莽改制骗局的彻底破产。
赤眉、绿林起义的发生和发展
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首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汉元帝时，丞相匡衡本来就享有三十一万亩土地的租税，后来又扩占了四万多亩。成帝时一个大官僚张禹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前后有数千万之多。他用这些钱买占民田四万多亩，都是泾水、渭水灌溉的肥沃好田。同时，西汉统治者政治黑暗，对农民的赋税剥削也越来越繁重。加上连年灾荒，农民死的死，逃亡的逃亡，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汉哀帝时的大臣鲍宣在一道上书里说，当时农民有“七亡（逃亡）”、“七死”。其中，“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兼并土地无止境）”是“一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是“一亡”；“酷吏殴杀”是“一死”，“岁恶（灾荒年月）饥饿”是“一死”。它是西汉末年农民悲惨境地的生动写照。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夺汉朝刘姓政权，建立新朝。他企图通过实行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结果却使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便爆发了。
公元十七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连年灾荒，饥民们被迫到沼泽地里挖野草根充饥。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由于能给饥民们调解纠纷，被推为首领。他们很快就聚集了数百人发动起义。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的王常、成丹也率众来归。起义军攻打附近小的乡邑，数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绿林军。
与此同时，东方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公元十八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不久转入泰山。周围一些小股农民起义军见樊崇作战勇猛顽强，都来投靠他。一年之间，起义军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接着，琅邪人逢安、东海（今山东郯〔tán谈〕城西南人）徐宣、谢禄、杨音发动起义，并率领几万人与樊崇会合。从此，这支起义队伍就在青州、徐州（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攻击官府、严惩豪强。公元二十二年初，起义军击败王莽的官军，打死带兵的大将景尚，声势愈来愈大。
这一年四月，王莽派遣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与绿林军的王匡同名）率领十几万大军，前来镇压樊崇领导的起义军。樊崇等准备迎战。每个人都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标记。从此，这支起义军就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和王莽军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决战，大败莽军。王匡狼狈逃走，廉丹被起义军打死。无盐大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十万人。王莽在东方的统治瓦解了。
正当赤眉军在东方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绿林军在南方也有了很大发展。公元二十一年，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西北）打败了前来围攻他们的官军二万多人，夺得全部辎重，乘胜攻占竟陵（今湖北省潜江西北），然后，退据绿林山。这时，起义队伍发展到五万多人，声势渐盛。第二年，绿林山一带发生大瘟疫，起义军死亡过半，于是，绿林军决定分兵转移。王常、成丹率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匡、王风、马武率主力军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后来，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率千余人，响应新市兵起义，称“平林兵”。
在绿林、赤眉起义同时，还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等部义军，众约百万人，活动在河北各地。农民起义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
这时，一些地主阶级分子看到王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也纷纷招兵反对王莽。南阳大豪强刘、刘秀兄弟，在舂陵乡起兵。这是支地主领导的武装，在反王莽的战争中，暂时和新市平林农民军联合。公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下江兵转战到河南，与新市兵、平林兵会师。二十三年正月，起义军在沘〔bì必〕水（今河南泌阳县境）一战中，击杀了王莽的大将甄阜、梁丘赐。接着，又在昆阳（今河南南阳县南）击败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军。经过这两次大胜，绿林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为了更好地统率各路起义军，二月，绿林军立刘玄为汉帝，号更始，建立政权。
绿林军建立政权后，派遣王凤、王常和刘秀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并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起义军节节胜利，使王莽政权受到极大震动。王莽派遣王寻、王邑征集各地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向绿林军猛扑过来。
这年三月，王莽军队包围了昆阳。当时，王莽军围昆阳数十层，列营百数。城内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莽军用冲车撞城，掘地道攻城，向城内密集射箭。但是，起义军顽强地坚守城垣，并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由刘秀率十三骑乘夜出城，到外地调集援军。援军到达后，便立即在离王莽军队四、五里的地方，列成阵势，与王莽军交锋；取得胜利后，乘胜前进，愈战愈勇。起义军无不以一当百。接着，由刘秀率敢死战士三千人，从城西水上猛冲王莽军的中军，杀死王寻。同时，城内起义军也乘势杀出，喊杀声震天动地。莽军大败，军官、士卒争相逃走，互相践踏。王邑只带了几千人逃回洛阳。昆阳之战，使王莽军主力损失殆尽，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刘秀表现得勇敢善战，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为他利用农民革命的力量，篡夺胜利的果实，取得了有利的地位。
昆阳战后，更始帝阵营发生分裂，在新市平林起义军将领支持下，更始帝杀了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北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进长安。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长安市民和兵士举行起义，杀死王莽。此时，王匡也攻下洛阳。绿林军经过几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到了洛阳，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镇慰州郡”。刘秀趁机以河北为根据地，镇压起义军，发展地主武装，积极为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作准备。
在绿林军攻下洛阳时，赤眉军首领樊崇等曾去洛阳联络。但刘玄不愿与赤眉军合作，致使两大起义军未能联合起来。
公元24年冬，赤属军兵分两路，西攻长安。在西进途中，赤眉军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了一个十五岁的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公元25年8月，绿林军农民将领王匡率领一部分起义军与赤眉军会合，并在九月，联兵攻入长安。刘玄向赤眉军投降。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的地主豪强隐藏粮食，聚众反抗，与农民军为敌，长安城中粮尽，使赤眉军遇到很大困难。第二年冬天，长安附近发生大饥荒，赤眉军不得不撤离长安。东归途中，赤眉军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遭到了刘秀大军的截击，全军覆没。
坚持十年之久的绿林、赤眉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刘秀建立东汉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
刘秀，西汉末年人，汉宗室，南阳（今河南南阳）著名的大豪族。公元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废除汉宗室封爵，并禁止刘姓人做官。刘秀一家受到很大打击。王莽末年，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公元22年，刘秀和他哥哥刘怀着重建刘家天下的政治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南）纠集族人、宾客七、八千人，起兵反莽，号称“舂陵兵”。为了利用农民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加入了绿林起义军。
第二年三月，绿林军和王莽军在昆阳发生大战。绿林军被王莽军包围在昆阳城内。起义军派刘秀到外地调集援军。援军到达后，刘秀担任了援军的指挥，在与昆阳城内守军配合，夹击王莽军队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昆阳战役，绿林军消灭了王莽军的主力，决定了王莽覆灭的命运。
就在这时，刘、刘秀和绿林诸将发生了矛盾。昆阳战役不久，为绿林诸将所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在宛城杀死刘绩。刘秀得到消息后，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不敢公开对抗，采取了以屈求伸的策略。他从作战前线赶回宛城，既不为刘服丧，也不与刘的部下私下谈话，只是向刘玄谢罪。因此，骗取了刘玄的信任。公元24年九月，王莽反动政权被起义人民推翻。刘玄一方面在洛阳建都，一方面派刘秀到河北去发展势力。
刘秀一到河北，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官制，取得了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当他在河北立稳脚跟后，便公开与刘玄决裂，拒绝执行刘玄的命令，开始独立活动。
当时，河北地区的铜马、青犊等部农民起义军尚有上百万人，不断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刘秀独立活动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血腥镇压了这些支农民起义军；在河北地区，重建了封建统治。公元25年夏，刘秀在鄗（hào号）（今河北柏乡）称皇帝，不久，定都洛阳，建立东汉政权。
接着，刘秀便把他的屠刀指向了赤眉军。这时，赤眉军已经与绿林军的王匡部联合，入据长安一年多以后，撤兵东进。刘秀一面派大将冯异率军西进，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迎击赤眉军；一面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布置下重兵，截断赤眉军东归的道路。公元27年，赤眉军在长途跋涉，非常疲劳的情况下，在宜阳陷入刘秀的包围圈，全军覆没。
刘秀残酷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后，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当时全国还有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乘机建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其中力量较大的有：在东方割据青州十二郡的张步；在北方割据渔阳等郡的彭宠；在西方割据天水等郡的隗嚣；在西南割据益州全部的公孙述，在尔后十年的兼并战争中，刘秀先后消灭了这些封建割据者，到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由于刘秀重建的王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是个大豪族，他统治的重要支柱，是南阳豪强集团。但是，东汉政权是在绿林、赤眉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了巩固新王朝的封建统治，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以内，刘秀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经获得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随意杀害奴婢的命令，使西汉后期以来严重的奴婢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他还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奴婢的解放和罪徒的赦免，给社会增加了大批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刘秀被迫减轻了对农民的赋税征收。公元30年，他废除了什一税制，恢复了三十税一的制度。当时，不少农民在起义中，杀死或赶跑地主，夺回一小块土地，并且不向政府交纳赋税。东汉初年，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一部分成果，得到了保留。
此外，刘秀削弱了官位最高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加强了皇帝身边的尚书的权力，进一步把中央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样，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减少割据战乱，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刘秀采取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这是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结果。经过东汉初期七、八十年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大量的荒地得到了开垦。到了汉和帝时候，政府簿籍上记载的垦田数增加到了七亿三千多万亩，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情况
豪强地主，是指地主阶级中，占有大量土地，享有政治特权，有的还拥有私人武装，能够“武断（横行）乡曲（本地区）”，而且世代传袭，具有特殊身分地位的豪族大姓。东汉时期是豪强地主发展的重要时期。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加上外戚四十五人，这些人与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势力极大的政治集团，也就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核心。东汉王室的嫁娶，大体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重要的官职也基本上从中选取。其中，许多家族由于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贵显达。例如邓禹家族，先后便有二十九人封侯，二人称公；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充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一般官职的，更是多不胜数。弘农杨氏，自杨震、杨秉，杨赐到杨彪，四代都作太尉，汝南袁家，从袁安到袁隗四世中就有五人作三公。东汉朝廷的重要官职，事实上被这些名门望族所世袭垄断了。
豪强大族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疯狂地兼并和掠夺土地，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伏波将军马援的儿子马防兄弟，各有奴婢一千多人，“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济南安王康有奴婢一千四百人，也占有私田八百顷之多。汉章帝时，外戚窦宪居然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章帝责骂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百姓）哉？”可见农民的土地被肆意兼并，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正因如此，豪强地主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东汉后期质帝、桓帝时的外戚梁冀，强取数千良人为奴婢，他强占的林苑，竟然跨州连郡，方圆有上千里！同时，也有一些富商大贾和土生土长的地主，凭借自己的资财，交通王侯、官府，不但购置、掠占大量田地，并在政治上取得一定权势，成为地方豪强。这也是豪强地主的组成部分。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又有各种经济的特权，影响到政府的赋役收入。在封建政权和豪强地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早在东汉初年，刘秀就曾下诏“度田”，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查问。特别在京城和刘秀老家南阳一带，更是如此。大臣反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所以尽管明明知道“田亩逾制”，谁也不敢过问。在郡国大姓反对之下，刘秀只好向豪强地主屈服，不再查田核户。刘秀尚且如此，后来的皇帝更无所作为。豪强地主的势力，更加发展。
豪强地主之间，也存在矛盾，并反映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特别是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斗争。到东汉后期，这一斗争愈演愈烈，造成社会的长期动乱。加上封建王朝横征暴敛，豪强地主虎噬狼吞，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农村和城市的经济都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的局面。很多被抛出土地而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投附到豪强地主门下，充当佃客、徒附、部曲。豪强地主乘势而动，依靠掌握的政治经济实力，利用血缘关系，不断扩大占有土地和劳动力，形成遍布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为一体的坞堡庄园。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继续衰落，商品经济进一步萎缩，豪强地主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点的大庄园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
所谓坞堡庄园，一般来说，中心是豪强地主居住的“连栋数百”的深宅大院，庄子的边围筑有高墙，深沟环绕，庄墙里高耸着守望料敌的望楼。庄内分布着地主的仓楼、谷囷（囤）、地窖；还有蚕室、织室、麹（曲）室、碓（磨）房；养牲畜的马厩、牛棚、猪羊圈；还有一些中小型的手工作坊，以及地主经营的店铺、质铺（当铺）等。庄子的四周便是地主占据的成片膏田沃土。田野里稀稀拉拉散布着依附农民的小茅草屋，和庄子上的高堂大室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样的大庄园，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地主在庄园里经营的土地上，拥有自成系统的水利设施，种植着各种谷物、瓜、果、菜蔬，此外，还广植林木以及桑、麻、竹、漆、蓝（染料）、药材等经济作物，畜养着大批猪马牛羊。地主经营的手工业，能够织布、染色、裁缝；酿制酒、醋、酱、贻（糖）；打造各种农具和兵器。地主的生活需要，几乎不必外求。例如西汉末、东汉初樊宏的庄园：“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这是相当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地主吃、穿、用之外，有所剩余，也会到市场上出卖一部分，不过数量很小。有的地主资产雄厚，或者到城镇上开设馆舍商铺，或者制备车船，役用宾客，带着货物周流四方，去经商营利。这种大地主又兼为大商人了。
每一个大庄园，外有高墙深沟，内有碉堡望楼，都是一个军事据点。庄主豢养着大批“刺客、敢死士”，作为自己的打手。地主还强制依附农民组成“家兵”，或称“部曲”，平时巡逻、守卫，必要时拉出去打仗。有的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家兵”队伍，如：袁术的“家兵”，即有二、三万之众。这种地主武装，是豪强地主大庄园经济的产物，它主要是用来压制农民，准备镇压农民起义的。东汉末年，各个坞堡互相联结，成了镇压黄巾军的主要武装力量。但是，在豪族日益强大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很容易转化为割据武装，与日渐削弱的中央政权对抗。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推其原委，正在于此。
地主大庄园的生产事业，全靠依附农民的劳动。这种依附农民，一般称为“宾客”，有些是外地或外姓投附来的，又叫“荫户”、“徒附”，由于需要一面种地，一面当“家兵”，也叫“部曲”。他们对于豪强地主有很深的隶属关系。有些同族的贫弱农户，还多一层血缘关系的束缚。依附农民身份低下，不但自身被固定在土地上，而且世代相袭，被迫“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虽然他们逃避了封建王朝的苛税重役，但受到豪强地主的压迫更为沉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听豪强地主的摆布。他们实际上是农奴的身份。
大庄园里的豪强地主，过的是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和依附农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就在灾荒连年的时候，他们“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zhòu宙，好酒），败而不可饮”，肆意挥霍农民的血汗。因此，随着豪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也不断发展而尖锐化。先是出现大批逃离土地的流民，进而聚集起来，形成此伏彼起的流民起义。经过逐渐酝酿，终于在东汉末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这正是农民阶级对豪族地主经济恶性发展的反抗运动。
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各地的豪强地主。但是，有些强大的地方豪强，却也借着配合政府镇压农民军的时机，大肆扩充地主武装，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互相攻伐，长期混战，给人民造成了更大的苦难。
外戚、宦官之争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
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东汉时期，皇室的嫁娶，不出世家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势力的家族。所以，外戚集中地代表了上层豪强地主的政治利益。当年幼的皇帝即位，母后临朝时，她照例委任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要职，总揽军政大权。而外戚一旦攫取到最高统治权力，便父子兄弟一门数侯，宗族宾客遍布州郡，贪婪地搜括财货，鱼肉百姓。
宦官是宫廷中侍奉皇帝及其后妃的人。这些人大都出身微贱，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东汉和帝之后，多为女后临朝，把秦时设置的专管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的“侍中”、“常侍”等官职，改为宦官充任。这样一来，他们因为能经常接近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实际上掌握了很大权力。特别是当幼小皇帝成年之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皇帝想恢复权力，只有依靠这些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去发动宫廷政变。宦官在翦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立了功，自会受到皇帝信用，以致权势日重。这批暴发户，一旦控制了最高统治权力，同样广树党羽，提拔自己的家人亲戚，网罗一批下层豪强和失意官僚，派到外地做官。外戚宦官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豪强和下层豪强，中央皇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公元88年，汉章帝死，和帝即位，东汉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就从这时开始。和帝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依靠他的哥哥大将军窦宪掌权，窦家一门兄弟，并居要职。当时窦宪“威权震朝廷”，他想要办什么事情，只消指令太尉启奏，对内再和太后知会一声，“事无不从”，朝臣们也就无不望风承旨。东汉以来，外戚能这样全面控制朝廷，还是初见。过了几年，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加以铲除。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官居大长秋，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这是外戚、宦官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和帝死后，邓太后立生下一百多天还在襁褓中的殇帝即位。殇帝二岁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一死，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与安帝合谋废逐邓氏。安帝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这说明宦官集团在排斥旧的外戚集团时，可能与新的外戚集团达成妥协，至少可暂时相安无事，但随着时日推移，新的冲突无可避免。
公元125年，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他们赶回京城，定策扶立幼童北乡侯为帝，由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后，就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了大权。但是，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另一批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拥立被废的太子十一岁的济阴王做皇帝（顺帝）。这十九人都被封为列侯，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公元144年，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公元146年冲帝又死，梁冀主谋选立八岁的质帝。梁冀也象其他专权的外戚一样“侈暴滋甚”，把小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曾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梁冀毒死，临死时要口水喝，梁冀也不让给。质帝死后，梁冀又利用权势，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是为桓帝。从此，梁冀权力越来越大，朝廷大小政事，都由他独断。甚至皇帝的宫卫近侍，都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动，他能“纤微必知”，加以严密监管。在梁冀专政的二十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还出了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女眷中也有七人食邑称君，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另外，族中还有三人娶公主为妻，担任各级军官的多至五十七人。当时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堂办手续。公元159年，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了，他失去了靠山。桓帝早就怀怒在心，趁机与宦官合谋，发兵攻围梁冀，迫其自杀。其他梁氏中外宗亲，“无少长皆弃市（杀后示众）”。一时“穷极满盛”的梁氏外戚集团，遭到致命打击，“百姓莫不称庆”。
但是，从此以后，东汉的朝政却又长期转入宦官手中。宦官单超等五人，由于除梁有功，同日封侯。连小黄门刘善、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这些人还兼做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四人被民间称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堕，两可，办事没有一定准则，恣意横行）。宦官专政，至此达于高潮，而朝政也因此混乱到了极点。
公元167年桓帝死后，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窦武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图谋诛灭宦官，但宦官集团已经怙势日久，根深难拔。窦武、陈蕃还没动作，事机就泄漏了。宦官曹节、王甫等，劫太后、挟灵帝，发兵攻杀窦、陈。这一次，双方公然阙下对阵，宫内宫外，乱杀乱砍，堂堂国都，一片嚣乱，这正是当时朝政混乱至极的象征图景。在混乱中，宦竖们稳握朝纲，连皇帝也变成手中的傀儡，任其摆布了。以致灵帝竟多次不知羞耻的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公元189年灵帝死，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谋杀宦官。结果，宦官提前下手，矫太后诏，诳杀了何进。与何进同谋的士族豪强袁绍发兵进攻，尽杀大小宦官两千多人。董卓从凉州赶来，又赶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另立汉献帝。从此，地方军阀主宰了政权。随着皇权的衰落，寄附其上的外戚、宦官，也就自然瓦解，同归于尽。但是，腐朽黑暗的东汉王朝，也只剩下一个躯壳，名存而实亡了。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恶性膨胀，各个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攘夺，这是外戚宦官斗争不已的根源。同时，专制主义皇权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代行天威，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东汉时期除去前期的两三个皇帝外，都是年幼即位，大的十几岁，小的不过两、三岁，很容易被外戚玩于股掌，而后又被宦官包围控制。因此，东汉后期一百余年间，不断出现的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象走马灯一样的轮流专政，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管是谁在专政，都同样的残忍贪暴。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族地主集团所共有的阶级本性。外戚梁冀曾强掠几千民女为奴婢，所建“兔苑”方圆几十里，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竟牵连被杀十几人。梁冀得罪被抄家时，资产由政府官卖，得钱三十万万，大约相当于“天下租税之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常常更加贪婪。中常侍侯览曾夺占民田一百多顷，住宅三百八十一所。他的哥哥益州刺史侯参，搜括的金银锦帛等财物，装满了三百多车。在外戚、宦官轮番掠夺之下，人民饱受灾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能不起来反抗了。黄巾起义发动起来以后，统治阶级自己也承认，“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义兄、子弟、婚亲、宾客，据州郡，辜榷（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至为盗贼。”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