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楼村村北头有一座文昌阁，两层楼高，今天看实在不多么起眼，但如果上溯至明末清初，这恐怕就是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雄伟建筑。阁里也并不曾见文昌帝君的高大塑像，贫穷的小村没有能力为他塑造金身，仅仅用木牌做了一个神位，可就是这块木牌却掌管起了全村人的文运。
正冲着文昌阁有一条南北小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说也奇怪，从老辈的人记事起，碑楼村念书好、才学高的多出在这条街上，这可叫后街和村西头那些人家羡慕得要命。
小街由青石板铺成，石料一点不考究，不过是从村南印台山上捡来的破碎石片、石块，也不平整，凸凸凹凹的，但祖祖辈辈的脚掌已把它们擦得亮晃晃，下过雨，街面明镜一般照得出人影儿。这条街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青龙街。
郭连贻的家就在青龙街北半部路西、文昌阁旁边。
也真是沾了文昌帝君的光，世代与科举、功名无缘的郭家却被村人看成“书香人家”。
曾祖父郭启顺是一个私塾先生，喊破喉咙也挣不来多少银子和米面，但也一生恬淡自足。这个受街坊敬重的老头儿活到七十五岁，有一天倚着大门晒太阳时“睡”着了，再没醒来。
祖父郭以朋念过经书，却未继承父业，年轻时去胶东即墨替一个姓孙的店主做管账先生，中年才回家。没出半月，又被韩坊一家店铺请去当了多年的“账房”。他除了算盘打得好，还擅雕刻，家里镜座、椅背上，刻满了“忠厚传家”、“存心忍耐”、“逢事让人三分”、“好心好命”、“平安是福”的家训。小街重修哨门，门上的“青龙街”三字，就是众人推选他刻写的。刀法圆熟，遒劲有力，颇赢得了一些夸赞。
……
到了郭连贻这一代，这个“书香人家”就不仅仅是被尊为，而是真正名副其实了！
郭连贻就诞生在这条小街上郭家的老宅里。1930年农历四月二十九，这一天早晨天晴朗朗的，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团乌云遮住日头，慢慢地，这团乌云在扩大、在变厚变黑，天地暗下来，仿佛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可闹腾来闹腾去，雨并没有下。傍晚的时候，西天裂开一道云缝，太阳从这云缝里跳了出来，憋了一天的光芒炫得耀眼。这一景观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郭家院子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哭声，那嘹亮的歌唱划破了青龙街的夜空。
街上一位粗通占星术的老先生叹口气：“可惜这个孩子大半生郁郁不得志……”
郭连贻的降生带来的欢乐小院子里盛不下。郭家已经是三代单传，大摆酒席招待来道喜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但很快一切都归于平静，日子还是那样平平淡淡、无声无息地度过。郭连贻的父亲郭念鑫又去了山西榆次，周村广兴恒绸缎庄在那里开了个分店，他在这个分店里给人家管账。
然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对郭家来说也是稀罕的。祖母赵氏性情刚烈、暴躁，加上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常常歇斯底里，骂街撒泼，有时顺着香椿树爬上屋顶，居高临下地“扫射”全村。祖父郭以朋更是她顺手就抓来的“出气筒”，好在祖父性子软，从不还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之夭夭完事。母亲田瑞卿起初还能忍受，时间长了便不顾什么妇道不妇道了。田瑞卿本来出身大户人家，脾气也不好，又聪慧过人，口齿伶俐，顶撞起婆婆可以说刚对刚，强对强，婆媳之间的战争就不断升级。但田瑞卿毕竟是受过良好家庭熏陶的人，最后还是她做出让步，给婆婆下跪、认错，这个回合才算过去。
可是，下一场冲突却已又在酝酿之中了。
幼小的郭连贻用惊恐的眼睛看着大人们之间的争斗。
后来，郭连贻心上总罩着一块无法驱散的阴影，这可能是它最初的印记，是它的底色。
赵氏情感世界里雷电滚过，风和日丽的时候，像其他祖母一样，她也并不缺少仁慈，她对小连贻格外的疼爱。夫妇相斥，婆媳不和，赵氏把内心全部的温情都倾注在了长孙身上。一闲下来，她就抱起他，双手把他举过头顶，喜欢听那一串咯咯的欢笑；摇着小脚，来来回回地在青龙街上颠，在文昌阁下兜圈儿，乐此不疲。小连贻能满地跑了，赵氏领他到村南边去玩。那是一片一片的庄稼地，豆棵丛里蝈蝈在奏乐，地瓜秧上蚂蚱在飞舞。他挣开祖母的手跑进田垄追捕它们，什么也没捉到，只滚了一身泥土和草屑。这是他最快活的时候。
跑累了，回到祖母身边。赵氏把他拉进怀里，指着南边一个庞然大物讲：这是印台山，山顶上那堆鼓溜溜的石疙瘩像县太爷的印把子。早年满人进关，顾炎武的部下就在这里抵抗清兵，打了不少仗，喊杀声传出数十里，砍死的人填满了山谷，鲜血把山脚下黛溪河的水都染红了。那是相公山。她又指着西边的一座山说，这座山原先没有名字，因为山下的东景村出了一个大官，人们习惯尊称当官的人为相公，他死后埋在山下，这座山就叫相公山了……赵氏一句一句地讲，好像孙子能够听懂。当然，后来她又无数遍重复，到底是把这些事情“灌”进了渐渐长大的郭连贻的脑海。
在郭连贻的记忆中，范仲淹读书的故事最早也是听祖母讲的。祖母并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却知道教育孙子像范仲淹那样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连这个穷乡僻壤老妇人的心也占据了。她讲范仲淹读书的故事每次都很动感情，绘声绘色，说范仲淹就是咱邹平东边的长山人——他两岁那年死了父亲，随母亲改嫁来这里的。后来他在醴泉寺拜慧通老和尚为师，学习经文。他用心很专，吃饭时常常来晚，小和尚们捉弄他，只给他留一碗粥。范仲淹就等粥冷了，用树枝划成四块，饿极了才吃一块，这样坚持着读书……故事的结尾是祖母着意要渲染的：范仲淹中了进士，坐着八抬大轿回来接母亲去京城享福。更多的时候她把“接母亲”改成“接奶奶”，说这话时她两眼眯成一道细线，醉了似的。
倒是母亲田瑞卿很少过问他的起居、冷暖。母亲操持家务，家里有四亩地，父亲郭念鑫在外，没人耕种，农忙时候只好雇人。一般年景收入自给没问题，但零碎开支得卖粮食换钱用。年近花甲的郭以朋也能干点活，可早早地就懒得操心管家，里里外外都由田瑞卿张罗。这个小个子、小脚，但面容姣好的女人，干净利落且有大家风范，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虽在家脾气大一点，与街坊却能和睦相处。女工活又漂亮，绸子衣服一般人裁不了，就请她帮忙，她也乐于助人，大半个村子里闺女、媳妇的绸子袄都是她裁的。纯朴的姐妹们为了向她表示谢意，你送来三五个石榴，我带去一包水杏，她家的水果长年不断。
再后来，两个弟弟又先后来到世上，母亲田瑞卿就更无暇照料郭连贻了。
一大早，两只喜鹊飞到院子里，从梧桐树跳上屋脊，又跳回去，喳喳地叫个不停。
天刚擦黑，有人扣门环，赵氏去开门，郭连贻已经能跑在她前头了。
是郭念鑫回来了。
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赵氏把灯芯挑亮，田瑞卿赶紧去厨房炒菜，郭以朋从橱子底下拿出酒壶。可郭念鑫匆匆吃了几口，就提着两包点心去看他二娘。
“二娘”是郭念鑫本家的一个大婶，赵氏生郭念鑫时已经四十一岁，没有奶水，她正好也在哺乳期，便匀出一些乳汁喂养郭念鑫，所以郭念鑫一直叫她“二娘”。吃奶之恩永不忘，虽然二娘赶集上店，大晴天打着洋旱伞，在村人眼里不是个正经人，郭念鑫却对她很好，事事向着她，赵氏有时候说她几句坏话，郭念鑫都不让。
郭连贻和弟弟铸贻嘴里含着父亲带来的花糖，乐得像过节。
大人们坐在屋里候着。不多会儿，人是等回来了，可郭念鑫却没有像家人盼望的那样，说说外面的事，也不亲亲热热地爱抚一下孩子。他端起茶杯，喝一口，放下，半天回答一句父母和妻子的问话，接下来又是沉默。本来是久别之后难得的团聚，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闷。
郭念鑫性格十分内向，他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可以几天不出家门，在外面也从不和人说笑。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讷言敏行，做事认真，甚至是谨小慎微。
郭念鑫极少回家，每次回来住八九天。这段时间，他是不到地里帮着干农活的，他也不懂稼穑。就这样一直闷在家里，在院子里转转，瞅瞅。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要不就展纸研墨，写写字。他的书法很好，正宗的“二王”书体，遒丽洒脱又精致蕴藉，透出逼人的才气。
适逢清明节，村里在青龙街街口扎了一架秋千，把全村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吸引到这里。人们争相去抢秋千板子，挤破头。可单人独荡，也可一男一女（一般并非夫妻）合荡——二人相向站在秋千板上，一起用力，悠到空中。这时候，二人之间几乎脸贴脸，胸对胸，这在平日想都不能想的举动，在荡秋千这一游戏中却得到道德的许可，在这里“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就被抛到一边了。而且当荡到高空，女子往往吓得紧紧偎在男子怀里。在下面看热闹的人，无论老少，甚至女子的男人，也不会以为出格，而是爆出哈哈大笑。这是乡村少有的浪漫时刻。
赵氏听到街上的笑声，要带着孙子们出去看，郭念鑫却上前拦住。
赵氏一下拨开他的手：“俺去看看咋了？你年纪轻轻的，还这么死板！”
看着他们闪出大门的身影，郭念鑫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妻子田瑞卿到村学夜校上课，郭念鑫也不赞成，但他在家住不久，一走，就鞭长莫及了。
常年在外的郭念鑫没有感受到，这块沉寂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梁漱溟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来邹平县搞乡村建设实验。他以教育为突破口，以教统政，政教合一，撤销原有的区、镇、乡，按户口、自然地势、社会习俗等情况设乡学，村学也按各村庄的实际先后设置。一面普及文化，移风易俗；一面通过乡学、村学对各乡、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进事项进行辅导。与此同时，组织合作社，培养人们民主政治生活习惯，吸收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华夏民族已步履蹒跚，为母亲命运忧虑的赤子们目睹她苍老的容颜，心焦如焚，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百种主义，千样主张，梁漱溟等人是从农村入手，图中华民族自救的一路。这番用意，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理解、领会的，人们热衷谈论的是城里人用上了电灯，棉花因为引进美棉大幅增产，在夜校里识几个字可以认得自己的名字，偶尔也会说到某某人好“看媳妇”，因家里有钱，也被“选”为乡学理事……
而对于郭连贻，意义则在于看到民兵受训回来，排着队，唱着歌，很威风。他们几个小伙伴便尾随在队伍后面，手里的树枝子做枪，也很神气……
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和研究被迫中止。
方兴未艾的乡学、村学突然间消失了，赌博、贩毒、早婚、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男人留辫子及封建迷信的陋俗如病症复发。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场运动好像并没给邹平留下多么深的痕迹，或者说我们民族肌体的“自愈”功能太强了，变革了的事物大多很快回到旧制，就像长剑抽在水上，剑去水合。
日子又一如从前。
郭连贻七岁了，要上学了，可读的还是私塾，小村还没有新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当年也未波及这里。但他却异常心盛，穿着新衣服，挎着新书包在院子里又蹦又跳。
祖父、祖母、母亲情绪也特别高。他们对郭连贻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认为他会有出息的。他从小喜欢看祖父、父亲写字。四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写，写了一个大大的“天”字，不过是倒着写的，惹得大人们笑了好半天。五岁的时候，他就大把攥着毛笔开始练字了，家里无用的纸片上都写得满满的。《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抓的是胭脂盒，郭连贻抓周肯定是笔砚之类。
果然，郭连贻的天才显露了出来。私塾里的功课是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郭连贻记忆力很好，背东西特快。每天练三遍大仿，他的大仿上全是红圈，没有一个叉号。
私塾先生韩守炎，字茂午，读经书出身，有学问，中医也通一点，教书看病兼而为之。书法功底也不错，在乡里小有名气。郭连贻的父亲就曾跟着茂午先生念书，是其得意门生。所以茂午先生特别赏识郭连贻，教了几个月，就把一本自己心爱的《寿堂春》字帖送给了他，寄予的厚望可见一斑。茂午先生每天都检查郭连贻的临帖情况，教导他下苦功临帖是写好字的必经之路，功到自然成，“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老先生拖着长腔说。
那时候，流传到乡间的字帖很少，郭连贻除了茂午先生送给他的这本赵孟頫的《寿堂春》，还从一个同学手里借来欧阳询的《九成宫》临摹，不久就被人家索还。
祖父郭以朋看长孙练字痴迷，有一次去潍县见到末科状元曹洪勋写的四面碑，毫不迟疑地买来宣纸拓下，带回加以装裱，让郭连贻当法帖用。
印台山山脚下的这个小村庄整整一个冬季都是寒冷、暗淡的，直到春节才有了活气。而最能烘托、渲染春节喜庆、热闹气氛的要数春联，几副春联往门上一贴，院里院外都映得红彤彤，一派欢天喜地。所以日子再紧，也要花块儿八毛钱买红纸写春联，让它一扫往日的忧愁，并为来年带来好运。村人很看重这事，家家都贴。不但都贴，而且比谁家的春联好。不过这种比，一般的也就是在心里分个高低，看看谁家的纸红艳，是否撒了金；识文断字的人谈论两句谁家编的词儿讲究，字笔画有劲儿，如此而已。可是在碑楼村，却专门有人大年初一不干别的，只管倒背着手，挨家挨户地瞅春联，一副副地“品”。看到好的不觉对主人油然而生羡慕、敬重之情；对那拿春联不当回事，劣等纸，字又乱涂一气的，则掩饰不住露出几分取笑之意。郭连贻的祖父郭以朋就是一个每年大年初一约几位好友去“检查”春联的人。而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他们后面又缀上了一个“尾巴”——这个跟着大人“品”对联的孩子就是郭连贻。他不去和小伙伴们赛鞭炮，而在这里静静地听老人们讲，哪副春联怎么怎么好，哪副春联如何如何差，再对照他们议论的仔细看。又过几年，这个混在老人帮里的孩子却成了主角，是他讲给别人听了。有点像《红楼梦》里大观园竣工后，贾政等人来游园、为诸景题写匾对时，贾宝玉“四顾一望，机上心来”脱口而出“沁芳”、“有凤来仪”、“杏帘在望”、“蓼汀花溆”、“蘅芷清芬”，“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妙语如珠、才思如涌的样子。这是后话。
苦练、用心，使郭连贻的字长进很快，这着实长茂午先生的脸面了，有人到私塾去玩，他就拿出郭连贻的大仿，谝一谝。
这天，一个身着长衫、举止斯文的老头儿来私塾，正在批改学生大仿的茂午先生起身迎接他：“次丙先生，快来，快来！”
这个字为“次丙”的老头儿是郭连贻的本家伯父，晚清秀才。其实他常来这里，平时茂午先生并不这么客气，但今天茂午先生高兴，待他一落座，茂午先生就摊开郭连贻的大仿本，很郑重地问他：“你看这字比辛子安的字怎么样？”
辛子安当时是邹平远近闻名的中年书法家，店铺的招牌、建筑物的匾额好多是出自辛子安之手。
秀才笑笑，未置可否。
作为郭连贻的伯父，秀才当然得这样，茂午先生却不高兴了，半天不理睬他。
梁邹大地古老而沉厚。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先人繁衍生息，后礼文化、龙山文化、北辛文化都留下了遗迹。夏朝，舜后姚姓被封为邹侯，在此立邹侯国。后历商、周、秦三代，至西汉境内置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山县、齐东县先后并入，始为今之县境。八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糟粕与精华杂糅并存，其中一个现象是，村头、路边，到处可见矗立着的节孝碑。宋代程朱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对后世伦理道德，尤其是妇女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影响极大，一些深受毒害的妇女在丈夫离世后，不再改嫁，苦守贞节，熬尽生命，最后得到皇帝和朝廷“恩赐”的一通石碑。有的石碑上写“坚贞笃孝”，有的写“彤管扬芬”，有的写“贞顺自矢”，有的写“节比松筠”，这些碑不少就是由郝宝书、辛子安等人书丹的。小小的郭连贻从“品”春联到开始注意它们了，他站在石碑前看了大字看小字，用手指顺着笔画画来画去，细心琢磨。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一次骑马外出，路旁一通石碑吸引了他，是晋代索靖写的。他下马观赏了好一会儿，重新上路，可走出一段距离，却返回来，又盯住石碑百看不厌。最后干脆铺开毡子坐下反复揣摩。在碑旁一连坐卧了三天，把那一笔一画铭刻于心，才离去。这个故事是茂午先生讲给郭连贻的。
郭连贻还跑到村西景范墓那里。那墓很气派，神道一里许，两边有翁仲羊马之属，墓前大碑螭首龟趺。郭连贻不仅已经知道这个景范就是祖母讲的那个被尊为相公的大官，还知道了他是后周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因为刚正耿介，勤洁贤明，鞠躬尽瘁，死后周世宗柴荣御命“大逾常格厚葬之”。《景范墓神道碑铭》是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大臣扈载奉敕撰稿，翰林待诏、朝议郎、守司农寺丞孙崇望奉敕书写的。而且，郭连贻还能背诵出清代诗人张实居凭吊景范墓作的《相公山诗》：
相公山子几千秋，
翁仲凄凉对二斿。
幸得残碑犹可读，
云山溪水想风流。
“二斿”即大斿小斿，是两座小山，它们西边是会仙山和九节青龙山，山山相连，蜿蜒起伏，一眼望不到头，苍茫处云烟迷蒙。而近前，阳光雪花一样纷纷扬扬洒落在荒草掩埋的翁仲、石羊石马身上，把它们弄得一个个懒洋洋的；泛白的大碑上的文字，经了阳光的涂抹也变得模糊一片。郭连贻穿过神道，站在大碑前，像大人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碑文。虽然他还说不出这些字好在哪里，但它们却直往眼里跳，直到眼睛发涩、生疼……
邹平县城方圆不足五华里，东西南北四关中，数西关热闹。由济南到登州、莱州的驿道从这里穿过，官府送信的马匹来往不断，嗒嗒的蹄声像一串串清脆的琴音。周村、乔庄、新民，惠民、青城、韩店，魏桥、九户、明集各路从事商业运输的马车、驴车也都从这里进入驿道，像汇成一条河流，昼夜不息地流淌。到西关这里，天黑了，人困马乏，一些旅客就住下来。马车店、澡堂子、酒馆、戏院就分布在大街两旁。商号、钱庄、行栈、金银首饰店、杂货铺子、卖狗皮膏药的地摊便滋生出来。此外，西关还有逢三排八的大集，这一天四村五庄、几十里外的“闲人”都来赶集，粜粮食的，卖菜的，卖肉蛋的，卖糖葫芦、油炸果子、米线、绿豆丸子的；家禽市、牲口市、木头市、肴货市、布匹市；师傅、徒弟光着膀子耍大刀，嗖嗖生风；一根绳子圈出一个场子，一只猴儿做各种人的动作和表情；盲人老爹拉弦子，女儿唱小曲儿……
对一辈子走不出乡井的乡亲来说，这恐怕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了。有的人不买东西不卖东西，也一定要来打个逛，要不心就痒得在家坐不住。
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你叫我嚷，人声鼎沸。
郭连贻的老姥娘家就在西关，祖母赵氏几乎每个大集都领着他来这里，一是买点所需之物，二是顺便到娘家看一看。碑楼村离西关也就三四里路，但他们还是早晨吃过饭就急急火火上路，赶集就是这样，去的时候总像有谁催促着，要不叫“赶”嘛。回来就可以慢慢吞吞了。不知不觉到了黛溪河桥——黛溪河已从印台山下转到西关村头。这条原名叫沙河的河流，碧透的水下看得到一层金黄小米一样的沙子和花花搭搭散布的晶莹剔透的鹅卵石。河床宽阔而平缓，中午村妇们挽着裤腿站在几乎河心的地方漂洗衣物，欢声笑语融进了哗哗的流水。而冬天，作为源头的山洪枯竭了，黛溪河只剩下瘦瘦的一道水沟，大部分河床裸露出来，半大小子们在上面翻跟头、滚爬、打闹，就像在一床厚厚软软的毯子上一样。
每次来到这里，郭连贻都在桥上跑两个来回。桥梁由一块一块长长的条石搭成，车轮碾过咣当有声，边缘也未装护栏，但他一点也不害怕，而且快活得像一头小鹿。他对河里的情景很好奇，有几回就跑到桥下，蹲在一块洗衣石上撩水玩，也曾在沙滩上打滚儿。这时，他的心灵便在美丽地放飞。
最初，郭连贻跟着祖母来赶集多是受了那热乎乎香喷喷的火烧的诱惑。赵氏总是要犒劳一下他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两条小腿打软的时候，一个火烧铺出现在了眼前，卖火烧的汉子是赵氏的表弟，半点都不含糊，“快来哟！”用叫卖的腔调吆喝一声的同时，黄澄澄的火烧递到了郭连贻手里。当然赵氏也隔三差五送给表弟两包烟或者几个水果。之后，一路看风景成了郭连贻的又一兴趣。再后来，郭连贻的注意力转到了商铺的招牌、匾额上，见了招牌、匾额他就停下看，赵氏拽都拽不走。
当时，邹平写字好的除了郝宝书、辛子安，还有杨方润、王宪吾等人。这些乡贤，也许还称不上所谓的书法家，只在当地有些书名，出了县就无人知晓了，但他们的字实际并不逊于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家。郭连贻自小深受这些人的影响，至今他还能背出十字路口西南角一家酒店门上郝宝书写的一副对联：“能添壮士英雄胆，善助文人锦绣肠。”
常常，郭连贻从祖母眼皮底下溜走，一个人跑到北关，那里有北极阁、大寺院。他里里外外搜寻，一处墨迹都不放过，小小年纪爱字成癖。去城里“魁文堂”笔墨庄买毛笔墨汁，也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他在这里看到一幅内容为“怀居不可为仕，知过而后能改”的作品，是梁漱溟的墨宝。郭连贻从这时牢牢记住了梁漱溟的名字……
郭连贻在私塾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
自1937年底日军侵占邹平后，县内人民就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小小的战斗发生过数百次，战火几乎把这片青山绿水烧焦。
全中国都放不下一张书桌，碑楼村岂能得到安宁？早晨，日本兵的皮靴咣咣地惊醒青龙街；中午，汉奸的马队又狂风一般把青龙街闹翻；夜里土匪再插空来砸住户的大门……
人心惶惶，先生不敢设堂，学生不敢上学。
私塾关闭的时候，郭连贻就在家练练字，看看书。他不喜欢出来玩，也不下地干活。这一点倒很像他的父亲。当然这时家境也许可他这样。家里有一本《汉唐诗合解》，一本《唐诗三百首》，他一首首地背诵。把一首诗抄出来贴在墙上，第二天再换一张。还有一本《幼学故事琼林》，上面解释了很多典故，有趣味又长知识。而有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扒扯那本《尔雅》，从上面查找答案……天天就是“啃”这些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能钻进去，成了一条小“书虫子”。
一天晚上，邻居来串门，找郭以朋拉呱，说进城听到一些传闻。像往常一样，郭连贻在灯下看他的书，并不关心大人说什么。可慢慢地，他两只耳朵支棱起来——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刚从长白山由家河滩、回路峪转移到三官庙，年初五黎明前，周村、邹平等地的四百多名日本鬼子摸黑扑了过来。司令员廖荣标立即决定以班为单位向西疏散，抢占山头。鬼子靠炮火掩护，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第五军战士则投掷手榴弹和石块还击。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
这事过去一段时日了，郭以朋没多么吃惊。
……数百名日军带着野炮和轻重机枪，将邹平城团团围住。当时八路军三支队七团一营驻防城内，拂晓得知敌情后，营长命令二连、三连从北门突围，自己率领营部和一连从西门出击。但刚到黛溪河边，发现了埋伏在那里的敌人，于是沿河滩转向西北，不料又陷入敌人的火力圈。二连三连撕开一个口子冲了出去，这边营长和三十多名战士却牺牲了……
“前天凌晨一阵一阵稠密的枪声，咱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一仗？”郭以朋瞪大眼看着对方，声音有点抖。
郭连贻夜里久久不能入睡，他眼前老叠印着这串串恐怖的场景，他感到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好像它是由野蛮、贪婪、掠夺、杀戮构成的，处处是刀光剑影，血与火……越想越睡不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约约，听到街上响起了打更老头的梆子声——村里有个风俗，每年自旧历十月一日起，夜里出现打更人，一直打到年三十。因为1861年十月一日那天捻军过境时，曾在碑楼村与自卫团展开厮杀，双方死伤无数。那些无家可归的野魂每年这一天就来青龙街上游荡，丝丝缕缕地喊着“还我头来，还我头来……”打更的老头是个老光棍，胆子特大，晚上又喝了一壶酒，他用同样悲凉但却高好多倍的声调回它们的话：“回家去吧，你们杀了俺那么多人，谁还俺？回家去吧……”然后打着梆子把它们驱散。而他橐橐的脚步声也由近而远——得了这梆子声的安慰，郭连贻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也是个噩梦！
郭念鑫从山西回来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家人都认不出他了：骨瘦如柴，脸盘小得像枚核桃。
他患了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肺结核。
几个月前郭念鑫去山西时还好好的，虽不多么高大、结实，不像在地里滚的庄稼汉子那样膀子上一块一块的疙瘩肉，但也精神饱满，现在眼睛却暗淡如即将熄灭的炭火。一家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一天三顿饭都是郭连贻把饭菜端到父亲的病床前，他要尽孝心。但父子之间仍然没有多少话，形同陌路。
病情在恶化，郭念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默默地看着连贻和仅一岁多的在贻，眼里的泪水悄悄涌出来。其实郭念鑫并非不重亲情，只是不习惯表达。二儿子铸贻由赵氏做主过继给了堂兄郭念丰，他拗不过母亲，却多年耿耿于怀。三儿子两岁时患脑膜炎，求了医生求巫婆，巫婆让他和田瑞卿夫妻二人黑夜到坡里，遇上杨树，啃下块树皮，回来熬汤，儿子喝了保准好。他们果真这样做了，三儿子却夭折了。
郭念鑫生命最后的日子，赵氏一改往日的刚硬、粗暴，守在儿子跟前，悉心护理，想听他说几句话。他却说：“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天高地厚……上次回来我已是个病人，你不该给我那么一个重差事……”
他指的是去年五月麦收，赵氏要他帮四伯父打场，他不情愿。那时他就感觉身体不舒服了，但没对家人说。赵氏大发脾气，逼他去。烈日暴晒，他头晕目眩，汗如雨下。打完场还得把麦子收进仓，一袋麦子一百多斤，文弱书生的他实在力不从心，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一连扛了三袋子，晚上回来累得饭都没吃下去。返山西后很快就发了病。
回家一个多月，郭念鑫就去世了。这年他才二十七岁。
赵氏又伤心，又愧悔，病缠上了身，不到两年也离开了人间。
过去，小连贻多是跟着祖母，晚上到自己家的闲园子里睡觉。闲园子在他们家的东北角，百十米远，篱笆墙，木栅栏门。园子里长着不少杏树，几棵梧桐，繁茂的枝叶遮严了矮小的土屋。是一个安静的所在。
赵氏死后，郭以朋搬了过来。不过祖父是全天候“驻扎”了，饭食都是由郭连贻和田瑞卿往这里送——郭念鑫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郭以朋看破了人生，一心想逃避俗世。
除了这层原因，也与他的人生哲学有关，郭以朋已吃斋多年，他吃斋的缘由是三十七岁才得子，认为这是天赐的福，要用吃素来报答。还请人写了副对联，“仁者泽流为化雨，善人心自有长春”，裱好挂在墙上。晚年，他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待在闲园子里看《太上感应篇》，嘴上常挂着的话是“与世无争”、“吃亏是福”、“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个和善仁厚、安贫乐道的老头儿从未与村人发生过摩擦，连动物都从不伤害。他在沂水给人家当账房先生的时候，因为赵氏不生育，曾带回来一个大闺女，准备日后续弦，后来老婆开了怀，他便打消了续弦的念头，而是把这姑娘当干女儿发送嫁人，以后他们一直亲如父女。本家有个叫银子的小伙子，弱智，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后无人照管，在村里流浪，郭以朋就留银子住在了自己家里……
郭连贻也跟着祖父住，他竟很喜欢这里的气息。
黄昏，祖父习惯到杏树下转转。金色的夕阳里，瘦弱的身影，缓缓的脚步，这恬淡的画面每每令郭连贻看得出神。
逐渐地，祖父待在闲园子里不再出来，闲园子成了他一个人的天地。
郭以朋的人生对郭连贻影响很大。特别是郭连贻步入晚年，身上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祖父的影子，从外貌、神情到处世为人，都与郭以朋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此时，郭连贻身上一种天性的东西却正在萌发、疯长。
私塾闭馆久了，担心孩子们学业荒疏，族人又在战局稍稍平稳的时候请出先生。
重新开张的私塾搬到了茂午先生家的闲园子里，三间屋，二十多个学生。茂午先生原本就不严厉，不打罚弟子，孩子们不怕他，再加上教书看病两头忙，一有病人来求诊，教室里的哄闹就拱破屋顶子。
中午吃饭，百家饭百家样，有吃白面馍的，有吃玉米饼子的，也有秫秫面窝头、糠菜团子……“白面馍”就看不起“糠菜团子”。郭连贻属“玉米饼子”阶层，却站在“秫秫面窝头”、“糠菜团子”一边，拿玉米饼换秫秫面窝头吃，吃得很香。
村里有办红白大事的人家，请茂午先生写对联，弟子得先磨好墨。一个“白面馍”，在班里年龄最大，个头也高，平日很霸道，现在他充当“监工”了，要大家磨一砚，倒入一个盘子，继续磨，无休无止。大家很不耐烦，可又不敢反抗。郭连贻先是出主意，撮一撮门插里的灰放在砚台上，这样墨浓得快。接着又带领众人逼着那个“监工”磨，他不磨，就一起动手，把他撂倒，骑在他头上，直到他求饶。
郭连贻从小长得瘦巴巴的，没多少力气，在外打架常吃亏。他不服输，听说邻村有个叫魏以恭的老头儿有功夫，就找到这位老人，央求学了两手摔跤的绝招。还跟拳把式张为全学过打拳。很快，他就被小伙伴们拥戴为“王”。
到高等学堂读书的时候，教音乐课的是位女教师，年轻、漂亮、活泼，但文化不深。郭连贻琢磨了两天，在纸上写了一个生僻字“泅”字，装模作样地问老师怎么读，女教师没答上来，他鼓动调皮的学生大声“喝彩”。
南山里有不少“石窝”，乡亲们盖屋砌墙垒猪圈都从那里采石。小推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弯弯的山道上，满载石块、石片的小推车一辆接一辆，望去像一串珠子。推车的汉子们下得山来已是汗流浃背，便在碑楼村前停下歇脚，慢慢这里成了一个“站”。人们凑一块儿除了交流见闻，还常玩一种“耍傻瓜”的游戏——认准一个脑子有毛病或某方面有缺陷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逗弄他，从中取乐。郭连贻的远房大伯郭念华，是个老实人，就常被那些聪明人当玩物耍来耍去，像踢一只皮球。有一次郭连贻看到后，颇感不平，心生一计，瞅瞅那些人不注意，猫着腰凑近他们的小推车，一个个地把车耳子搞坏。当他们过足了嘴瘾，要推车走，车轮却掉了下来。车“瘫”了，人急得搓手跺脚，郭连贻躲在一旁憋不住地笑。
再往后，郭连贻十六岁时曾去张店瑞祥茶庄住闲，避战乱，因为他堂伯父郭念丰在这个茶庄有股份。茶庄三个经理，有一个姓王的小个子经理，以为他是来做伙计的，支使干这干那，横挑鼻子竖挑眼。郭连贻忍无可忍，趁小个子经理洗脸的当儿，上前把对方的头摁在脸盆里：“我不是来伺候你的，我不是来伺候你的！”猛打数下，又将货架上的东西摔在地上，然后卷起铺盖夺门而出。
……
这和今天人们看到的温和、谦逊的郭连贻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上，自中年以来，郭连贻就从头到脚都君子起来了。但是六十多年后，郭连贻回忆起这些时，是这么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看得出他十分珍视这段记忆，因为这是他生命中一个天性自由张扬的阶段，至少是本真的他的一个侧面。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使这个侧面慢慢不见了，是什么彻底磨掉了他身上的棱角？棱角被磨掉的过程是不是沾着血、和着泪，非常疼痛、痛苦？
话题再拉回来——五年的私塾，断断续续实际上学时间不到三年。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又读《论语》、《孟子》，读《孟子》未竟而辍学。不过郭连贻的毛笔字倒是有了一定功底，他十二岁的时候，韩茂午春节给村里写的对联，已多是由他这个弟子代笔。
这事在村子里传开了，村人都对小小的郭连贻高看一眼，在很多场合，他受到了这个年龄很难受到的礼遇，这使他心中的一个目标渐次清晰：读书不为识几个字，混碗饭吃，也不为当管账先生，而是将来能成为郝宝书、辛子安那样的人。
私塾之后，郭连贻十三岁又去高等学堂上学，高等学堂即高级小学，在邻村郭庄（两年前郭庄建了这所学校）。郭庄距碑楼二里路，虽然路上和同学们打闹颇多乐趣，但学的是日伪课本，非常浅近的白话文，郭连贻觉得没有意思。
父亲、祖母的相继离世，祖父遁入空门似的躲在闲园子里，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田瑞卿虽然算得上精明强干，但独自支撑一个家，肩膀还是显得柔弱一些。小儿子在贻才刚刚六岁，正是累人的时候。日子明显见出了艰难，用“孤儿寡母”一词形容这个家可以说正恰当。
家道的中落，犹如釜底抽薪，这个家庭不得不放弃对郭连贻成才的期望。为了儿子能帮她分担生活的重负，也为了儿子到外面避避战乱，田瑞卿下了狠心，决定让郭连贻退学，到周村去学买卖，在周村开着益丰棉纱铺的郭念丰这次回来就要将郭连贻带走。
这一年郭连贻才十四岁，不知忧愁的童年、少年时代过早地结束了。
去周村前的这天晚上，田瑞卿喊郭连贻到她屋里睡，睡前要他试试赶做出来的新衣服。给儿子拽着衣领、衣襟，母亲的眼睛潮湿了：转眼儿子长这么高了，我啥时候关心过他呀？下面有弟弟，他作为大哥哥，得到的疼爱太少了！而现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推上世途！她感到对不起儿子，心里愧疚得很。她细心地为郭连贻叠好衣服，一样一样整理着生活用品，连同一颗慈母的心也装进他的行李包。夜已很深，儿子早已进入梦乡，母亲没什么可做的了，却仍不睡，她端过灯，又一遍端详儿子消瘦的脸……
早晨起来天阴沉沉的，田瑞卿一面包水饺——准备为儿子送行的饭食；一面又希望天能下一场大雨——阻止儿子的行程。郭连贻却兴冲冲地找出雨伞，去请堂伯父郭念丰过来一块吃饭。这个少年还没尝过离愁的滋味，以为外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在邹平人眼里，相隔只有三十多里路的周村可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虽然很少有人说得清，周村的纺织丝绸业唐宋时期就已具雏形，是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重镇，被乾隆御赐为“天下第一村”；特别是1904年周村辟为商埠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一千多家老字号，山西大德通、大德恒、大德川、三晋源等二百多家银号，章丘旧军孟氏“八大祥号”，美孚石油公司、壳牌公司、日本三井公司、铃木洋行等一百〇八家外国商号，先后来这里营业经商，远近富商巨贾竞相云集，周村古商城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被誉为“丝绸之乡”、“金周村”、“旱码头”——古商城里的大街、银子市街、丝市街、绸市街、芙蓉街，林立的商铺、特色鲜明的明清商贸建筑群以及散落的西式建筑和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吸引了多少艳羡的目光，多少人以逛逛周村为快为荣。这实际也是穷乡僻壤闭塞愚昧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郭连贻离开故土，奔向周村时没有伤感，反而带着几分兴奋。恐怕不只是少不更事的缘故，可能也含有这样的成分。
郭念丰把小连贻领到广兴恒绸缎庄，与老板寒暄几句，因有事，就先离去了。郭连贻突然像一个人被遗弃在荒野里，倍感孤单。不过店里的人对他都很客气，因为父亲郭念鑫曾在这里当过管账先生。
学买卖的第一步是干杂务，打扫打扫卫生，搬搬货物，给老板烧水泡茶……这些事郭连贻以前都没干过，以他的性格也不喜欢干；穿着那身长衫也很箍得慌，不自在。但他还是兴致很高，处处表现得很勤快。一是因为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鲜，二是他也明白自己的学徒身份。
让郭连贻热情不减的原因还有，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谈时，说不准哪个话题就涉及了父亲郭念鑫。说起他父亲的厚道、诚实、有学问，就连老板也流露出敬佩的意思。现任管账先生还保留着郭念鑫赠给他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一幅中堂：“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他一直当喜爱的墨宝收藏着。
忙忙活活干一天，晚上商铺关门后，店里清静下来。老板、师傅们在院子里拉闲呱，郭连贻则拿出纸笔，磨好墨，开始练字。韩茂午送给他的那本《寿春堂》字帖已经没了边角，有的页面上沾上了墨迹，但他仍视若珍宝。不过现在他已不是简单地临摹了，他懂得了赵孟頫取法“二王”，其书风不激不厉，笔法沉稳，结体平正而秀丽。他在用心揣摩赵孟頫书法的特点，还琢磨并模拟着书家写字时的神态、意绪。
他端坐桌前，心眼专注，悬腕悬肘，指实掌虚，中锋运笔，逆笔回锋，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有板有眼，一丝不苟。
外面凉风习习，室内溽热难耐。他脱掉了长衫。
老板、师傅们打着哈欠、提着马扎走进来，郭连贻已练完一大张纸。他们凑过来看看，惊讶这个小学徒字写得这么好。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啊……”
“这得坐得住‘热’板凳才行啊！”
“有了小郭，咱店里再写牌儿招贴啥的就不犯愁了……”
人们睡觉去了，郭连贻也不好多费店家的油，赶紧收起笔砚，尽管他才写到兴头上。
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抓挠着郭连贻的心。他多么想跑出去，混在中间，鱼儿般穿行，玩个痛快。可是不行，来当学徒得守规矩，哪能像在自己家里那么随便。其实老在郭连贻眼前晃来晃去，叫他坐卧不宁、茶饭无味的是街两旁店铺门上的那些牌匾、柱联——那天堂伯父郭念丰领他走进街口，他就被它们夺去了魂儿，当时不能停下来欣赏，只匆匆扫了一眼，他就想什么时候找机会一家一家地好好看看呢？
于是有了机会，这天老板让他给丝市街西头的一个好友送一张便条，他高兴得接便条的手都有点颤了。他三步两步跑到大街上，两眼贪婪地浏览着一家家店铺的牌匾、柱联。那些牌匾、柱联，有楷、有篆、有隶、有草；或端庄，或飘逸，或厚重，或灵动，或古拙，或清秀，风格迥异，各有妙处，它们像一方方锦缎，一片片云霞，满街上闪闪烁烁，郭连贻只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
这是一场美的盛筵，郭连贻激动不已，流连忘返。
“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了，下次再来……”他在心里说。可一抬头，是三益堂书局的门头，“三益堂”三个楷书大字结体那么沉稳，笔画那么挺拔，“三”字长横画笔力千钧，整体风格雄健浑厚，正大堂皇。他又给“粘”住了脚步。
送下便条，回到店里的时候已近中午，幸好老板正和南方一个客商谈一笔业务，没注意到他。
时间长了，郭连贻摸准了什么时间可以出去转一圈儿。比如每天傍晚，饭后，店里已没有生意，而天还不黑。这时白天喧嚣的尘埃落定了，在这宁静的氛围里欣赏书法作品，心完全沉下去，真是如含甘饴。夜幕缓缓垂落，有的店铺门前的灯笼已点亮，还可借着微弱的烛光继续往下看。
周村的古街仿佛一曲韵味悠长的二胡音乐，街两侧阁楼与平房错落有致，高墙与低檐彼此相间。功能上多为“前店后厂”的院落格局，不大的门面后面掩映着三进、四进、五进的庭院，加工厂、账房、仓库、批发场所、接待室、客房、住宅一应俱全，曲径通幽。有时候，站在街上能看到店铺深处摇曳的灯光，郭连贻觉得这些也很有意思。
中午，他则匆匆扒几口饭，利用短暂的间隙，到不远处那个小书摊去走一趟，看能不能碰上喜欢的书。他从这里买过不少书，那本线装的《聊斋志异》就是从这里淘到的。
《聊斋志异》使郭连贻深深陶醉其中，每天都读到深夜。蒲松龄笔下那些花妖狐魅是那么可爱，天真烂漫、肆意言笑、不受任何礼教束缚的婴宁，爱诗善歌、“谈词风雅”却心境凄苦的林四娘，不懂世事、顽皮憨跳、乐不知愁的小谢，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只身为父报仇的侠女……他真佩服书中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而为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贫困潦倒感到不公。从此他忘不掉这个人了。他听说蒲松龄设帐教书四十多年的西铺村毕家离周村只有二十多里路，这天他一个人跑了来，寻访这位古人的踪迹。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1640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即以文才出名，十九岁时一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震动乡里，但却未能中举。三十一岁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打交道。这大违素志的差事叫人憎恶，不久蒲松龄辞幕回乡。三十三岁来西铺村的退职官僚毕际有家当私塾先生，在毕家一待就是四十一年，直到七十多岁撤帐归来。这期间，一面教书仍一面应试，但屡试屡败，终究还是个穷秀才。七十一岁时蒲松龄才援例出贡，四年后便去世了。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番话正是蒲松龄生活和心情的真实描述。深受腐朽科举制度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坑害，蒲松龄把一腔孤愤诉诸笔端，写了不少诗、词、赋、戏剧、俚曲等杂著，还完成了志怪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被尊为古代短篇小说之王。
毕家是蒲松龄一生主要的活动舞台。毕际有为明天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之子，家里修建了石隐园、绰然堂、佼樊堂等花园、楼阁，名流宿儒、文人学士常常雅集于此，吟诗以娱。才高八斗的蒲松龄也被邀来，可以说是这里留下了蒲松龄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也正因为这些，后来这里成为一处人们寻访、拜谒的地方。
走在院子里，郭连贻不由得把脚步放轻了。虽然游人成帮成伙，他却感到庭院里寂静无声，他似乎听到蒲松龄在吟咏诗句，又仿佛看到蒲松龄在挥毫疾书。厅堂正中有蒲松龄的一尊塑像，清癯的面容，烁烁的目光，老人家正亲切地注视着他，好像要对他说些什么。在哪儿见过这位老人呢？他一时又想不起来……
为什么与这位古人心犀相通、一见如故？郭连贻当然不会想到，后来，他的生命里有好多与这位老人相似的东西。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干活容易厌倦当属正常，何况郭连贻从小就不喜欢干粗活。没过多久，环境熟悉了，他就觉得在这里干没劲儿了，天天翻来覆去无非是那些事，单调乏味。同伴们张口闭口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他很不愿意听。可是不在这里干又能做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就这样被惯性推着一日复一日，稀里糊涂混日子。最后混到哪里？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农家子弟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他们也没有理想。理想是只美丽的鸟儿，她的起飞是有条件的，他们没有这些条件。理想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
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不觉就想起老家门前那条疙疙瘩瘩的青龙街，街北首那座鹤立鸡群的文昌阁，想起村头那片小树林，冬天小树们掉光了叶子，裸露着光溜溜的枝条，林间缭绕着薄雾，从远处看一派“平林漠漠烟如织”的景象……想着想着，又快活起来。
要不，就去堂伯父郭念丰的益丰棉纱铺玩一玩。他这个伯父很有钱，瞧不起人，而且礼道上特讲究，看人净毛病，嘴又碎得叫人无法忍受。郭连贻平时是很少来这里的。不过最近郭念丰对大侄子倒是客气多了，因为广兴恒绸缎庄附近一个馄饨铺请郭连贻写的铺名，他看到了，看后还点了点头。
广兴恒绸缎庄离益丰棉纱铺也就几百米远，抬脚即到。郭念丰也是刚进大门——他回了一趟老家——还没吃晚饭。郭连贻赶紧去烧水。
郭念丰从自行车车褡子里摸出一包柿饼：“这是你娘让我捎给你的。”
田瑞卿每年都自己制一些柿饼。她是个干净人，晒柿饼的秫秸箔擦了又擦，一尘不染，每次翻晒柿饼前都先洗手。晒得差不多了，装进干净的条筐，用干净的毛巾盖住，存起来留着待客用。
郭连贻取出一个柿饼，放在手里，沉甸甸的。阳光把柿肉“烤”成了牛肉的色泽，底部裹了一层白面一样的东西，那是夜霜的痕迹吗？郭连贻想，它吸取了日月的精华，才这样香甜。
和柿饼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没有信封，只折叠成了三角形，是母亲写给他的。母亲真是了不起，上了几天夜校就能写信了。信虽不长，写了些让他注意安全、天冷了添加衣服之类的话，语气也是平静的，但郭连贻读着读着两眼却模糊了。
而有时候，郭念丰把养子郭铸贻带了来。这是郭连贻最高兴的时候，虽然在伯父面前不能表现得与二弟铸贻过于亲热，但手足之情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身体蹭一下、手里用些劲儿就可传递出来的。郭念丰并没注意到什么，有一次还让他领着铸贻去逛千佛寺庙群、炳灵公庙、魁星阁，那次兄弟俩开心极了。
局势动荡，战火使田园荒芜，当然也萧条着周村的商业。买卖很难做，广兴恒绸缎庄生意不好，陆续裁了几个伙计，也许因为老板和郭念鑫之间曾经的情谊，没裁郭连贻。但他却主动跟老板谈，要求辞职。他不愿别人对他有赖以求食的看法，不愿这样接受“施舍”。老板再三挽留，他还是坚持离开了广兴恒。
后来为躲避抓壮丁，郭连贻又来广兴恒待了几个月，还在张店瑞祥茶庄住闲一些日子。在周村和张店前前后后也就两年时间。
这期间，有两个人郭连贻至今还记忆深刻。
一个叫吕鹏，张店五中的语文教师，五十来岁，个子不高，团脸，性格开朗。他是瑞祥茶庄的常客，大家也都盼着他来店里玩，他一到，店里就响起欢笑声。他爱讲笑话、典故和历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见郭连贻在学习，他过来问看的什么书。郭连贻向他请教问题，他便耐心解答。郭连贻在私塾没有学完的“四书”，他逐字逐句地做讲解。很快知道吕鹏是邹平大杨堤人，大杨堤离碑楼七八里路远，因为这层关系，郭连贻觉得感情上与他贴得更近，把他当成老师看待。吕鹏也喜欢聪明好学的郭连贻。吕鹏还擅书法，张店一个书店的“读书之家”四字，环城湖上的“环城湖”三字都是他写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瑞祥茶庄，吕鹏教郭连贻临帖要先得其形，再得其神，直至形神兼备；又教他怎样欣赏书法作品，说看一幅字，首先看气象，然后再看章法、用笔和线条质量……吕鹏还特意给郭连贻写了一幅楷书对联：“清閟云林倪迂画阁，英光宝晋米老溪堂。”成年后郭连贻也常书写这副对联，其中包涵了多少对吕鹏老先生的怀念之情！
晚年郭连贻总结说，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只是“记问之学”。感兴趣的东西就背过，遇到老师就请教，有问题就问。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然后像老牛反刍一样咀嚼、消化，再由此及彼联系起来，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自称记问之学不可为师，浅学而已。但好问则裕，郭连贻就是靠这种方法，凭着极好的记忆力和领悟能力，几十年坚持不懈地自学，最终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乡野儒师。
另一位，姓宋名勉之，字默禅，外号“宋黑子”。宋勉之是邹平县长山镇邵家庄人，此时在周村大有面粉公司当会计。会计当得一般，书名却很响，特别是他的颜体楷书受到很高评价。他给丝市街路南一个字号写的“根深叶茂”的匾额，在整条街众多出自翰林、进士之手的墨迹中也一点不逊色。不少人来向他索取“墨宝”，他性情豪爽，常常铺开纸就写，笔饱墨酣，一挥而就，滴在宣纸上的墨汁又平添了几分墨趣。郭连贻听说宋勉之之后，曾多次去看他的“书艺表演”。这时宋勉之已三十多岁，郭连贻还是个少年，没有多少交流。几十年后他们却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并双双以书法家的身份，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聘任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当时宋勉之对郭连贻的意义是，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从宋勉之这里郭连贻看到，即使你一贫如洗，即使你卑微如草，如果你能写一手好字，人们就会尊重你，在这世界上，你就能得到一份做人的尊严。
精干的田瑞卿和雇工就把那四亩地侍弄得熨熨帖帖，何况还有郭以朋搭把手，回到家乡的郭连贻一时无事可干，待在家里写字、看书，《济公传》、《大八义》、《小八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淘换到什么读什么，读得很乱很杂。
读私塾时的小伙伴多数都成了熟练的庄稼把式，起早贪黑在田里刨食，一双粗手两腿黑泥，脸朝黄土背朝天，无声无息地延续着祖辈的营生和命运。有的早早娶妻生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最大的满足。有的在生活的重压下过早地腰弯背驮，神情也变得麻木、呆滞。农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
郭连贻没有朋友了，和他们已经没有话说。
看书、写字久了腻歪，他就到村南头站一会儿，散散心。随着一年年长大，他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他不甘心再像父辈那样从土里来到土里去，当管账先生、伙计也都非他所愿，当写家不过是个模糊的梦，且现在这个遥不可及的梦越看越朦胧。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他被这个问题搞得头疼。
天又有点阴晦，这几天老是到半下午太阳就不知躲到了哪里，但却不见一个雨星儿。多日干旱少雨，眼前成片的庄稼蔫头耷脑，毫无生气。印台山、相公山雾气缭绕，它们后面的会仙山、青龙山连轮廓线都看不清。甚至感受不到一丝风，闷热难耐。郭连贻站了好久，远远近近都找不着一点亮色，心里的压抑、郁闷、焦虑结成了青石板块。
“黑茫茫的大地，昏沉沉的天空。”他一遍遍默念着这样两句话，拖着沉重的脚步，再回来写字、看书。
铸贻下面的那个弟弟夭折后，小郭连贻八岁的在贻被称为三弟，他在碑楼初级小学上学——碑楼总算有新学教育了。学校没有食堂，老师吃派饭，每家轮流送。
给老师送饭是这段时间郭连贻最感兴趣的一件事，他都是早去，蹲在教室窗外听老师讲一段课文。
学校来了一位新学老师——村里从外面聘来的，年轻，思想活跃，注意在课本之外，从报刊上挑选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向学生介绍，像一股清风吹进课堂。班级安排为复式班，在给高年级讲课时，讲到了鲁迅的小说《药》。说这篇小说有批判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意思，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但群众不仅不理解他，他就义的时候一个叫华老栓的茶馆主人居然用馒头蘸他的血，让儿子华小栓吃了医治痨病。新学老师还在讲《风波》时指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其中一点是，讽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这场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不过是“七斤们”被剪掉了辫子，其余还是老样子，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摆脱原来的轨道。
这些，在郭连贻听来是那么新鲜！
而这次来，正赶上讲《故乡》，新学老师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叫闰土的孩子曾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在西瓜地里手握钢叉的小英雄，可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逼迫下，没过多少年，就变成一个木偶人了。郭连贻听着听着，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看看自己小时候的伙伴，看看周围的人，不就是一个个闰土吗？
在这节课的最后，年轻老师还朗诵了一首新诗，作者叫臧克家，诗的题目为《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郭连贻一连几天在想那个“闰土”，想那匹“老马”，最后他想到了自己，不觉浑身一阵战栗。难道我也将成为“闰土”、成为“老马”吗？不，不！他的灵魂尖利地叫了一声……
要不当“闰土”、不当“老马”就得读书，郭连贻萌生了来学校学习的念头，但随即他自己就把这念头否定了，家境和年龄都不允许他再抱这样的幻想。
这时他才深深认识到，人生是一条河流，流走的就永远失去了，不会再回来。
这是人生最大的无奈和悲哀。
天下难得太平。
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针锋相对，迎头痛击。
在邹平，1946年8月19日黄昏，山东解放军七师在袁也烈的率领下，趁夜色包围了被国民党山东第二绥靖区补充第五团及国民党县大队、还乡团占据着的老县城。攻城部队首先将东、西两关的敌前哨连击溃，继而占领北门、制高点三义阁。与此同时，城东南角黄山顶上一个连的敌人也被歼灭。午夜，解放军攻入城内，敌团长陈永裕率残部从南门逃窜，恰好钻进解放军外围部队布下的口袋。此次战斗我军歼敌八百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山东战区司令官王耀武闻知邹平失守，急令三个师前来增援。敌众我寡，解放军便主动撤出县城。
这只是其中的一次战斗。从此，为了争夺县城，共产党解放军与国民党匪军展开了“拉锯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时间长达两年之久。邹平的天空始终弥漫着硝烟，好像从未晴朗过。
国民党地方武装六团隔三差五到村里来抓壮丁，探得消息，郭连贻便跑到周村、张店躲避，风头过去再回来，风声一紧又走。
反反复复折腾，似乎无始无终。
战争的灾难吞噬了人们安适的生活，也吞噬了郭连贻同命运抗争的希望，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完全无法看清自己的未来，他迷茫、消沉，甚至悲观、绝望，心情糟透了。
待在家里的日子，郭连贻念念不忘到小学校去寻找一点精神的力量，可是他钦佩的那位思想进步、教学认真的新学老师，却因为春联写得不好，被村人解雇了。郭连贻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挪到小学校门口，扒着门板往里看，院落变得冷冷清清，落叶已堆积很厚。
刚刚打开了一扇窗口，心刚要萌芽，它却这么快就关闭了，郭连贻好像又回到黑暗中。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失落更重，郭连贻好像从未这样孤独无依，这样痛苦哀伤。
共产党方面积极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参加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去。一天，住在村里的武工队干部找到郭连贻，拉着他去写“农救会，一股劲，算账报仇出口气”“三十年的冤枉，四十年的仇恨，大家起来算算账”的标语。
郭连贻到这家那家刮烟子，在桶里拌和好，拿刷子蘸着往墙上写。一气写了三条街，衣服被寒风吹透，手冻成了红萝卜，心里却呼呼地冒着热气。
真是痛快！
但他的兴致上升的时候，母亲田瑞卿的眉头却皱成了蚕蛹：“你再惹祸，还乡团来了，找咱的麻烦可咋办？”
有一天，郭连贻在墙上写了一条“打倒蒋介石”的标语，吓得郭以朋慌忙拿着小镢头去砍墙皮，铲除那黑黑的墨迹：“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家人胆小怕事并非没有来由，就在几个月前，国民党八十四师曾带着地主还乡团千余人反扑过来，进占邹平城，在城南门外一次残杀革命干部六十多位；长山县（后并入邹平县）还乡团，在长山城东北角活埋贫农和农会干部三十六人……
“你还是走远些好……”左思右想，田瑞卿决定让郭连贻到南京去投他二舅田纯玉谋个差事做，听说田纯玉在南京混得不孬。
去南京谋生可不同于到周村当学徒了。邹平离周村不过几十里路，走一趟用不了半天工夫，算是在家门口上。南京则远隔千里，路途迢迢。兵荒马乱，盗贼丛生，路上凶吉难卜；此一去能不能回来也未可知。一家人心情都很沉重，临走的前几天，家里没有了说笑声。亲友来看望、送行，一句句叮咛嘱咐里也含着掩不住的担忧。
1948年旧历二月上旬的一天，迎着料峭的风，踏着还未消融的残雪，郭连贻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上路了，上路前他没有忘记带上一本《古文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