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寺外》品读
有别于其他许多作家，老舍是在长篇小说创作已硕果累累的30年代，才开始大写短篇小说；并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赶集》的序中称之为回报友谊（约稿）的“短打”。还幽默地说：“这种歪打正着的办法，能得一两个虎头虎脑的家伙就得念佛！”这“虎头虎脑”绝非虎妞的“虎”，而是扎实有力、厚重的“虎”。事实正如此。笔者在本书中精选的篇章，有七篇来自《赶集》，真得“念佛”，虽然老舍又戏称这是“赶”出来的，故名之“赶集”。
《大悲寺外》在老舍的短篇小说——甚至包括长篇小说中，是极其独特的一篇，是以散文诗化的文笔写就的一篇抒情小说，虽然它又分明是有情节有故事的。和世界上众多的杰出作家一样，老舍手中不是只有一副笔墨，他们有两副，甚至多副，而这和他们又都有个性化的只属于自己的风格并不矛盾。细读《大悲寺外》，寻觅小说中的“文眼”，在于“悲”，恰恰小说的篇名就有了“悲”字。这不能完全等同于作家在写悲剧或悲剧人物，生活中的善、恶、美、丑都能构成悲剧和悲剧人物。
《大悲寺外》前三分之一篇是通过黄先生这个学监老师写“悲”的。作家以开篇第一句“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将读者的视线直接引向这个悲剧的正面人物。为了点染悲剧的主色调，作家先突出“悲秋”。小说中的“我”，虽然在一些方面，如想北平、念北平、做过老师等方面与作家老舍一致，但读者不可就此等同为一人。《大悲寺外》第一段中一句“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就猛地以撼人心脾的悲情，烘托出了“我”对黄先生的敬爱思念。在“东奔西走”的人生旅途中，只要能到北平，“我”就要去大悲寺外枫树红叶下的矮墓，尤其是在重阳节的前后，因为先生是在那时节死去的。作家写先生的一切都在他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一句“在死里活着”五个字，道尽了一个以人格为“根”以奉献作“根”的人，生与死在这样的“人”身上的关系。在这样浓郁的抒情铺垫下，作家才正面展开对黄先生的描述。记得鲁迅说过，写人物最重要的是“画眼睛，写声音”，写头发再逼真也无补。高明的作家都如此，虽然具体写法又千差万别。鲁迅以一句“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让咸亨酒店前那个受尽侮辱与损害的小人物孔乙己走遍全世界。老舍笔下的黄先生“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成了他永恒的标记。穿灰布大衫，而不是黑的或其他什么的，因“灰布”更显其普通，远处走来那团“蠕蠕而动的灰色的什么东西”更突出了其平凡不过的身份，而这灰布大衫在许多爱他的学生心中竟化为“一件仙衣”。要进一步细读先生“胖胖的脸上”那双眼睛，这是人物灵魂的窗口。“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下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像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文笔轻松幽默，为的是对应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的、灵敏的、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神光所到处，连空气都是慈祥宽厚光朗的！作家只用了批假条、看望安慰有困难的学生两件事，却写尽了黄先生的温和诚恳、天性淳厚。这位学监与班上学生彻头彻尾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怕是当今我们现代优秀的班主任或辅导员都少有做到的。尤其是“三同”中的同学习，因他本人的文化不高，不能在实践中轻松做到，所以总是在“同读”中着急、出汗、叹气，以致“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作家通过“我”建立起了作家与读者之间新型的对话关系，以“困苦中的天使”“平安中的君王”，高度凝练地传达出的是意味深长的温情！
但这样一位学监得到了什么回报呢？作家以“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使情节急转直下。写作技巧平庸者至此可能会用力用篇幅去铺叙部分学生如何受到别有用心、独有所求的人的教唆而逐步反对黄先生，如何以闹风潮扩大事态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目的和险恶用心。对于教师中的另类，作家的“用嘴与舌活着的人”，勾出了他们的魂灵。对那些只知溺爱自己的学生，小说写道：“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勾勒“庸众”的神笔。《大悲寺外》和老舍其他作品中的庸众，几乎使他与鲁迅比肩而至，至少也是他的接力者！
黄先生这位“困苦中的天使”“平安中的君王”，自己的工资只有微薄的六十元而永远要将三分之一用在学生身上的好学监，是完全有条件逃脱那场噩运的；作家曲意写着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怕挨打，但他却真善良到了笃信笑与泪交替的劝告与解说，“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在黄先生全部的生活信条中，“我是学监”是第一条，对他来说，也是最神圣的。我们品读《大悲寺外》，也不要忽略了“我”在最后一次听到这内心表白时说的：“‘我是学监！’我至今（按：这已是二十多年以后了）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黄先生死了！死于当时还不知名的学生从会场窗外扔进来的砖头和碎玻璃；当然，也死于他不肯及时去医院。悲剧的结局似乎已有了，其实还远未结束。在此，我们品读了小说的第一部分，也是很重的一部分，千万不要忽略了夹杂其中容易忽略的一句话：“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大悲寺外》点题的警句，这是大悲。这篇小说也应以这一警句，而获得其世界性！
小说的第二部分篇幅较短，集中写扔砖打死黄先生的人：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看似突兀，但老舍总是能将看似突兀的人和事用他那匀调的艺术之笔写得从容舒缓。对于丁庚这个理应引起公愤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写呢？爱读老舍作品的读者，不易淡忘《四世同堂》中怒、愤、傲、烈的浓情调。不同的是，这扔砖的丁庚是个脸上还在长小红疙瘩的十七岁的易犯“小姐性”的男青年。老舍又画了他的眼睛：“永远有点水锈，像敷着些眼药。”从这样的“窗口”去看他的灵魂，就不可能是光明透亮，与黄先生的“两道神光”是南北两极。作家写他本就有“忽东忽西的小性”（“小姐性”），“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黄先生死后半年，丁庚因与幕后教唆犯手工教师（总算谋上了兼职学监，他早就自认只要钱多，给人提夜壶也愿意）有了默契，自己浮出水面承认了砖是他扔的，“多半是出于自夸”，自己说“理由”有五六十个，没人知道哪个最可靠。他当了学生会主席，手工教员兼学监也得叫他指挥！在小说中，作家至此仍通过“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举重若轻地“寻找”“真正的原因”，“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也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做出些无意做而做了的事。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如果说写到这里，“我”还表达着老舍的揶揄和幽默的话，丁庚此人在后来的所作所为，就逐渐表演得淋漓尽致了，虽然“我”还沿用着“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半年后，丁庚恰巧和“我”在同一小学任教，仅因“四年级级任比三年级的地位高”，要和“我”换班。加之小学校长有事要请两个礼拜的假，他非要“我”去向校长表示“我”不愿代理，要校长请他。及至“我”照办后，“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的辞职”，谁劝也没用，维持到年假都不干，“他卷铺盖走了”。这个丁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小说中另两个人物（“黄先生”“我”）又延续了什么情节呢？他和大悲寺又发生了什么关系呢？这是小说的第三部分（另一个重要部分）的内容了。
野花，更矮了一些的坟，大悲寺的竹林上斜挂的夕阳，景色的美“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我只想不起动身”离开黄先生的坟。小说中的一切仍然严格限制在“我”的视域之内。老舍的短篇小说很多都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述，但又各有特色。《大悲寺外》让两架时钟：一架是过去的二十年，一架是眼前的二十年，作同时的摆动，作家依靠这两架时钟之间的张力，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品位。这里的“我”不像20年代许多“五四”小说中作为主角的“我”，“我”又绝不是旁观者，他别属一格。在《大悲寺外》中，他是“宿命”的见证人，一种极悲的神秘感的推波助澜者。
神秘感，是老舍小说中少有的。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解读《大悲寺外》
是行不通的。
“我”只不想离开黄先生的坟，也许他把二十年的苦痛都想了个够吧，那两架时钟的张力突兀地引来了一个二十年后的丁庚！但“他绝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大有经历了无数沧桑的“天涯沦落人”的况味。读到这里，读者切勿联想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从丁庚那无聊赖的言语“我也来看他（按：指坟中的黄先生），可笑，是不是”，到他那做作的行动“极有姿式的弹着烟灰”，到终于说出“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读者就可以想到：故事来啦！
如果展开铺叙丁庚这二十多年的变动以及他之所以会出现在大悲寺外，那就绝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千多字短小篇幅所能完成的，更别说获得现在我们所能品读到的独特的艺术品位了。作者的“秘密武器”就在于“决不计较”这四个字所组成的“灵符”。只有四个字，却串成一条情节链，五次出现，掷地有声，串联了情节，刻画了人物，渲染了气氛，直到制造了小说最具特色的神秘气氛。第一次，还在黄先生被飞砖打伤，校长急切地要送他去医院，但先生坚持要见学生一面，说两句话，否则不走。校长只得在大礼堂召集起全校学生，先生“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像在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已支持不住自己了，却低着头，低声而清楚地说了：“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决不计较”则全是通过丁庚的口，在黄先生坟前追忆出来的。第二次的“决不计较”出自“我”之口。丁庚在与“我”共事的小学中，自己要代理校长，去找“我”胡搅蛮缠，“我”并不在意，坦言“决不计较”。光阴流逝，“我”自己早已淡忘这无心中说的话，但丁庚却坚持“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第三次，丁庚在河务局就职，与一位李姓同事争夺一个更好的空缺，都“运动”局长。两人在局长家的牌桌上相遇，较量中那李姓同事又说出“决不计较”的话，将丁庚吓得魂不附体。“他（按：指李某）是黄学监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诅咒在我魂灵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第四次更邪。丁庚结婚，妻子很美但不贞，初夜便因没有血而使洞房变成了地狱。丁庚狠狠地折磨着妻子，妻子求他杀死不贞的自己，一边哭求，一边说：“我死，决不计较你！”丁庚不是说“我不干了”，而是说“我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话我呢”。于是第二天便离开了家——成了个有家室的漂流者。最后的第五次，丁庚在广东参加了革命军，在清党中，一个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一年多的好朋友，一个“左倾”的真革命者仅仅因职分比丁庚高，丁庚便使用了巧妙而狠毒的伎俩，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枪击对方的机会，不料对方竟笑着请他开枪：“请，我决不计较。”最后笑着走了，丁庚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别说拿枪打人。丁庚不能不直面这种“宿命”了。“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按：黄先生）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柔软的方法来毁人。”就是在这种鬼使神差的宿命中，作恶多端的丁庚终于成了一个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人——他是说不清，这么一种“人”，不出家而住进庙里，偏偏选的是大悲寺，为的就是离黄先生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小说中五个“决不计较”，是一种巧合，但一点儿也不透勉强，没有人为的斧痕，都是意料之外，而又都在情理之中。显然，《大悲寺外》因此大添神秘色彩，在老舍的小说中少见。《大悲寺外》的主色调是悲，连景色、秋风都悲酸，其神秘色彩也是悲的。这种神秘性恰恰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新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寻找的艺术色彩。文学创作不但要解释人生，而且要解释生命，要从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寻找种种错综复杂、潮起潮落的底蕴作为材料。老舍在创作和教学历程中，对文学理论是刻意研究过的，《文学概论讲义》等大量文字足以说明。他这样写过：“从历史上看，新浪漫主义是经写实主义浸洗过的。它既是发生在写实主义衰败之后，不由它不存留着写实主义是一些未死的精神。浪漫主义的缺点是因充分自我往往为夸大的表现。新浪漫主义对于此点是会矫正的，它要表现个人，同时也能顾及实在。”（《老舍文集》15卷，115页）他又洞察了新心理学帮助新浪漫主义去发现和表现人生之谜、苦痛之源，下面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写实主义敢大胆地揭破丑陋，但是没有这新心理学帮忙，说得究竟未能到家。那么，难怪这新浪漫主义者惊喜若狂地利用这新的发现了。他们利用这个，能写得比浪漫作品更浪漫，因为那浪漫主义者须取材于过去，以使人脱离现在，而另入一个玄美的世界；新浪漫主义便直接在人心中可取到无限错综奇怪的材料，‘心’便是个浪漫世界！同时，他们比写实主义还实在，因为他们是依据科学根据的刀剪，去解剖人的心灵。”（《老舍文集》15卷，115页—116页）这段文字简直就可以作为《大悲寺外》的解读。要注意，这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巧，虽然它常以技巧的使用出现。
从方法的使用上说，前文我们提示过一个杰出的作家往往掌握的不是一副笔墨，而是多副笔墨，不同的作品便有不同的使用，这笔墨（或手笔）便与方法联系在一起。老舍是位很重视景物描写的作家，他还专门写过《景物的描写》一文（《老舍文集》15卷）。《大悲寺外》的秋色、竹林、野花都被他写到了，但贯穿小说至终的一种颜色，是我们品读这篇小说时不可忽略的，这颜色是红色。这红色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从开篇黄先生的矮墓是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到黄先生被飞砖击破头后一个劲地流着血；到经过简单包扎后，血透过绷带，像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到出现在黄先生墓前的丁庚眼珠上的许多血丝；到局长家牌桌上李姓同事一边打出一张“红中”，一边喊“红的”；到没有血的地狱般的洞房，美妻还说着“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到小说终篇“我”逃离先生的墓，“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怎么红得似血！”七处用到了红色，还大都与血联系在一起，绝非不经意的手笔！这些红色或血色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扭结着，使《大悲寺外》成为一篇新浪漫主义的“心智”小说，与后面我们要品读的《微神》是一篇心象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小说中重要人物丁庚联系，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当丁庚只是一个脸上还长着泡儿的年轻任性、自我为中心的“小姐性”人物时，心智不健全，不成熟，到应该是很成熟时却做下了一连串“我”和我们这些读者都能判断的恶行，特别是在“清党”中对革命者的戕害，最后竟要天天来诅咒最善良的黄先生！作家通过最后丁庚的“疑心生暗鬼”，鲜明地提示着读者，惑乱丁庚的不是黄先生的“鬼影”，而是一个阴险小人的“心影”！《大悲寺外》确是一篇值得反复细读的优秀短篇。
【附录】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地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头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做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做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做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做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有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做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地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做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做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戒，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竿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元，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做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
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午课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像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像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愣了半天，他极低细地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做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
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及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的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像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儿。”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做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有人在后面指挥。”
“呕！”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愣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儿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一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像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的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
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
可是黄先生没动！好像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像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像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的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地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儿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像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像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全不像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像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没人想到“小姐”敢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瘩，眼睛永远有点水锈，像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
风潮过去了，手工教员兼任了学监。校长因为黄先生已死，也就没深究谁扔的那块砖。说真的，确是没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大家猜出谁了——丁庚变成另一个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他也爱说话了，而且永远是不好听的话。他永远与那些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烟——自然也因为学监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有时候嘴里喷着酒味。他还做了学生会的主席。
由“那”一晚上，黄先生死去，丁庚变了样。没人能想到“小姐”会打人。可是现在他已不是“小姐”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会打人的。变动的快出乎意料之外，那么，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他”！
过了半年，他自己承认了——多半是出于自夸，因为他已经变成个“刺儿头”。最怕这位“刺儿头”的是手工兼学监那位先生。学监既变成他的部下，他承认了什么也当然是没危险的。自从黄先生离开了学监室，我们的学校已经不是学校。
为什么扔那块砖？据丁庚自己说，差不多有五六十个理由，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好，自然也没人能断定哪个最可靠。
据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他最初是在大家开会的时候，连进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风势。忽然他的那个劲儿来了，也许是黄先生责备过他，也许是他看黄先生的胖脸好玩而试试打得破与否，也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做出些无意做而做了的事。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在黄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便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很喜欢人叫他“黛玉”。黄先生死后，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时候，他听了几句好话，能老实一天，趴在桌上写小楷，写得非常秀润。第二天，一天不上课！
这种观察还不只限于学生时代，我与他毕业后恰巧在一块做了半年的事，拿这半年中情形看，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拿一件事说吧。我与他全做了小学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我教四年级。已教过两个月，他忽然想换班，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少着三个学生。可是他和校长并没这样说——为少看三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说，四年级级任比三年级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下。这虽然不很像一句话，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争执。他也告诉校长：他在读书时是作学生会主席的，主席当然是大众的领袖，所以他教书时也得教第一班。
校长与我谈论这件事，我是无可无不可，全凭校长调动。校长反倒以为已经教了快半个学期，不便于变动。这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到了快放年假的时候，校长有要事须请两个礼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几天。丁庚又不答应了。可是这次他直接的向我发作了，因为他亲自请求校长叫他代理是不好意思的。我不记得我的话了，可是大意是我应着去代他向校长说说：我根本不愿意代理。
及至我已经和校长说了，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的辞职，连维持到年假都不干。校长还没走，他卷铺盖走了。谁劝也无用，非走不可。
从此我们俩没再会过面。
看见了黄先生的坟，也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苦痛。坟头更矮了些，那么些土上还长着点野花，“美”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太阳已斜挂在大悲寺的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动身。深愿黄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来与我谈一谈。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舍了小道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
他好像走到坟前才看到我，猛然地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想不起他是谁。
“不记得我了？丁——”
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小姐”气——说不清是在他身上哪处——他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半黑，我不由得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大长城”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你也来上坟？”这话已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了一支烟，向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了。
“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答应地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式地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
“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
“谁？”
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深怕他是有点疯魔。
“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决——不——计——较，是不是？”
我点点头。
“你也记得咱们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
“决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你或者出于无意，可是对于我，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条布，像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业，全随颤抖化为——秋风中的落叶，像这棵枫树的叶子。你大概也知道，我那次要代理校长的原因？我已运动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说了那么一句——”
“无心中说的。”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离开小学，我在河务局谋了个差事。很清闲，钱也不少。半年之后，出了个较好的缺。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力量差不多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边说：‘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红的！不计较！黄学监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着那用血浸透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学监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诅咒在我魂灵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不干了！”他的头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一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点儿病没有。黄学监确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事实说明吧。我从河务局出来不久便成婚，”这一句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像失了雏儿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棵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像神不附体了。我轻嗽了声，他一哆嗦，抹了抹头上的汗，说：“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贞。在第一夜，洞房便变成地狱，可是没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血的洞房是地狱，自然这是老思想，可是我的婚事老式的，当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说了，只求我，央告我，叫我饶恕她。按说，美是可以博得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时铁了心；我下了不戴绿帽的决心。她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她给我一些愉快。末后，她的泪已干，她的话已尽，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她打开了胸，‘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决不计较你！’我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条命！”“丁，我还以为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登时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我这样劝解；我准知道，设若我说黄先生是好人，决不能死后作祟，丁庚一定更要发怒的。
“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地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已是团长。设若我继续工作，现在至少也做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我职分高。设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我有许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死入生地在一处已一年多，一同入医院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抛弃这个机会；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得辣些。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我托了一个人向他去说，他的危险怎样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我自会代他筹画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着一个人。有些人是这样：至死总假装宽厚大方，一点儿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像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这个人也是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里，我对他直接的说了——我的手摸着手枪。他，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你愿杀我，’他说，还是笑着，‘请，我决不计较。’这能是他说的吗？怎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柔软的方法来毁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去告发他恐怕已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待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做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乘他喘气，我问了一句：“哪个庙事？”
“眼前的大悲寺！为是离着他近，”他指着坟头。看我没往下问，他自动地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怎么红得似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