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被放在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革命队伍分为“文武两个战线”，两支军队。“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泽东这些论述，是建立在对“五四”以来革命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之上的，是根据地进行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根据地在建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挫折，又使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文化建设是有关革命成败的大事，非抓紧不可。一九四一年初秋，太行区腹地黎城县发生了离卦道暴乱。在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中，朱德说，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我们却打了败仗。邓小平说，在文化斗争上，比起敌人，我们是占了下风。（以上二人话，据杨献珍《数一数我们的家当》，文载《华北文化》第2期，1942年4月25日出版）正是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之后，一二九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联合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召开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检讨了不足，统一了认识，加大了文化建设的力度。
根据地在文化建设上做了哪些工作呢？以山西的几个根据地说，主要有：普遍的识字扫盲教育。宣传科学，反对迷信，初步实行科学种田，大力普及妇幼保健卫生知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改造旧艺术，如地方戏曲。实行新式教育。废除封建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实行政治民主。还有如新闻报道的通俗化、大众化，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以及在干部队伍中反对党八股等，都属于文化建设，是广泛的，全面的，它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一切精神领域。
文化建设的终极目的，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跟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并不相称。这是由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愚民政策”和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所造成的。鲁迅曾经批评过的我们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却不知道航海而只是造罗盘看风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却不知道造枪炮而只会放起火的那种现象，即跟人的文化素质不高有关。特别是中国的妇女，长期受歧视，不当人看，而是像牛马一样被人买卖。问题不在于存在这种现象，而在于对这种现象不觉醒，缺乏正确的认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归根结底，是促进了人的觉醒，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较之人的觉醒，人的文化素质是一个含义更为广泛的概念，它还包括人的文化知识水平、认识能力等等在内。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文化知识水平、认识能力，使人们初步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跳了出来。撇开这些不说，本文着重从人的觉醒方面说一下根据地文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首先是人性的觉醒，就是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既不是他人的牛马，也不是有钱人的奴隶，而是跟所有的人居于同等的地位，赋有相同的权利。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写主人公为生活所迫做了吹鼓手，惹得族长加债主的王老万发了威，召集“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商讨如何处置，有的提出“打死”，有的提出“活埋”，就在那伙人即将动手的时候，福贵逃跑了，才免于一死。人随便可以被他人处死，这是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就很多，赵树理的故乡便发生过好几次。可是在根据地，这种现象绝迹了，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种现象是违背人性的，在法律上也予以禁止。后来在区干部和村农会主席的帮助下，福贵面对王老万和村里好多人，倾诉了自己被人不当人看的心灵痛苦，理直气壮地质问王老万：“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福贵这个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他由非人待遇到在会上淋漓酣畅地诉苦，乃是生活中人性普遍觉醒的生动表现。
人性从来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都打有阶级性的烙印。我们这里所说的人，主要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普通老百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人性的觉醒，总是跟阶级性的觉醒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他们的人性的觉醒实质上是阶级性的觉醒。福贵质问王老万的最后一句话，便接触到阶级压迫是人性沦丧的根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在前边的大段发言，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让我们再举一个生活中的真实故事。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中写道：“在太岳区偶然碰到一个过去相识的‘安分守己’的农民，现在是村农会主席，我问他领导群众斗恶霸，根据的是什么道理？是天命？还是果报？他说那都是旧思想，现在什么也不是，是这个：‘下力的挑起大粪扛起镬，整刨一年还是没有自己的，收租的平睡还嫌不舒服，还要把两脚朝天伸懒腰，但地却都成了他的，这就叫不合理，叫恶霸退地，叫穷人种地，这就是合理。根据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人民起的思想的变化，这才算摧垮了‘听天由命’观念，拿真理取而代之。”根据地所开展的“双减运动”、清算斗争得以顺利进行，正在于有人性的觉醒、阶级性的觉醒作为前提条件。
中国的妇女比男子更为不幸，她们受着旧的婚姻制度的束缚，婚姻不得自主，而是像牛马一样任人买卖。这样，对妇女而言，她们的人性的觉醒，还多了一项内容，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一点，在根据地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推行过，因而使妇女的觉悟大大提高。孟祥英，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直到几年前她还健在。她敢于向恶霸一样的婆婆和庸懦无知的小丈夫造反，就在于她认准了女人不再是牛马，不再是商品，不再是奴隶。婚姻自由，是妇女人性觉醒的必然产物。根据地能够顺利地推行婚姻自由，反映了根据地的人性觉醒已经深入到妇女群众之中。
其次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大冲突。一个人面对异族入侵，将如何做出自己的心理反应，如何行动，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有的可能立即进行反抗，即使牺牲掉生命，也在所不惜；有的可能麻木不仁，不理不睬；有的还可能认敌为友，为虎作伥。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从思想认识上说，是有没有民族意识的问题。民族意识，就是对侵略自己国家、民族的外国势力有没有明确的认识，敢不敢进行反抗。“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各地，主要在大中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这是民族意识大觉醒的一个时期。对广大农民说，则主要是在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启发、教育普通老百姓正确认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并从而采取反抗侵略、保卫我中华民族的正义行动，是根据地文化宣传的重要内容，其效果表现在：第一，人们普遍认识到，日本人来到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一种侵略行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必然会有的现象，是不义的，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只能起来进行反抗，不能跟其同流合污，凡是替侵略者做事的，就是汉奸，是整个民族的敌人。第二，在行动上，能够把如何不利于敌人侵略而有利于我们的反侵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比如敌人修起了路，我们就要想办法进行破坏，因为路掌握在敌人手里，有利于他们的侵略。相反，如果是在我们抗战军民控制的地区，我们就要修路，而不能破坏路。同样是路，有两种态度，全看掌握在谁的手里。根据地的报纸上，经常刊载破敌人路、修自己路的消息。根据地的普通老百姓大都能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第三，在根据地，人们在谈到“吃粮当兵”时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吃谁的粮，当的什么兵，枪口对着谁。这个思想意识不断扩大，也就使伪军不断垮台。伪军成批地“反正”，削弱了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第四，人们最恨的一种人，是汉奸和特务，见到这种人，不是立即报告给锄奸部门，便是就地处死。相反，凡是抗日军民和军人家属，感到无上光荣，受到政府的优待。
再次，是民主意识的觉醒。在根据地，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成了生活的主人。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必然使他们更加关心生活将如何发展，社会将如何变化。过去认为是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事情，现在不由想过问一下，过去村政权都由恶霸地主等有钱人把持，现在他们的想法变了，认为不能把印把子再交给欺压自己的那些人。这是一种出于广大劳动人民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他们人性觉醒的必然产物。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说，则是公开提出实行民主，后来并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办法。这可以说是外在的要求。这种内在的要求与外在的要求结合起来，就使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意识得以觉醒。赵树理的杰出作品《李有才板话》，是根据地人民民主意识觉醒的最生动、最有力的表现。阎家山要改选村干部，尽管大地主阎恒元和他的一派做了严密的部署，他们的阴谋也没有完全得逞。首先从“老槐树底的年轻人”中发出了不满的声音，由于他们的要求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自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样，选举的结果就大出阎恒元等人的预料，“马凤鸣52票，刘广聚88票当选，陈小元86票，跟刘广聚只差两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才得到贯彻。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深刻的新文化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人民大搞各项文化建设，不仅促进了人的觉醒，提高了人的文化素质，也使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口号，初步得到真正的贯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1996年8月10日
（原载《三晋文化论丛》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