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直到最近才读到刘再复先生于去年秋季所写的纪念钱锺书辞世十周年的文字——《钱锺书先生纪事》，内中的一段话应该让不少“钱迷”们更能深刻地认识钱锺书先生：
“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不过，钱先生之所以能说这样的“天才之语”，与笼罩在其自身家庭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而他父亲钱基博（字子泉，1887—1957，《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的一生遭际，就是一个典型的示例。2007年，是钱基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他曾执教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钱基博年谱》。读年谱，可以看到钱基博是一个学淹中西、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不仅如此，他一生讲究操守，重视“树立师范”，力求做到“竭平生之所知，勿曲学以阿世”。1927年6月，正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江苏省教育厅曾欲招钱基博为“教育督学”，先生不仅固辞不就，在给教育厅长的复信中，还对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提出批评意见：“窃谓党治即法治也，党治之教育，宜贯之法治之教育；党治之学生，必予以法治之精神。”1932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国文教授的钱基博曾给学生命题作文，有一道题目是《砭党治》，就是针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结果被特务告密，诬陷他与国家主义派有联系，意在挑动学生反对政府。蒋介石知道后，电饬江苏省教育厅秘密查办，引起轩然大波。先生对此无端横祸，非常气愤，当即给无锡乡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信，义正词严地揭发国民党的苟且行径。吴稚晖后来回信，声明“误会了”，此事遂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此时在武汉华中大学任教的钱基博像许许多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大一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倍感骄傲。1950年，老人决定将自己生平积累的几十箱珍贵藏书，全部赠予华中大学图书馆。1951年10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甫一出版，已是六十五岁的老先生就急切购来，并花费了十天工夫通读全书。到了1952年6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面对过去，要求进步的钱基博，也是像大大小小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改造检讨，并痛下针砭，写下两万多字自我作践的“自我检讨书”一份，这才侥幸过关。此年，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成立，钱基博转任历史系教授，为了改善历史系教学设备，老先生又将平生所藏两百一十二件文物古玩悉数捐赠出来，帮助筹建历史博物馆。
这部年谱最有价值的、能留存后世的，也就是附加披露了老先生所写的两万多字“自我检讨书”，检讨书分四个部分：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在这份检讨书里，钱基博虽说将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作了简要介绍，但也没少作践和糟蹋自己，“开场白”就是：“思想改造，当得自动，不能被动；不过人类通病，自尿不觉臭，旁观者清。”他骂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洋人吹。”他自我剖析：“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他把发展中的祖国称为“神蛇”，并说：“时时考虑我这个人，对社会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决不以老废细胞，妨碍神蛇的发展，做绊脚石。我愿为社会服务，我不愿社会姑息我，倘社会认我不合时代需要，应得予清除。”
到了“反右”运动的1957年，甫一开始，刚正耿直的钱老先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又开始“鸣放”他自认为是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了。他给湖北省领导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指出省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他这边还自以为是向党交心输诚呢，兴致勃勃地赋诗吟诵：“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没想到那边就展开针对他的革命大批判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彻底沦丧殆尽。已是风烛残年的钱基博遭此变故，经不住这场明珠暗投的屈辱，结果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时年七十一岁。钱基博至死，也没有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头衔，但他的孪生兄弟、历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委等职的钱基厚（字孙卿），却难逃厄运，被划为“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他的那篇也是糟蹋自己、痛骂自己并彻底交代“罪行”和彻底悔过的“发言稿”，被要求刊登在这年7月间的《人民日报》上，标题就是《我做了人民的罪人》。到了“文革”期间，钱基厚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于1975年含冤去世。其间，钱基厚遗留有五百余册、经历数十寒暑的《潜庐日记》，在遭到红卫兵的查抄批判后，也被付之一炬、化为尘烟。
读过这部年谱，也让人理解了，为什么作为长子的钱锺书先生，一直在回避着自己的父亲，还有了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年谱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建国之后，钱锺书一直表现得是那样沉默隐忍、深藏不露？甚至还被人误解这是文化人的一种明哲保身和老于世故。如刘再复在回忆文章中所悟出的：“‘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年谱中看不出钱锺书对老父亲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有过任何怨言。不仅如此，而且在“反右”之前，钱锺书似乎就预见到这场运动的实质以及可能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恶果。据钱基厚的外孙许大雄回忆，1957年5月，钱基厚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的座谈会，钱基厚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见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说了话的钱基厚全家折兵损将，一家四人被错划为右派。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见2010年9月11日《文汇报·笔会》）
钱锺书这种远避政治的风格，一直保持到“知识分子的真正春天”（媒体用语）到来的1987年。那年适逢钱基博先生百年诞辰和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华中师大拟议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各界人士亦积极响应，唯有钱先生的哲嗣钱锺书反应冷淡，以“不若息事省费”为由，出面制止了这次会议。这让人想到了那则被人传诵最多的“文革”轶事，江青送请柬让钱锺书参加国庆酒会，可钱的反复就是一句话“我身体不好，我不去！”说不清这是躲避，还是抗命。钱锺书，字默存，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沉默方能生存。这让人想到先辈胡适先生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鸣与默之间，也许正是两代知识分子风骨的差别所在。钱锺书这种特有的处世之道，不仅是动辄得咎的政治环境使然所致，也是缘于前辈人的伤痛给家庭带来的羞辱而造成的，正如另一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自己诗文中所体味出的那句名言：“最是文人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