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通达世事人情，几乎凡事见怪不怪了。然而，我那样小小年纪，就被轻易地赶出家门，这件事，即使现在想来，仍觉得有些惊奇。我是个有几分天资的孩子，敏于观察，头脑机灵，争强好胜，但体质孱弱，精神和身体受不得委屈，而当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我说句话，这真是咄咄怪事。的确没人出来替我说情。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进了摩德斯通·格林拜公司，给它当了童工。
摩德斯通·格林拜公司的货栈坐落在黑衣修士区，紧傍河边儿。近来的修缮已使这个地方大大改观，但原先那条狭窄街道上的最后一座房子就是货栈，顺坡势蜿蜒而下，直达河边，尽头有几级台阶，供上下船之用。那是一座破烂不堪的旧房子，有个自用码头，涨潮时泡在水里，退潮时落于泥中，说它是个耗子肆虐横行的地方，毫不夸张。我敢说，它那镶护墙板的墙壁，积百年之污垢和烟尘，已失去本色。它的地板和楼梯日益朽烂破败。地下室里，灰不溜丢的老耗子横冲直撞，或互相厮打，或吱吱乱叫。这番情景，在我心里并非已淡忘了的多年前的旧事，而是此时此刻就分明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情景呈现于我的眼前，与当年昆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初次走入其间的那个倒霉时刻，毫无二致。
摩德斯通·格林拜公司与各行各业的人都打交道，但其中最大一宗交易乃是向一些邮船提供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忘记这些船主要驶往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些远渡重洋，驶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记得，这种贸易的产物就是无数的空瓶子，于是他们雇用一些成人和孩子对着光亮检查这些瓶子，剔出有毛病的，将完好的洗刷干净。空瓶子洗完，便给装酒的瓶子贴标签，或配塞子，或在塞子上加封印，或将完工的瓶子装箱。这些活儿我都得干，和我一同受雇用的孩子们也得像我一样干。
连我算在内，在这儿干活儿的孩子有三四个。我干活儿的地方安排在货栈的一个角落，昆宁先生什么时候高兴踩着账房里他坐的那张板凳的撑子往外看，就可以穿过账桌上的窗户看见我。在我自食其力的生活择吉开张的头一天早晨，那群童工里头年龄最大的一个被叫了来，给我安排活计。他名叫米克·沃克，系着一条破围裙，戴着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市长大人就任的时候，他曾参加庆祝盛典，头戴黑天鹅绒帽，走在仪仗队行列里。他还告诉我，我们主要的伙伴是另外一个孩子，那孩子的名字怪里怪气的，说是叫什么“麻皮土豆”。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那个孩子的教名，而是货栈里的人赠给他的绰号，就因为他脸色苍白，还有雀斑。麻皮的父亲是个水手，同时受雇于一家大戏院，兼做救火员。麻皮的某位同辈至亲——我想是她妹妹吧——也在那家戏院里扮演哑剧中的小魔鬼。
我竟落到与这一帮人为伍的地步，这些今后将与我朝夕相处的孩子简直无法与我幸福的幼年时代的伴侣相比——更不消说与斯蒂尔福思、特拉德尔斯及其他同学少年相比了——每思念及此，我心底的痛楚实难以用语言表达。我觉得，长大以后成为学者名人的希望，在我胸中碾成了齑粉。如今我觉得前途无望，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羞辱。过去所学、所想、所乐的东西，过去激我幻想、催我上进的东西，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远去，永不复回，这在我年轻的心灵是很大痛苦。对所有这一切感触的深刻记忆，是难以诉诸笔墨的。每当米克·沃克在上午离开时，我的泪水便和着洗瓶子的水流淌，我呜呜咽咽，泣不成声，仿佛心上也有一道裂缝，眼看就要爆裂似的。
账房的时钟指向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饭了，这时昆宁先生敲了敲账房窗子，招呼我进去。我走了进去，只见房里有个胖大的中年人，上身穿件棕色外套，下身穿条黑色紧身裤，黑皮鞋，脑壳又大又亮，像鸡蛋一样，一毛不生，宽大的脸盘，正冲着我。他的衣着说来寒碜，但衬衫领子倒颇神气。他手提一根时髦手杖，杖头系着一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前襟上吊着一只有柄单眼镜，——后来我发现，这不过是件装饰品，他很少用它看东西，即使用它看东西，什么也看不见。
“这就是那个孩子。”昆宁先生指着我说。
“哦，原来你就是考波菲尔少爷呀。”那个人以屈尊俯就的口气，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文雅神气说道。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你好吗，少爷？”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天知道，我当时正心里麻烦着呢。可是受人雇用伊始，我不便大发牢骚，所以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好。
“我么，”陌生人说道，“谢天谢地，我好极啦。我接到摩德斯通先生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他希望我把房子后面空着的那间屋子——简言之，出租给别人，”他说到这儿，微微一笑，突然套近乎似的继续说，“作卧室用——简言之，也就是租给我现在有幸见到的青年创业者。”陌生人挥一挥手，把下巴缩进衬衣领子里。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对我说。
“啊，啊！”陌生人说，“不错，鄙人就是米考伯。”
“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说，“和摩德斯通先生认识。他替我们兜揽生意，从中得点佣金，只要他能找得到主顾。摩德斯通先生写信对他提过你的住房的事，他愿意收你作房客。”
“我的住址是，”米考伯先生说，“城北路，温莎坪。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以同样文雅的口气，再度露出那种热乎劲头，说道，“寒舍就在那里。”
我对他鞠了一躬。
“我有一种印象，”米考伯先生道，“恐怕你在这首善之区涉足未远，或许在城北路的方向上，要想洞悉这个现代巴比伦城的奥秘，尚有困难——简言之，”米考伯先生说着，又突然爆发出那股热乎劲头，“你可能会迷失路径——鄙人若蒙俯允，今夜造访，得以告知一条便捷路径，将不胜荣幸之至。”
我对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因为他甘心情愿，不辞劳苦，完全出于一片好意。
“什么时候，”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八点左右。”昆宁先生回答。
“好吧，那就在八点左右，”米考伯先生说，“那我就告辞了，昆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你啦。”
他把帽子戴在头上，手杖夹在腋下，腰板直挺挺地向外走去，待他出了账房，嘴里哼哼唧唧唱起小调。
于是，昆宁先生正式雇用了我，尽我所能给摩德斯通·格林拜公司的货栈干活，薪水么，我想，大概是每星期六先令。我记不清楚到底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来着。因为我在这一点上疑疑惑惑，因此我倒相信，开头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预先付给我一个星期的薪水（我相信，他是自掏腰包），我从中拿出六便士交给麻皮，叫他当晚把我的箱子送到温莎坪。箱子虽不算大，但我那点力气是扛不动的。我花了六便士，吃了顿正餐，吃的是一个肉饼，喝的是附近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吃喝完毕，就在街上瞎逛一气，打发掉规定为吃饭时间的那一个钟头。
在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为了不致辱没他那温文尔雅的气派，我特意把脸和手洗了洗，然后我们便一起朝我们的家（我想，我现在得这样称呼它了）走去。一路之上，米考伯先生着意让那些街道的名称和拐角房子的形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便第二天早晨我往回走时，不必费劲儿就能找到正路。
我们到了他在温莎坪的寓所（我注意到，这寓所也像他本人那样寒酸，但也像他本人那样尽量装得体面），他把我介绍给米考伯太太。她是个身材瘦削，面目憔悴，显露老态的女人。她正坐在客厅里（楼上的房间没有陈设，空空荡荡，老遮着窗帘，以哄骗邻居），怀里抱着一个娃娃喂奶。这个娃娃乃是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这儿我不妨说一句，在我与米考伯先生一家相处过程中，我几乎从没见过这对双胞胎有同时都离开米考伯太太奶头的时候。他们两个之中，总有一个在吃奶。
另外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四岁左右，米考伯小姐，三岁左右。除此而外，还有一位黑皮肤、爱哼鼻子的年轻女人。她是这一家的仆人，我进门儿不到半个钟头她便告诉我，她是个“弃儿”，是从附近的圣路加孤儿院来的。这就是这个家的全体成员。我的房间是在房子的顶层，靠着后部。那是个窄小的房间，不透空气，墙上画着的花纹，在我幼稚的想象中好似圆形小糕点，房里几乎没有一件家具。
“我从来没想到过，”米考伯太太带着双胞胎一干人等，上楼来指点我看房子，坐下来喘气的时候，说道，“结婚前，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不得不弄个房客来家里住。不过，既然米考伯先生日子艰难，就顾不得考虑个人感情了。”
我说道：“你说得对，大妈。”
“眼下米考伯先生的艰难简直要把他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他能不能渡过难关，我不知道。我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块儿过日子的那会儿，我真不懂我现在用的‘艰难’这个词儿的意思。不过，像爸爸说的那样，经一事长一智，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能确定，究竟是米考伯太太对我说过米考伯先生在海军陆战队当过差呢，还是这出自我自己的想象。我只知道，而且直到现在依然相信，他确曾一度在海军陆战队听差，只不过说不来我何以得知的罢了。如今他给五行八作的人跑买卖，恐怕他也赚不了多少钱，甚至连一个子儿都赚不到。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权人不肯放宽期限，”米考伯太太说，“那么，后果必须由他们承担；他们事情总得有个了结，愈快愈好。石头里是榨不出血来的，米考伯先生身上也榨不出还债的钱来，打官司花的钱就更没门儿。”
我永远弄不清楚，是由于我过早地自食其力使米考伯太太难以判断我的年龄呢，还是那件事犹如骨鲠在喉，即使没有别人跟她交谈，她也会向那对双胞胎倾吐呢，反正她一见面就是这一套，我和她交往期间，一直是这一套。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尽过最大努力，想过办法。我也毫不怀疑，她确实尽过最大努力，想过办法。因为，在街门的正中间钉着一块大大的铜牌子，上刻着“米考伯太太之女子寄宿学舍”的字样。但我从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从那儿出去上学，也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到这儿来，或者表示要到这儿来。也没看见米考伯太太做过任何准备，接受任何女子。我所看到或听到光顾米考伯先生府上的人，只有讨债的。他们大驾光临，不分时候，有的人还是横鼻子竖眼的。有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我思量他一定是个鞋匠，大清早七点钟就挤进过道里，朝着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喊上了：“你下来！我知道你还没出门哪！还钱吧，听见没有？你躲着也没有用，那太孙子啦。我要是你，就不会装孙子躲起来。快还钱吧。听见没有。这钱你是非还不行的，听见没有？你下来！”骂了一阵，不见有任何反应，他的火气可就更大了，于是骗子呀、强盗呀，一迭声骂个没完。连这样骂也不见效用，于是使出绝招，跑到街对面，冲着二层楼上的窗户（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就在那儿）大声吆喝。在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悲愤交加，羞愧难当，有时候竟一把抓起刮脸刀要抹脖子（这是从米考伯太太的尖叫声中可以听出来的）。但是事情过去之后，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又细心地把靴子擦得油光铮亮，穿起来，哼着小调，比以前更温文尔雅地走出门去。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见她，因为纳不起国家的税款，在三点钟的时候急得背过气去，而在四点钟的时候，又见她吃起带面包渣儿的羊羔排骨，喝起温热了的麦酒来了（这些食物是当掉两把茶匙换来的）。有一次，按照法律他们的家具刚被强行抬走抵债，我碰巧那天早在六点钟就回到了家，只见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炉前（当然怀里抱着那一对双胞胎），披头散发，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但是当天晚上，她却在厨房火炉前面，又吃带面包渣的烤小牛肉排，又大谈特谈她爸爸妈妈的故事以及当年交游的人，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我就在这所房子里，和这一家人，一起度过我的空闲时间。我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这是我自己掏钱，自己独享的。我把另一小块面包和一小片干酪存放在一个橱子里的单独一格上，留作我夜间回家时的夜宵。我很清楚，仅这两顿的开支，就在那六七个先令里“破费”不少。整个白天，我都不在家，都在货栈里干活儿，我就靠那一丁点钱维持生活。从星期一早上到星期六晚上，我不记得有谁给我出过主意，对我提过建议，给过我任何鼓励、安慰、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那时太年轻，太幼稚，太不晓事——话说回来，除此而外，我又能怎样呢？——无力管理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因此，早晨去摩德斯通·格林拜公司的路上，见到点心铺门前摆着的隔夜陈点心，半价出售，我便垂涎欲滴，忍不住将买正餐的钱买了点心吃。这样一来，吃正餐的时候，只好饿肚子，要么什么都不吃，要么买个小面包卷或者一个布丁勉强充饥。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卖布丁的铺子，看我的财政状况，有时照顾这家，有时照顾那家。其中一家，离圣马丁教堂不远，在教堂后面一个大院子里，如今已经搬迁了。那家铺子卖的布丁里有小葡萄干儿，别有风味，但是价钱很贵，它那儿两便士一个的布丁，也不过像普通一便士一个的那么大。另一家卖普通布丁的铺子，坐落在河滨街上，也就是在后来拆掉又重盖起来的那一片儿。那家铺子卖的布丁，块儿大，有分量，但颜色发灰，松软，里边稀稀落落地掺着大个儿的扁葡萄干。这家铺子的布丁，每天恰好在我吃正餐的时候上市，所以我就吃这种东西当正餐。如果我想正餐吃得正式点儿、丰盛点儿，我就到小饭铺里吃一条腊肠和一便士面包，或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在货栈对面一家门面不整的酒馆里吃一碟面包和干酪，外带一杯啤酒，那家酒馆的名字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我记不清究竟是什么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家里带出一块面包来，用纸包着，夹在腋下，像一本书似的。德鲁里巷附近，有一家铺子，专卖牛肉杂碎，很出名。我带着那块面包进了那家铺子，叫了一“小盘”那种风味小吃，就着吃了。像我这样一个小不点儿，独自个跑进饭馆吃饭，堂倌会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不过在我吃饭的时候，他一直直眉瞪眼地瞧着我，并且又另外叫来一个堂倌瞧我。他当时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单独给了他半个便士的小费，可我心里想的却是他不要那个钱才好呢。
我记得，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吃茶点。我要是口袋里还有余钱，就买半品脱的现成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要是钱花光了，就去舰队街上的野味店，解一解眼馋；或者在那段时间溜达到哥文特花园市场，瞧着那儿的菠萝出神。我很喜欢在阿代尔菲街一带溜达，因为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到处都是阴暗的穹顶。我还记得，就像现在见到的一样，一天晚上，我从这样一个穹顶底下出来，来到靠近河边的一家客店，店前有一片空地，几个卸煤工人正在那儿跳舞。我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瞧他们跳舞。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太小了，太不像个大人，因此，每当我进入一家陌生酒馆，叫一杯麦酒或黑啤酒，湿润一下我带来当正餐吃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不敢卖给我。我记得，一个闷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馆，对老板说：“你们最好的——上乘货色的——麦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了，也许是我的生日吧。
“两便士半，”老板说，“可以买一杯货真价实的斯屯宁牌麦酒。”
“好吧，”我一边掏钱一边说，“那就劳你驾，给我来一杯货真价实的斯屯宁麦酒好啦，浮头的泡沫要多一点儿。”
老板脸上挂着一丝诡谲的笑纹，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先不去舀酒，却扭头望着屏风后面，对他太太嘀咕了几句。她从屏风后面转出来，手里的活计还没放下，便和她丈夫一起端详我。我们仨定格的画面，此时此刻又呈现我眼前。老板只穿着衬衫，未穿外衣，俯身在酒吧柜台的窗框上；他太太从半截小门儿上方往下瞧我；我呢，则站在柜台外边，没头没脑地仰着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诸如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在哪儿住，以什么为生，怎样到这儿来的之类。我记得，为了不牵连任何人，我编造了一些适当的回答。他们把麦酒给了我，不过我疑心那并不是货真价实的斯屯宁酒。老板娘还打开柜台上的半截门儿，弯下腰，把酒钱还给我，并且半是爱怜半是赞赏地亲了我一下，那一吻，我相信，极尽女性的温柔和善意。
我相信，我在讲述囊空如洗、度日维艰的窘状时，并未有意无意夸大其词。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昆宁先生给我一个先令，我就拿它买了午饭或茶点。我记得，我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普通的成人和孩子一块儿，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我记得，我饿着肚子，流着涎水，在街上闲逛。我知道，若不是上帝仁慈，单凭我受到的那点照顾，我会很容易变成小流氓、小强盗的。
但是我在摩德斯通·格林拜货栈，也有我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昆宁先生这个人虽说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终日忙忙碌碌，倒还能把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孩子另眼看待，而且因为我从未向任何人，不管是大人或是孩子，讲述过我的来历，也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我内心的痛苦。除了我自己，谁都不知道我是在默默忍受着痛苦，我在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啊。我的痛苦之大，如前所说，是非我区区薄力所能尽述的。我把苦水憋在肚子里，默默地埋头干活儿。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果我的活儿干得不及旁人干得好，就免不了受人歧视，遭人白眼。没过多久，我干起活来就至少像那两个孩子一样快当，一样灵巧了。虽然我跟他们混得很熟，但我的行为举止和他们却大不一样，这便在我们中间隔开一段距离。那几个孩子和那几个大人提到我时，总管我叫“小绅士”，或者“小萨福克人”。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的装箱工人的头儿，还有一个名叫蒂普、穿红外套的车夫，有时候则直呼我“大卫”。不过我认为，那多半是在我们谈得很投机的时候，或者干着活儿，我讲故事给他们消遣的时候（那些故事，都是我从前在书上读过的，现在我已经渐渐淡忘了）。有一次，麻皮土豆不服气，起而反对我的显赫地位，不过米克·沃克一下子就治得他服服帖帖了。
我当时认为，脱离这种生活是毫无希望的，从而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可以郑重地说，当时我不曾有一时一刻安于那种生活，也不曾有一时一刻不感到凄惶。但是我却咬着牙忍受着，即使对佩戈蒂，一来怕她难过，二来自觉羞愧，从未在信中向她透露过真情，虽然我们时常通信。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给我增加了额外的精神负担。我既然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也就对这一家人产生了深厚感情。在我闲逛的时候，脑子里老思量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谋略，心头总沉甸甸地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问题。星期六晚上要算是我最称心的时候了——一则我口袋里有了六七个先令，一路瞅着街道两旁的商店，盘算着那笔钱能买些什么，真可谓赏心悦目；二则星期六晚上可以早早回家。但是，米考伯太太总要赶到这一天跟我说一些最令人伤心的体己话。星期天早晨，当我在一只漱口盂子里把头天晚上买来的茶或咖啡冲好，坐下来吃一顿已不算早的早餐时，她便又来给我诉苦了。每逢星期六晚上，这种谈话一开始，米考伯先生总是呜呜咽咽，泣不成声，但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却唱起“杰克爱的是漂亮的南妮”之类的情歌。这种事并不罕见。我记得，他回家吃晚饭时泪流满面，口口声声说除了蹲监狱别无出路了。但到睡觉的时候，却又在盘算有一天时来运转（这是他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在房子前面建一凸形窗花费多少的问题了。米考伯太太跟她丈夫别无二致。
我猜想，是我们各自的境遇，使我跟这一家人，不顾年龄悬殊得可笑，结成了奇特的、平等相待的忘年交。但我从不允许自己接受他们的邀请叨扰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跟肉铺和面包铺关系很僵，他们那点东西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一直到米考伯太太完全把我当做她的心腹人，我才破例。那是在一天晚上——
“考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道，“我不拿你当外人儿，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到了危急关头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难过，怀着真诚的同情，望着米考伯太太哭红的眼睛。
“食物贮藏室里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皮儿，”米考伯太太说，“确实一丁点儿别的吃食也没有啦。给小孩子吃干酪皮儿，是不相宜的。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块儿的时候，说惯了‘食物贮藏室’这个词儿，所以不经意说出来，其实我是说，家里连一丁点儿吃的都没有了。”
“哎呀！那怎么成啊！”我关切地说。
我口袋里这个星期的工钱，还剩下两三个先令，由此推断，我们这番谈话一定是在星期三晚上——我急忙掏出那两三个先令，诚心诚意恳求米考伯太太收下，算是我借给她的。但是那位太太一面吻我，一面叫我把钱收回去，并且说，这样的事她想也不能想。
“我亲爱的考波菲尔少爷，千万别这样，”她说，“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假如你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别的方面给我帮个忙。给我帮这个忙我可以接受，我也会感激你的。”
于是我请求她把话挑明。
“家里的几件日用器皿，我都亲手出脱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对糖匙，都由我亲自偷偷拿出去抵押换了钱。不过这一对双胞胎真是我的累赘。我一想到跟爸爸妈妈一块儿过日子的情景，实在不忍心再把这些东西亲手拿出去当了。我们还剩了几件小东西，可以当几个钱。米考伯先生的脾气，是决不肯亲自拿东西出去当的。克利克特，”——这是从贫民救济院来的那个女佣人——“那个人心眼儿不好，要是把这种不便公开的事交给她办，一旦她抓住这事儿要挟，我们可就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了。所以，考波菲尔少爷，要是你肯——”
我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便表示我愿听她使唤。当天晚上我便把容易带的小物事替她处理了，以后每天早晨我上货栈以前，总要为她们跑一趟。
米考伯先生在一个小矮橱里放着几本书，他管这叫做他的图书馆。这些书最先出脱了。我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拿到城北路一个书摊上——那时候，我们寓所附近的街上挤满了各种书肆和鸟店——不问价钱，给钱就卖。摆书摊的那个人，就住在书摊后面的小房里，每晚喝得酩酊大醉，次日早晨便挨老婆一顿臭骂。不止一次，我去早了的时候，他总是在一张折叠床上接见我，不是额头上有一道口子，就是一只眼睛青肿，这都证明，他头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一杯黄汤下肚，就要跟人吵架）。他的手哆里哆嗦，摸遍扔在地板上那件外套的每一个口袋，寻找急迫需要的那几个先令。这时候，她的老婆怀抱着孩子，趿拉着后跟踩扁了的一双破鞋，不住声地责骂他。有时候，他的钱丢了，他便叫我改日再跑一趟。可是她老婆手里却老有钱——我猜想，那一定是趁他喝醉的时候，她把他的钱拿去了——我们两个一块儿往外走的时候，她在楼梯上偷偷地把钱付给我。
在当铺里，我也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了。坐在柜台后面主事的那位先生，对我非常注意。我记得，他常常让我俯在他耳边，一面和我办理买卖手续，一面叫我背出一个拉丁文名词或形容词的变位形式，或者变出一个拉丁文动词的变格形式。每次我替米考伯太太跑了腿，她总要犒劳我一顿，一般情况下是吃顿晚饭。我记得很清楚，这种饭吃起来总令人感到别有滋味。
米考伯先生最后真的山穷水尽了。一天早晨，他被捕了，关进本区的皇家法庭监狱。他走出寓所的时候对我说，对他来说，已是日暮途穷了。我觉得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是，后来我听说，还不到正午，就有人看见他在监狱里高高兴兴地玩起九柱戏来了。
他叫我在他入狱后的头一个星期天去探监，并且跟他一起吃午餐。说我去的时候得先问路，先到另外一个跟它一样的地方，在这另一个地方附近我将会看到一个空场，穿过空场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监狱看守。我照着他的话做了，我终于看见了监狱看守（相形之下，我真小得可怜），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罗德里克·兰登蹲的那座监狱里那个赤条条、只披着一片破毯子的那个人，我立刻觉得眼睛模糊，心怦怦乱跳，眼前那个看守也摇晃起来。
米考伯先生正在门内等候我，我们走上他的房间（顶层下面的一层），大哭了一场。我记得，他郑重地请求我以他的命运为戒，并叫我注意，假如一个人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个先令六便士，他是快活的，但是假如花掉二十镑一个先令，他就苦恼了。在那以后，他借了我一先令给看守，给了我一张向米考伯太太索要那一先令的凭据，然后收起他的小手巾，又高兴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前，生锈的炉格上一边放着一块砖，免得烧煤太多。坐了一会儿，和米考伯先生同室的另一个债户走进来，他刚从厨房端来一盘供我们三人享用的羊腰窝儿。接着米考伯先生就打发我去楼上“霍普金斯上尉”的房间，带去米考伯先生的问候，并说明我是他的小朋友，请霍普金斯上尉借给我一副刀叉。
霍普金斯上尉把刀叉交给了我，嘱我代他问候米考伯先生。他屋子里有个很脏的女人，还有两个头发蓬乱、脸色惨白的女孩子，那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借用霍普金斯上尉的刀叉还不打紧，可千万不能借他的梳子。上尉本人衣服破烂得不能再破烂了，满腮连鬓胡子，只穿一件棕色旧大衣，里面没穿褂子。我看到，他的铺盖卷起来，放在一个墙角里，所有的锅、碗、瓢、盆统统堆在一个架子上。我当时猜想（至于为什么会那样猜想，只有上帝知道），那两个头发乱蓬蓬的女孩子虽然是上尉的女儿，但那个妇人却不是他明媒正娶的。我惴惴不安地站在门槛外面，待了顶多二分钟，但是我走下楼的时候，我对自己了解的情况深信不疑，就像对刀叉是拿在我手里深信不疑一样。
那顿午餐颇带点吉卜赛人的风味，而且也很可口。午后不久，我就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上尉，然后回到寓所把狱中所见所闻向米考伯太太讲述一遍，好让她放心。她乍一见我回来，晕了过去。后来我们谈起话来的时候，她调了一小盂子蛋糊，算作我们的慰藉。
我现在记不清楚，米考伯先生为添补家用，是怎样把家具卖掉的，是谁给他卖掉的，我只记得，反正不是我来着。不管怎样，家具是卖掉了，而且是一辆大货车拉走的；剩下的只有一张床，几把椅子和厨房里用的一张桌子。我们，米考伯太太、她那几个孩子、那个“弃儿”还有我自己，就用这几件家具，占据了温莎坪那所空房子里那两间客厅，像安营扎寨一般，日夜生活在那里。我不知道这样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住了很久。后来，米考伯太太决定也搬到监狱里住，因为米考伯先生已经弄到一个独住的房间。这样一来，我就得把房子的钥匙交还给房东，房东收到钥匙很是高兴。床铺也都送到皇家法庭监狱里去了。我在离监狱墙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房，安下我的床铺。这样我觉得心安理得，因为我曾和米考伯一家患难与共，相依相附，乍一分开，颇觉得恋恋不舍。他们也给那个“弃儿”在附近租了间便宜的房子。我那间屋子是一间安静的阁楼，在那幢房子的后部，房顶倾斜，从那里可俯瞰一个锯木厂的全景。我在那儿住下来，想到米考伯先生的穷途末路，便不由得把这屋子当做天堂了。
在这一段时期，我仍旧跟从前一样在摩德斯通·格林拜货栈干着普通的活儿，仍旧跟从前一样和那几个普通人为伴，仍旧跟初来乍到时一样心里觉得委屈和羞愤。但是，虽然我天天在货栈进进出出，天天趁饭时在街上溜达，但是在我碰到的许多孩子中，我从未结识过一个，也从未跟其中任何一个人搭过话，这不能不说是件幸事。我仍旧过着暗自伤怀的生活，仍旧是孑然一身，万事不求人。我当时意识到的变化有两点：一是我的衣服比以前更破烂了；二是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的困难，不像先前那样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了。因为在这危难关头，他们的亲朋好友出面帮助他们，他们在监狱里的日子过得比在狱外多年的日子更舒服。这时我常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了，至于这是怎样安排的，详情我已记不清了。我也不记得监狱早晨什么时候开门放我进去的。我只记得，那段时期，我早晨六点起床，去监狱以前，在街上溜达一会儿。我最喜欢溜达的地方就是旧伦敦桥，我常坐在桥上的石龛里，观看过往行人，或者趴在桥栏杆上，眼望阳光射向水面，映出万点金光，点燃起纪念塔顶的金色火焰。那个“弃儿”有时候也在那儿和我见面儿，我给她讲一些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可怕的故事。关于这些故事，我只能说，但愿我自己能信其真。晚上，我又回到监狱里，陪着米考伯先生在操场上散步，或陪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讲想当年她爸爸妈妈的故事。摩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哪儿，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从未向摩德斯通·格林拜货栈的人提过我的行踪。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说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因为过去订过某种“契约”的关系，依然纠缠不清。我当时常听人们说起这种契约，我想，那一定是他从前跟债权人签订的一纸文书。那时候我虽然对这个问题不甚了了，但我想当然把它与曾在德国盛行一时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契约混为一谈了。后来不知怎的这纸文书似乎失去了效力，不管怎么说吧，它已不再像先前那样是横在面前的巨石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的“娘家人”决定叫米考伯先生援引破产债务人法，请求释放。据她估计，那样一来，大概有六个月工夫，他就可以出狱。
“那时候，”米考伯先生说，因为他当时也在场，“谢天谢地，我敢说，我的手头就有钱了，我就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了，如果——简言之，如果时来运转的话。”
为了有闻必录，我现在回想起，大约在那个时期，米考伯先生写了一纸呈文，递交下议院，请求修改因负债而入狱的法律。我之所以写下这段回忆，因为它可作一例证，说明我的创作方法：即我如何将从前读过的故事书里的形象和情节糅合到我现在不同早年的生活经历里，从而利用市井见闻和普通男女编成新的故事；同时它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在创作风格中不知不觉发展起来的某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在这个全部时间里逐渐形成的。
监狱里有个俱乐部。因为米考伯先生是位绅士，所以在这个俱乐部里自然就成为权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曾把他要写这样一份呈文的意思在俱乐部里说过，俱乐部的成员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于是，米考伯先生（他这人脾气再好不过，事不关己，他总积极张罗，事不利己，他总热心去做）就动手写起来。他别出心裁，巧妙构思，把它写成。又用大个的字，在一张大纸上誊写一遍，然后把它铺在桌子上，选定了一个时间，叫俱乐部全体成员乃至监狱里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到他屋里，在呈文上签名。
虽然大部分人我早已认识，他们也认识我，但是当我听说这一大典即将举行的时候，我仍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想一睹他们一个一个进来时的情景，于是我向摩德斯通·格林拜货栈告了一个钟头的假，并为此在墙角里给自己找了个地方。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能进得来的都进来了，还没把屋子填满。他们把站在呈文前面的米考伯先生团团围住，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他为了对得起这样隆重的典礼，特地梳洗了一番）紧挨着呈文站着，准备把呈文向还不了解它的内容的人宣读。这样布置妥当以后，屋门大开，人们一字排开，鱼贯而入：由一个人先进去，其他人等在外面，待他签完名出来，另一个再进。霍普金斯上尉逐个问进来的人：“你以前看过这份呈文吗？”——“没看过。”——“我给你念一遍好吗？”只要被问的人稍微露一点愿意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便立刻用洪亮的声音，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只要有两万人愿意听他念，霍普金斯上尉就会念它两万遍。我记得，他一念到“列席议会之民众代表诸君”，“是故具状人谨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陛下之不幸臣民”等字句，便念得格外悠扬婉转，仿佛那些字眼儿是在他嘴里咀嚼，品着它们的鲜美味道。在这期间，米考伯先生带着一点作者的虚荣心，一面站立一旁倾听着，一面端详着（并非严峻地）对面墙头上的铁蒺藜。
当我在骚斯沃克和黑衣修士区之间来回散步时，当我趁饭时在不知名的街道上（街道上的石头想必已经被我那双孩子的脚磨平了）徘徊时，我不晓得，和着屋子里回荡着的霍普金斯上尉的声音、从我眼前鱼贯而过的那群人中，有多少已经不在了！当我的思想又回到少年时代经受的痛苦时，我不晓得，我为这些人杜撰的传记中，有多少幻想的迷雾笼罩于记忆清晰的事实之上！当我踏上旧日的那片土地时，我毫不怀疑，我好像看见了并且怜悯在我前面走着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年，他正从这些怪诞的经历和肮脏事件中创造出他所幻想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