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首往事，忆起我孩提时代懵懂岁月时，最先清晰地呈现于我眼前的形象，一个是我的母亲，头发秀美，体态婀娜，洋溢着青春气息；另一个是佩戈蒂，身段粗壮，毫无体态可言，只有两只乌黑的大眼睛，而那双眸子黑得仿佛连眼眶四周也染黑了。佩戈蒂还有两个又红又硬的腮帮子和两条又红又硬的胳膊，它们红得和硬得教我纳闷儿，为什么鸟儿不来啄她，偏偏要去啄苹果呢。
我相信我是记得我母亲和佩戈蒂的：她们俩一边一个，相距不远，因为俯着身子，再不就是因为跪在地上，所以在我眼里就显得跟矮子一样，而我呢，就在她们两人中间，摇摇晃晃，步履蹒跚，从一个跟前走到另一个跟前。我脑子里留有一个印象，而这个印象是难以跟我回忆起来的实际情形区分开来的，那就是佩戈蒂每次向我伸出食指让我攥住时的那种感觉。我只觉得，她那食指叫针线活儿磨得非常粗糙，跟豆蔻小擦床一样。
这或许是凭空想象，但我总认为，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对我们孩提时代的情景追忆起来的时间，要比很多人假定的久远得多。正如，我同样相信，许多小孩子观察起事物来，在细致和精确方面，都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说实在的，我认为，许多成年人那种观察事物特别细致精确的本领，与其说是他们长大以后才学到的，倒不如说这种本领他们从小就有更为确切。尤其是，我常看到，有这种本领的人总是朝气蓬勃，温文尔雅，知足常乐，而这种种品质，也都是把纯真童心保留下来的结果。这更使我相信，我关于儿童记忆的说法确有道理。
我离开正题说这些话，未免心怀疑虑，觉得我也是在“闲逛”，但转念一想，其实不然。因为这些话可以使我阐明，我之所以得出前面那样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得来的；如果我在这本传记里写下来的东西，有哪里好像表明，我小时候就有非凡的观察力，或者说，我长大成人以后，对我幼年的情况仍记忆犹新，那么，对于这两点，我都直认不讳。
我刚才说，当我回顾往事，忆起我孩提时代的懵懂岁月时，最先从那些辨不清理还乱的事物中一一分明地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我母亲和佩戈蒂。除此而外，我还记得些什么呢？让我想一想。
想起来啦，从那一片混沌中出现的，还有我家的房子——那所房子还是我最初记得的老样子，我现在看来，不但不生疏，反倒很熟悉。楼底下是佩戈蒂做饭的厨房，通向一个后院，后院的正中间有一个鸽子窝，搭在一根柱子上，但是那里面连一只鸽子也没有。拐角旮旯里有一个大狗窝，里面也是一条狗也没有。那儿还有一群鸡，在我眼里显得高大无比，带着凶神恶煞的怕人样子，满院子游荡。有一只公鸡，样子非常凶猛，我从厨房窗户里向外张望的时候，它好像格外注意我，一见它我就浑身打哆嗦。旁门外边还有几只鹅，每逢我打那里路过，它们就把长脖子伸出来，身子摇摇摆摆地跟在我屁股后面。我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见它们，好像一个人白天叫野兽包围起来，晚上就会梦见狮子一样。
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过道，从佩戈蒂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这个过道，在我看来，是一幅多么广阔深邃的透视图呀！过道的一面，有一个放东西的屋子，里面黑咕隆咚，那是晚上得跑着过的地方。因为要是没人在那儿点上一盏昏黄的灯，把潮湿、发霉的空气由敞着的门里放出来，叫混杂在这空气里的那些胰子、泡菜、胡椒、蜡和咖啡什么的气味，一古脑儿钻进你的鼻子里，我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藏在那些盆儿、罐儿和旧茶叶箱子中间呢。此外还有两个客厅，其中一个是我们晚上闲坐的地方。这里的“我们”是说母亲、我，还有佩戈蒂，因为佩戈蒂干完了活儿，家里又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来给我们做伴儿。另一个客厅是我们家最好的客厅，只有礼拜天我们才到那里坐坐。坐在那里倒是排场，但是没有前一个舒服。这个客厅里，我老觉得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那是因为佩戈蒂曾对我说过——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但显然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父亲曾在这里停柩，送葬的人在这里穿起黑色丧服。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母亲在这个客厅里念书给我和佩戈蒂听，念的是《圣经》上乞丐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她们没办法，只得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从卧室窗口指给我看教堂的墓地，瞧那儿是不是非常寂静，那儿的死人是不是在静穆的月光下安安静静躺在坟墓里。
无论在哪儿，我都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比得上教堂墓地的草一半儿绿；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那儿的树一半儿葱郁；也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那儿的墓碑一半儿寂静。清晨，我在我的那张小床上跪起来（我的小床安放在母亲卧房的套间里），往墓地瞧的时候，看见羊儿都在那里吃草，还看见红红的太阳光照在日晷上，闪闪发亮。我心想：“日晷又能报时了，不知道它高兴吗？”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里的坐席。那坐席的椅背多高哇！坐席旁边有一扇窗户，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家，在做晨祷的时候，佩戈蒂就多次从那儿往家那边瞧来着。她这个人呀，不弄清楚确实没人进我家里去盗窃东西，房子里也确实没有烈焰腾腾，她是不会放心的。不过，佩戈蒂的眼睛尽管可以东瞧瞧西望望，但是我的眼睛如果往别处一瞥，她就大为光火。我站在座位上的时候，她就朝着我直皱眉头，示意我往牧师那儿瞧。可是，我不能老是往牧师那儿瞧呀，因为他不穿那身白袍子我也认识他，我又害怕他看见我直眉瞪眼地瞧他，会觉得奇怪，也许会停止了礼拜，盘问起我来——那我可怎么办呢？张开嘴打哈欠，是很不得体的，可我总得有点儿事做才成啊。我往我母亲的脸上瞧，她却假装着没瞧见我。我往教堂甬道上一个孩子那儿瞧，他对着我挤眉弄眼。我往穿过门廊、从敞开的门射进来的阳光那儿瞧，我瞧见那儿有一只迷途的羔羊——我说的这只羊，不是《圣经》上比作罪人的羊，而是宰肉吃的羊——颇有点儿要走进教堂的意思。我只觉得，我要是再多瞧它一会儿，说不定就会忍不住高声对它说起话来。那样一来，我岂不要糟糕！我仰起头，望一眼墙上的灵牌，想到本教区不久前去世的博杰斯先生，琢磨他辗转床褥，备受痛苦，而众医生束手无策之时，不知博杰斯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请过齐利普先生，如果请过，是不是他也束手无策。要是那样的话，每星期都对着他提一提这件事儿，他会作何感想呢？我向齐利普先生那儿望去，只见他戴着礼拜天才戴的领带。我又从他那儿把目光移开，转到布道坛上。我想，那个布道坛可真是个好玩儿的地方。要是用它作城堡，叫别的孩子从扶梯那儿进攻，我就拿垫经书用的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往他脑袋上砍，那才叫棒呢。我这样想了一会儿，我的眼皮就慢慢合上了，起初还好像听见牧师在暖烘烘的空气里唱着使人昏昏欲睡的圣诗，以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后来我扑通一声从座位上栽到地下，等佩戈蒂把我抱到教堂外面时，已经半死不活的了。
现在我又看见我们家那所房子的外面了。卧室的格子窗都敞开来，好透进清新芳香的空气。那几个残破的乌鸦窝，依然高高地吊在庭院深处的榆树上荡来荡去。我现在来到了后花园里，这个花园坐落在有空着的鸽子窝和狗窝的那个小院子后面，那儿有一道高高的篱栅，篱中有一扇栅栏门，门用挂锁锁着——我至今记得，那儿真是个养蝴蝶的好地方。花园里种着果树，树上果实累累，那儿的果子从来都比任何园子里的果子个儿更大，熟得更透，更香甜可口。我母亲在那儿摘果子，摘一只，往篮子里放一只，而我呢，就站在一旁看着，有时候偷偷地把一只醋栗往嘴里一塞，囫囵个儿吞下肚，跟着又装作没事人儿一样。现在刮起了大风，夏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又在冬天的暮色中玩儿起来了，在客厅里跳舞。当母亲跳舞跳得气喘吁吁，坐回到扶手椅上休息的时候，我就看着她把油光锃亮的发卷缠绕到手指上，挺一挺她的腰身。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的母亲喜欢自己健美的模样，并为自己美貌俊俏而骄傲。
这是留在我幼小心灵上的印象之一。除了这个以外，我还觉得，我和我母亲，都可以说有点儿怕佩戈蒂，事无大小，大部分都得听她支使。这是我最早的时候根据我的所见而得出来的看法——如果这可以说是看法的话。
有一天晚上，只有我和佩戈蒂两人待在客厅里，坐在壁炉前。我刚刚给她念完一段讲鳄鱼的故事。一定是我念得过于清楚了，要么就是那个可怜见的人儿听得太入神了，因为，我记得，我念完了以后，她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认为鳄鱼好像是一种蔬菜。我早已念得不耐烦，并且困得要死了，但是我的母亲却答应过我，说我可以睡得晚一些，等她从邻居家串门儿回来。既然有这等美事，当然啦，我宁愿困死，也不愿上床睡觉。我已经困得到了那样的程度，只见佩戈蒂仿佛膨胀起来，越长越大，后来大得无可比拟了。我用两手的食指把眼皮使劲儿扒开，强打精神，硬撑着看佩戈蒂做针线活儿；看着她那一小块往线上打的蜡头儿——这块蜡头儿可真有了年岁，整个儿皱巴巴的了！——看着她存放皮尺的那座“小茅屋”的屋顶；看着她那个盖儿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全景（教堂穹顶涂了红颜色）的推拉盖儿针线匣子；看着她手上戴的铜顶针儿；看着她本人，因为我觉得她非常可爱。我当时觉得困倦到了极点，我知道，只要我一闭眼睛，我就玩完了。
“佩戈蒂，”我突然说，“你结过婚没有？”
“天哪，大卫少爷，”佩戈蒂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话来啦？”
她回答我的时候猛然一怔，这一下把我的困劲儿都给吓跑了。然后，她把针拉到线头那儿，停下手中的活计，直眉瞪眼地瞧着我。
“你倒是告诉我呀，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哇，佩戈蒂？”我说，“你这个人长得挺漂亮，不是吗？”
我当然认为，她和我的母亲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在另一个美的派别里，我觉得她倒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典型。在我们最好的那个客厅里，有一个绷着红天鹅绒面儿的脚踏子，我母亲在那上面画了一团花。那个脚踏子的面儿和佩戈蒂的脸色，据我看来，是一模一样的。不错，脚踏子的面儿光滑，佩戈蒂脸皮粗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
“我长得漂亮，大卫？”佩戈蒂说，“没有这话，我的乖乖！可是你怎么想起问结婚的话来啦？”
“我也不知道！——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嫁两个男人，是不是呀，佩戈蒂？”
“当然不能。”佩戈蒂斩钉截铁地说。
“不过一个女人嫁了人，如果那个人死了，她就可以再另嫁一个人了，可以不可以哪，佩戈蒂？”
“那倒可以，我的乖乖，”佩戈蒂说，“要是她想再嫁，当然可以。那得看她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
“那么你是怎么个看法呢，佩戈蒂？”我说。
我一面问她，一面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也是一副好奇的神气看着我。
“说来我也没有什么看法，”佩戈蒂先犹豫了一下，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又做起活儿来，然后才说，“我只知道，大卫少爷，我自己从来没结过婚，我也不想结婚。关于这档子事儿，我就只知道这么些。”
“别是你生气了吧，佩戈蒂？你没生气吗？”我坐在那儿，安静了一分钟的工夫，又问她。
她回答我的问题时那样简慢，我真以为她生我的气了呢。谁知我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她把针线活儿（她自己的一只长统袜子）放到一边，大大张开两只胳膊，把我满是卷发的脑袋一抱，使劲儿把我挤了一下。我知道她挤得很使劲儿，因为她这个人，浑身圆滚滚，穿好了衣服只要稍微一使劲儿，背上的纽扣准得迸掉几个。我记得，那天她抱我的时候，她背上的纽扣就有两颗迸到客厅的那一头去了。
“这阵子再给我讲一讲鳌鱼吧，”佩戈蒂说，“因为我还一点都没听够哪。”她那时候连鳄鱼的名字还没弄对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佩戈蒂当时的神情显得那么怪异；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急于听鳄鱼的故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重新振作起精神，把我们的话头又转到那种怪物身上，讲鳄鱼怎样下了蛋，把蛋埋在沙子里，等太阳给它孵小鳄鱼；讲我们怎样躲开了鳄鱼，和它转磨儿，叫它老够不着我们，因为它身子笨，转弯儿不灵活；讲我们怎样像当地的土人那样，跑到水里追它，用削尖了的木棍，捅到它的嗓子眼儿里，简单地说，我们把鳄鱼的全套把戏，都演了一遍。至少我是这样。不过我对佩戈蒂却有些疑心，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因为自始至终，她似乎心事重重，做活计的针，不分脸呀、胳膊的一个劲儿到处乱扎。
我们把所有和鳄鱼有关的故事讲得无可再讲了，就讲起鼍龙来，不过就在这时，门铃响起来。我们跑到门口儿，原来是我母亲回来了，我当时觉得，她看上去比平素更美。陪着她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位绅士，长着挺秀美的黑头发和连鬓胡子。上一个礼拜天，他从教堂里送我们回家来着。
我母亲在门槛那儿弯下腰把我抱起来，在怀里亲我，那时候，那个绅士在一旁说，我这个小小的人儿，实在比一个国王还幸福得多——或是诸如此类的话。我知道，当时我对这句话的意思并不甚了了，是后来长大了，才有所领悟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隔着母亲的肩头问那位绅士。
他拍一拍我的脑袋。不知怎的，他这个人，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低沉的嗓音，我也不喜欢。他拍我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他的手同时也碰到我母亲的手。可是，一点不错，他的手偏偏碰到了我母亲的手。我使劲儿把他的手推开。
“哦，大卫！”我母亲温和地说我。
“好孩子！”那位绅士说，“他这样心疼他妈，完全应该！”
我从没看见过母亲那样容光焕发。她只温柔地责备我，说我不该那样没礼貌。她把我紧紧贴在她的披肩上抱着，转身对那个绅士说，谢谢不辞劳苦送她回家。她一面说着话，一面把手伸了出去，那个绅士也把他的手伸了过来，握我母亲的手，那时候，我觉得，我母亲往我脸上瞥了一眼。
那位绅士把头弯到——我看见他——我母亲的小手套那儿的时候，对我说：“好孩子，咱们说‘再见’吧。”
“再见！”我说。
“好啦！让我们作最要好的朋友吧！”那位绅士大笑着说，“来，咱们握握手！”
那时候，我的右手正握在母亲的左手里，于是我就把我的左手伸出去。
“哦，伸错了，大卫！”那位绅士大笑着说。
我母亲把我的右手拽了出来，但是，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我打定主意不把右手伸给他，所以我还是伸给他左手。他带着热烈的样子，把我的左手握了又握，嘴里还说着，我是个有胆量的小家伙，说完就走了。
此时此刻，我看见他在庭院里，转过身来，趁屋门还没关上，用他那双预示不吉祥的黑眼睛，朝我们最后瞅了一眼。
佩戈蒂一直连一句话都没说，连一个指头都没动，这时马上把门拴上好锁，跟着我们一块儿进了客厅。我母亲平时老坐在壁炉旁边那张扶手椅上，而这会儿，她却一反往日习惯，坐在屋子另一头，唱起歌来。
“我说，你今天晚上挺开心的吧，太太。”佩戈蒂手里拿着蜡烛，像一只酒桶似的，直挺挺地站在屋子的正中间，说道。
“谢谢你惦记着，佩戈蒂。”我母亲回答说，那股高兴劲儿，溢于言表，“今天晚上真是很开心。”
“见见生人什么的，换个环境，能叫人开心，是不是？”佩戈蒂试探着说。
“换换环境，一点不错，叫人开心。”我母亲回答说。
佩戈蒂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正中间，我母亲就又唱起歌儿来。这时候我睡着了，不过却没睡得很熟，仍旧能听见她们说话的声音，不过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不一会儿，我从不舒服的瞌睡中，朦朦胧胧醒过来，只见我的母亲和佩戈蒂两个人都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边哭边说。
“决不该找这样一个人，要叫考波菲尔先生说，他也不会喜欢这个人的，”佩戈蒂说，“这是我说的，我说就说了！”
“哎呀，”我母亲喊着说，“你这是存心要把我逼疯哪！哪里有女孩儿家像我这样受佣人的气的？唉，我怎么啦，自己倒糟蹋起自己来啦，叫自己女孩儿家。难道我没结过婚吗，佩戈蒂？”
“你当然结过婚，上帝作证，太太。”佩戈蒂说。
“那么，你怎么敢——”我母亲说，“我不是存心要说你怎么敢，佩戈蒂，而是你怎么忍心——把我弄得这样不好受，对我说这样伤人心的话。你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除了这儿，我连半个可以诉一诉苦衷的朋友也没有吗？”
“就是因为这样，”佩戈蒂说，“我才更应该说，那个人要不得。不成！那不成！不管怎么说，都不成！”我当时以为，佩戈蒂说的时候，那样使劲儿，她一定非把蜡台扔掉不可。
“你怎么能这样夸大其词，”我母亲说，说的时候比先前哭得更痛了，“拿这样没头没脑的话来噎人！我不是一遍一遍地告诉过你，说现在除了一般的社交活动，我和他没有别的事儿吗？你这狠心的，怎么老说得好像一切都定了局，安排好了那样！至于你谈到什么爱慕不爱慕的，我有什么办法？要是有人冒傻气，愣要滥施感情，那能说是我的罪过吗？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就问你这句话。你是不是想叫我剃光了头，把脸抹黑了啊？是不是想叫我用火烧我自己，拿开水烫我自己，或者不管用什么别的办法，把我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我敢说，你就是安的这个心，佩戈蒂。我敢说，我要是真那样，才称你的心呢！”
我当时觉得，佩戈蒂听了这番冤枉的话，好像很委屈。
“我亲爱的孩子呀，”我母亲走到我坐的那张扶手椅跟前，一面把我抱起来亲着，一面大声说，“我的亲乖乖，我的大卫！能这样把我胡乱编派一气，说我不疼爱我的心肝宝贝儿，不疼爱我这个向来没有过这样招人疼的小东西吗！”
“谁那样胡乱编派你来着？”佩戈蒂说。
“你就那样编派来着，佩戈蒂！”我母亲反驳她说，“你明明知道是你来着。你这个狠心的，从你的话里还听不出来，你就是这个意思嘛！本来，你也和我一样，分明知道，为了大卫的缘故，上一季我连把新阳伞都没舍得买。其实我那把绿色的旧阳伞，边儿全磨烂了，边儿上的穗子也都飞啦。这你都是知道的呀，佩戈蒂，这都是你没法儿不承认的呀。”于是，她亲热地转向我，把她的脸贴到我脸上，说，“大卫，你这个妈妈是个坏妈妈吗？你这个妈妈是个讨人厌、狠心肠、自私自利的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你就说声‘是’，我的乖乖，佩戈蒂就会疼你了。佩戈蒂比我更亲你，更疼你，大卫。我一点儿也不疼你，是不是？”
闻听此言，我们三个人一齐痛哭了一场。我觉得，三个人里头，我哭声最大，可是我敢说，三个人都哭得很伤心。我的心简直碎了，觉得稚嫩的心受到伤害，盛怒之下，恐怕是骂了佩戈蒂一声“畜生”。我记得那个老实巴交的人，听我这样一骂她，难过到了极点。恐怕那一次她身上连一颗纽扣都没剩。因为，她跟我母亲和好以后，又跪在我的扶手椅旁边，跟我和好，这时候她的纽扣，像排枪子弹一样，砰砰啪啪都迸走了。
我们垂头丧气地上床睡觉了。我上床以后，还抽抽搭搭，很久睡不着。有一次抽噎得厉害，我从被窝里坐起来。只见母亲坐在被上，身子俯在我上面。后来还是她抱着我，我才睡着了的，睡得很香。
是接下来的那个礼拜天我又看见那位绅士的呢，还是过了更长一段时间他才再次出现的，我记不清啦。我并不以长于记日期自诩。反正他的确是在教堂里露面了，而且做完礼拜，又送我们回了家。他这次不但到我们家门口，而且进了门，看我们客厅窗台上的一盆石蜡红。在我看来，他对那盆花并不太留意，可是临走的时候，却求我母亲把石蜡红给他一枝。我母亲说他喜欢哪一枝，就掐哪一枝，但是他却不肯——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何故——因此我母亲只得亲手掐了一枝，递到他手里。他接到那枝花儿以后说，他要永远永远和那枝花儿不分离。我当时想，他这个人真傻，竟不知道，那枝花儿过一两天就要谢了。
佩戈蒂开始不像以前那样每晚同我们在一起了。我母亲事事都顺着她——在我看来，是百依百顺了——我们三个是很要好的。但是，我们仍旧同往日不一样，相处不如以往那样融洽了。有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佩戈蒂好像反对我母亲把她那橱子里的漂亮衣服穿出来，反对她老往那个邻居家去。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找不出使我满意的解答。
慢慢地，我对那个有黑连鬓胡子的绅士也看惯了。但是我对于他，仍旧像初次和他见面时一样不喜欢；我对于他，仍旧存着一种使我不安的忌妒心。不过，我这种忌妒和厌恶，只是出于一个小孩子的本能，同时又因为我认为，我母亲只消我和佩戈蒂陪着她就够了，用不着别人瞎掺和，这当然不是年岁大一点儿的孩子可能找到的理由啦。可当时我的脑子里就没有那些想法，一点不着边际。我只能零零星星地观察，而要我把观察到的事物系到一起，织成一个网，把人兜在里面，在当时，是我力所不及的。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我母亲正在前院里，只见摩德斯通先生——我这阵儿知道他姓摩德斯通啦——骑马过来。他见了我母亲，把马勒住，跟她打招呼，说他要到洛斯托夫去看朋友。他的朋友在那儿有快艇。他很高兴地向我母亲提议，说要是我喜欢骑马玩儿，他就抱着我，坐在他前边儿，把我带了去。
此时天朗气清，清爽宜人，马站在栅栏门那儿，又打响鼻，又刨蹄子，好像它自己也非常喜欢游玩一趟似的。因此我也非常想要去。于是，我母亲就把我打发上楼去，让佩戈蒂给我打扮打扮。这时候，摩德斯通先生下了马，马缰绳拢在胳膊上，在叶香玫瑰篱栅外边来回慢慢地走，我母亲隔着篱栅陪着他慢慢地走。我记得，我和佩戈蒂从我那扇小窗户里，偷偷瞧他们来着；我记得，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们好像在仔细观察他们中间的叶香玫瑰似的，凑得那么近；我还记得，佩戈蒂的脾气本来温顺得像天使一样，现在却一下子变得暴躁起来，戗着茬拼命用力梳我的头发。
摩德斯通先生和我不久就出发了，马蹄得得，沿着大路边的青草地跑下去。摩德斯通先生十分轻松地用一只胳膊揽住我。我觉得，平素我并不是个好动的孩子，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乖乖地坐在他面前，总要时时扭过脸去，往他脸上瞧。他生着一对淡而无光的黑眼睛——我真想找一个更恰当的字眼儿，来形容那种看起来没有深度的眼睛——每当由于某种特殊光线的缘故，目光一闪，一刹那间他那对眼睛就好像歪斜了。我偷偷瞥了他好几眼，每次瞧的时候，都觉得那副尊容怵然可怕。我纳闷儿，他在想什么心思，想得那样入神。他的头发和络腮胡子，现在就近一瞧，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黑得多。他的脸盘，下部四四方方，密密麻麻布满每天刮完脸留下的粗硬的青胡茬，这让我想到大约半年前串到我们乡下来展出的蜡人儿。这，再加上他那两道整齐的眉毛，脸上浓重的白色、黑色和棕色——他那张脸上的肤色哪，真该死！他那个人哪，真该死！——这一切，虽然我对他心怀疑惧，仍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清秀。我认为，毫无疑问，我那个可怜又可亲的母亲，也觉得他很漂亮。
我们来到海边一家旅馆，那儿有两位绅士，独占一个房间，正在那儿抽雪茄。他们两个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占了四把椅子，每人都穿了一身粗布夹克。房间的角落里堆放着外套和海军军人穿的大衣，另外还有一面旗子，都捆扎在一起。
那两个人一见我们进来，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翻身爬起来，一面说：“喂，摩德斯通！我还只当你玩儿完了哪！”
“还没有呢！”摩德斯通先生说道。
“这个小家伙是谁？”两个绅士中的一个拉往我，问。
“这是大卫。”摩德斯通先生回答。
“哪个大卫？”那位绅士说，“是大卫·琼斯吗？”
“不是，是大卫·考波菲尔。”摩德斯通先生说。
“怎么，就是那个迷人精考波菲尔太太的拖油瓶儿？”那个绅士喊着说，“那个漂亮的小寡妇儿？”
“昆宁，”摩德斯通先生说，“你讲话可得留点儿神。有人的耳朵可尖着哪。”
“谁？”那个绅士一面大笑，一面问。
我急忙抬起头来，因为我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谁。
“不过是设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罢了。”摩德斯通先生说。
一听说是设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的一颗心才放下，因为，起初我当他们是指我说的哪。设菲尔德的这位布鲁克斯仁兄，好像很有叫人可乐的地方，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位绅士就哈哈大笑，逗得摩德斯通先生也跟着乐。他们笑了一阵，摩德斯通先生称作昆宁的那位绅士说道：“设菲尔德那位布鲁克斯，对计划中的那笔生意，意下如何？”
“哦，我想目前他对这件事还不甚了解吧，”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不过，总的来说，他对这事儿不太赞成。”
听了这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完，昆宁先生说，他要按铃叫一杯雪利酒，为布鲁克斯干杯。他真格地叫了。酒端来的时候，他叫我就着一块饼干儿喝一小口酒，但是没等我喝，又叫我站起来说：“祝设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倒血霉！”我说完这句祝酒词，他们拍起巴掌，笑得前仰后合，弄得我也跟着笑起来。他们一见我笑，笑得更厉害。总而言之，我们当时很开心。
后来，我们到外面，在悬崖上溜达，在草地上闲坐，从望远镜里看远处的景物——望远镜贴到我的眼睛上的时候，我什么也瞧不见，但是我假装什么都瞧见了——玩儿了一会儿，我们回到旅馆，吃了午饭。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那两位绅士不住地抽烟——我想，如果照他们粗质外套散发出来的气味判断，他们是从外套由裁缝铺送到家那时起，一直抽到现在。我不应该忘记，我们那天还到快艇上去来着，上去以后，他们三个下了船舱，忙着料理一些文件。我从敞开着的天窗往下看，见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我撂给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人。那人有一个大脑壳，满头红头发，头上顶着一顶闪光的小帽子，身上穿一件斜条花纹布衫，当胸用大写字母标着“云雀”两个大字。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他住在船上，没有街门给他挂牌名儿。可是，我称呼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那是船的名字。
我看到，那一整天，摩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位绅士，更严肃，更沉稳。那两个人嘻嘻哈哈，无所顾忌。他俩随随便便，你逗我，我逗你的，可是很少见他们有跟摩德斯通开玩笑的时候。在我看来，他比起那两个人来，好像心眼儿更多，头脑更冷静。他们对他的看法，似乎有点儿和我的看法相似。我注意到，有一两次，昆宁先生讲话的时候，拿眼斜睨着摩德斯通先生，好像唯恐惹得他不高兴似的。还有一次，巴斯尼（那是另外那个绅士）得意忘形的时候，昆宁先生踩一下他的脚，丢给他一个眼色，叫他留神摩德斯通先生，因为摩德斯通正在那儿正襟危坐。我不记得，那一天，摩德斯通先生除了说到设菲尔德那个笑话，另外还笑过——而那个笑话，说来说去，正是他自己的笑话。
我们天黑以前就回了家。那天晚上天气晴朗，母亲打发我进去吃茶点的时候，她又和摩德斯通先生在叶香玫瑰篱栅旁一同溜达。摩德斯通先生走后，我母亲就询问我一天情况，问我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我把他们说她的话学说了一遍，她听了笑起来，并对我说，那几个人净胡说八道，恬不知耻——其实我知道，她听了那番话，非常喜欢。我当时知道得和现在一样清楚。我趁机问我母亲，她认不认得设菲尔德的那个布鲁克斯先生。她回答说不认识，她只说，她想那人一定是刀叉制造行业的一个商人。
此时此刻，她那副容颜又呈现于我的眼前，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愿注目的任何一张面庞一样清晰，我能够说那副容颜——虽然我记得它改变了样子，虽然我知道它消失了——不复存在了吗？既然，她那天真烂漫、如同少女的美，此时此刻仍旧像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有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我能够说那种美已经凋谢了吗？既然我的记忆使她的青春容貌重活再现，我的记忆比我自己或者任何人更忠实于一往情深的青春时代，依然信守坚护着当时所珍重爱惜的形象，我能够说她这个人会有任何改变吗？
我们母子说过那番话以后，我上了床，我现在写的就是她来向我道晚安那时候的情景。她带着开玩笑的样子，跪在我的床边，手托着下颏，一边笑着，一边说：“他们都说什么来着，大卫？你再学一遍我听听。我不相信他们真说过那样的话。”
“迷人精——”我开口说。
我母亲用她的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他们说的不会是‘迷人精’，”她说，一面说，一面笑，“决不会是‘迷人精’，大卫。我这会儿知道啦，绝不是‘迷人精！’”
“是，一点不错，是。他们是说‘迷人精考波菲尔太太’来着，”我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还说‘漂亮’来着。”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决不会是‘漂亮’。”我母亲又用她的手捂住我的嘴，阻止我说下去。
“对的，是这样说的，‘漂亮的小寡妇儿。’”
“一群不要脸的傻东西！”我的母亲喊着说，一面捂着脸，一面咯咯地笑，“他们这些男人真可笑！是不是，乖乖——”
“唉，妈。”
“这个话你可不要跟佩戈蒂说，她听见了要生他们的气的。我自己听了就非常生他们的气，所以最好不要让佩戈蒂知道。”
我当然答应了我的母亲，不告诉佩戈蒂。跟着我们两个吻了又吻，不一会儿我就睡熟了。
时隔这么多年，我现在觉得佩戈蒂向我提出我就要讲述的那个令人惊异的大胆建议，好像是发生在我和母亲这番谈话的第二天，其实那是又过了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那又是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又和从前一样，一块儿坐着（我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眼前放着袜子、码尺、蜡头儿、盖儿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匣儿和讲鳄鱼的书。坐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看了我好几眼，嘴巴张了好几张，好像要说话没说出来似的——当时，我只当是她要打哈欠呢，要不然我会吃惊的——然后用哄我的口气说：“大卫少爷，我带你上雅茅斯，到我哥哥那里住两个礼拜，你说好不好？你说那好玩儿不好玩儿？”
“你哥哥那人脾气随和吗，佩戈蒂？”我信口问道。
“哦，他脾气好着哪！”佩戈蒂把手一举喊着说，“不但他脾气好，那儿还有海呀，船呀，打鱼的呀，海滩呀，还有俺和你一块儿玩呢。”
佩戈蒂最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她自己。其实不然。她说的是她侄子哈姆，就是我在本书第一章里提过的那个哈姆。不过这个名字，到她嘴里就给念白了，变成了“俺”。
她数说着这么多的开心事，使我兴奋起来，于是回答说，那真好玩儿，不过我母亲会说什么呢？
“我敢出一个金币打赌，”佩戈蒂看着我的脸说道，“她一定让我们去。要是你喜欢，她一回家，我就去问她。就这么办啦！”
“咱们走了，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哪？”我说道，把我的小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问她，“她不能独自一个人过活呀！”
如果说佩戈蒂忽然想起要在袜跟儿上找一个小窟窿，那一定是个小得不值一补的小窟窿。
“我说！佩戈蒂！她不能独自一个人过活，难道你不知道吗？”
“哟，你这孩子！”佩戈蒂说，她终于又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了，“她要上格雷蒲太太家去住两个礼拜，你不知道吗？格雷蒲太太家要来好多客人哪。”
噢，假如是那样，我就实在愿意去了。我急不可耐地等待我母亲从格雷蒲太太（她就是那个邻居）家里回来，决定是否准许我们实现这个宏伟计划。我真没想到，我母亲一听我们的打算，立即就同意了，跟着当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在旅行期间的食宿费用都要照付。
我们走的那一天，很快就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日子来得太快。我急切地盼望那一天到来，唯恐有地震、或火山爆发，或者天塌地陷之类的其他灾变发生，叫我们走不成。我们要坐雇来的马车去，吃过早饭就上路。头天晚上，要是能让我头戴帽子，脚穿靴子，和衣而卧，要多少钱我都肯出的。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急于要离开我那个快乐的家，而怎么也没想到一旦离开便永无再见之期，虽然笔下好像很轻松，心里却十分沉重。
我至今回想起来还很高兴的是：马车停在栅栏门那儿，我母亲站在那儿吻我，这时候，对于这个从未离开过的家和对于我母亲的恋恋之情，油然而生，因而我哭了起来。我现在琢磨起来还很高兴的是：不但我哭了，我母亲也哭了，不但哭了，而且我觉得，她的心贴在我的心上直跳。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高兴的是：车刚走动起来，我母亲跑出栅栏门，叫车停下，好再吻我一次。我要絮聒的是：她这样吻我的时候，她对我仰起来的那张脸表现出的一片真挚，一片慈爱。
我们走了以后，她仍旧站在路上，这时摩德斯通先生露面了，走到她面前，好像劝她不要那样动情似的。我扒着车篷往后看，心里纳闷儿，这跟他有什么相干。佩戈蒂也从另一面扒着车篷往后瞧。她瞧完回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好像带着一百个不满意的样子。
我坐在那里，瞧着佩戈蒂，心里琢磨，如果有人吩咐她把我像童话里的孩子那样扔到外面远处，我能不能顺着她掉的纽扣，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就这样瞧着她，琢磨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