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来临了，女性数千年的恶梦惊醒了，她们不甘心被禁锢在母辈和母辈的母辈曾惨遭窒息的幽灵塔里，她们要冲出那间死气沉沉的铁屋子，获取自由和独立，找回人格和尊严。难能可贵的是，她们抵达安全地带后，并未欣然满足于自身的解放，还要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使更多的女同胞除却千年之暗，灭却万年之愚，她们这样做自然功德无量。
1、白薇
白薇（1894—1987），本名黄彰，湖南资兴人。白薇的父亲黄晦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赞成女子受教育，但对待几个女儿的婚姻大事相当草率，听任文盲妻子胡乱安排。十六岁时，白薇就被迫嫁给邻村一个恶寡妇的儿子李登高。白薇的嫁妆只有几件衣服和一簏书籍，贪财的恶婆婆自始就将白薇认作假想敌，以欺侮她伤害她为日常功课。这位恶婆婆寡居多年，她痛恨新媳妇不能生养，自己的肚皮却又过分争气，偷人养汉次次中靶，刚扼死一个，又怀上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恶婆婆想嫁人，偏要媳妇做主，年关将近，她把白薇叫到跟前，拿出菜刀、麻绳，直奔主题：“三条路由你走一条，明年正月十五以前，你要答复我。第一，好好把我嫁出去，人家由我选；第二，要是不把我嫁出去，你就自己拿菜刀自杀罢；第三，如果不敢杀头，拿绳子上吊也可以。”资兴地处湘南山区，风气闭塞，哪有媳妇嫁婆婆的先例？白薇就算内心痛恨恶婆婆，也不敢贸然出此下策，去恭候别人指戳脊背。她偷偷跑到二舅家里讨主意，还好，二舅真心疼爱她同情她，三番五次找到白薇的父亲黄晦，要他把女儿救出狼窝，黄晦却硬着心肠做算术题，女儿八字不好，他爱莫能助，“磨死一个女儿，还有四个！”
于是二舅教给白薇一个最狠的法子——砸锅灶。在资兴秀流乡下，谁家的锅灶被砸就意味着断子绝孙，这是最严重的挑衅和最恶毒的诅咒。倘若白薇做出此事，婆婆势必状告媳妇，白薇就有个地方可以讲理。砸锅灶的计划白薇尚未实行，恶婆婆却因偷汉有妊，临盆在亟，暂时收敛起虎威，指派白薇到离乡很远的山岭监督樵夫砍柴。一位年轻女子，单身去野外监督一群青壮男工干活，倘若意外失身，就会毁掉一世名节。白薇左思右想，索性豁出去了，她用斧头砸了锅灶，连夜逃出婆家。
一个弱女子落到这步田地，要么投水上吊，从此一了百了；要么远走高飞，追求新生活。白薇先是入读衡阳女三师，由于率领同学驱逐洋教士，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其后，她转学长沙女一师，父亲黄晦寻踪而至，挟迫她回去侍奉婆婆、丈夫，主动求和。开弓没有回头箭，与其回去沦为挨敲挨打的奴隶，还不如流浪异乡。白薇对妹妹说了一句“若走不成，就跳进湘江死给他们看”的绝话之后，只身逃到上海，彻底斩断了不幸婚姻的锁链。
1918年，白薇二十五岁，在上海筹足盘缠，乘海轮去了日本横滨，得到一位同乡学姐的援手，找到落脚的地方。起初，白薇在一位英国传教士家当女佣，处境不佳。她不信上帝，是有原因的，人性的丑恶卑鄙她领教得太多，拇指受伤致残也未能博得女主人的怜悯，反倒是工资遭到克扣，一气之下，她离开了那户“上帝的选民”。所幸天无绝人之路，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收到白薇的求助信后，心生恻隐，给白薇寄来救命钱，白薇的父亲黄晦也终于良心发现，给女儿寄来一笔学费。白薇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校的最高学府（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大门，主修生物学，兼修哲学和佛学。此后，她经常出入社交场合，被中国留学生戏称为“茶花女”，她也不屑一辩。
令白薇痛心疾首的是，四妹重蹈覆辙，被迫嫁给了不良子弟。她怒不可遏，气愤填膺，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充满谴责意味：“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竟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苦难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这场“家庭革命”“父女革命”的后果是彼此断绝亲情，白薇对数千里外那个吞噬青春和希望的娘家不再残存丝毫留恋。
到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有冷酷、残忍、淫邪和肮脏。若将人性的切片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白薇相信，那情形一定是比任何病毒都要来得可怕的。还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表达内心的痛苦、失望，宣泄内心的愤懑、忧伤？在白薇心目中，文学就是“宣战的武器”。何况，她身边有一位现成的好老师——湖南老乡田汉。她自觉就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自由和独立，这显然是不够的，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娜拉正在令人窒息的包办婚姻中消磨意志，泯灭灵魂。西方文学名著启发了白薇，她要抨击黑暗的现实和丑恶的人性，将伤口撕开，让更多的人看到血淋淋泪浪浪的真实。
三十岁的白薇，在朋友们看来，仍“像仙女一样”。然而她是最可怜的仙女，从未品尝过爱情的滋味。她曾暗恋三湘才子凌璧如，但对方根本不肯接住她抛过去的绣球，妾有意，郎无情，此事令她黯然神伤。
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许多人劫后余生，感情生活都被颠覆了。杨骚喜欢凌璧如的妹妹凌琴如，稍稍踌躇，就被三湘才俊钱歌川抢得先手，凌琴如更喜欢风趣幽默的阳光男生，杨骚太文弱，在情场的竞争中落败了。
白薇与杨骚，两个情场的失意者，各自收拾起破碎冷落的心灵，开始同病相怜。杨骚写给白薇的第一封情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和你会面只有两三次，但你的生命之流当我去年‘死’在西湖时已深深地潜入我的心中。”白薇历经磨难，总算让自己的爱情有了寄托的对象，她把杨骚视为上帝派来人间给她的最好的依靠。但她的爱情过于炽热，杨骚感到了恐惧，一度逃到杭州。在杨骚的心目中，凌琴如始终都是A姑娘，白薇只是替补方案里的B姑娘。白薇越是醋意大发，杨骚就越是集聚昔日浪漫的点点滴滴，饮鸩解渴。同是湖南辣妹子，白薇辣得令杨骚冒汗，凌琴如则辣得令杨骚落泪。白薇爱杨骚，要嫁给他，生一个美丽的女儿，她的构想却成为了杨骚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杨骚身在曹营心在汉，白薇心知肚明，但她已经管不得那么多，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个知音，有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总是好的。何况杨骚已在书信中再度表白心迹：“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爱你那艰苦奋斗的个性。因此，我的心灵也完全交给了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的最理想的女子。”面对一个“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白薇的情怀宛如花园敞开，她要与自己的爱人共建那座文艺理想的魔宫。这当然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美梦，杨骚的允诺并不能给白薇长久的安全感，他根本就是一位不能忘怀旧情的诗人。但白薇的“愚、痴、恋”已纠结难解，她在情书中写道：“我十二分的想你。凄凄切切地，热泪如雨滴。我的心痛极了。天天哭上三四潮。我只想看你，不知道为甚么要看；我只要爱你，不知道为甚么要爱。我只要常常得你的声息，好像你的声息，会叫我个个血球跳舞来。爱弟弟！只是‘我终身的爱人是你’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灌醉我的灵魂。”
没多久，白薇就失恋了，生病了，情书照写，寄往杭州，多情自古空余恨，那些信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她追到杭州，得到的只是旧日男友的一番责骂和羞辱。此后，杨骚避居漳州老家，然后去了新加坡，他写信给白薇，说是他要阅尽人间春色，完全懂得女人后，再去找白薇。读了这封信，白薇手脚冰冷，泪眼迷蒙，该如何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她只能拼尽残余的心力创作诗剧《琳丽》，寄托内心的爱恨情愁。1926年，著名作家陈源在《现代评论》上撰文，称赞白薇的新作：“一天，一个朋友送来一本白薇的剧本《琳丽》，我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颗明星。《琳丽》二百多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从第一页直喊到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么大的力量！”《琳丽》确实是白薇的心血结晶和爱情挽歌，配得上陈源的揄扬。
苦命的白薇独自回到东京，暗自舔净伤口。贫穷倒是次要的，去市区警察署领取“贫无依皈证书”也不羞愧，这位“漂泊惨苦的支那女学生”清楚命运小儿在暗地里捣鬼。
1926年冬，白薇踏上归程。在上海下船后，她受到了创造社作家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人的欢迎，这些在日本结识的好友现在抱有万丈雄心，要为革命文学开万世之基业。郁达夫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那天他喝高了，跟几个朋友结伴去电影院看《三剑客》，十二点钟电影散场，他醉意犹浓，送白薇回家时，竟有点难以把持住自己“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一个多月后，郁达夫爱上王映霞，他对白薇的那点幻想旋即烟消，不再危险。白薇写过一篇《回忆郁达夫先生》，关于那段交往，文中有所交代：“当时不知是谁偷偷告诉我，说是郁达夫有意追求我，使我吓一跳。我深心尊敬他是文学先驱，是长辈！”白薇比郁达夫大整整两岁，居然称郁达夫为“长辈”，真不知她出于何种心理？如果王映霞未曾及时现身，郁达夫和白薇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一段轰轰烈烈的罗曼司？极可能还是没戏。原因非常简单，郁达夫多愁多病，却偏偏喜欢健美、乐观的女人，白薇离不开药罐子，是典型的病西施，而且脾气火爆，心境灰沉，你说，郁达夫会爱上她吗？王映霞在自传中揭示过这样的小秘密：“每次白薇离开回家时，郁达夫总叮嘱我将她用过的茶具等（物）用开水煮一煮。我很奇怪，这是为何？郁说：‘她有毛病。’我听了很害怕，不敢与她多亲近。”一个男人若嫌恶一个女人的身体和气味，他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热爱她的精神和灵魂，除非他的脑子进了水。
1928年，白薇与杨骚在上海重逢，在一个屋檐底下，两人过起了柏拉图式的感情生活，互相帮衬着做饭，写字，翻译文章。这样也好，他们的作品频频问世，上海滩又多了两颗文学新星。然而平静的海面下隐伏着暗潮，凌璧如、凌琴如兄妹此时正在上海逗留，杨骚与凌璧如亲如手足，又岂有不交往的道理？在凌璧如家中，面对初恋未果的情人林琴如，杨骚又有了豪饮的兴致，又拉起了闲搁已久的小提琴。五年来，他是头一次这么开心。白薇相当敏感，她从蛛丝马迹察觉到杨骚的变化，而在杨骚独居的房间里每天嗅到若有若无的香水气息，令她怒不可遏，气不打一处来，愤愤不平地杀上门去，大骂凌琴如不要脸，话语有失斯文，令人难堪。白薇对杨骚的口诛笔伐，只可能导致更大的感情裂痕，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情书已沦为一堆余烬，结集为《昨夜》，1933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他们把恩恩怨怨公之于众，也把时为高峰、时为低谷、时为烈焰、时为寒冰的情怀托付给逝水流光。白薇预言：“你我的关系，总是一出悲剧，我觉得我爱着你就像爱着一只飞鸟，你永远是我的‘流星’哟！”她的预言应验了，杨骚确实只是她生命中无法把捉的“飞鸟”和“流星”。
分手之际，杨骚显示出了诗人的浪漫性情，在两人摄于1929年的合影背后他写下一首优美的小诗：“流的云，奔的水，/多少峰峦下，多少浪花碎，/多少风的叹息，多少雨的泪，/多少大地飞迸，多少天星坠。/到如今啊，到如今才得/梦入春江花影醉。”
在女作家中，鲁迅对萧红的照顾最周到，其次即为白薇，他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在《语丝》上刊登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还鼓励白薇创作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鲁迅当面开过白薇的玩笑：“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
白薇是首批加入“左联”和“左翼剧联”的作家，她如鱼得水，为丁玲主编的《北斗》和田汉、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踊跃写稿。她受中共地下党指派，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争取过影后胡蝶。九一八事变之后，白薇的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和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马德里》，以及小说《受难的女人们》，均充满了不屈不挠的战斗豪情和不休不罢的抗争精神，在国难当头之际，白薇的这些作品鼓舞了民心，激励了士气，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价值。
白薇是文学圈中有名的病西施，身病也就罢了，她还有心病，爱情的不如意令她受尽煎熬，小报上的无耻谰言令她黯然神伤，竟有人中伤她与当时“左联”多数成名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关系，她的悲惨境遇也受到嘲笑……
1935年春，白薇想到过死，自杀的念头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她的心被毒箭射穿了，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穷、愁、悲、苦、病犹如五个饿鬼撕掳和咬啮着她的心灵，但她没有崩溃，她写道：“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虽然病弱，白薇的心劲并不逊色于景阳岗打虎的武松，她决心活着，而且依旧按照自己的本色活着。她辗转挣扎在病床上，头晕也写，胸闷也写，掉泪也写，咯血也写，她的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就是在最悲苦的心境下写成的。好在还有读者记挂她，为她筹款，向她致敬，这令她感到格外欣慰。
性格即命运。由于早年的精神创伤和长期的贫病折磨，白薇的性格日益敏感、易怒、多疑、孤僻，遇事较真，出言坦率，她曾说：“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窖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这样一来，她就很难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现代女作家中，不少人都有留学东洋或留学西洋的教育背景，性情温和者居多。唯独白薇，一直保持着原始野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她可以不计后果，径直打上门去，将情敌骂得狗血淋头；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她决不接受吃回头草的杨骚，为此宁愿牺牲爱情，终身孤苦。白薇一直与命运角斗，只要她稍稍屈服，就会有好果子吃，可是她从不低头。
2、丁玲
丁玲（1904—1987），本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可以这么说，丁玲从小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数。十三岁时，她对族长集权制公开表示不满；年龄稍大，她又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率领学生示威游行，包围湖南省议会，要求男女平等和妇女拥有财产继承权，并用旗杆敲打那些大老爷们的脑袋瓜子；在当时，丁玲最出格的举动是坚决要求男女生同校，与她并肩作战的还有杨开慧，她们闹得省城哗然，居然得偿所愿，成为长沙岳云中学最早的两名女生。
1923年，丁玲就读于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办的上海大学，尽管她个子不高，模样也不够俊俏，算不上于妖娆妩媚的女子，但她渴望进入电影界，成为明星。韦勒·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描写过丁玲的形象，颇能传神：
她是一个能使你勾想起乔治·桑和乔治·依列亚特那种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丁玲犹如生气勃勃的吉卜赛人，她的圆脸算不上漂亮。但她有热烈、发光、聪明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男式头发颇为光亮，有一卷美发随意下垂在一只眼睛那里，她有一种不寻常的癖习：含羞地说些惊人的话，然后侧着头，扬起眉毛，观察对于听众所产生的效果。她的声音是低的，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果断而明确。她给你这样一个印象：完全合适做任何她着手做的事情，从投掷炸弹到演电影。她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极度热忱的推动力。
这位奇女子为自己取了“丁玲”这个艺名，后来成为了她的笔名。丁玲是第一个率直地描写少女情感生活的女作家，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当年能令读者脸色潮红，呼吸急促，兴奋异常，尤其能令少女如醉如痴，可以说丁玲的大胆和才华震惊了文艺界，她也因此一跃而为众所周知的具有坦白文风和叛逆思想的名作家。
丁玲纸上谈情堪称高手，在现实中，她的感情生活同样惊世骇俗。二十一岁时，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同居，关系间于姐弟和情侣之间，有朋友揶揄道，“至少你可以和一个教授恋爱，来代替一个无名作者”，丁玲却不以为然。后来，丁玲更进一步，同时爱着胡也频和冯雪峰二人，还选择在杭州这个人间天堂构筑三人世界，他们公开的三角恋爱很快就成为了黄色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折腾得沸沸扬扬。丁玲我行我素，无惧无畏，她藐视社会舆论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两位心烦意乱的男主角却有些招架不住。由于担心天性敏感、诗人气质显著的胡也频自杀，丁玲不得已舍熊掌而取鱼，嫁给了他，冯雪峰便黯然出局。
1931年2月7日，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留给丁玲的“遗产”只有一名小男孩和几册纪念他们罗曼史的薄薄的诗集。
九一八事变后，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同年，她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5月，丁玲遭到军统特务绑架，被他们从上海秘密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未能成功。此前，她与叛徒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导致怀孕、生育的同居关系，因此外间谣诼蜂起，丁玲又恨又气，她回忆道：“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软禁期间，丁玲险些死于伤寒症。
丁玲遭遇绑架后，沈从文出于友情和正义感奋笔撰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为她鸣冤叫屈，还严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以党治摧残文学的罪行。当时，社会上盛传丁玲已经遇害，在悲愤的心境下，沈从文以丁玲为原型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其中始终没有直接出场的女主人公孟轲是一位“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知识女性，她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最终遭到杀害。孟轲身上有着十分鲜明的丁玲的性格痕迹。可惜丁玲的左与沈从文的右并不合拍，两位好友最终变成了陌路人。
1934年底，上海发行量最大的《良友》杂志将“标准女性”的桂冠颁发给丁玲，此时，她尚在囹圄之中，不知这个既与文学无关又与政治无涉的荣誉能否带给她一丝精神上的安慰。
1936年9月，丁玲得到朋友的暗中帮助，逃离了那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先是从南京潜往上海，然后乘坐火车直奔西安，化装为东北军战士进入苏区。当年，像丁玲这样的新女性，既具有圣女贞德的勇气，又具有乔治·桑的胆魄和才华，她选择延安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堪称脱换骨。
在延安，丁玲如愿见到了一位契阔多年的老朋友毛润之，这时，毛润之已是陕北苏区的头号人物，对丁玲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特意创作了一阙《临江仙》题赠给她，全词如右：“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很显然，毛润之对这位决心偃文修武的湖南同乡表示出罕见的激赏之意。
丁玲渴望获得百分之百的新生。做新人就要有新面貌，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了神往已久的灰布军衣，她乐意过一种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乐呵呵的笑个不停，不厌其烦地练习骑马的技术要领，相当健谈，豪饮也是她的惊人之处，还抽起了呛鼻的旱烟，精气神一点也不比军人逊色。她若不写《三八节随感》那种批判现实的文章，日子还会要好过得多。
3、谢冰莹
谢冰莹（1906—2000），原名谢鸣冈，字凤宝，湖南新化人。她天生反骨，曾因为母亲不肯让她读书，绝食三日。
谢冰莹是个典型的假小子，男生爱做的游戏她也爱做，而且要当孩子王，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她的回忆文章中洋溢着十足的自豪感：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骋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女孩子读小说，一百个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喜欢读脂粉气息浓郁的《红楼梦》，顶多也只有一个喜欢读江湖气息浓厚的《水浒传》，谢冰莹就是这样的特例。她的解释是：“我讨厌林黛玉的哭，更讨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鬼混的典型；我佩服《水浒》上所描写的每个英雄好汉，他们那种勇敢侠义的精神，给了我后来从军的许多影响。”十三四岁，谢冰莹就已经把《水浒传》背诵得滚瓜烂熟，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总在她的大脑中演绎一幕又一幕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精彩好戏。读小说太疯魔太用功，她的视力急剧下降，免不了要挨母亲的责备，她却不肯放下书本，而且态度十分强硬：“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夏日黄昏，人们在树下乘凉，照例要寻些趣味十足的话题，找些乐子，谢冰莹就适时适地成为了核心人物，不为别的，只为这小凤宝能像说书人一般讲演水泊梁山上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捧着饭碗的、拿着烟袋的、端着茶杯的、打着蒲扇的男女老幼围成一圈，听她讲鲁提辖怒打镇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青面兽杨志汴京街头卖刀杀牛二，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津津有味。有一回，谢冰莹讲武松景阳岗醉打猛虎，讲到忘形处，她进入了角色，竟把蹲在身边的一个小孩子当成了老虎，飞起一脚，踢倒在地，听讲的人哈哈大笑，那孩子犯痛，也不哭，跟着大家呵呵直乐。
谢冰莹真正爱上文学，除了《水浒传》的魔力，还因为她读了莫泊桑的《二渔夫》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受到这两篇爱国主义小说的感染，她对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当年，谢冰莹的二哥就读于山西大学，给妹妹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她看了很感兴趣，想学着写，但是读了胡适论短篇小说的文章，她又觉得自己相当浅薄，一时间失去了下笔的勇气。
1920年，谢冰莹寄宿于一所离家两百多公里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子中学。由于她思想激进，行为乖张，平时不肯做礼拜，在国耻日（5月9日）她带头发动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学籍。
1921年，谢冰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幸运的是，谢冰莹的国文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李青崖。他赏识谢冰莹的才智，但他的提携手法有点像是福楼拜教导莫泊桑，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谢冰莹在作文方面向来自信满满，李青崖给她的万字长文打了个“咸鸭蛋”，这样做他并非要给得意门生兜头泼下一瓢冰水，而是教她戒骄戒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对于李青崖的苦心，谢冰莹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甚至有些记恨，在《一个女兵的自传》中仍不乏怨言。二十年后，她与李青崖重逢，谈及往事，这才深深体会到恩师的“宽宏度量”和“慈爱心肠”。
1926年，谢冰莹毕业于长沙第一女子师范。为了逃避由父母做主订下的亲事，她毅然出走，只身前往武昌，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自己不参加革命，婚姻的痛苦就解决不了，文学的天才也难以发挥，从军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这年冬天，谢冰莹接受严格的训练，在二百多名女同学中，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有阔太太，有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姑嫂、姐妹、母女同班同寝室的，其中不少人是小脚姑姑。“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腰间围着子弹，好一副飒爽英姿，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这些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天伦之乐和悠闲舒适的生活来到纪律化部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神气。“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经过短期训练后，这支女兵队就参加了北伐，赴前线抢救伤员。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记下了战地的珍稀见闻，由于作者取材新颖，视角独特，文笔优美，革命浪漫主义恰好与时代精神合拍，此书出版之后引起轰动，她初试身手即一举成名。
当初，谢冰莹将《从军日记》投寄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激赏有加。这组特殊的日记一经见报，果然好评如潮。连林语堂这样的大手笔也亲自出马，将它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刊登，他还欣然命笔，为结集的《从军日记》撰写序言：
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北伐战争半途而废，谢冰莹回到家乡，险些做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所幸她在保卫处女之身的战斗中，与新郎斗智斗勇，讲策略，讲道理，最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段经历，她在《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写道：
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
谢冰莹再次出走后，她选定的落脚地不再是武昌，而是上海，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即使在这样的苦况之下，谢冰莹依然精神硬朗，“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
1929年，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艺术大学被当局强行取缔。谢冰莹不愿中断学业，乘船北上，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后不久，由于共党嫌疑，她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只好辍学逃命，匆匆南行。
1931年7月，谢冰莹租住在上海江湾一间光线阴暗的阁楼里，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两部书稿——《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她的进度极快，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两部书稿出版后，她拿到稿酬六百伍拾元，这笔钱正好够她去东京深造。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作为留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谢冰莹坚拒出迎，而且用鄙夷不屑的语气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傀儡而已！”她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皇帝”。为此，她被日本警方拘捕，蹲了三个星期的监狱，受尽侮辱和酷刑，狱卒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部（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她手指的骨节。南社诗人柳亚子听到谢冰莹入狱的消息后，立刻拍电报催促当时的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此外，也得力于日本友人的同情、帮助，她才脱离虎口，回到祖国。
抗日战争初期，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
1937年10月，诗人、剧作家田汉见到谢冰莹，对家乡这位女兵出身的作家赞扬备至，口占七绝一首，赠送给她：“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其后，赠诗给谢冰莹的诗人还有柳亚子、何香凝等多人，其中黄炎培所赠三首绝句中的第二首对《从军日记》颇为推崇：“投笔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栉亦戎刀。文章覆瓿谁论价？独让《从军日记》高。”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毕竟他是一位热血男儿，谢冰莹乃是闺中弱质，却能驰骋于战场和文场之间，为世人所瞩目叫好，确实令人击节赞叹。抗战八年间，谢冰莹创作了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谢冰莹做过报刊主编，当过大学教授，与许多著名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她著作等身，除了轰动海内外的《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剧本。她曾坦言相告：“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工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比不上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但我并不害怕。我照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谢冰莹不仅敢写，也确实能写，是个典型的写作狂，她说：“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作敌人一般看待。”谢冰莹气聚神凝，专心致志，至老而不衰。九十多岁时，尽管视力减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下降，牙疼时常发作，但她仍然笔耕不辍。
谢冰莹最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六个字：“能吃苦，不怕穷。”前半生，她数次被捕入狱，三次婚姻中有两次失败，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言行果断，总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从一个农村女孩子挺成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挺成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
1948年，谢冰莹接到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聘书，从此渡海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