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狭隘封闭的男权社会里，残害妇女的陋俗非止一端，它们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居然无人表示诧怪。中世纪后，西方盛行束胸和束腰，紧身褡令女人艰于呼吸，中国的“三寸金莲”流毒更为久远，裹脚布比普通刑具还要残酷几分。这类陋俗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是男人以病态的审美观强加于妇女身上，二是男人采用控制妇女身体的手段达到控制妇女精神的目的。就审美而言，南宋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中国妇女以自然、健康、丰满、温润、活泼为美，在此之后的中国妇女则如同龚自珍笔下的病梅，被斫伤和扭曲了本性，丧失了天然的风姿，缺乏生机和活力。明、清两代的男性（尤其是士大夫）视女子的弓足为“性”的显著标志，他们一致向下，认定女人最性感的部位不是红唇、粉颈、玉臂、纤腰、美腿、丰乳、肥臀，而是“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又被叫做“新月”或“莲瓣”，名称虽然漂亮，各种讲究却十分残忍。其操作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农历八月廿四，家中煮糯米和赤豆作团（称为“粘团”，据说可助趾骨软化），向灶神祈福；初次缠足的女孩年龄一般选在四到五岁，此时她们的骨骼较为柔软，缠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缠足时先将拇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用白棉布裹牢，待小脚定型后，再穿上尖头鞋（又称弓鞋），白天让人扶着缓慢行走，活动活动经络，睡觉前则用密密麻麻的针线缝紧裹脚布，以防松脱；待女孩长到六七岁光景，再将她的趾骨完全弯曲，加紧束缚，使足部停止生长；假以时日，大功告成，一双符合“小、瘦、尖、弯、香、软、正”标准的“三寸金莲”就将伴随这位少女一生，成为她名下一宗主要的性资本。经过多年的魔鬼训练，一双天足变为畸形，其“审美”效果是：足部皮肤白皙细腻，十分柔软，脚窝深陷，拇趾之外的四趾细如花生米。
男权社会以“合理合法”的残忍剥夺妇女的天然权利，使她们沦为男人的性资源和私有财产。妇女一旦裹成小脚，则举步维艰，丧失奔跑、跳跃、舞蹈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接触外界、出门远行和与人私奔的难度。除了老老实实待在闺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为人妻，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她们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三寸金莲”既是病态审美的产物，也是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明、清两代，妇女的小脚甚至被视为第二贞操，必须慎加保护，不许随便示人，良家妇女长裙拖地，必须将小脚遮得严严实实，否则就算行为失检，难免招致非议。女人向男人解开裹脚布，竟与解开罗裙相同。男人若用某个女子的弓鞋喝酒，那个女子也就属于他的“下饭菜”了。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明朝人，他在第一回里写到潘金莲，细述了她得名的来由：“这潘金莲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小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在中国，自从缠脚成为习俗之后，取名“金莲”的女子何止万千。
富贵人家的小姐，“三寸金莲”款摆出凌波微步，既性感，又神秘。贫苦人家的女子，有繁重的家务活要干，一双小脚处处不利落，自然受累多多。“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妇女哀叹小脚之苦的民谣不少，湘北流传过这样一首小调：“裹脚呀裹脚，裹了脚，难过活；脚儿裹得小，做事做不了；脚儿裹得尖，走路只喊天；一瘸一蹩还一颠，要把男人当做靠身砖。”几多辛酸滋味尽在其中。
清朝遗老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无限珍爱，尤其醉心于三寸金莲，他赞美道：“小脚女子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的‘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中国妇女要为神秘美妙的肉香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只有天知道。儒家标榜“仁者爱人”，辜老怪欣赏的却是残忍的“艺术”。
陈灨一的《睇向斋秘录》中有一则“高宗轶事”，写的是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进入广陵（今扬州）地界后，他乘兴询问近侍：“听说二十四桥的黄鱼和粽子甲于天下，你们出去看见了吗？”近侍的回禀是“满街皆是”。这就叫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乾隆所说的“黄鱼”专喻天足，“粽子”专喻缠足。扬州的天足姑娘多，缠足的水准则堪称天下第一，所以乾隆弘历才有此一问，结果闹了个误会。
藤窗寄叟的《莲钩辞语》中写到清朝末年大江南北的嫖客流连秦楼楚馆，描摹出这样一幅画面：“狎妓，不重接吻而重握足。一至妆阁，妓必偎坐身旁，翘足置客膝上，任客抚弄为乐。即稠人广众之中，狎客每公然握足把玩，甚至高擎手中，鼻嗅口咬，丑态百出，人不以为非也。”辜鸿铭“爱莲成癖”，他赏玩三寸金莲，既是名士作派，也是习染所致。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在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中谈到缠足，形容那些缠足的女孩“走起路来脚下像有钉子似的”，痛楚之状可想而知。
中国妇女缠足始于何时？可谓言人人殊，正史和笔记对这一陋俗的源起多半语焉不详。一说缠足始于南齐，据《南史·齐本纪下》记载，穷奢极欲的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一说缠足始于南唐，后主李煜天性风流，雅好填词，酷爱歌舞，某位宫女姿容纤秀，能效飞燕作掌上之舞，他就令工匠打造六尺高的金莲台，教她用帛条束脚成新月状，在台上翩跹，“三寸金莲”由此得名。一说缠足始于隋炀帝，这位暴君是位变态狂，在戕残女性方面花样百出，他让宫中娇娥裹成小脚，供她闲时把玩，宫中妃嫔为了取悦龙颜，遂以小脚为美，蔚然成风。隋朝灭亡后，此风由宫禁传至民间，愈燎愈炽。南宋时期，理学盛行，妇女以三从四德为行为准则，她们谨守闺范，深居简出，缠足被男人当作约束女人最有效的手段加以推广。明代时，缠足与否更成为社会等级高低贵贱的标尺，朝廷甚至颁令：“浙东丐户，凡男子不许读书，女子不准缠足。”此后，“三寸金莲”与财富、权势和门第直接挂钩，富贵人家的女子无需劳作，她们才可望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贫苦人家的女子为了干活方便，达到半残的程度就行了。清人鼓词中有以声辨人的描写法：“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钗女，为何脚步两样声？”单从声音的轻重即可判别足弓的大小和身份的高低，可见此中学问不浅。于是，“三寸金莲”成为中国的“国粹”，也就合情合理了，只不过这样的“情理”完全背离了自然法则。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衡哲对女性缠足的起因发表过新颖的见解，她认为，中国的缠足现象北方盛于南方，并非由于南方妇女的体力劳动重过北方妇女，而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异族总是从北方入侵的缘故。北方的游牧民族攻城不据，其用意只在掠夺中土的子女玉帛，缠足妇女行走迟缓，蛮族入侵者嫌其携带不便，往往弃之不顾，这就导致汉族妇女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把脚缠得小小的，越小越安全。时间久了，缠足成为汉人的习俗，士大夫注重夷夏之辩，缠足更形而上地代表着微妙的民族感情，这就等于将一盆洗脚水当成了肉汤，令人啼笑皆非。
在欧美人士看来，清朝有三桩大丑事：女子缠足，男子留辫，国民吸食大烟。中国人以缠足为美，西方人则认为缠足是野蛮风俗，对此不以为然。十九世纪末，清朝大臣崔国英出使英国。一天，他的夫人将洗净的裹脚布晾挂在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馆楼上。英国人见到长长的白布迎风招展，误以为大清国丧，纷纷前来问讯吊唁，使馆译员对此羞于解释，弄出个老大不小的尴尬。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老婆马氏是安徽淮西的农家女，她贵为皇后，却由于是天足而受到民间耻笑，“马大脚”的诨名流传至今。在古代，大脚妇女的处境极其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小脚妇女最悲惨的遭遇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攻下湖北麻城，照例以屠城为乐。他命令手下砍断当地妇女的小脚，堆积成山，然后带着爱妾去参观自己的“胜利成果”。张魔王的小妾同样是蛇蝎心肠，竟面露笑容，说出一句鬼话来：“好看好看！可惜美中不足，要是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不过了。”这有何难？张献忠左瞧右瞧，附近已别无小脚可砍，于是他急中生智，对爱妾说：“你的小脚最秀美。”可想而知，山巅上有了“旖旎的风景”，张献忠的快感因此达到了十成圆满。
在一大堆虐待狂和糊涂虫中，也有极个别理智健全的人士，清代小说家李汝珍（1763—1830）即在《镜花缘》中借君子国的两位长者吴之和、吴之祥之口对中国缠足的野蛮风俗表达了强烈的反感：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妇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时，夜不成寝，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为不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为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
清军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担心旗人沾染汉人缠足的陋习，即订立制度，“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清军入关后，清廷更是下令全国普禁缠足，顺治二年以后所生的女子严禁裹脚，然而陋俗难除，群讼不便，康熙皇帝为了安抚人心，只好弛禁。当时，汉人中竟有“男从女不从”的口号，以此显示汉族女子的“伟大”，真令人啼笑皆非。乾隆时期，京城大脚妇女仍不少，纪晓岚集句为联，加以调侃，道是“朝云暮雨连天暗，野草闲花满地愁”，一时传为恶谑。
清朝末年，西风东渐，“三寸金莲”的审美取向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在当时的一张外国明信片上，中国妇女的脚竟比手小，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维新派人士有见于此，1893年率先在广东南海创立不缠足会，发起“天足运动”，谭嗣同则在湖南遥相呼应。他们还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缠足的陋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慈禧太后顺应民心，颁布了一道诏谕，认为“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此后，一些有主见有觉悟的女性不再乖乖就范，为了保全天足甚至以性命相争，运气好的话，她们能够获得成功。女作家谢冰莹回忆童年生活时，这样写道：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当然，也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免于缠足之苦。张幼仪不肯缠足，得到二哥张君劢的保护，他对坚持给女儿缠足的母亲说：“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这句话保全了张幼仪的天足。但能够得到这种善待的女孩子太少了。
1928年6月28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版上发表了陈学昭的文章《妇女运动近趋的一面观》，作者以女性视角来审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很不满意，她批评道：“我且不说女思想家、女著作家、女交际家等如何，女官与伟人，她们是直接以从事妇女运动的口号来呼召的，而其对于妇女们的利益方面是有怎样的影响呢？我敢说：‘丝毫也没有！’就是坐了花车，列入会议席中，有发言权，有实力，然而其结果，都全然成为某某女士、某夫人的个人的荣誉及活动，不能说对于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女子有利益，就是对于她们家庭中直接所影响到的她们的使女或厨娘，也没有一丝好处呢！”她提出“身与心的训练”以为补救良方，中国妇女不再缠足，不再束胸，要从这类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以委靡不振的病人模样，一方面吃着闲饭，一方面要求权利。陈学昭的针砭不带有任何性别偏见，这是她观察了法国妇女的生活后有感而发，确实值得读者留意。
真正可耻的是中国士大夫和传统文人，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竟没有几人肯为妇女仗义执言，反对缠足的陋俗，痛斥缠足为最日常的暴行。台湾作家姜贵（1908—1980）在《曲巷幽幽·后记》中就有过这样的质疑。乍看去，他的质问敲打的只是古人，其实也落在今人的头上：
一个陋习的逐渐形成不足异，足异的是明明致人残废的肢体毁伤，须历千年之久，始因外力的侵入而渐觉其陋，渐悟其非。又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奋斗，奔走呼号，无可奈何，这才被革除。最早，无人防微杜渐。既经形成，无人敢非其非。其难如此，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勇气到底哪里去了？
专制社会逼迫女人缠足，同时也就等于逼迫她们缠脑，该想的不敢想，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废掉的岂止是她们的身体，也是她们的精神。
在小脚奴之外，也有凤毛麟角的大脚仙，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女界领袖何香凝（1878—1972）被誉为“大脚仙”，她保卫天足，非常彻底。
何香凝的父亲何炳桓是一位经营有方的茶商，在香港的富户当中有名有数。按理说，香港开埠较早，殖民地成色较高，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类似裹足这样的传统陋俗理应先行遭到摒弃和淘汰。然而大户人家仍旧坚守故国的“体面”和“体统”，在他们看来，别的事情尽可以向洋人讨教，向洋人看齐，唯独“三寸金莲”是中华国粹，必须予以妥善保留。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家闺秀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竟然不以为羞，反以为荣。何香凝是个桀骜不驯的犟妹，白天被迫裹足，晚上她就擅自动剪刀，将那条束得紧紧绷绷、缝得密密麻麻的裹脚布剪成飞花蝴蝶。七擒七纵的游戏玩过之后，打也打够了，骂也骂够了，父母无可奈何，只好网开一面，由她去了。他们语气幽幽地叹息道：“眼下你吃不了苦，将来一双大脚板走路，找不到像样的婆家，后悔都来不及。”好女子不愁出嫁，有什么好担心的？何香凝才不会预支烦恼，她有一双天足，“到处飞奔，上山爬树，非常快活”。第一仗大获全胜，这非比寻常，何香凝一生爽朗乐观，无论遇到怎样的难题，在她看来都不过是一块长长的裹脚布，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就能迎刃而解，这与她小时候的经历大有关联。由于受到家规制约，她不能与兄弟同上私塾念书，就吵闹着进女馆去识文断字，不做睁眼瞎。
何家父母当初的预言果然应验，何香凝到了豆蔻年华，媒妁闻风而动，她们受大户人家之托，乐颠颠地跑来何府提亲，瞧见她是大脚姑娘，一个个大惊失色，讪着脸不声不响地走了。当时，只有小户人家出身的粗使丫头才是“大脚仙”，何香凝可是富家千金啊！怎么野成这副模样？何香凝的父母受到亲友的质疑和邻居的非议，为着这个嫁不出门的女儿，整天愁眉苦脸，哀声叹气。偏偏何香凝不急不愁，她就不信这个邪，偌大的花花世界、朗朗乾坤，难道就没有一位识见非凡的男子肯迎娶她这样的天足少女？
真可谓缘分巧合，廖仲恺适时登场。他是美国旧金山华侨廖竹宾之子，受过高等教育，其父临终时郑重其事地叮嘱他要娶一位天足无损的华人姑娘为妻，以免日后因为她那双颤颤巍巍的小脚遭洋人耻笑。父亲去世后，廖仲恺决意回国发展事业，到了香港，他向外界宣称非知书达理的天足少女不娶，在当时香港华人社会中，既念了书又未缠足的适婚少女十分稀罕，晴天白日打着灯笼上街也难寻，何香凝的好运来了，钢门铁闸也挡不住。何炳桓听说廖家公子敲锣打鼓四处宣扬，要娶不曾受过缠足之苦的大家闺秀为妻，自然欣喜万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炳桓顺水推舟，请良媒说合了这桩婚事。
旧式婚姻未可一概否定，像鲁迅与朱安那样圆枘方凿的怨偶固然很多，但是碰巧也会有情投意合的绝配。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婚姻就堪称天作之合。男方比松奇，比竹劲，比石坚，女方比梅香，比莲洁，比玉润。廖仲恺有改造中国的雄才伟抱，何香凝有拯救苦人的侠气豪情；廖仲恺的诗词歌赋高于流俗，何香凝的咏絮之才不让须眉；廖仲恺在日本时向画家伍乙庄求教过丹青技巧，何香凝在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专修绘画；廖仲恺行事喜欢求真务实，何香凝待人从不作伪蹈虚；廖仲恺自称中山信徒，何香凝信仰三民主义。这么多的共同点决定了他们在感情、事业两方面都能琴瑟和谐，同甘共苦度患难。即使居斗室，嚼菜根，亦能其乐融融，当年何香凝笔下曾流露出“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心声。若非身处铁血交迸的乱世，偌大的烂摊子等着一大批热血志士去从头收拾，他们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类似赵明诚与李清照的亲密融洽亦不足多羡。
1905年8月7日，经孙中山和黎仲实介绍，何香凝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廖仲恺加入同盟会反倒落在妻子后面。为了确保同盟会在东京的重要活动秘密进行，关键消息不走漏风声，安全措施不出现纰漏，孙中山特意选定廖仲恺的寓所作为集会地点，他让何香凝辞掉家中做饭洗衣的日本女佣，凡事亲力亲为。以往，何家九小姐和廖家少奶奶只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如今，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下厨，调制羹汤，烹炒荤腥，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何香凝把娘家汇来的钱款绝大部分充作伙食费，让常来常往的盟友每月都能打上几餐牙祭。何香凝口风紧，手脚麻利，而且不辞辛劳，深得大家的赞许，被亲切地称之为“奥巴桑”（日语意为“老管家”）。
干革命是攀爬刀梯、穿越剑树的危险活动，廖仲恺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三次深入虎穴龙潭。1909年，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派，北上津门，与法国社会党人布加卑（法国驻天津屯军参谋长）建立联系。此时，清廷磨牙吮血，垂死挣扎，对革命党人疯狂挥舞沥血的屠刀。何香凝明大义，识大体，送别时，她即席口占七绝一首相赠：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这既是勉励丈夫，也是激励自己。“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撇开诗艺不谈，何香凝奔放不羁的诗风与秋瑾相仿佛，都是雄奇跌宕，无丝毫巾帼弱质的缠绵气息和缱绻意味，有的是一腔豪情，满怀胜概。
1911年2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何香凝带着儿女返回香港。嗣后，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廖仲恺与何香凝被迫离开故乡，流亡东瀛，许多同志心情颓唐沮丧，投海自尽者有之，读经逃禅者有之，借酒浇愁者有之，自求多福者有之，脱离营垒者有之，然而何香凝刚强如故，笑傲如故，乐观如故，反衬得某些须眉缺斤少两。此后数年，国民革命败而复胜，胜而复败，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正面角斗经历了“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的低潮期，幸得天才军事家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潜回云南，出手如电，身穿龙袍的袁世凯还未过足百日皇帝瘾，御座下就发生了地震和海啸。
一个袁世凯死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却纷纷跳出“潘朵拉的匣子”，他们你攻我杀，涂炭生灵，使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得愈加险恶，简直一团漆黑。孙中山深感革命尚未成功，于是培植和积蓄革命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大兴北伐之师。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会祸生肘腋，一向倚重的将领竟然窝里反。
1922年6月16日清晨，粤军首领陈炯明的部属叶举、洪兆麟突然发动兵变，炮击观音山上的临时总统府。孙中山幸运脱身，登上永丰舰。此前两天，廖仲恺神秘失踪，何香凝以为他公务缠身，也没太在意，待到城中枪声骤起，顿觉不妙，立刻派人打探廖仲恺的下落。陈炯明先是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由，将廖仲恺诱至惠阳，然后将他关押在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陈炯明得意地说：“我抓住了廖仲恺，‘孙大炮’的钱荷包就被锁死了，他迟早会向我跪地求饶。”陈炯明万万没料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会落空，一只“母老虎”将要找他算账。
何香凝乘坐电汽船去石井兵工厂营救廖仲恺，看到丈夫被沉重的锁链捆缚，艰于呼吸，她又愤怒又悲伤，简直心如刀绞。他们无法接近和交谈，只能用目光默默传递彼此的心声。第二次探监，她总算给他更换了衣物；第三次探监，她还意外地得到一个纸团，那是廖仲恺写给何香凝和子女的诀别诗，大有身死化厉、誓斩国仇的壮烈情怀：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何香凝读罢这首诀别诗，热血为之沸腾。然而形格势禁，她展开的营救行动希望渺茫，坏消息却接二连三。当时，何香凝身染痢疾，精神几近崩溃，甚至想过一死了之。在前往石井兵工厂的电汽船上，她决心抽完手中的香烟就纵身跳江。由于雨天潮湿，加上江风迅猛，她接连废弃了十几根火柴，香烟仍未点着。当何香凝手中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时，她暗自祈祷，要是这根火柴能够点燃，事情必有转机，当然她也就不必投江自尽了。结果，奇迹出现，这根火柴“哧”的一声跳出了红红的火苗。
何香凝不想再这样苦候傻等夫君出狱，她决定主动出击，找陈炯明当面要人，可是后者有意回避，使她几次扑空。
1922年8月18日，陈炯明在广州白云山主持军事会议。何香凝一身泥污，突然闯入会场，使到会的军官面面相觑，鸦雀无声。陈炯明赶紧让座，陪着笑脸，为何香凝斟上一杯白兰地，她毫不客气，当众一饮而尽。陈炯明又叫勤务兵领着何香凝去别的房间更换干净衣服。何香凝冷眼看罢“黔驴”的表演，然后厉声表态：“衣湿有什么要紧？我今天来，还做好了血湿的准备！”这话就像一根尖利的鱼骨，直噎得陈炯明够呛。何香凝继续数落道：“你们记恨廖仲恺帮孙先生筹款，要将孙先生的‘钱荷包’锁得死死的，让他见不着天日。你们何不扪心自问，廖仲恺是否亏待过粤军？粤军在漳州闹饥荒时，他拿孙先生上海莫利哀路的住宅做抵押，填补军饷的缺口。现在可好，你们恩将仇报！”何香凝义正词严，陈炯明无言以对，脸色一忽儿白，一忽儿红，其他军官则惭愧地低下了头。何香凝铁了心要把这幕搅场大戏推向高潮，她当众放出一句硬话：“我今天上山，就没打算全身而退，至于廖先生，我也不指望你们放他活路，但我一定要你们给我一个决断的答复：究竟是放他，还是杀他。要杀，随你们的便；要放，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陈炯明怕把事情闹大，以免粤军将士离心离德，立刻下令释放廖仲恺。在他眼里，这只“母老虎”的凌厉气势简直比一支劲旅的火力还要强大。
何香凝未卜先知，陈炯明释放廖仲恺，只不过是做给部下看的假仁假义之举，他随时都有可能反扑回来，眼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若是再遭黑手，必有性命之忧。她果然料事如神，他们前脚刚撤（去香港避难），陈炯明的爪牙后脚就到，结果扎扎实实扑了个空。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自料不起，在弥留之际，将宋庆龄托付给一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去照顾，他叮咛再三：值此万方多难之时，他身后萧条，没有留下多少财产，请她一定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她坐在病榻前，听完孙中山吐词艰难的临终遗嘱，心中不胜悲恻，深感这位好友和伟人的信任之深，托付之重，当即表态：“我亲近先生二十余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病不能愈，我和全体同仁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嗣后，她强忍悲伤，亲眼见证了孙中山口授政治遗嘱的场面。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女性中，论剽悍，论刚烈，如果何香凝肯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即使是国民党内最著名的“母老虎”陈璧君也自愧不如，只得退避三舍。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顺利上位，成为国民党主席。“第一夫人”陈璧君得意忘形，目高于顶，每次吐痰，她都让秘书和佣人手捧痰盂，有时竟颐指气使，叫客人代劳。有一次，陈璧君命令何香凝来干这份脏活，何香凝两眼圆瞪，怒不可遏，当即指着陈璧君的鼻子斥责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要我给你端痰盂？”说完这话，何香凝仍不解气，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指着地上的痰盂使唤陈璧君：“去！我要吐痰了，你给我捧痰盂来！”陈璧君大惊失色，她猛然记起以前曾“有幸”领教过何香凝的一记大耳光，立即赔上笑脸，赶紧当众道歉。
在同盟会和国民党中，何香凝的声望极隆。她斥骂右翼分子，“拍案顿足，几乎把地板跺裂”。何香凝与孙中山夫妇的友谊摆在那儿，何香凝的元老资格摆在那儿，谁也奈何不了她。何香凝曾数次指着蒋介石的鼻子痛斥，使一贯强悍的蒋委员长下不来台，该道歉时还得道歉，该敬礼时还得敬礼。有个典型例证可以说明问题。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春江大华礼堂举行婚礼，原本确定何香凝为证婚人，不作第二人想。然而何香凝借此机会逼迫蒋介石承诺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改弦更张，回归三民主义的故辙，蒋介石虚与委蛇，顾左右而言他，令何香凝怒火攻心，一气之下，她撂下挑子，拂袖而去。为解燃眉之急，蒋介石只好恳请蔡元培证婚救场。
1928年岁末，何香凝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与国民党割袍断义，她愤然辞去党内一切职务，放弃薪俸，离开上海。她游历了南洋和西欧，侨居于法国巴黎郊外，“画幅岁寒图易米，不使人间造孽钱”，在异域过着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活，清苦固然清苦，但可以图个眼净心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激于民族义愤，结束旅欧生涯，决心与四万万同胞共赴时艰，共纾国难。淞沪之役，十九路军在前线浴血奋战，何香凝在后方积聚人力物力，建立伤兵医院。据她的《自传初稿》所记，大财神孔祥熙曾到上海救护所慰问伤兵，遇见何香凝，“哈哈孔”讨好地说：“廖夫人办伤兵医院办得很好，你愿意到南京去办吗？南京也正预备办呢！”何香凝毫不客气，一句话将“哈哈孔”顶到南墙上：“我愿意闻抗日伤兵的血腥味，不愿闻腐化官僚的铜臭味！”嗣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外寇当前，蒋介石以国力孱弱、必须低调备战为由，继续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优先剿共，延迟抗日。内战足以耗散民族元气，何香凝看不得惯这套兄弟阋墙的做法，她效仿诸葛亮当年馈赠女性用品以激怒魏军主帅司马懿的成法，给蒋介石邮寄了一条布裙，还附上一首极尽讽刺挖苦意味的诗作：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蒋介石一生收到珍贵礼物无数，很难一一记得，可是这件“礼物”太特殊了，他至死也无法忘却。奇就奇在，这位大独裁者受了耻笑，挨了讥刺，居然捺着性子不曾发作。何香凝的资历是最好的挡箭牌，若换上杨杏佛那样的杠头，蒋介石只须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和毛人凤使个眼色，早就格杀勿论了。这就充分说明，蒋介石消灭民主人士，还是有分别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