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面对一个强敌的时候腿肚子会哆嗦，恨不得马上解围，什么卑躬屈膝、赔礼赔钱，都是无所谓的事。但当他远离你之后，你就会越想越生气，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现在英国舰队又远在万里之外了。道光此时还是以地球村村长自居，怎能咽下这口气呢？战争是出气的最好手段，打！
处理了软骨头大坏蛋琦善，大清的南大门广东不能无人把守，派谁去呢？草根英雄兼业务骨干林则徐干不了，干部专业户兼“红”二代琦善干砸了，下一步派谁去呢？这是保卫大清江山，还得派大清宗室去，道光反复琢磨了几天，把目光投向了奕山。
奕山是康熙十四子的胤禵的四世孙，大概是对自己的太爷爷被推下圣坛而影响了自己的命运有种遗憾，年少时的他没有像一般的皇族成员那样过优哉游哉的太子党日子，而是主动上山下乡，锻炼自己。到1840年，他已经在西北荒漠待了15年，负责了将近3万亩山地的殖边工作。
据道光的暗中观察，这15年里奕山的工作还可以用“勤勤恳恳”形容，那么他就有建功立业的渴望；常年在西北，虽然也爬上了军事统帅的位子，也是很苦的，不属于温室里的花朵，调到广东前线还是能吃的了这个苦。所以，奕山是很合适的人选。1840年1月30日，道光封奕山为“靖逆将军”，也就是担任自卫反击战前敌司令员。道光从各地调兵一万七千多人，紧急驰援广东。
另外道光考虑到集体决策的重要性、满汉并肩作战、奕山的能力、防止奕山临阵倒戈（毕竟把他扔到大西北十多年，那时的犯人也是去那里流放）等等，又给奕山配了两名副帅：湖南提督杨芳和兵部尚书隆文任参赞大臣。
2月23日，英军进攻虎门炮台，虽然大清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
杨芳因为距离广州近，3月5日就到了广州。杨芳同志本来1835年就退休了，那时的退休没有硬性的年龄限制，大臣干到一定年龄，向皇帝提出“乞阖骨”，经皇帝批准回家就行了。杨芳后来感觉到当官也不容易，今天学习，明天检查，后天考核，压力太大，就在1835年提出退休并被批准了。但是回到家后才发现“还是当官好”，因此后来湖南闹匪患，咸丰又启用杨芳为提督他真的是“欣然前往”。现在荣升为广州前线参赞大臣(副帅)那种干劲不是一般的高涨。
上任后先拜访老同志，况且杨芳任湖南提督时林则徐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是杨芳地地道道的“老领导”，所以杨芳一到广州就拜访了林则徐（此时林则徐以四品衔居广州）。林则徐首先给杨芳上了政治课，指出国难当头，驱逐夷人匹夫有责，作为大清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应，无论夷人怎么造谣、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该坚决捍卫大清核心，巩固大清政权，随时做好为大清捐躯的准备。然后分析了大清军队战败的主要原因是炮打的不准而夷人炮太准，大清人民（准确的说是广州人民）不支持皇家军队甚至有大量汉奸。林则徐没有分析敌我装备悬殊，或许他也不完全知道敌方的装备有多么先进，或许他在考虑他在任时花了大量的军费购置国外大炮，不能说大清的军队装备太差，总之他是没说。另外，作为一名铁杆忠君分子，林则徐自费招募了500名水勇，给广州保卫战入个股。
急于建功的杨芳回去后就仔细研究夷炮为何打的这么准。他凭多年的经验认为夷人在船上，脚底不稳，应该打不准；我方在岸上，脚底特稳，应该打得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为何呢？对于没有学过数理化的他确实是一道难题，尽管绞尽脑汁，也没绞出什么答案来，于是他就进行猜想，暂且叫“杨芳猜想”吧。猜想了一圈，最后有答案了：夷人必有邪术。得出这个答案杨芳顿觉轻松，美酒美女庆祝了一夜，并把“杨芳猜想”的成果向道光报喜。
既然找到了夷人的七寸，那就好办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杨芳派人找到附近的道士界的大腕问询应对之策。最后道士给出的答案是用女人的马桶对着夷炮，夷炮必定打偏。
女人的马桶，这个破敌之器应该说易于就地取材，如果是今天我们的人民军队一说需要这东西，老百姓肯定会踊跃支前。但鸦片战争，无论是皇帝还是臣民都觉得这是爱新觉罗家族和英国人的战争，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没关系我的马桶凭什么给你们用？马桶虽然臭点，但是落入臭名昭著的爱新觉罗家族手里岂不是更臭了？我才不给你用呢！杨芳也知道这个道理，就宣布实施“战时皇家主义政策”。普天之下的人、物、钱莫非皇帝的，平时是皇帝宅心仁厚，把他的东西借给你们用，现在战争了，皇帝要拿回他需要的东西了，现在需要的是马桶。
于是杨芳部署士兵搬运马桶（那就不叫抢了）。士兵在搬运马桶时也不忘顺手牵羊，老百姓就进行了风风火火的保卫马桶、保卫财产运动。战争还没开始，军民先上演了一场龙虎斗，虽然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足可以把军队从人民中分割出去了，接下来的战斗会是咋样呢？
3月12日的乌涌之战打响。战斗开始，清军一改畏敌如虎的常态，个个手擎马桶对着敌炮，带着饥餐琥掳肉的迫切和胸配大红花的渴望，巍然屹立在敌炮前。但一阵炮声后，清军将士血肉横飞、叫苦连天为杨芳的无知埋单。“杨家将”遗臭千里。
但官场老手杨芳的战报是：砍死夷兵多于官兵，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那这就是胜利，伟大的胜利。道光对这个胜利也没有什么怀疑，有曾经平叛张格尔的虎将杨芳指挥，有我战无不胜的八旗军作战，战胜那不是必然的吗？道光指示他宜将胜勇追穷寇。杨芳说“怕不能全歼，等奕山、隆文到了后三军聚而歼之”。道光一想也对，军功章里要有我们满人的一半，你杨芳这是军事上的聪明人，政治上的明白人。
其实这之前3月6日，杨芳刚到广州的第二天，英军就攻占了猎德、二沙尾炮台。杨芳同志就上奏：把夷兵挡在了二沙尾炮台，不提炮台失守的事。道光就表扬过他。
乌涌之战的“捷报”把道光高兴坏了，说自己“日夜引领东南，棋盘捷音之至”；夸杨芳“畅晓军务，先声夺人，客兵不满三千，危城力保无虞，莫非朕之参赞大臣果永候杨芳，其孰能之？”
精心准备的战事打臭了，刻意吹的牛逼吹红了。杨芳裹在荣誉里找到窍门了，好好练练撒谎功夫就行了，因此他的邪术也不钻研了，白天开始淘宝购物，夜间开始歌舞升平，名曰“文化润军，知己知彼”。
3月16日对于杨芳来说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正想再编一篇捷报让道光笑口常开呢，义律派来“复仇女神”号船和两只舢板插着白旗到凤凰岗送照会。博学多才的杨将军以为义律打起白旗服了（其实白旗是休战的意思），但是他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毫不犹豫地将两只舢板击沉、“复仇女神”号桅杆打断。这在杨芳看来是地地道道的大胜仗，再加上写手的修饰，八百里加急捷报送往北京。咱真担心杨芳这“欢乐集结号”会让道光乐得喘不过气来。
先不用担心道光，还是继续看广州吧。义律恼了，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不是你们中国人教我的吗？如今你们这么不按套路来？集结重兵再犯凤凰岗，以零伤亡代价一鼓作气拿下了清方6座炮台，击毁清方120门大炮，打死大清官兵200余人。杨将军蔫了。
这个战报怎么写呢？再这样忽悠下去就怕夷人二进北京了。正犯愁呢，满脑子通商的义律给他解了围。他通过十三行的伍浩官来谈判，你还打吗？既然打不过英国人，咱就通商。
杨芳知道通商是道光不能触摸的高压线，但是不答应义律的条件那就只能继续挨打，没有办法，他就来请示林则徐。
林则徐是吃一堑长一智，他一想如果不答应义律的条件，又把夷人逼到北京去了，道光也恼了大花脸了；通商虽然也是道光不能接受的，但是可以把夷人缠在广州，不至于触碰底线，于是建议杨芳答应。这个建议其实就是决定，于是中英人民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通商了。林则徐也把自费雇佣的500水勇解散了。
当道光得知前线通商后有点火了，说：我实在不明白杨芳同志，既然每战必胜，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把夷人打出去呢？我的高官厚禄还在等着你呢。况且奕山和17000人也马上就到了。
可怜的道光同志，你到底是难得糊涂还是难得清醒呢？
57天后奕山终于到了广州。本来他想在路上磨蹭磨蹭，等杨芳把敌人打败，他回京听封就行了。但是可怜的杨芳败在马桶里了。奕山只能挑起这个重担子了。
奕山虽然是一个兵，但不是来自老百姓，是来自皇族，和老百姓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粤民皆汉奸，粤民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奕山虽然是皇族，又是一个被皇权遗忘的王子，他又想建功立业迅速回到权力中央。所以一到广州就向老百姓开炮了。
奕山先解散乡勇，然后对老百姓实行“囚笼”政策，不准出家门，防止给英国鬼子通风报信、搞后勤保障，对于违反规定的老百姓是拘你没商量。他甚至希望通过这些不合乎情理的规定把老百姓逼出广州，彻底打掉夷人的后勤供应。这样一来，奕山就有两个敌人：广州人民和英军。这位奕山同志一来就定错位了，也就注定了他在走向失败。
前面说了，奕山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渴望，他来到广州之前就请教过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也想打个大胜仗。他仔细研究了一番，看着敌方的一艘艘巨舰，想起了诸葛亮的火烧赤壁，而且还要略胜诸葛亮一筹，要偷袭。为了保证偷袭，那要高度保密，奕山同志这个保密工作做得还真好，战争开始前杨芳、隆文及其他大清将士都不知道，只有杨芳身边的几个亲信知道。但情报系统已经比较完善的英军却早就知道了。
5月21日，奕山突然下令夜间火船偷袭敌舰。这不是对敌人偷袭了，反倒是偷袭自己的部队。清军突然接到命令，为了准备晚上的作战手忙脚乱，到了夜间没有准备好，但是一是一二是二，说偷袭就偷袭，清军在慌乱中“偷袭”早有准备的英军。
5月21日晚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英军有计划的撤退。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是“我匆匆地来就如我匆匆地走”，只留下一片狼藉。奕山精心策划的火烧义律就这样失败了。
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由于各地增援军队缺乏统一指挥，秩序大乱，为了抢东西打起来了。
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
但是英军还是赖在广州不走，又勒索了广州商家600万元(清朝货币分为银子、银元、铜板、铜钱，银子的单位为两，银元的单位为元，铜板、铜钱的单位为“文”、“厘”）的“赎城费”后才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