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A。找回东方人的自信

让我们先来阅读这样一副画面：

1973年一个炎热的夏天。紧靠福建福清县的大海上，一艘小船在风浪中醉了似的左右摇晃着。一个身材瘦高的12岁的小男孩，迎着风浪站在船头，一次又一次地向大海抛撒着手中的鱼网。一阵又一阵的风浪迎面扑来，小男孩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可他手中的鱼网依然一次又一次顽固地撒向大海……这个为了挣回一点点可怜的学费，以保证自己能够上学，而不得不迎着风浪、冒着危险出海捕鱼的小男孩，叫陈章良。

18年后，即1991年10月28日上午，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贾乌德。候赛因青年科学家奖”颁奖仪式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七大厅即将举行。“贾乌德。候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是印度著名科学家贾乌德。候赛因教授倡议并资助设立的一个重大奖项，它专门用来奖励全世界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领域里成就最大、贡献最突出的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该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有的人称之为“青年诺贝尔奖”。过去，此奖每一届都有两位得主，可这一次，由六名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经过严格的审查考核后，最终却只评选出了一位青年科学家。

9时正，颁奖仪式正式开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博士将光闪闪的奖杯和红彤彤的奖状高高举起，然后再恭敬地送到了获奖者的手上，全场10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立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而当马约尔博士握住年轻的获奖者的手时，则禁不住脱口说道：“中国人能获得这个奖，真是没有想到！”

年轻的获奖者却十分自信而又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谢谢马先生。不过，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呢？”说完，他将奖杯高高举起，向评委和大会频频致谢。而后，才将自己一副瘦削的脸颊紧紧贴在了奖杯上。于是，在那个虽是世人仰望而多年来却一直被西方人所垄断的奖杯上，第一次留下了一个亚洲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国人温乎乎的体温和滚烫烫的泪痕。

接着，年轻的获奖者遵从大会的安排，铺开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开始向大会发表讲话。然而，当他刚刚讲了两句英文时，一张纸条便快速递到了他的手上。纸条是由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先生转递过来的。年轻的获奖者打开一看，只见上面草草的写着一句话：“请一定改用中国话发言！”

年轻的获奖者心领神会，马上一边看着手中的英文稿，一边改用中国话发言。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骚动。但很快，这位年轻的获奖者那带有浓重的骄傲与自豪的中国话立即被十几个国家的语言系统同期译出，无意中竟为一向肃穆的会场平添了一段轻松而有趣的小插曲……年轻的获奖者发言结束后，我国驻美大使韩叙先生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过去在这种发奖仪式上，我总是握着别人的手说，祝贺您，祝贺您为你的国家争得了荣誉！可今天，我终于可以说了，祝贺您，祝贺您为我们的国家争得了荣誉！”

这位为中国、为亚洲、为东方第一次争得了如此荣誉的年轻获奖者，就是18年前迎着风浪、冒着危险出海捕鱼而被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的小男孩——陈章良。他现在的主要职务和头衔是：

北京大学副校长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

美国Sripps研究所兼职教授

英国De Montfort大学兼职教授

英国《植物学报》编委

欧共体中国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国际植物病理学会植物分子病理学会及生物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协会顾问

……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无数科学家苦苦奋斗了一生，结果多数都是战绩平平，甚至有的一事无成。而他——陈章良——一个渔民的儿子，从1961年2月来到这个世界，到1991年10月登上世界领奖台为中国第一次捧回一个颇有含金量的国际性奖杯，却只使用了短短30年的生命——短短30年的时间，他便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取得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甚至几代科学家一生都没有取得的成就，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陈章良生命的小船起始于福建福清县那个紧傍着滔滔大海的小乡村。

陈章良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捕鱼种地的行家里手。然而，一生辛劳的父亲辛劳了一生，留给陈章良和全家的遗产依然还是只有两个字：贫穷！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足见陈章良家贫穷的真实内容：大约是陈章良8岁那年，由于父亲和乡亲们辛辛苦苦地干一年的活，不但挣不回一分钱，反而还要向生产队倒贴钱，所以他家和村里的人有时只有靠野菜充饥。一天，母亲在兜里摸了半天，才摸出一个2分的硬币，然后小心翼翼地交到陈章良的手上，让他到村头的供销社去打点酱油回来当菜吃。双手紧攥着2 分硬币的陈章良来到供销社后，尽管对即将要出手的2分硬币依依不舍，但最终还是把已经攥得有些发烫的2分硬币递到了售后货员的手上。当售后货员手中的酱油勺子舀起一点点酱油迅速倒进他的碗里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售货员手中的勺子能在他的碗沿上多停留一会儿——哪怕能再为他渗上一滴酱油也好！

由于穷，陈章良长到9岁才开始上学。这时的陈章良其实并不叫陈章良，而是叫陈章粮。这是从来就缺粮少吃的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特意为他起下的名字，为的是希望老天保佑儿子将来长大后能吃上一点粮食。可上学后老师不喜欢“章粮”这个名字，说不好听，不让叫，硬是要他改名叫陈章良。他只好按照老师的意见，将陈章粮改名为陈章良。

由于穷，家里不但付不起他的学杂费，甚至连晚上用来复习功课的一点点灯油都买不起，于是每当夜晚降临，干完了家务活的陈章良便只好靠着墙头闭上眼睛，在黑乎乎的茅草屋里用一颗怦怦跳动的心来“念”书。而与此同时，为了能给自己挣来一点学费，他便和父亲一起出海打鱼。但在那个年代，出海打鱼是要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而遭到禁止的，于是他便常常利用大人对小孩不太注意也不怎么太管的“缝隙”独自出海打鱼。有时，正打着鱼，风浪眼看着就要袭来，大人们全都急匆匆地收网返航了，可为了能多打点鱼，他却偏偏利用这个大家都没撒网的绝好机会，自己坚持多撒上几次。

有一年暑假期间，他坚持出海打鱼，竟赚回了70元钱！70元钱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啊！就在那天傍晚，当他把由1分、2分、5分以及一张张皱皱巴巴的角票凑成的70元钱从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全部哗啦啦地倒在家里的饭桌上时，全家人都惊呆了，也给吓坏了——劳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哪里一下见过这么多的钱哟！然而，当他的父母猛然意识到这笔钱是儿子几乎用生命换来的时，父亲一下蹲在地上，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母亲则心疼地楼过儿子，失声地痛哭起来。

由于穷，上了中学的陈章良尽管心里依然十分自悲，却开始想如何才能摆脱穷的问题了。所谓穷则思变，是对任何人都实用的道理。尽管从父亲那里，陈章良已经得到了一笔最宝贵的“遗产”——自力更生——父亲从小就教育他说，就是从天上掉下东西来，也得靠你自己出去弯腰拣起来！但从父辈的一生中，他却已经清楚地看到，要想在家乡那片几乎快长出老茧的土地上刨出个“金娃娃”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要想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唯一的路子就是好好念书。于是，考大学，成了他最现实的理想。

1978年的一天，陈章良和乡里100多个考生被拖拉机摇摇晃晃地拉到县城参加高考。他们的考场是一个破旧的祠堂，白天，祠堂是他们的考场，晚上，则成了他们的“旅店”——把自带的被盖卷往地上一铺，倒下便睡。但在考试的三天时间里，陈章良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次觉，他把自己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这次考试上。

三天紧张的考试终于结束了，又饥又渴又累的陈章良从50里之外的县城如释重负地赶回家里，全家却正在田间忙着抢收稻谷。那是一个太阳还没有落山的傍晚，肩上还背着书包的陈章良像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急匆匆地来到火辣辣的田边，当他一眼看到自己的亲人时，身心疲惫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能问上他一句：“考得怎么样？”可母亲见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吃了吗？”他刚点了点头，父亲那如同锄头把子一样硬梆梆的话便甩了过来：“吃了，就快帮着收稻子吧！”

这就是他的父亲。一个忠厚老实勤勤垦垦的父亲。一个一生埋头种地到头来却依然一贫如洗的父亲。一个满心希望儿子死死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将来好娶妻生子、延续陈家香火的父亲。在那一时刻，望着一脸皱折、满面苍桑的父亲，陈章良第一次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幸运的是，陈章良在全乡100多名考生中成了唯一的一个中榜者——他终于考上了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虽说这是一所在全国很不起眼的大学，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艰苦，但他毕竟圆了大学梦。

刚进校门时，别的同学都会说英语，而惟独他，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别的同学学外语都有录音机，他却连个小小的收音机也买不起。由于穷，家里还是不可能给他一分钱，他就靠学校每月发给的19元助学金和假期打工度日。分配的口粮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他大学的主要口粮。

那时的陈章良尽管肠胃常常叫苦，却总是向往着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名牌大学。一次，他听一个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说，北京大学大得不得了，大得可以在校园里跑汽车。他就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北京大学怎么会有那么大？校园里怎么还能跑汽车呢？所以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上一眼。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10多年之后，他不仅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两个中国最大的生物实验室（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他自己的），而且居然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陈章良念大学时，正值70年代底80年代初，生物技术对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而分子生物学则刚刚开始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和某些科研机构。有一天，陈章良从图书馆里看到了有关介绍生物技术的文章，马上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很快意识到生物技术的巨大潜能和美好前景。此后他便把自己的主要心思投入到对生物技术知识的钻研上。他除了想方设法从国外索取有关的资料外，还利用学校领导出国之机，请求学校领导帮他从国外带回一些生物技术方面的资料。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他甚至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点伙食费里省下钱来购买资料。

有一天，他从一本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他非常兴奋，便给玛丽。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献身这个领域的决心，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他所在的学校对他进行面试。这位华裔教授与陈章良接触后，对陈章良在那样艰苦的学习条件下竟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陈章良奋发学习、追求科学的精神以及他那敏捷的思维和少见的才气，让这位华裔教授很是欣赏。这位华裔教授回去后，把陈章良向美国华盛顿大学作了郑重的推荐，并建议录取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于是，1983年，即陈章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陈章良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就这样，陈章良第一次背离了家乡的土地，也第一次背离了父亲，踏上了从此改变他命运的另一条路程。

毫无疑问，陈章良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悲心理。但到了美国之后，他由自悲变为了自强。

陈章良刚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便被“上”了一课：那天，当他扛着行李、拿着入学通知书走下飞机时，便四处寻找来接他到校的人。在他的想象中，华盛顿大学肯定会像中国一样，专门派人、派车来接他。但完全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是，华盛顿大学根本就没有派人来接他！在那个多少有些凉意的深夜里，第一次站在异国土地上的陈章良竟然不知投宿何方。后来幸亏得到一位教授的帮助，他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校门。

事后他想：也许这就是美国——如果一个人拿着入学通知书居然还找不着校门的话，那还能指望你今后干成什么事情吗？他由此而得到的收获是：人必须自强。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陈章良是个聪明而有相当敏感的人。到美国不久，他便意识到当时国际上最新的领域是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所从事的重组DVA技术立即，而毕齐教授又正是他仰慕已久的科学家。于是，几经努力，他终于挤身于毕齐教授门下，成为毕齐教授的得意弟子。

有了如此好的学习条件和如此好的机遇，陈章良简直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当时，陈章良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的研究课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洛杉矶的几所大学同时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而且，他们之间的研究方法、路线、甚至手段都大致相同。即是说，他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竞赛。陈章良清楚，他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工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于是，几年时间里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觉，每天几乎都要在实验里工作12小时以上，有时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甚至有时干脆就在实验室里躺上一会儿，然后接着再干。他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觉，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1985年，还是华盛顿大学三年级研究生的陈章良终于率先“冲刺”，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并获高水平的表达（该项成果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后，马上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出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和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该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后，被国际许多同行专家引用了数十次，并在美国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一书中被综述）。

1986年，陈章良的另一篇论文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报》上又得以发表。接着，应美国著名杂志《遗传》的邀请，他又为该杂志撰写了综述文章。这两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同行中引起较大反响，多年来并被世界各国学术期刊引用了上百次。

陈章良突出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和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代表着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两届国际权威性会议——美国高登学术会议。而且，大会组委会为了表彰他卓越的贡献，还特请他在会上做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专题报告。按照国际惯例，要在这样的国际权威性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从来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先生大学者大专家才有资格，像他这样一个在校的小小的研究生为大会作报告，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以中国青年学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更是第一次！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华盛顿大学竟提前一年半为他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于是，陈章良成了80年代在美国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第一个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的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以研究生的身份在国际学术会上作大会报告的人。他突出的学术成就很快引起了美国各界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华盛顿大学为他颁发了生物学奖学金；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向他提供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研究经费；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也纷纷找上门来向他表示慷慨的“援助”；美国最大的一家私人医学研究所还邀请他去出任重要的职务（该研究所10 年后的今天还为他保留着位置。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就职）；甚至，有的国家还想从美国挖走他这个人才，在动员说服他的同时，提出了了许多优厚诱人的条件，并随身带来了高级别墅的照片。

就在这时，即1986年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寄自美国大使馆的一封信函。他感到很是奇怪，打开一看，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韩叙先生寄给他的，信中邀请他到美国大使馆去一下，说有要事与他商谈，而且还随信为他寄去了从美国密苏里洲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陈章良到华盛顿见到韩叙大使后，这才知道，国内863计划已经启动，生物技术已被列入了七大领域之首，正处于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十分需要从事生物技术研究方面的人才。国家科委知道了他在美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并在美国有了一定的影响，特让驻美大使韩叙先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回国参见863计划，从事和推动中国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当晚，韩叙大使还请他共进晚餐，他感到非常的亲切，所以彼此谈得十分投机。韩叙先对他说，我知道你的背景了，也知道你在美国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工作，但宋健主任对我说，国内要启动一个高科技计划，叫863计划，这个计划里要启动生物工程，让我问你愿不愿意回去。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你可直接出任863专家委员会专家。当然，你可以先回去看一看，我可以为你提供往返的机票。你回去看了后觉得行，就回去；觉得不好，就留在美国，我绝没有逼你回去的意思。但是，坦率地说，如果你不回去的话，国家就可能会花费大量的外汇来购买你在美国开发的技术。

其实，早在1985年夏天，陈章良就动过学成回国的念头。当时，他找到了北京大学的副教务长、生物系的教授陈守良，打听如果回国后的种种情况。陈守良教授马上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国家计委科技局新技术处的处长严谷良。严谷良很快约见了陈章良。陈章良直言不讳地提出：如果他回国的话，希望国家能满足他在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设备和试剂方面的要求。严谷良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因为当时北京大学正要筹建一个蛋白质工程实验室，如果再扩建一个蛋白质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话，正好两全其美。

因此，当韩叙大使与陈章良会面后，陈章良表示很愿意回国去看一看。

1986年底，陈章良便从美国专程回到北京，与国家科委中国生物工程中心有关人士和北大的校长作了一次长谈后，决定回国。他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认为自己毕竟是中国人，国内当时生物工程的研究很弱，他应该把学到的东西用于自己的祖国。再说，他学到的东西，在美国未必能很快像国内那么引起重视，因为美国人才济济。如果他回国来发展的话，比在国外发展意义更大；二是他认为他在美国做得那么好，相信回国后也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另外，他想自己给自己挑战，看在艰苦的环境中能不能做成事业，以此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返回美国后，他便向韩叙大使表示：为了863计划，我愿意马上回国。

就这样，陈章良开始了回国的准备。他首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西方的留学生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一般都要在论文的扉页上写上一句献给妻子或者母亲的话。但是，陈章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却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这篇博士论文，献给生养我的土地和教育我的人！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他的这篇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答辩结束的第二天，陈章良便启程回国。临行前，一个美国女孩满脸疑惑的问他：“你为什么要急着回去呢？你的国家那么大，你这么小，那么大的国家与这么小的你，有什么关系呢？”望着那双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蓝眼睛，陈章良笑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在中国。中国有个北京，北京有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漂亮极了，比华盛顿大学漂亮多了！那是我从小就梦想的地方。”

1987年1月，陈章良谢绝了美国几家大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回到了北京。于是，北京大学有一天便突然爆出一个特大冷门：一位渔民的儿子，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竟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甚至，有人惊得目瞪口呆：是北大的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自己的听力有了毛病？

这个年仅26岁便坐上了北大副教授交椅的年轻人，就是陈章良。

在北大的历史上，如此年轻的副教授，恐怕是第一个。

如果说在美国时的陈章良靠的是自强，那么回国后的陈章良心里充满的却是自信。

陈章良第一次以北京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时，心情是微秒而又复杂的。想当年——其实不过是短短的9年前，他刚跨进海南岛那个简陋的大学门槛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到北京大学看上一眼。没想到转眼之间，他居然成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

但陈章良不是一个追求虚名的人。当了北大副教授和863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写论文，做学问，讲理论，将来当一名大学者、大教授，继续走过去多数中国科技知识分子走的那条传统的老路；二是把自己投身于中国改革的大潮当中，结合国内的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工作，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投放到市场，尽快转化成生产力，走一条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

陈章良决定选择后者。因为他知道，世界发展到今天，光靠论文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搞科研就是要实事求是，就是要拿出真东西来，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他的当务之急——第一个战略计划，就是要尽快创建起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个农业大国非常需要他这一代科学家用科研技术去推动和保障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创建一个如此重大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最初的创业者却只有四个人：陈章良、潘乃 教授和两个学生。四个人，四双手，却要担负起一边搞科研一边搞建设的双重任务。从实验室的总体构想、设计草图，到实验室的一砖一瓦、一螺一钉，全都得陈章良亲自动手，亲自操心。有时为了单单买一个合适的电源插座，就得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用陈章良他们的话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大型实验室，没想到竟首先要从寻找一个小小的螺丝刀开始。为了购买仪器，他们要申请指标、填写报表、请求审批，还要跑海关、接飞机、搞运输。等仪器弄回来后，还要亲自安装。实验室建在四楼，没有电梯，像五六百斤重的大型设备仪器也只有靠肩扛，靠手抬。一次，陈章良亲自骑着一辆三轮车运送一个培养箱，由于培养箱太重，他骑着骑着就失去了控制，结果连三轮车带培养箱一同翻进了北大的未名湖里。翻车时幸亏他反应很快，从车上及时跳了下来，才避免了一场事故。

就这样，陈章良和他的同事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靠自己的双手基本完成了北大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浩大工程。1988年初，实验室的技术条件基本具备，世界上最新的植物基因工程工作便在中国的北大开始启动。

1990年，陈章良和他的同事们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了基因工程香料烟草，并首次完成了大田中试。这项成果的问世，对减少烟草病害对中国的烟草生产造成的严重损失有着极大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抗病毒基因研究和应用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1991年，此项成果通过国家教委的鉴定，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4月，陈章良主持的实验室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地获得了天花粉蛋白基因，克隆后在大肠杆菌、孝母和烟草中得到了高效的表达。这预示着中国的一些传统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进行大量生产，为我国中草药的开发利用转入现代化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94年4月，在陈章良的指导下，实验室24岁的博士生邵莉和博士后李毅等从牵牛花瓣中成功地克隆了决定花粉颜色的基因，并将该基因克隆到中间载体，在正常开紫色花的矮牵牛中，获得了同株生长的紫白色相间和全白色的转基因花。这项在我国首次利用生物技术改变花朵颜色的成果，标志着我国在植物基因调控领域的生物技术研究又一次取得重大进展。

短短几年时间，陈章良便硕果累累，于是许多国家纷纷前往，愿以重金买走其成果。但陈章良根本不为所动，而总是把研究成果首先提供给国内的农业和医药部门使用。

1988年，陈章良获得了首届“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1989年，他晋升为北大生物系教授； 1990年，他分别获得了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颁发的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金牛奖”；1991年1月，国家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1991年10月，他又获得国际大奖——“贾乌德。候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成为中国乃至亚洲获得此奖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陈章良的名字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1991年，他被美国最大的一家私人医学研究所聘请为兼职教授；1992年，他被欧共体中国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聘请为委员；1993年，他被英国De Montfort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同一年，他还被美国世界著名的权威刊物《遗传》聘请为中国编委。以致于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的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教授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惊讶，连连感叹说：“我的上帝呀，我现在还不是编委呢！”

但陈章良并不就此满足，更未就此停步。

1992年7月，年仅31岁的陈章良出任北大生物系主任。一上任的陈章良便开始实施他的改革举措。

北大生物系，是全国高校最大的一个系，也人员最多的一个系，更是生物学力量最雄厚的一个系。该系承担着国家863计划以及国际合作等100多个科研项目，不仅拥有全国第一流的生物技术人才，而且每年的学术成果也居全国同类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首。然而一个令人十分尴尬而奇怪的事实是，该系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每月的奖金却只有10几元的人民币！

要解决这个极大的科研成果与极少的经济效益不平衡的问题，陈章良认为，必须打破长期以来“端着金饭碗等饭吃”的僵死局面；而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放弃老路，走出传统，越过北京大学那高高的围墙。他说：“一道围墙把校园校外隔成了两个世界。许多冒牌公司打着生物工程的牌子大发横财，而地地道道的进入了世界前沿的生物系的科研成果，却躺在研究室里睡大觉。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物工程公司！”因为他十分清楚，国外的大学都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公司。何况当今世界，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等严重问题，其主要途径都是大力开发和应用生物技术。作为新生物高技术发源地之一的美国，目前尽管已拥有10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总资产高大200多亿美元，但仍把生物技术列为“国家危急技术”，并将生物技术作为国家战略产业来加速发展。那么大量需要生物技术的中国，又有什么理由不让生物技术尽快实现产业化呢？

于是，为了积极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尽快把863计划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陈章良向有关部门提出：尽快成立“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他的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于是，在陈章良的张罗下，“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很快刮牌营业。两个星期后，一宗60万元的买卖旋即成交：与东北一家公司签订了联合进行“金属硫蛋白用于化装品及医药开发”的合同。一个月后，国内就有8家制药厂相继接受了“北大未名生物技术公司”的技术转让，仅一项转让费年收入就达100多万。两个月后，公司的帐上便有了300多万的人民币！

在此基础上，陈章良又来了个人们意想不到的“100米冲刺”：把原技术转让的形式一下改变和上升为与大企业“联姻”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取得企业资金的赞助，又可得到企业管理上的支持，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实惠。

接着，陈章良又把一双“无形的大手”从国内伸向了国外，于1993年寻找到了外方合作伙伴，并随之成立起了四个中外合资公司。其中，深圳的“科兴生物工程公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基地，其首期产品是第一个用中国人自身的“干扰素”基因克隆和表达的基因工程药物，被誉为“中国生物高科技的典范”。迄今为止，该公司的资产总额已排居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企业的第二位，也是目前中国生物工程公司中注册资金最高的企业。仅1996年，该公司的总收入便达6000万人民币，光是近几年上缴北京大学就近2000万人民币。1992年，当北大的一些老师和教授第一次领到由他们的智慧和劳动换来的300元奖金时，他们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这就是陈章良。他成功地把高技术渗进了社会，与市场进行联姻，使高技术很快转化成了第一生产力，让高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撞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几百年来也未曾撞出的生命与智慧的火花，并让这“火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美钞、马克、法郎和崭新的人民币，从而在短短的一挥手间，便改变、甚至说结束了北京大学100年来贫穷的历史。

接下来，陈章良又向学校旧的体制动起了手术。

多年来，中国的高等学校都普遍存在着“多教少教、教好教坏一个样”的现象。陈章良认为，这完全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机制所造成的，其结果是扼杀了人才，抑制了生机，失去了竞争。他与他的领导班子研究后，重新推出了一套新的举措：任何津贴的发放与每个教职员工所承担的任务、工作表现和完成任务的水平、质量紧密挂钩，并打破职务、资历的界限，在分配数额上拉开距离。一句话，多劳多得，奖惩分明。

然后，陈章良又从教育本身的结构以及学科的建设出发，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改革。在他看来，高等学府的教育，是一项为未来培养栋梁之材的宏伟工程，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应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过去旧的教学体制形成的最大弊病是，专业分化过细，学生知识面狭窄；老学科日渐僵化，新学科却建立不起来，培养出来的学生根本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而要想培养出有用的人才特别是科学帅才，就必须打破专业分化过细的传统格局，合并有关专业，把学生们投放到一个真正的大环境、大视野中去学习新的知识。为此，陈章良大胆取消了教研室，减少了二级领导机构，裁减了多余人员，让系主任与每一位老师直接对话。

为深化与充实他的这一改革思路，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被扩展组建成“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并由他出任院长。生命科学院设有6个系、1个研究中心、2个研究所、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技术开发部。如此一改，生命科学院在结构上趋于合理化、科学化，由此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师生员工们爆发了从未有过的生命力。

紧接着，陈章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生物技术潜藏着的光明的发展前景，在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又为北大创办了一个新系——生物技术系。该系集中了10几名年轻的博士，从事基础理论和应用开发研究等。1993年第一次招生时，以高分录取了一批成绩优异的学生，现在第一届毕业生大部分已考上了研究生，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被哈佛、耶鲁、斯坦福、康奈尔等国外著名大学录取。

对此，《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著名老作家徐迟深有感慨地说：“从表面上看，陈章良好像是改革了北大的一个生物系，而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本身。陈章良提供给这个社会与国家的是一个全新的思想观念，是一种高屋建瓴的科学帅才的气度，而站在21世纪门口的中国科学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凡是与陈章良接触过的人都说，陈章良的思维十分敏捷，想法很多很多，常常是一个新的决策刚刚开始付诸实施，另一个新的想法又冒出来了。但想法再多，目的却只有一个：早日把中国的生物技术搞生去，并参与国际竞争。

的确，当人们还为陈章良一系列的举措而感到惊叹不已时，他又开始构想怎样兴建“北大生物城”的事情了。因为他知道，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本来有些技术已接近国际水平，由于产业开发没有跟上去，所以数十年后的今天只好被迫大量引进外国的东西。现在，中国新崛起的生物技术在世界算得上中等偏上的水平，在亚洲则居第一，但生物工程的水平却相当低下，还不及日本的几十分之一；如果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不搞自己的产业基地，那今后必然还会落得同样悲惨的结局。因此，他提出了兴建“北大生物城”的构想。

这一构想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国家科委、国家教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很快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被称为中国划时代的生物城位于北京西郊圆名园以北，占地面积500亩，建筑面积仅占30%，其余均为绿地园林，湖泊草坪，将于1988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可就在“北大生物城”正实施之际，陈章良的的眼睛又紧紧盯住了国际上的一个大目标：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决定在亚太地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疫苗研究所”。陈章良得知这一信息时，联合国初步的选址工作已经结束了。陈章良敏感地意识到，这一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虽然不是北大份内的事情，却与中国明天的科学发展有关，它对获取信息、引进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和新的工作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在我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为了让“国际疫苗研究所”能建在中国，他积极协同北京市、卫生部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想法将联合国的官员们拉到中国来进行考察。结果，中国最终获得了这项计划的培训和教育部分。

陈章良除了要想法把高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之外，还要做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但他乐此不疲，从无怨言。他说：“如今的科学家已不是人们过去观念中的那个样子了。现代科学是一种广泛交流的科学，群体作战的科学，特别是搞实验科学，尤其需要有将帅之才的科学家，而决不能躲进小楼，不问天下。不做科研以外的事情，几乎就谈不上事业的发展，甚至连实验室都可能保不住。”

是的，就陈章良个人而言，他在事业上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可谓飞黄腾达，并拥有了相当雄厚的资金。但陈章良知道，像他这样的“幸运儿”在中国毕竟是极少数，只有想法让更多的青年科学家迅速脱颖而出，中国的科技队伍才会后继有人，中国的科技在下个世纪里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腾飞，因为中国科技界目前已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可从苦苦探索中挣扎过来的他又最清楚，现在中国青年科学家们搞科研的最大苦恼和障碍，是没有启动资金。于是，他又为青年科学家的科研经费问题而动开了脑筋。

机会终于向他走来。

1994年2月17日，为准备八届人大十二次会议的召开，李鹏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陈章良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当轮到他发言时，他十分坦率地讲了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年轻博士由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一展才华、为国效力的问题。

李鹏听了后，问道：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陈章良说：西方不少国家为了鼓励青年科学家，专门设立了“总统奖”之类的奖励基金，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总理预备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设立一个“总理奖”，以支持鼓励那些在国外或国内的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李鹏又问：这笔奖金需要多少钱呢？

陈章良说：按每个学科算，每年每个学科选出2人，每人奖给50万元。这样，每年有5000万元人民币就够了。

陈章良说得很轻松，参加座谈会的不少人却吓了一跳：5000万人民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笔做梦也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眼前的这位青年人嘴轻轻一张便溜了出来，是不是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呢？甚至还有人担心，这不是明摆着让总理为难吗？

李鹏想了想，却明确表态说：中国科学和经济的崛起，迟早会落到青年人的身上，支持青年科学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政府一定设法解决。不过，总理预备金也是有限的，很多重要的部门都等着用。这是件大事，等我和有关的领导同志研究后再定。

几天后，元宵节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科技教育界部分人士前往中南海共度佳节，陈章良又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席间，李鹏把陈章良叫到一旁，说：你上次提到的关于设立“总理奖”的问题，我很感兴趣。但叫“总理奖”似乎欠妥，是不是可以叫“政府奖”呢？

之后不久，陈章良便接到国家科委一位领导的电话，要他把给总理的建议写成报告，马上呈报上去。陈章良当天便写出了报告：

总理：您好！

2月17日受您邀请在中南海参加您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时，我提出了关于设立“总理青年科学家基金”的设想，现提出书面建议，敬请审阅。

您一直十分关心青年科技工作者，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已学成并希望归国参加建设。设立“总理青年科学家基金”，对于吸引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工作，使中国的科技跻身于世界前列，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总理青年科学家基金”的支持下，我国科技战线中坚力量将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问鼎诺贝尔奖提供契机。

操作方法建议如下：

1.建立由学术威望高、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基金委员会，可考虑邀请数位有国际影响、获过诺贝尔奖的、支持中国科学事业的外国学者参加；2.建议奖励周期为两年，每门学科评选1-2名杰出的青年科学家，授予50万元奖金，帮助建立一个基金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由原单位自行解决）；3.运转资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总之，这项基金的设立对我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的突飞猛进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信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科技事业一定能够不断前进，在下个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对此我充满信心！

建议人：陈章良

1994年3月20日

不久，陈章良便得到通知：他的建议已经批准，并正式定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该基金每年评定一次，第一年（即1994年）支付的总额为3500万元，从1995年增至为每年5000万元，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持，他本人被聘为评审委员会委员。

此消息对外公布后，马上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青年科学家纷纷提出了申请。1995年4月15日，49位平均年纪只有37岁的青年学者，首次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当日下午，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还会见了这批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并讲了话。

陈章良的这一建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他自己，则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更多年轻学者心中的偶像，学习的楷模。

1995年，日本经过严格的评审，选出了“世界10大杰出青年”。名单公布后，中国的陈章良，赫然在榜。

陈章良又一次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了世界的领奖台上。那天，当站在领奖台上的他高高举起金杯时，中华民族5000年的血液仿佛都在他身上奔腾流淌——想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是那样放肆而残酷地欺负软弱无能的中国人，而近60年后的今天，他终于能在日本全体国人仰望的目光中高高挺着一个中国人的胸膛接受日本天皇的颁奖！因此，他感到最自豪的一点是：“我是一个中国的青年！”

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颁奖结束后，日本天皇还亲自邀请他们10个“杰出青年”到家做客。当陈章良等10个青年来到日本天皇家时，日本天黄亲自在门口等候迎接。席间，受到特别款待的陈章良向日本天皇谈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尤其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并介绍了中国生物工程的发展近况。陈章良后来回忆说：“当我和日本天皇面对地坐在一起谈论起我的国家时，我有一种非常得意的感觉。我能以一名贵宾的身份被日本天皇邀请到家做客，能以一名“杰出”的中国青年的形象平等地出现在日本天皇的面前，我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当然，这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的骄傲与自豪。同时，它也让我再一次从外国人那一双双钦佩的目光中找回了中国人的自信。”

就在这同一年里，34岁的陈章良又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在北大100年的校史上，能出任校长、副校长的，多为中国教育界、知识界德高望重、资历深厚、才华超群的杰出之士。而小小年纪的陈章良在这群杰出之士中，若论年纪的话，最多算是孙子辈。所以此消息一经传出，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陈章良更是因此而名声大燥。

巨大的名誉当然也就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或正确或错误、或好心或恶意、或赞扬或贬低的议论和说法。面对这些，年轻的陈章良伤心过、痛恨过、失望过，甚至愤怒过。然而，他似乎是一个很难放弃自己追求的人，也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有满足心的人，他感到要为国家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根本无暇顾及社会上那些沸沸扬扬的闲言短语；名声越大，他的追逐的目标反而越高。

他的下一个宏伟构想是：在“北大生物城”专门设立一个大型的科学家培养中心。中心的所有设施全部按国际一流标准来建造、配备。目的就是要通过该中心为中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从而填补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的这一空白。

他说：“人生的苦难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被逼着做事的苦难，一种是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但这两种苦恼我全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为之钟爱的之中。现在，国家正处于非常有利的发展时期，只要把握好这个机遇，中国就大有希望。对此，我充满自信！”

从1987年至今，陈章良回国已整整15年。

15年来，他连续几届被当选为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是863计划中最年轻的专家委员。他所领导和指导下开展的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工程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保障和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在863计划等部门的支持下，他的实验室目前成了国内最大的几个做大田试验的实验室之一。1997年农业部第一次受理的国内20多个转基因植物大田试验申请中，有5个都属于他的实验室。由他负责的生物工程公司，年收入现已高达到1亿多元，税后利润近3000万元！

15年来，在北大未名湖畔那座小小的实验室里，只要不外出，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每晚12点以前，他实验室的灯光从来不会有一天提前灭过。他每年都说，他要到美国去工作几年，然后再回国工作，这样可以促使我有新的进步。可每年他都挤不出一点时间。他除了坚持搞科技产业化外，还要坚持搞理论研究，撰写论文。因为他知道，中国一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只有1万零5篇，而美国光是一个哈佛大学，一年就发表论文7000多篇！尤其在《科学》、《自然》等这种世界最权威的刊物发表的论文，中国每年只有五六篇，而国外一个大学一年就是几十篇。因此，他给自己有个规定：必须保持每年在国际上发表论文4-5篇，在国内发表论文7-8篇。他现在已在国内外一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的一篇论文就被世界各国引用过100多次，另外两篇论文也分别被引用过90次和70次。

15年来，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胜过爱他自己。他每年都要到国外去作报告，或者考察，但他所有的费用全由国外的邀请单位承担，从不花国家的一分钱。他将这些节省下来的钱，全都投入到科研当中去。这对那些想方设法拿着国家的钱出去游山玩水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好的教材。

15年来，为了能使自己挑起重担，他始终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中午都要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这也许与他喜欢挑战、喜欢勇往无前、从不愿“拷贝”别人的性格有关）。他最喜欢的是打排球，只要在家，北大的排球场上，每天中午都能见到他那生龙活虎的影子。即便当了北大教授的他，还是系教工排球代表队的主攻手。此外，他也喜欢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海里跃上浪尖那一瞬间的感觉。有时到了周末，他还有意识地去爬山。他说爬山可以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感受大自然的胸怀，让自己的心胸在大自然中变得更加纯净而又开阔。因此，他体魄健壮，身体完好，尽管每天限制自己只睡5个小时的觉，却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尽的力气。即使北京的秋天已经降临，他依然还是只穿牛仔裤和T恤衫。他在美国10年，从未去过医院；回国10年，医院也从来与他无缘——就去过一次北大的卫生所，还是只为了拔掉一颗牙！

是的，如果说陈章良在短短的人生中走过了一个由自悲到自强、由自强到自信的过程，那么现已年满40岁的陈章良，在经受了世间的酸甜苦辣、风霜雪雨、是是非非、大落大起之后，除了对自己、对未来依然充满自信外，更多的却是深深的自省。

1997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北大未名湖畔那个神秘的实验室里，当陈章良谈到自己回国10走过的路程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回国10年来，我有许许多多的感受，最深的感受有四点：

第一，10年前我作了回国的选择，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10年来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我感到很欣慰。我回来比在美国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得多。尽管在国内干得苦一点，但我无怨无悔。

第二，在美国，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不算年轻了，30多岁的年轻人担任了重要职务的多的是，因为有人40多岁就当上总统了。但在中国，像我这样26岁就当了北大副教授，32岁就当上了北大生物系主任，34岁又当了北大副校长的情况，在全中国只有我一个！正因为我在国内比较早的挑起了重大的担子，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比别的年轻人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年轻了！尽管你是不错，你是做了不少大事情，但社会一方面承认你，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嫉妒你。因为你太年轻太年轻了！从国家的领导来说，希望扶持年轻人，但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压力又大得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压了一大批年轻人。这种压力实在太大了，干起事业来，生活起来，都很苦很苦，苦得有时晚上睡觉都很紧张很紧张，让人感到很辛酸，一种没法讲出口的那种辛酸！于是我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又不是在美国干不了才回国的。我和别的一些年轻人不一样，别的年轻是要到美国去找工作，我是为了国家的863计划主动从美国回来的。我离开美国10年了，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工作位置。所以，有时我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可怜兮兮的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工作呢？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地去尊敬一个我并不尊敬的人呢？谁都有一个年轻的过程嘛，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我依然坚强的生活着。半途而废，不是我陈章良的性格！10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要在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做事，自己的意志一定要很坚强，为事业奋斗的信念决不能动摇。你只有忍受许多的挫折和麻烦，承受得住许多压力，才可能在中国站得住脚——仅仅是站得住脚而已！10年来，我努力工作，从来没有白天黑夜，从来不敢休息一下。只要有一天没进实验室，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受，像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有时实在做不了事，哪怕让我在实验室里呆上一会儿，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一些。如果说我的实验室有一天晚上12点前没有亮着灯光，那就是一件怪事。

第三，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变革时期，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年代，这个年代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改革后，给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的机会。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所以我是一个幸运者。这也是这片土地牢牢地吸引我的原因。由于国家处于变革时期，国家需要改革，需要建设，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国家的支持者。理所当然的应该负责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份责任，勇敢地挑战这副重担，为国家做出我们应做的贡献。历史已经把这副担子方在了我们的肩上，如果我们挑不历史的担子的话，是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再大的困难我也必须承受，决不畏惧。中国的建设需要大批的留学生。我非常感谢国家对年轻人的倾斜政策。我特别感谢国家863计划，感谢宋健和朱丽兰的支持。

第四，我的前途还在中国，我的根还在中国。既然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的汗水和心血，那么我就要继续勇敢地走下去。一个人活着，为自己是对的，但还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为社会，为别人，还应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让更的多的人一起来过一种轻松、和谐、幸福的生活。过去10年，是我的财富，我应好好珍惜它。我毕竟还很年轻，我的路还很长，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坚信我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就是陈章良。一个身为北大副校长、国家863计划的专家，却穿着T恤衫、牛仔裤，玩起来像个大孩子。应该说，陈章良既是个幸运者，又是个成功者。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他的天赋、勤奋、才干和不舍的追求精神以及善于把握机遇的本领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赶上了一个真正的好时代！

然而，在我们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里，40来岁的陈章良毕竟太年轻了！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他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他的身上也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在今后的路上，很可能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用他的行动，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的同时，也展示了希望，从而重新找回了一种东方人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我们相信，陈章良在经过深深的自省之后，一定能伴随着我们民族的成熟而更加成熟。

B、圆我工业强国梦

离开北大，让我们再走进清华。

清华，这座以理科著称于海内外的高等学府，自1911年4月29日举行开学典礼至今，90多年来已先后培养深造了7万多名学子。当代中国一批又一批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授和政治家，如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竺可桢以及胡适、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高士其、华罗庚、王淦昌、王大珩、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都是从清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所以，中国当代科技的历史，总能在这座生长大师的园林里找到闪光的足痕。

然而，历史总是在前进中变化的。进入80年代后，当中国改革的大潮席卷全国，同时也一次又次地拍打着清华园的西门、东门、南门和北门时，一向安祥宁静的清华园里也开始沸腾起来了，一批清华的学子们随之又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清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思考清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科技改革大潮中如何闯出新的路子，怎样书写新的历史。

自动化系的吴澄教授，便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吴澄人生的一大转折起源于国家的863计划。

吴澄性格内向，温文尔雅，一脸书生气。若光从外表看去，他不属于那种充满激情、充满自信的叱吒风云似的人物，更不属于那种充满“野心”的狂妄之士。他给人印象是，理智多于热情，平常而不平庸，寡言却富有思想。863计划开始前，他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表现一直都很本份、老实、稳重，基本属于那种安份守己、顺其自然的角色。这位从运河边上长大的孩子，自1957年第一次跨进清华的大门后，便一直是个比较“听话”的学生。他深知自己上学的不易，所以一门心思念书，不作任何份外之想，更无任何越轨之举。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乱之中，他也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总是显得宽容而又温和，并很善于在历史的某个关节点或拐弯处把握好自己发展的重心。他作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是要讲良心，二是不要有野心。也许正是学校看中了他做事的冷静和处世的稳重，他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工作，分管自动化系专业。

1978年，国内掀起出国留学热，不少人都纷纷出国留学了，可学校没有推荐他去，而让他留下来处理青年工人的一大堆事情，他也就留下了。可到了1979年，全国都轰轰烈烈地搞起了经济，他再也忍耐不住了，觉得自己学的是自动化专业，国家的经济建设很需要这门专业，自己应该好好发展这门专业，于是便向学校提出去国外留学。结果，第二批留学生出国时，他总算去了美国。

出国后的吴澄曾有许多的想法，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打算再回清华了。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出国是为国家而学，不是为清华而学，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落后的工业很需要搞自动化；再说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学子，有责任为国家的富强而奉献自己的才干。因此，1983年初回国时，他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但不愿把自己留在美国，而且连自己的一件赃衣服、一双烂袜子、甚至一页作废的草稿纸也要统统带走，不愿把一丝一毫的东西留在美国。

回国后的吴澄担任了清华自动化系的副主任，主管系里的科研工作。从这时起，他的思想和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向平静的心开始便得不平静起来，认为清华的自动化系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不能还是板着一副老面孔，应该与这个新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当中去，而决不能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自动化系只要有一台微机就够了”。因此从1983年到1986年，他便对中国工业自动化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本来，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吴澄也完全可以走一条过去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的老路：首先，为自己确定好一个研究课题，再想法争取得到一笔科研经费，接着便坐下来在实验室里安安心心地开始搞科研，带研究生，爬格子，而后写出一篇又一篇的研究论文，再从讲师爬到副教授，从副教授爬到正教授，从正教授爬到博士生导师，最后从博士生导师再爬到中国科学院院士。

但吴澄深有体会的感到，自己是搞理科的，学的是工业制造专业，如果只是一味的常年坐在办公室里搞理论研究，肯定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可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带来什么实惠。而只有走出象牙塔，走出中国校园知识分子传统的追求模式，把自己的专业技术熔入到国家的工业建设当中去，才能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因此，从1986年起，吴澄除了在国内的一些工厂进行调研外，还专程跑到美国，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一些大公司和企业进行了调研，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美国各大企业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情况，做了深入的调研，并带回了许多重要的技术资料。

吴澄回国后，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建议，建议中国也应该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而就在吴澄等人在美国搞调研时，国内的863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不谋而合的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在考虑自动化的战略发展目标时，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列入了863计划。所以，吴澄从美国调研回国不久，便被选定为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专家组的组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吴澄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打破了，传统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道被改变了，生命的河床里开始有了浪花朵朵，甚至波涛滚滚。

那么，什么叫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呢？

所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国外统称CMIS），简单说来，就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一种哲理，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通过这种哲理、思想、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它可以在信息集成的基础上，把过去建立的一个个自动化孤岛有机的连接起来，让企业达到高度的自动化，实行全局的优化运行，使产品达到“上市早，质量好，价格低”的目的，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一句话，它是一个企业适应全球竞争的技术基础，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步骤。

比如，你想制作一个机器零件，只需将零件制作草图输入辅助设计的计算机里，计算机系统随即自动生成加工工艺流程和数控程序，这些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生产车间，车间的计算机接到信息后，指挥运货小车自动从仓库运来用于制作零件的毛胚，然后安装到柔性线上，不同类型的设备就可以根据设计好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工作。这样，只需相当于原来1/5至1/10的时间便可将毛胚制作成合乎要求的零件。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这个概念在1974年由美国的约瑟夫。哈林顿博士首次提出后，在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很快便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受到西方各个工业国的普遍推崇与重视。美国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列为影响国家经济命运和地位的22项关键技术之一，以及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6项关键技术之一；欧共体在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计划中专门制定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推广计划，并投资了7.44亿欧洲货币单位，专门用于研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德国为了强调企业的经济效益，专门给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企业资助了1.5亿美元；日本政府、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则和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了多方结合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开发力量体系；而瑞士、韩国、新加坡、巴西等国，也先后纷纷制定了专门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划，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为了切实支持本国企业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各国政府还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通过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企业的形式，逐渐形成了本国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产业。于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成为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竞相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同时也逐渐成为现代企业自动化的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和发展方向。

根据美国科学院对美国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5个公司的调查，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后，可使产品质量提高200-500%，生产率提高40-70%，设备利用率提高200-500%，生产周期缩短30-60%，工程设计费减少15-30%，人力费用减少5-20%。

在已往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曾有不少人把制造业看成是“生锈的皮带”和“夕阳工业”，说什么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带动美国经济，结果却使美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1987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不得不强调指出，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让美国在下个世纪全球经济中继续保持霸主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大力重振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

接着，1991年美国以100多家公司组成一个联合研究组，在13个大公司、美国国防部制造技术干事办公室以及海军助理办公室的联合资助下，耗资50亿美元，历时6个月，完成了一份事关21世纪国家经济与国民生计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迎接21世纪挑战的制造业——“灵活”制造业。

然而，中国在制定863计划纲要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甚至连真正了解这一名称和概念的人也为数不多。因此，当蒋新松和吴澄等人提出在我国发展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建议后，便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中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在工艺装备、管理水平还是质量意识三个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离我们还很遥远！再说中国人口本来就很多，用不着搞自动化。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全世界都在搞自动化，中国为什么不搞？

在吴澄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搞自动化，而在于搞什么样的自动化。中国搞自动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为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甚至降低人的劳动成本，而是为了让人的劳动更适应世界的竞争，提高劳动的质量和劳动的效益。中国如果不搞自动化，产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市场上，都不会有竞争力。其产品的质量、推出新产品的速度以及销售服务水平、经营渠道等等，也无法与外国抗衡。从当今世界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来看，要让产品在市场具有竞争力，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生产时间越快越好；二是产品质量越高越好；三是成本越低越好；四是销售服务越优越好。而要想做到这四点，就必须搞自动化。因为自动化是提高生产率的强大手段，其应用范围几乎扩展到了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动化已成为现代化的同意语。为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需求，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正急剧改变着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世界制造业已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一个以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为中心的新的制造业、以致整个工业革命时代已经到来。

学工业制造出身的吴澄更是清楚，现代社会，有70%的物质财富都是靠制造出来的，大到飞机、坦克、火车、汽车，小到桌椅、板凳、碗筷、茶壶。当年的科学家们搞“两弹一星”，解决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问题，而今天要想解决中国的经济实力问题，就得靠先进的制造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教授通过对日本汽车工业多年的研究后，写了一本名为《改变世界的机器》的书，在这本书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这里说的“生产得好”，指的就是制造业好。

纵观世界，不难发现，制造业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看看已经工业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它们都是走过了制造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的路程后，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我们说美国强大，强大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它的汽车、软件等制造业强大吗？说德国强大，不就是它的工业强大吗？说日本、韩国强大，不也就是它的汽车、家电等制造业强大吗？台湾也是如此，它虽然没有什么资源，但它的制造业却很强大，其计算机已先占世界第三位，微机的占有量达世界的30&，甚至连机床之类的东西也打入了大陆，且占有很大的比例。

吴澄曾到意大利参观过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厂月产小汽车6000多辆，年产200万辆。这家厂的每一辆小汽车都是按照客户的订单生产的，每一辆小汽车都各不相同。而且每一辆小汽车当天制造完毕，当天就从厂里拉走。从小汽车订货、制造到出厂，全是一鼓作气的自动化流水线。所以这家厂给吴澄最深的感受就是：一边看着小汽车像小河一样流出去，一边就看见美元像大江一般流进来。

什么是强大？吴澄说，这就是强大！凡是国家强的，老百姓富的，都是因为制造业发达。一个民族要强大起来，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个实实在在的内容就是要制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来，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否则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而要想让制造业发达起来，就得靠先进的技术。世界的历史，已经由一战、二战发展到了冷战，现在又由冷战发展到了商战。在这个商战的时代，拼的不再是坦克、枪炮和导弹，而是科学、技术、智慧和财力。哪个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哪个国家就穷。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的大大增加，也表现在制造业的进步上。但这种进步与世界发达的制造业国家相比，还差距甚远。因此，在吴澄看来，中国不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就很难缩小这种差距，很难生产出在国际上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好产品，因而也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

然而，万事开头难，真要在中国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也的确不易。

1987年初，国家科委批准了由蒋新松和吴澄等7位专家组成的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并由吴澄出任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主题专家组组长。工作刚开始，许多人对在中国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表示很不信任，甚至有人表示坚决反对。从吴澄这个角度说，由于作为高等学府的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过去走的都是一条很单纯的学科路子，而吴澄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现在不搞学科却搞起了工程，这难免让人感到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因而各种说法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有人对吴澄干脆直言相劝：你老老实实地带上几个研究生多好，既清闲，将来又好评职称，干嘛非要去搞什么“席梦思”（有人将CIMS，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戏称为“席梦思”）！

别看吴澄外表一身书卷气，内心却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很有创新意识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人。工业强国，是他上大学时就有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已为之奋斗了若干年。还在当研究生时，他就对工厂作过深入的了解，他对我国落后的工业状况，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多的发言权。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他认为他们学工科的，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搞工程。理论当然要搞，但要搞的理论应该是从实际工程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相结合的理论。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的是一条如何救国的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探索一条如何治国、如何强国的路。尤其是搞工科的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社会实际工程中去，才可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如果还是躲在书斋里死啃一辈子的书本，做一辈子的论文，甚至像有的两口子搞成了“科研夫妻店”那样，那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也很难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工业强国的梦想也永远只能是梦想！

因此，专家组一成立，根据世界各国的基本经验，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吴澄等人开始着手筹备建在清华大学的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由他出任该中心的主任，熊光楞出任总工程师。

第一次从“学院派”变成实干家，从两袖清风、孤芳自赏的穷教授变成“腰缠万贯”、“日理万机”的大老板，吴澄心头的压力当然很大。因为要在清华大学建成中国最大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了要冒很大的风险外，内部的，外部的，里里外外的各种关系、矛盾和问题都得处理好。而且，像搞这样大的工程项目，对吴澄这样的“书呆子”来说，不单单是个做学问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技术的问题，还有个现代化的管理的问题。因为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必须有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倘若失去了现代化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得以顺利实行。所以从这时起，吴澄几乎便再也没有一天清闲过。至于他为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其间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恐怕连他本人也难以说清。

但能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搞设计，做事情，吴澄感到再苦再累也值得。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华人数学家、清华校友林家翘在参观清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时对他说的那样：“你不要急，你这样做对国家将来的发展影响很大。我看比拿一个诺贝尔奖还重要！”

1992年，在清华大学等11家单位的通力合作下，通过5年的艰苦努力，建在清华大学的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终于通过了国家科委的验收。研究中心建成后，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大加赞赏，除了国内有2万多人次参观了这个中心外，还接待了包括撒切尔夫人、科威特王储等贵宾在内的2000多人次，以及港澳台胞700余人。1993年，该中心还获得了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又被评为“全国电子信息类十大科技成果第一名”。

与此同时，吴澄和蒋新松、李伯虎、张昭等专家们一起，先后深入到全国30多所大学、研究所和企业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而后对一些企业进行“会诊”，看哪些企业需要实施先进技术，需要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以企业的需求作为牵引，再确定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吴澄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存在的问题很多，“病情很严重”，但正因为“病情严重”，就更不能盲目下手，就像一个病人，该吃补药才能吃补药，不该补的如果给补了，反而会把身体补垮。

接着，在建设试验工程取得信息集成的初步经验基础上，吴澄和同事们又走出校园，走出实验室，把脚步伸向工业的第一线，着手于应用工厂的选点工作。他们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目标，以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技术改造国有企业为切入点，用高技术来解决我国企业的难点问题，从而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探索一条出路。

经过对有条件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的单位的实地计分考核，再经过专家委员会的实地考核和与厂方高层次领导的对话，他们最终确定了第一批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的四家工厂。工厂选定后，他们在分析国外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工厂自动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明确提出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决不是搞无人化工厂，也不是单纯的追求自动化，而是着眼于如何提高工厂的综合效率和效益。

1993年，吴澄他们又组织召开了全国应用工厂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效益驱动”的原则。会后，还派出专家组亲赴重点工厂选择“突破口”，每到一个地方，都与总经理、厂长直接对话，并当场确定“突破口”目标。最后，他们选定了北京第一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以及成都飞机公司三家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吴澄他们在这三家企业中搞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一个有5000多名职工的大厂，是全国机床行业的排头兵，每年可生产40-60个品种、3000多台机床，占了国内铣床市场的50%。但由于该厂过去没有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缺乏与国际先进企业抗衡的能力，因而在愈演愈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老是吃亏。比如，在80年代后期，我国铁道部曾招标购买4台特殊的铣床，这对北京第一机床厂来说，当然是一笔再好不过的生意，于是加入了投标的行列。而与此同时，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厂商得知这一信息后，也加入了这一投标的行列。可投标揭晓后，尽管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价格比别人低，但由于产品交货期要长达22个月，而日本这家企业因采用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却只需17个月，结果最终让日本的厂商抢走了这笔买卖。

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生产机制和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变，产品的竞争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1993年的第三季度，仅仅由于一次快速反应的决策，便增产了389台新机床，为厂里增加了4000万元的销售收入。1994年的第二季度以后，国产的机床市场大滑坡，20多亿美元的外国机床一下涌进了我国市场，致使我国机床行业的亏损企业高达40%。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厂实施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在半年内就改变了10多次生产计划（这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短短10个月里，便获得了3.5亿元的产值，上交利税近1亿元。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知名度提高后，澳大利亚、印度、德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国的厂商纷纷来访，订单源源不断。1995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机床展览会上，德国一厂商参观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展台后，兴奋地说：“我来中国就是想寻求这种技术，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高水平的企业！”并当场签订了一份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之后不久，哈尔滨电机厂为生产三峡工程所用的水轮发电机叶片，对所需价值几千万元的铣床进行世界范围的公开招标。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七八家大公司纷纷踊跃投标，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中国唯一参加招标的厂家。结果，北京第一机床厂却中了标。过去，中国中标靠的都是价格低，这次却靠的是加工技术先进、产品性能好和质量稳定等指标。

1995年11月7日，江泽民再次来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他亲眼看见该厂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现在是鸟枪换炮喽！没想到6年之间的变化这么大。实施再一次说明，中国的企业只有深化改革，才有出路！”

沈阳鼓风机厂是我国重大机电装备透平压缩机的生产厂家。该厂在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之前，从用户定货到交货需要18个月，而国外企业只需10-12个月；国外厂商两周便可提供精确的报价，而该厂需要6周才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报价。这使得它参加国际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可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该厂的产品从定货到交货的周期缩短到了10-12个月，报价时间也在两周之内。而且，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在世界同行排名中，1995年从原来的十几名一下提升到了第六名。

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后，同样一改过去的老样子，使公司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工作效率比原来提高了115倍，MD机头装配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也一下缩短为6个月。在美国波音和麦道公司来华考察转包生产时，成都飞机公司以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而领先国内同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转包生产的订单。而且，由于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成功，还带动了我国航空工业其他骨干企业实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并开始从一个企业发展到了整个行业。我国东（上海飞机公司）、南（成都飞机公司）、西（西安飞机公司）、北（沈阳飞机公式）几家大的飞机公司，由于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使得这四家公司可以进行亲密的合作。如生产一架飞机时，成都造机头，沈阳造尾巴，西安造翅膀，上海搞总的组装，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成功实施，不光受到了国内企业的青睐，也受到了国际同行组织的高度赞扬。

1994年，中国设在清华大学的唯一的一个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经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SMF）派专人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实地严格考评后，荣获了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大学领先奖”。

接着，199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又被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评为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工业领先奖”。这是自设立这个奖以来，第一个美国本土以外的工厂获得了如此殊荣。而能同时获得“大学领先奖”和“工业领先奖”奖的国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

以上两项奖的获得，表明中国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应用水平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此，世界权威杂志美国《制造工程》这样评价道：“从建在清华大学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看出，中国将作为新的工业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上一届主席在中国领奖之后，对吴澄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正在唤醒美国人！”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则强调指出：“希望科技界、工业界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工业，改造我们全民族的落后生产方式，大规模地、全面地开发应用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为代表的综合自动化制造技术，这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和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

是的，经过多年艰辛的努力，吴澄等科学家们不仅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立起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而且让上百家企业应用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一无所有到如星火燎原般发展起来，其中有20多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为众多的企业所应用，从而覆盖了机械、电子、航空、航天、轻工、纺织、石油、化工、冶金、通信、煤炭、兵器等行业，为摆脱我国企业当前的困境、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开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

当然，面对1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吴澄是平静的，一如他本人那一贯平静的性格；同时，他更是清醒的。他知道，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开始；中国与世界先进的工业大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令他欣慰的是，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有幸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好的年代，并在这个年代里扔掉了自己的清高，挣脱了传统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并选择了一条与过去的教授们不同的人生之路，这就是，让自己投身于国家经济改革的洪流之中，把先进的高新技术与中国的企业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市场竞争。而且，还找到了制造业这个突破口，因而使工业强国的梦想由遥远变得亲近起来。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坚持做下去，中国肯定大有希望。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个人的名字可以被人遗忘，但‘中国’这个名字，我们希望不被后人遗忘！”

§§第六章 信息走进你的家

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三种东西：材料、能源、信息。

在农业社会，材料是主力。进入工业社会后，能源成了主角。但随着电报、电话、电视、尤其是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信息又逐渐取代了能源的地位。而计算机，则成了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工具，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最伟大的发明。虽然飞机、火车能完成人的双腿无法达到的旅行，尽管电话、电视可使千里之遥近若咫尺，但诸如此类的发明，统统不能代替人脑的作用；而唯有计算机，方能按人脑的要求做不同的工作，起不同的作用，并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飞机发明了100年，性能才提高了几十倍；火车、汽车发明了100多年，性能才提高了不到10倍。而计算机仅发明了50年，性能便提高了几亿倍。现在，电脑的性能是原来的10万倍之多；巨型计算机的最高运算速度每秒可达10000亿次！

由于计算机的大量普及运用，一个空前的信息时代正迈着震撼宇宙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仅以美国为例，平均4个人便拥有一台计算机；而美国三军总司令的作战命令，通过计算机和天上的同步通信卫星，在几秒钟之内便可传到分布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美军连级以上的单位。

然而，10年前的中国，信息这位“天使”对我们却相当陌生。当时计算机的现状是：PC机大多是组装；国产计算机工作站（即集体使用的计算机）则是零。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平均1500人才有一台计算机。

因此，863计划开始后，中国的计算机到底走一条什么样路，如何参与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便成为863计算机专家们一个重大的课题。

A、历史需要有人负责

当今世界，谁离得开信息？

关于信息，先说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2700多年前，西周后期的昏君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褒姒的一笑，竟听从了一个大臣的建议，让士兵点燃边防线上的烽火台。各路诸侯看到烽火，以为有敌入侵，便火速率兵出击。可等到达现场后，发现平安无事，并无敌情，方知上当受骗。而周幽王的爱妃褒姒见各路诸侯带着士兵颠来跑去，如临大敌，好一阵瞎忙，终于开怀一笑。周幽王见爱妃终于笑了，便给出此主意的大臣加以重赏。但后来，当敌军果真侵犯时，周幽王虽然派人点燃了烽火台，可诸侯们以为周幽王又在故技重演，便个个按兵不动。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西周因此而灭。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500年前，即1493年，西班牙伟大的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后，在返航途中，为防止意外，怕自己回不去，便给西班牙女皇伊萨柏拉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的这一重大发现。信写好后，哥伦布将这封信和美洲大陆的地图一起密封在一个瓶子里，然后将瓶子投进了大西 洋，期望这个装有重要信息的瓶子能顺水漂到西班牙。没想到这个瓶子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59年，直到1852年才被人发现。而这时，无论是西班牙女皇还是哥伦布本人，都早已化作了黄土。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本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美国有两个小孩在一起玩电脑游戏时，鬼使神差，竟然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军用系统连通了。结果，美国总统府一片惊慌，误以为是苏联要发动核战争了，于是立即做好了要打核战争的一切准备。后来，幸亏决策者明智果断，查明险情，才避免了一场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

上述三个故事说明，一则小小的信息，既可以灭国，也可以改变历史，还可以毁灭整个人类！

信息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著名计算机专家汪成为对上述三个故事，都很有兴趣。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信息”二字已被他视如生命。

汪成为是863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的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对他有过5个字的评价：战略科学家。

但是，汪成为自己却从不以“家”自称，他总是说：“我不过是一个想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事情的普通人”。

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历史是人的群体运动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在我所干过的一些“系统”或“项目”中，凡成功者，都是“团队”的功劳，都是因为得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指点引路、同代杰出科技工作者的鼎力相助、后起之秀的无私风险，都是众人捧柴火焰高的合力效应。……在项目完成后的评奖时，也许把某某人列为“排名第一”，那是对“功绩”形式化处理后的粗糙之处，别以为自己真该当“老大”了。我们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伟大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群体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那才是永存的历史。

不难看出，汪成为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个很谦和的人，一个很善于认识自己、也很善于把握自己的人。然而，在汪成为的骨子里，自信和挑战精神，依然是他人生大厦中两根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汪成为是军人。

也许正因为是军人，所以他说话办事，既有专家的严谨和风度，又有军人的坚定与果干。他不仅工作作风完全军事化，而且连平常生活中的作息时间，也完全是军事化。

他身体健壮，精力过人，每日凌晨4点准时起床，一起床便开始伏案工作，或读书，或思考，或记录，或写作，几十年如此，从不间断，从不更改。他说：“每天凌晨4点到7点，是我一天中的黄金时间。”863信息领域中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他便是在这段“黄金时间”里思考成熟的。

甚至，汪成为的业余爱好，也充满了军人的阳刚之气。汪成为最喜欢的是京剧。他说，京剧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音调高亢雄健，铿锵有力。他不光爱好京剧，而且还是唱京剧的一把好手。每当科学家们开会相聚一起时，为了调节一下大伙紧张的大脑，他会自告奋勇，一展歌喉。他那充满了浓郁京味的声音，常常能给人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只是，他很少登台亮相而已。一次，他和日本的一个科技代表团外出游玩，途中，日本朋友说笑逗乐，全是些有气无力的玩艺儿。后来，他憋不住了，说，你们先歇一会儿吧，我给你们来一个中国的节目。说完，他亮开嗓子，唱了一段京剧，把在场的日本人个个震得目瞪口呆。

进了办公室的汪成为，就更是一个工作狂了。他每天都极其繁忙，看书、写稿、谈话、接电话、起草文件、打印材料，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停顿的时候，更没有空闲的时候。他甚至操作电脑时，也是在一种半坐半站的姿势中进行。但他应接、处理各种问题的效率极高，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总是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一切随时出现而又需快速处理的问题，仿佛都在他事先编织好的程序之中。

汪成为口才极好，能讲，也善讲。尤其是在在公众场合下作演讲报告，他的思维，他的观点，他的表达，都是一流水平。他所讲的问题，仿佛都经过计算机处理过似的，既严谨，又生动，因而常常能博得听众的一片喝彩。即便你采访他时，他所讲述的问题，也完全是程序化的：逻辑严密，思维清晰，条理分明。再复杂的问题或者事件，只要经过他那有条有理、有声有色的讲述，也会变得像计算机语言中的“0”和“1”一样简单明了。

难怪有人说，汪成为的大脑，本身就是一部高智能的计算机！

汪成为搞计算机，屈指算来，已有40来年的历史。而他之所以走上了搞计算机的道路，与他的人生追求很有关系。

汪成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中国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由于父母希望他弟兄三个将来只做学问，而不要涉足官场，所以便给他弟兄三个分别取名为：汪成为、汪成民、汪成用。意思是告诫三个孩子要正直为人，勤奋学习，长大后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全部“为民所用”。父母“为民所用”的思想，后来成了汪成为一生的追求。

汪成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所以在沦陷的上海，他曾亲受过日本鬼子的欺辱，在颠沛流离的年代，他也曾经受过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煎熬。但他第一次真正接触下层老苦人民，是在他11岁那年。

那是1945年，外婆要将在上海生活了11年的汪成为从上海送到浙江的叔叔家，便托了个跑单帮的家伙领他上了火车。可他刚一上火车，便再也找不见那个领他上路的人了，腰无分文的他后来只好流浪在了美丽的富春江上。他每日在船上给人家当小工，船每到一个口岸，他便上岸去给船上买碳、背米，然后再回到船上升火、做饭、涮碗，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大人们给他一口饭吃。其间，上海的外婆以为他已经回到了浙江，而浙江的叔叔又以为他仍在上海，直到一年之后，叔叔才知道他失踪了。于是叔叔随着富春江沿岸，一路找来，才侥幸在船上找到了骨瘦如柴的他。

这一年的流浪儿生活，令汪成为终生难忘。这不光培养了他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后来的他再也不怕吃苦，而且还使他真切地体验到了下层平民的疾苦，对下层百姓多了一份更深的感情。

1950年，汪成为随父亲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师大附中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从解放区来的孩子，全都在师大附中上学。汪成为由于是插班生，不能住校，便只有走读。他家住在西四的北边，师大附中在虎坊桥，为了参加早自习，他每天凌晨四点准时被小闹钟叫醒，然后一手挎着一个书包，一手提着个小灯笼（因为当时的北京这段路程还没有路灯），一人独自从西四走到虎坊桥，途中要走一个多小时。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后来汪成为几十来每日凌晨4点准时起床的习惯，就是在这时养成的。

中学毕业后，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汪成为带头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57年，汪成为大学毕业了，由于他在德智体方面都十分优秀，学校通知他准备到苏联去攻读物理博士生，可第二天领导又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拉下窗帘，神神秘秘地对他说：“组织决定，你去苏联不学物理了，改学导弹！行不行？”他说“只要对国家有用，叫我学什么都行。”

可惜的是，后来苏联取消了中方学导弹的名额，学校领导又找汪成为谈话，给他三个选择，让他任选其一：一是继续到莫斯科学习；二是在北京挑选一所大学；三是到国防部五院工作。

汪成为当即表态说：“我愿到国防部五院工作！”因为父亲“为民所用”的思想在他脑子里已根深蒂固，何况他听说了国家要搞原子弹的事，所以很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快用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领导说：“国防部五院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而且更不知道你去后干什么工作。”

他的回答很坚决：“不管天涯海角我都去，哪怕是让我扫厕所我也去！”

汪成为就这样去了国防部五院，成了一名军人。

成了军人的汪成为很幸运，没派他去“扫厕所”，而是让他去学上了计算机。计算机是苏联给的，尽管这是一台模拟计算机，但却是用于中国国防上的第一台计算机。汪成为能与这台计算机打上交道，自然十分高兴。因此，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两年中，他脑子里仿佛只装了三个字：计算机！

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他就发愤自己学，自己干。由于他的刻苦，他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一些疑难问题，常常非他莫属。而且，当时作为军方参与搞计算机的代表，就他一人。所以这一时期的汪成为，真可谓一枝独秀，很是走红。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成为在一夜间便成了“狗崽子”。他的岳父最先被打成了“特务”，接着父亲也被关了起来。之后不久，汪成为也被揪了出来，脖子上被挂上牌子，每天接受群众的批斗。紧接着，又让他脱下了军装，将他赶出了计算机房，给他安排了另一个工作：每天扫厕所！

真的扫上了厕所的汪成为，这一时期里精神上十分痛苦。这痛苦当然不是因为扫厕所，而是让他离开了他最喜爱的计算机房，让他对这个原本熟悉的世界一下失去了判断。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了如此模样。

就在这时，岳父被迫自杀的消息又突然传来，妻子每晚的哭声，声声震撼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令他悲痛，令他心碎。而且，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母亲这时也被揪了出来，并强行剃了“阴阳头”，每天押到台上接受批斗！身为一个男儿，母亲受到如此奇耻大辱，却无能为力，他的神经都快崩溃了！

然而，汪成为毕竟是个铁血男儿，他每日咬紧牙关，用自己坚强的意志承认着一切恶梦般的打击。他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一要好好地活下去，而且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相信总有一天自己所学的知识能为国所用，为民所用。

于是，当人们都去忙于刷标语、喊口号、打派仗时，他每天却利用扫厕所的空隙，偷偷学开了英语。在垃圾旁，在草丛里，在路灯下，在球场边，甚至有时在厕所里，他只要有机会，就学习英语或者与计算机有关的业务书籍。在整整三四年的时间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天天如此，从不灰心，从不间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成了计算机领域的拔尖人物。领导考虑到他在原单位今后不好开展工作，想给他换一个单位，他却不同意，认为过去那点事算不了什么，根本不值一提，重要的是要尽快让他投入工作。结果，他在原单位工作得有声有色，该用的人照样用，该办的事情照样办，过去的事既不提起，也不计较。对个别曾经整过他的人，他不但不搞秋后算帐，反而还主动找别人谈心，勾通思想。

1984年，国防科委要组建系统工程研究所，需要一位懂计算机软件的专家，挑来选去，他最终成了最佳人选。于是，他又第二次穿上了军装，再次成为一名军人。

1986年，863计划启动后，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考核，他又被专家们一致推选为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从而挑起了发展中国智能计算机的大梁。

有人说过，可以搞清过去5万年的历史，却未必预知未来500年的事情。计算机的神速发展，便是最好的说明。

作为军人的汪成为当然清楚，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的问世，便与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194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希利和埃克特首次提出了电子计算机的方案。他们的这一方案刚一提出，便得到了美国军方的大力支持，并于1943年6月开始付诸实施。经过3年的努力，这台计算机终于在1946年建成。为了检验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美国军方让这台计算机与一门16英寸口径的大炮较量：在炮弹发射出去的同时，让计算机对炮弹的飞行轨迹和着弹点进行计算。较量结果，炮弹尚未着地，计算机已算出了全部数据。

这便是由科学家和军队共同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埃尼阿克”电子计算机。它使用了18800多个电子管，70000多个电阻，10000多个电容和6000个继电器，全部重量多达30吨，焊接点多达50万个，占据了近200平方米的实验室，而运算速度每秒则只有5000次。

到了本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由于用性能优异的晶体管代替了笨拙的电子管，所以不但体积小（只有两个衣柜那么大），便于维修，而且运算速度从原来的每秒5000次一下提高到了每秒200万次。

1958年，美国的科学家们用硅材料做成了一个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的发明，是电子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导致了电子技术的一次革命。采用这种集成电路做成的计算机，不但体积更小（只有一个手提箱那么大），而且其运算速度最高可达每秒1000万次。这种由集成电路做成的计算机，称为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它自60年代问世后，很快便大量应用于各门科学研究领域之中，并为人类首次登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70年代，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使电子计算机一跃而进入了第四代。第四代计算机与第一代计算机相比，体积是原来的几十万分之一，可靠性提高了上万倍，运算速度快了几十万倍，而价格却降低到了原来的几万分之一。于是，第四代计算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应用得愈加广泛。

汪成为受命上任之际，正是日本第五代计算机——智能计算机风靡全球之时。世界上不少国家为了追赶这一时髦，全都竭力效仿日本，纷纷搞起了第五代计算机。于是，在一时间里，搞第五代计算机——智能计算机成了全世界的一大潮流。

或许当时的中国正是受到了这一国际潮流的影响，所以1986年4 月在中南海召开的863计算机专家论证会上，当讨论到863计划中智能计算机这个主题时，大家一致通过，而且通过得非常顺利。

但作为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的汪成为真要干起来，却并不顺利。

863计划实施后，实行了专家制，这对国家科技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情，但对专家而言，压力就大多了。过去搞科研，都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纵有天大的事情，有国家撑着，专家们并无多大压力。现在实行专家制后，尽管专家们手里有了权力，但有了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有了责任；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事情做好做坏，全由你专家负责。而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大小问题，全得由你专家来考虑、处理、解决。于是有人说，实行专家制后，一下就把专家们放到炉子上来烤了！

比如，智能计算机专家组成立起来后，汪成为他们连起码的办公室都没有。由于专家的组的专家都是来源于全国各个院校或者某个科研单位，所以每当专家组要开会研究课题时，便只好找关系临时借个地方开会——这次可能在清华，下次又可能在北大，反正哪儿能找上地方，就在哪儿凑合着开。等会开完了，每个专家再回到自己原单位，专家组便只剩下了汪成为光杆司令一个人。所以他们都把这种会议戏称为“飞行集会”。

甚至，更为可笑的是，智能计算机专家组开始连一个帐号都没有。过去，中国的专家们是从来不管一分钱，也从来没有管钱的权力。现在，既有了管钱的权力，也有了钱，可国家一下拨来几十万，又连个帐号都没有，汪成为手上攥着大把大把的钱，竟然不知道该往那儿搁！

当然，汪成为感到最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各方面都有限制的条件下求得事情的最优质。比如说，要搞中国的智能计算机，国家能拿出的钱肯定是极其有限的，现有的工作条件、技术条件也不可能好到那儿去，那么在做这件事情时，如何扬长补短？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这件事做到最佳状态？虽然搞智能计算机的大方针定下来了，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却首先摆在了他和全体专家的面前，即：中国的智能计算机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因为日本在搞，美国在搞，西欧也在搞，那么中国到底应该怎么搞？是邯郸学步，步外国之后尘，还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另劈蹊径？

汪成为心里非常清楚，面对翻云覆雨的世界和险相环生的市场竞争，中国的计算机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登台亮相，站稳脚跟，除了他们必须以空前的使命感和永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去学、去干、去拼，去与世界作一番苦苦的较量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进入80年代后，计算机已从一种单纯的快速计算机工具发展成为高速处理一切数字、符号、文字、语言、图像以至知识等的强大手段，其应用领域已覆盖了全社会。尤其是计算机与通信结合后，已成为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以国际计算机工业的发展日新月异。1960年-1983年，全世界通用计算机的装机量由9000台上升为90万台。1982年全世界计算机的总产值已接近1000亿美元，预计到1990年将达到1万亿元。1977年美国出售电子计算机的商店只有50家，1982年便发展到了1万家。1979年美国销售电子计算机25万台，1981年便增加到75万台，1982年达200万台，1990年将增加到3300万台。1983年美国拥有电子计算机600万台，1990年将达到6000万台。日本1978年只销售电子计算机一万台，1980年便增加到11万台，1982年达60万台。1986年止，日本已有电子计算机共200万台。仅1986年一年，日本计算机的销售额便高达250亿美元！

而中国当时的现实是，PC计算机大部分都是组装，国产的计算机工作站是零。因此，汪成为认为，面对世界如此形势，中国的计算机必须加快发展的步伐，决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以汪成为为首的专家组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中国的智能计算机必须符合全世界的发展趋势；第二，中国的智能计算机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

总的原则定下之后，汪成为便首先带着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第五代计算机的考察。同时自己也开始拼命学习有关智能计算机的知识，了解世界各国智能计算机的发展概况。因为，在此之前，连他自己也搞不懂到底什么是智能计算机。

可汪成为带着代表团到日本考察时，日方根本不把落后的中国放在眼里，与智能计算机有关的主要人物连面都不露一下，只是随便叫上几个一般的技术人员出面对付对付就算完事了；有的技术员的态度还十分傲慢，那不屑一顾的眼睛好像总是在说：中国人也想搞智能计算机，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10年后，汪成为去日本时，对方要和他谈计算机的问题，他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给你3 个小时，谈不谈？不谈我就走人。日方忙说，谈谈谈，一个小时也谈。而且，不光日本愿意给他谈，连美国摩拖罗拉那样在世界上很有名望的大公司也争着要给他。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潜力，看到了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所以汪成为说，现在我们是既要“引狼入室”，又要“与狼共舞”。

汪成为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计算机专家会议。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现状，中国搞第五代计算机是不合适的，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路。

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引起哗然。有人说，王汪成为也太狂妄了，他到底知道什么？中国不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路，又走什么路子？

而且，更麻烦的是，汪成为他们的头上这时已经戴上了一顶搞智能计算机的帽子，你不搞第五代计算机，又怎么能说是在搞智能能计算机？你不走日本的路，又走什么样的路呢？

1987年，汪成为又带领代表团到欧洲对“尤里卡计划”进行了考察，回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绝不能走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道路。为了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汪成为经过思考，提出了如下三点意见：

1、所谓的智能计算机是个相对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智能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搞智能计算机的目标，是设计出比现有的计算机更合理、更聪明、更好用的计算机；2、中国目前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是人和计算机的关系问题，即尽快建立起和谐的人-机环境：

3、中国目前首要和迫切的问题，不是追求计算机要有多么高的智能，而是要解决好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只有让计算机先普及起来，才谈得上提高；只有让计算机先运用起来，在运用的过程中发现什么了问题，才能针对这些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

接着，汪成为和同事们对中国的智能计算机进行了新的定位，从而确定了中国智能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这就是：研究面向智能运用的高性能计算机。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汪成为抓住两个关键点不放，一是想方设法，把全体专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因为他坚持认为，历史，是人的群体运动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完成宏伟大业；二是为了确保主要目标的实现，对一些不该上和可上可不上的项目，他坚决予以砍掉，毫不留情，决不手软。尽管他也知道，中国的专家们一直很穷，某个研究项目一旦上了，就可以获得一笔金费；而砍掉某个项目，就等于断了专家们的财路。但他更清楚，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国家拨给智能计算机组的钱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什么研究项目都一哄而上，把仅有的一点钱拿来搞平均主义，一团和气，那到头来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什么事情都会一团糟。而只有集中人力、财力和精力，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的计算机才可能闯出一条路来。也只有这样，对国家对历史，才是真正的负责！

因此，每次开会他都说：“我们是来搞建设的，不是来开分房会的，希望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且，他首先明确表态：他个人和他的部下，不申请863的研究项目。即是说，他搞的科研项目，不申请国家的一分钱！尽管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但为了保住重点项目，他还是这么做了。

由于863智能计算机发展战略的正确，几年之后，汪成为他们便自己设计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工作站，即“曙光”计算机的前身。接着，又搞出了第二个计算机工作站，即“曙光一号”计算机。国家科委把国外国内的计算机专家请来进行鉴定，与会者对863智能计算机组所做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外国专家看了后评价说：“中国的计算机搞得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

而与此同时，当年许多效仿日本搞第五代计算机的国家，由于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战略发展道路，到后来就渐渐搞不下去了。甚至，后来连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主帅自己也承认，他们第五代计算机的路没有走好，再也走不下去了。

对此，汪成为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当初走了日本的路，走了欧美的路，那国家给我们的那点钱，恐怕早就折腾光了，而所谓的第五代计算机，很可能连个影子都见不着。”

然而，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种挑战时代的汪成为们，总是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1991年4月13日，鉴于世界发展的新形势，邓小平又向中国科技界发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伟大号召。邓小平的这一号召，犹如横空扯响的一声春雷，使中国的科技界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科技界在旧的科技体制下，专家们大都埋头于搞课题研究——在这种体制的束缚下，也只适合搞课题研究。一个课题搞完了，就搞完了，不去广告，不去推销，更不让它去参与市场激烈的竞争。最后，所搞出的科研项目，便成了“独生子女”。有的教授学者，握了一辈子的笔杆，写了一辈子的论文，可到头来身心憔悴，满头白发，没有一个课题转化成了产品，没有一个课题换回了一两银子，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依然是两袖清风。

现在，高科技产业化的问题一下提了出来，这对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尽管是一条充满了生机的希望之路，但要从温室般的实验室一下跳进大海样的商场，却比搞科研本身，更为艰难，也更具风险。

于是，当汪成为们刚刚解决了中国的计算机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之后，一个新的课题马上又横在了面前：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如何产业化？

这对汪成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强硬的挑战。他知道，历史进入90年后，计算机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技术，更是一个产业，国际上已经形成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规模。而我国的计算机产业还十分薄弱，每年只有十几二十个亿人民币的产值，根本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其产值在世界范围的比重，所占份额尚不到1%。因此，中国计算机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任务，还相当的艰巨。

更何况，商场胜似战场，需要招招过硬，步步制胜，倘有一计失策，则成千上万的人民币倾刻间便会化整为零。而用于863计划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是人民的血汉钱，如果自己在产业化中不能正确地把握发展战略方向，那将对不起众多知识分子的心血与努力，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中国的计算机如何走向市场的问题，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一个大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汪成为、李国杰为首的专家组提出了“顶天立地”的战略方针。所谓“顶天”，就是首先要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在关键技术上要有所突破，要搞出一些在世界上领头的高技术，；所谓“立地”，就是要有一支出色的理论队伍，要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要有几个产业基地，在产品和产品的应用上要创造经济效益。因为高技术要想全部产业化，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没有高技术去领头，中国要想有更大的发展，也是不行的。所以，一方面既要“顶天”，另一方面也要“立地”；一方面“立地”，另一方面还要“顶天”，二者不可偏废其一，从而形成所谓的“三足鼎立”之势：第一条腿，是以“曙光”计算机为中心的150个科研项目；第二条腿，是以年轻人为主的理论攻尖队伍；第三条腿，是以创造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基地。于是，有关智能计算机的研究开发工作，在全国40多所大学和30多个研究所以及企业中积极开展起来。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的缺口，1992年，汪成为们还率先在深圳举办了“中国智能计算机成果展览会”。这是863高科技成果在国内首次公开亮相。由于准备充分，成果引人注目，展览会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看了展览会后才恍然明白，中国的计算机原来已搞出了这么大成果。不少国内外的计算机专家们应邀出席了展览会后，也对计算机领域的这一新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与此同时，在北京成立了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在深圳也建起了一个商业化的生产基地，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商夏”公司。此后，一系列的计算机公司也相继诞生。

当然，在产业化过程中，汪成为也时时感到步履维艰。而让他感到最难的，是机制问题。因为中国的计算机专家过去大多都在院校工作，几十年来所有的课题都是在院校的机制下运作，现在要搞产业化后，旧的院校机制便无法与市场竞争相适应。但，由于以汪成为为首的863智能计算机组正确地把握了自己的战略发展方向，因而中国的计算机在产业化的路上尽管困难重重，却依然成就辉煌。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便是以李国杰为首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研制成功的“曙光”高性能系列计算机。

1999年10月，汪成为在他所撰写的《对未来10年内计算机技术的展望》一文中，对未来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对增强综合国力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人们已经取得这样的共识：信息技术是战略性技术，“信息社会”是21世纪的特征。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细胞”；计算机是信息社会的“大脑”；通信网络是信息社会的“动脉”；人工智能是信息社会的“营养”；信息安全是信息社会的“免疫系统”；信息资源是信息社会的“血浆”。

现代计算机的功能十分强大，但是，现代计算机的机理和技术并非完美无缺。目前，人和计算机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隔阂。分析几十年来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有助于缩小人机隔阂，有助于建立和谐人机环境的理论、方法、技术和产品，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用这样的观点和视角来预测未来计算机的发展，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展望，在未来10年内，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趋势是：

从人围着计算机转，转向计算机围着人转；

从计算机具有网络功能，转向网络具有计算功能；从源于符号获取信息，转向源于信息获取知识；从人应用计算机增长了人的知识，转向计算机在被人应用的同时，也优化了计算机的功能。

但愿，中国未来的计算机能按照汪成为的预测轨道，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B、创新才是民族的灵魂

如果我们把汪成为比喻为中国863计算机领域一名运筹帷幄的主帅，那么李国杰便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大军中计算机领域一员叱咤风云的大将。

1993年，一个只有几个人组成的科研小组，在直接科研经费不足200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只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便成功地研制出了后来名扬全国的“曙光”1号计算机，从而为中国创下了一项价值2300万元的知识产权！以至于李鹏在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讲到了为中国人争了气的“曙光”1 号计算机！

带领这个小组创造这个奇迹的人，便是李国杰。

李国杰是863计划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的副组长、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曙光”计算机的总设计师。此人外表柔弱平静，书生气味很浓，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属于那种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的人。

李国杰说话细声细气，办事不紧不慢，总是一副即使天塌下来也胸有成竹、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当你一旦与他作深入的交谈时，马上便会强烈地感受到，他其实并不柔弱，也不平静，更不老实，而在他心灵的草原上，仿佛总有一匹烈马24小时都在仰天长啸，狂奔不息。

于是有人说，李国杰给人的感觉好像很矛盾：一方面，他在事业上总是积极创新，利用高技术主动参与国际国内的残酷竞争；另一方面，他在生活中又总是不吭不哈，与世无争。

该怎样认识这位计算机专家呢？

今天看起来极其文静的李国杰，儿时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王。

李国杰最淘气的事儿是爬汽车，他常常一人偷偷爬到车上去玩，汽车一开动，家里人急得跟在汽车屁股后面使劲地追，他却在车上得意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他不到5岁便上了学，上学后还穿开裆裤。课堂上，同学们纷纷举手都是向老师提问题，他也频频举手，却是为了要上茅房。小学毕业时他只有10岁，没有资格上初中，便自作主张，把10岁改成了12岁，从而顺利地跨进了中学的大门。

1958年，李国杰刚上高一，当教师的父亲便被打成了右派。从这时起，李国杰的性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外向变为了内向；多言变成了寡语。高中毕业时，学校把学生分成了一类、二类和三类，李国杰是右派的儿子，自然被划进了第三类。本来，他高考时平均得分为93分，按当时北京大学的录取线，他完全能被录取。可由于他是三类学生，只能报考三类大学，所以他只好上了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

倒霉的是，他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学校便停办了，于是他又被赶出校门，弄到湖南一个很偏远的钢铁厂里当工人，整天修理小火车。这时的他，只有18岁。一年之后，领导同意了他再考大学的请求，他只用了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居然，便考中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进了北大的李国杰开始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当科学家的梦。其实这个梦他在小时候就开始做了，只是那时的他对这个梦还十分的朦胧。现在，进了北大这个他梦寐以求的“殿堂”，他感到这个梦对他来说，仿佛一下近在咫尺。于是，他拼命读书，尤其喜欢读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由于家里穷，没有钱买书，他便将所有的课余时间用在图书馆和阅览室。再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一次看不完，下次再跑去看，直到把一本书看完为止。李国杰说，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都是采取的这种看书战术——既不花钱，还长了知识。

李国杰在北大的另一个特点是习惯独立思考。无论是老师讲的问题，还是某个社会问题，他都喜欢往深处想，而决不人云亦云。那时，北大的学生常常帮着学校搬白菜，每搬一次白菜，有的老师就让谈感想，写感想。李国杰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搬白菜就是搬白菜，没有那么多的感想。所以，每次搬白菜时，有的同学感想最多，搬的白菜却最少；而他搬的白菜最多，感想却最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国杰当科学家的梦想变得飘渺起来，很快便无可避免地卷入了红卫兵运动当中。由于他喜欢讲理，喜欢辩论，加上他喜欢文学和哲学，文字功底也不错，便被推选为红卫兵广播台的台长和总编辑。他的第一篇文章便锋芒毕露、与众不同：《新北大的历史教训》。后来毛主席在接见北大学生代表时，还引用了他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

但让李国杰受益匪浅、至今难忘的，还是他在红卫兵“大串联”中的一段经历。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李国杰从北京出发，去了狼牙山、大寨、西北坡、吕梁山、黄河、延安等地，徒步走了2000里路。这一走，他才亲眼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原来竟是那样的贫穷，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特别是途经狼牙山时，他还亲眼看到了一片奇特的墓地，墓地里只有碑石，碑石上却无死者的名字。这片墓地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他问当地老乡怎么回事？老乡们说，当年大部队走后，剩下在这里的人全都死了。老乡们把他们埋在了这里，并立起了一块块碑石，却至今连一个死者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一故事给了李国杰很大的刺激，他在那片无名的墓地前伫立了很久很久，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了一生，死后却连个名字也没留下！活着的人看来不应该追求什么名利，而应该多做点实际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李国杰最注重的是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对一些名利呀职称呀之类的东西，看得很是淡泊。

1968年，李国杰从北大毕业后，由于父亲是右派，他自然得到了“特殊照顾”——被分配到了贵州黄平县军垦农场劳动。当时的他每天面临的是要出大力，流大汗，顾不上考虑什么前途理想，而他想当科学家的梦，在大学时就已经破灭了，所以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是有一天能脱离农场，到县城里的一个什么单位去管管电子元器件就好了。

1973年，李国杰回到了湖南家乡的一家工厂，开始自学计算机。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这时，他已是35岁的人了。3 年后，他又去了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

在美国几年，李国杰对计算机的世界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尽管他也发表了20多篇理学术论文，但他最注重的还是做实际的事情。回国前，美国有单位希望他留在美国，他也打算留在美国，而且孩子和母亲的护照都已经办好了。但他后来转念一想，与其留在美国，不如回国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自己已经被耽误了整整10年，现在到了该为国家效力的时候了。

于是，1987年，李国杰还是回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回来后的李国杰，应该说是个幸运者。由于改革开放，国内形式大好，这时的科技知识分子完全有了自己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不久他便被聘请为863智能计算机专家组副组长。因他才干出众，1989年便受命筹建863计划中的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1990年3月，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成立，李国杰又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

根据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专机组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并组织实施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关键目标产品的研制任务；实现系统集成，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性能计算机及其应用系统；进行与关键目标产品有关的高技术基础研究与新产品预研；进行研究开发环境建设与人才培养，建立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培养高技术攻关的国家队。

显然，李国杰要挑起的，是一副很重很重的担子。

出任中心主任后的李国杰，就他个人而言，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远大抱负，也没想过自己要去获得什么名利，虽然也有一些想法，却都很朴实，也很简单。他说：“我不想靠某一篇论文去轰动世界，也不想靠做官发财来留下英名，而只想为国家做点很实际的事情。因为中国太穷，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为此，他常常想的是，美国在那块土地上才搞了200年，竟然搞得那么好，中国在自己这块土地上已经耕耘了5000年，却还是落后。为什么呢？是中国人不勤劳？不是的；是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的。相反，他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劳，也最辛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富强，有很多路可走，但从周边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来看，走高技术产业化的道路，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子。也就是说，要用高技术来振兴国家。有人说，中国基础差，资金不足，不宜走高技术产业化的道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也不成其为理由，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大多数科技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没有得到改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把知识与产业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因此，这一时期的李国杰如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那就是想探讨一条如何把知识与产业结合起来的道路。邓小平发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后，他更是兴奋不已，信心十足。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一个新的科技时代又将来临了。

然而，李国杰也深深体会到，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产业，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现在搞高科技产业化，其难度并不亚于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

的确，当年无论是搞原子弹、氢弹，还是人造卫星，都是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一起响应。搞什么不搞什么，由政府部门决定。某个任务该搞不该搞，怎么搞，是上面的事儿，与专家本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何况，科技任务就是政治任务，可以拨专款，可以实报实销。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一旦有了什么任务，谁都不讲价钱，也不计较报酬，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国上下一盘棋，万众一心干革命。而且，无论是氢弹、原子弹，还是火箭、卫星，只要爆炸成功，发射上天，就万事大吉，什么事也没有了。

但现在搞高科技产业化，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选题的论证，到项目的确定，从搞出科研成果，到投放市场，全都由专家决策，专家负责。不光思想上有压力，而且还有经济风险，少则几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搞出高科技，不容易，再把高科技推向市场，让高科技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外汇或者人人喜欢的人民币，那就更不容易！

李国杰清楚地记得，某年的一个冬天，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的一位工程师专程从北京跑到某省联系合作问题。他到了那里，找到有关人士，说想要一份招标书。别人不愿给他，说正在开会，让他先在门口等着。他就在门口等。这一等，便等了几个小时，等别人会开完了，出门一看，他还站在雪天里等。别人先用眼睛挖了他一眼，然后才说：“你怎么还没走啊？”那口气，就像是在对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说话。

当然，让李国杰感到最难的，还是中国的计算机到底走一条什么路子，如何在技术上做到有所创新，如何找到一个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突破口。

过去，中国多数科技知识分子走的都是一条从学校到论文、从论文到职称的发展路子，其中不少人理论与实际相分离，学问与企业相脱节，结果造成科学、技术两张皮。一方面，企业苦于没有适合他们发挥的优良技术，另一方面，专家们辛辛苦苦搞出的技术又找不到用武之地，因而形成一种两个轨道上各跑各的车的局面。有的专家由于在确定选题前，没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研究，所以搞的选题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但等搞了几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选题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压根儿就不应该搞。还有的专家甚至搞了一辈子的研究，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外国的某个东西终于弄明白了。至于这个终于弄明白了的东西到底对中国有什么用处，那对不起，他剩下的生命已经来不及和不可能再去“研究研究”了。

李国杰还感到，中国人过去搞科技搞得太老实了，什么都从头学，从头做，连一颗螺丝钉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结果是累死不讨好，什么也搞不出来，即使等你搞出来了，也太落后了，早就过时了。所以李国杰主张，现在做计算机，要像国家科委高技术司司长冀复生所说的那样，提倡“麻婆豆腐”哲学。即是说，当你要做计算机这盘“麻婆豆腐”时，只需要你把“豆腐”买回来，加好“佐料”就行，用不着你自己再去做“豆腐”。

再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去总习惯与国内的计算机进行比较，认为只要现在搞出的计算机比原来的计算机先进，就是“填补国内空白”了。事实上，在大量外国计算机充斥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所谓的“国内空白”，早就被国外的计算机给填满了，根本用不着你去“填”什么“空白”。

因此，李国杰认为，高科技要产业化，就要求专家的选题首先必须正确，必须拿出一个能赚钱的拳头产品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技术上就必须要有所创新。而且，还不能走老路，迈方步，速度必须要快。因为现在产品的更新相当快，如果你某个技术的研制周期要好几年，那等你研制出来后，你的这个技术早该淘汰了。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非常之快，若不审时度势，看好行情，必无建树。

在这一时期里，李国杰还常常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实施863重大项目乃至整个863计划，究竟是为了什么？当863计划完成后，历史将如何来评价这一长达15年的业绩？作为这个计划中的专家，历史和人民又将作出怎样的结论？他认为，尽管863计划本身不是产业化计划，但后代的子孙们一定会从对高技术产业化的影响来评价其贡献。特别是对计算机这一主题，提供了科研经费的全国劳动人民也一定会考察你是否为国家留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是否为提高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同时，李国杰还十分注意学习研究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和江泽民讲过的两段话，对他启发极大。邓小平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不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解放思想自主创新的话，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是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有创造力的民族，只有在科学发展上百家争鸣，使人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中国才能从高级的智慧水平上超越其他民族，在新世纪来临时发展成为下世纪世界科学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之一。江泽民也说：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牢牢把握这次机会，要始终不渝地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于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李国杰决定把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作为一个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走老路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计算机是最活跃的第一生产力，高性能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代表，它如同核武器一样，有和没有，大不一样。中国的国民经济要实现从促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离不开广泛使用计算机，就不能不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欧盟各国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将“高性能计算机用于工业生产”作为一条关键措施，在汽车飞机制造、冶金化工、新材料等各个行业大力推广，明显地缩短了设计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中国的大中企业要挣脱困境，走向世界，也只有走这条路。否则，永远也甩不掉落后这顶帽子。

然后，李国杰便开始在国内寻找做高性能计算机的合作伙伴。可由于不少人对高性能计算机缺乏认识，尽管经过了一年的苦苦努力，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李国杰只好背水一战，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一台“曙光1号”，去为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闯出一条路来！其总的原则是：计算机的研制以市场为导向，研制成果一定要具有市场竞争力。计算机核心部分必须自己设计，一些元器件外国有现成的、好的，就买下来直接用，没有必要自己再去生产，而把财力和精力投放到那些想花钱买也买不来的技术上。

1992年3月的一天，李国杰在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门口的黑板上，还亲自写下了几个大字：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后来醒目地耸立在了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门口的中央，成了激发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全体成员斗志的座右铭。

接着，李国杰挑选了5位年轻人，前往美国研制高性能计算机。5位年轻人临走时，李国杰对他们说：“记住：人生能有几回搏！我相信你们能搞成功！”

5位年轻回答说：“如果我们搞不出来，就没脸回来见江东父老了。”

5 位年轻人去了美国后，每天工作16个小时，整整苦战了10个月。

1993年10月，国家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终于成功地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高性能计算机——“曙光1号”！

“曙光1号”计算机是一台采取90年代最先进的技术开发出来的全对称多处理机系统，具有运行速度快、储存量大、作业吞吐量大、支持用户数量多等突出优点。它可以广泛运用于银行、保险、财会、税务、邮电、交通以及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的事务处理。若与进口机相比，不仅价格便宜1/5，而且性能还高出好几倍。

“曙光1号”计算机由著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鉴定后一致认为，该计算机达到了90年代初国际上同类计算机产品的先进水平。它的研制成功，是863高技术计划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缩小了中国与外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还使中国并行处理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李国杰说，“曙光1号”计算机实际上只咬住了当时国外高技术的尾巴。现在看来，搞高技术光咬尾巴不行，还必须要咬住耳朵！

于是，1985年5月，李国杰他们又推出了“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

“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是继“曙光1号”计算机以后，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方面的一个里程碑，是当时国内研制的最高水平的计算机系统。它在整体上达到了90年代前期的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技术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其运行速度的峰值达到了每秒25亿次（“银河2号”计算机为每秒10亿次），实际运行速度达到了每秒15.8亿次。同样规模的外国计算机只能求解含6000个未知数的方程组，而“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可以求解含15000个未知数的方程组。由于“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具有运算速度快、内存容量大、扩展性能好的特点，因此特别适合应用于解决大型科学工程技术难题，如气象预报、石油勘探、大分子结构分析、新材料设计以及新药物配方设计等。由于它突破了一大批大规模并行处理的关键技术，因而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研制和生产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的国家之一。

难以令人置信的是，“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的研究人员只有10来个人，所化时间也只有两年，而直接科研经费只用了500万人民币。如果在国外，要研制曙光1000这样的计算机，投入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是中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所以李国杰说，像500万这点资金，实际上只够买材料。

由于经费极其有限，李国杰他们在研制“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时，材料买回来后，做试验时就只允许他们一次成功，而决不允许反复做实验。因为多一次试验就得多花费一笔钱，若是不能保证试验一次成功，本来就紧缺的经费，就无法支撑整个项目，而国家也不可能再拿出钱来让你重搞。再说，身处信息时代，竞争激烈，计算机这个行道比那个行道变化都快，在时间上也不允许他们有半点拖延。否则，还没等你搞出来，别人早已捷足先登，砸了你的饭碗了。

令人欣喜的是，在经费、人员、时间如此少的情况下，李国杰他们居然成功地研制出了“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难怪有人说，“曙光”计算机是中国的“争气机”！

然而，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年代，要搞出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不容易；要把高技术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更不容易！

“曙光”系列计算机是中国最高水平的计算机，但真要推向市场却十分的艰难。那么，这难，到底难在哪里？

在李国杰看来，造成这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外的计算机竞争激烈；二是国内对国产计算机尚未达成共识。

从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多年来国外的各种计算机对中国大陆的渗透非常厉害，工作站以上的高性能计算机，几乎全成了外国计算机的天下。即是说，这么多年来，外国高性能计算机的脑袋，全都长在了中国人的肩上。以1995年为例，中国进口的计算机、主要是高性能的计算机，其总额高达28.8亿美元！迄今为止，中国的各项“金字”工程所采用的计算机，也主要是依赖于外国的计算机。

像著名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门口，就有十几家外国公司每天在那儿想方设法进行渗透，如办什么计算机学习班啦，搞什么计算机讲座啦，推销什么最新最先进的软件啦，等等。美国的一家公司，还先慕捐出2500万美元给中国的各大学，让你先免费使用他的软件，等你尝到甜头之后，接着就让你购买他的计算机。甚至，有个部门，还花了200万美元请了一个老外写了一份招标书，然后再请中国的专家去评审。该招标书明确规定，凡是前来参加招标的公司一年必须保证10亿美元的价值。如此苛刻一个条件，一下就把中国所有的计算机公司给拒之门外了！

李国杰认为，如果这种中国人搭台，外国人唱戏的局面不改变，那么中国的信息化可能就会完全控制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设想一下，有一天，一旦外国人在我们的计算机领域突然卡住了中国人脖子，中国的信息工业，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毁于一旦。比如，中国有10个城市，使用的都是一家外国公司的软件系统，有朝一日，这家公司万一一旦倒闭，那中国这10个城市的信息命脉全都得瘫痪——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被外国人卡住脖子的例子有的是。

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侵略，靠的是把人打进来。现在，根本用不着把人打进来，而是通过科技的手段，想法先把你的信息搞垮。如果中国的软件全用别人的，到时别人一旦要想搞垮你的信息，简直易如反掌。据有关信息表明，美国现在就成立了一个信息快速反应班子，专门搞别人的信息；澳大利亚也建立了一个信息网，各种信息均可随时反应到它那里去。尤其是军事方面，信息的安全问题就更为重要了。

对此，李国杰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逐级的高技术，只满足于作代理商的话，就难免会走上殖民地科技的道路。”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在视察智能计算机开发研究中心时也指出：“信息技术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央基础，国民经济信息系统的安全，已经与国防一样重要！”

于是，近几年来，李国杰和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必须尽快发展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产业，从而把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然而，呼吁归呼吁，外国的各种品牌的计算机依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占据着了中国的主要市场，而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却始终在极其艰难而有限的夹缝中煎熬着。

再从第二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计算机过去由于起步晚，发展慢，加上有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以及某些管理体制的问题，所以国产计算机多年来已经给各部门和广大用户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不好的印象。至于国产的高性能计算机，就更是无人敢去问津了。今天，尽管时代变了，科学家们变了，国产计算机也早就变了，但人们脑子里已经留下的那个“国产计算机不好”的印象和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用户总是希望国产高性能计算机有了像国外名牌计算机的质量和信誉之后，再去购买。问题是，国产计算机只有更多的人去购买之后，才可能成为名牌，若是用户永远不去购买，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名牌。于是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就没有鸡的问题便一直没完没了的循环下去。而要打破这种死循环，关键就在于要有一批敢于带头使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的有识之士。因此，李国杰说：“敢于率先购买使用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有识之士的贡献，决不亚于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者们。”

但要真正得到国内用户的支持，并不容易，因为中国计算机专家们面临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国外计算机大公司一般都有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每年都要动用几十亿美元来开发新产品，而中国的人力和财力大概只有外国公司的千分之一。想想，在如此不对等的条件下，要中国的计算机专家们在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中取胜，无疑等于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在拳击比赛中击倒泰森！

难怪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参观“曙光”1000并行计算机时强调指出：“要实现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化，必须有一支‘敢死队’杀到市场去，就像当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一样，必须要建立一支野战军在市场上拼杀！”而李国杰率领的“曙光人”，正是一支在计算机市场上带头拼杀的“敢死队”和“野战军”。

为了在这场“拼杀”中成为赢家，为了保证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能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国杰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率领着他的“敢死队”和“野战军”，左冲右突，四面出击。他对“曙光”公司的全体成员强调说：一个高科技产业，只有在各方面都有所创新，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才能出奇制胜。商战，首先是头脑之战，绝不能墨守成规。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中国的计算机工业还属于幼稚工业，与外国大公司相比，他们是正规军，我们还只是“小米加步枪”的“武工队”。若不讲创新，不讲策略，不敢于标新立异，不善于“投机取巧”，而是去与人家面对面的硬拼，不但难于立足，而且必败无疑。

因此，他除了号召公司在技术上一定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一招鲜”之外，在经营策略上，他也要求要有一系列的创新。为了取得更多用户的信任，确保产品的质量，他们的产品由自己设计出来后，采取让国外一流公司加工生产的办法。这样，既可以缩短周期，又能保证有强大的新产品及时推向市场。并且，他们不走先做硬件再“配”软件的老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用应用软件与系统集成来带动硬件的发展；以服务立业，从服务做起，通过中国人为中国人服务的办法来鼓励中国人买中国货。在用户的选择上，他们也尽量避免与一些外国的大公司发生冲突，眼睛不去只盯住那些财大气粗的用惯了外国计算机的单位或部门，而是把心思和工夫用在那些比较偏远的钱不多的单位或部门身上。用李国杰的话来说，这叫“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反弹琵琶，以软代硬”，“先占两厢，‘农村包围城市’”。

而且，李国杰他们还把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用户，用真心感动“上帝”，作为自己公司的宗旨。他们不但和用户站在一起，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去与外国公司洽谈某些合作项目，尽量为用户节省经费，办好事情，而且还坚持搞好售后服务工作。比如，天津方面只要一反映机器有什么问题，他们的维护人员在接到电话后半天之内就会赶到天津，马上排解问题。他们的维护人员还曾经两次冒着零下26度的严寒，连夜赶到东北，为用户排忧解难。而一家外国公司有六套类似的机器在东北铁路线各站，其中有五套出了问题却无人过问。

李国杰说，在高科技产业化的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到底是想赚钱，还是想把中国的高技术搞起来，推上去。他明确表示：“我们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有个承诺，是为了通过计算机这个产品，带动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把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搞上去，而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的身边就有一支队伍在为外国公司开发软件，每月工资比我中心人员高几倍，但金钱瓦解不了‘曙光人’为振兴民族高性能计算机产业而拼搏的斗志，‘曙光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自豪感。我们的员工深切地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每个人逼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了，需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去抵御外国产品的入侵。”

1997年，曙光1000荣获中国信息领域惟一的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

这台实际运算速度已经超过每秒10 亿次浮点运算的并行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李国杰们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满脑子都是智慧的李国杰并没有放掉已经取得的成果，再去研制更高性能的机器，而是集中精力，花了两年时间去实现已有成果的系列化、商品化和产品增值升级。

在这两年时间里，李国杰们在曙光一号和曙光1000基础上向“广度”方向扩展，先后推出了十多种适合市场不同需求的多处理机并开始推广规模较小的机群系统，这些商品化的高端计算机在市场上很快打开了局面。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已在教育、科研、石油、铁道、内贸、税务、邮电等10几个领域销售了250多台，在国内得到了初步的推广应用，并出口海外。特别是“曙光”计算机在天津市得到全面推广、并被列入国家科委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后，对上海、深圳等省市部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曙光‘计算机的推广和产业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兼顾科学工程计算、网络信息服务与事务处理、每秒可运行500-1000亿次的通用性更强的曙光2000超级并行服务计算机，也于1998年上半年推出。同时，以曙光一号2000万元知识产权为基础成立的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也逐步成为在国内惟一能向国外大公司叫板并参与同台竞争的高端服务器生产商和供应商，为打破国外垄断，促进我国高端计算机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97年开始，李国杰们着手研制机群结构超级服务器，先后于1998年底，2000年初和2001年初推出了曙光2000-I、曙光2000-II和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基本上做到每年推出一代新产品，计算速度从200亿次到1100亿次，再提高到每秒4000亿次浮点运算，即每年提高4-5倍。

高性能计算机关键技术的突破，使我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计算机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先后研制出的曙光1000A、曙光2000－Ⅰ和曙光2000－Ⅱ在内的国产超级服务器系列，其性能指标大大超过美国对我国限制出口的水平，已在气象、石油、教育、铁路、生物和网络通信等行业应用；以曙光超级服务器为主机建立的五个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目前已有200多课题在曙光机上完成计算，取得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完成了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生物信息资源的应用、科学数据库应用系统等若干面向网格的重大行业应用示范系统；成功研制的天演、天阔、浪潮等系列20多种型号服务器，在铁路、粮食、物资储备、银行、电信、税收、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天津市等行业与城市中也开始应用。

1986年启动863计划时，本来预定2000年计算机主题的交帐目标为每秒100亿次，但曙光3000计算速度却超过了863计划原定目标40倍。曙光3000是一台商品化程度很高的超级服务器，在信息服务、事务处理和科学计算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经严格测试证明：曙光3000中的16个处理器每天就能处理80亿次网页访问，足以服务于全国网民。国家验收与鉴定意见认为，曙光3000整体上达到了当前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机群操作系统和用户并行编程环境等方面进入了国际领先行列，其计算能力超出国外目前对我国禁运的高端计算机一个数量级。这对打破国外高技术封锁，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是一大贡献。因此曙光3000不仅是863计划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大成果。该成果的研制和推广，不仅得到了国内广大用户的认可和赞赏，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2000年7月，美国亚洲情报中心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评估报告，对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与曙光计算机的贡献作了如下客观的评价：

考察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的研究开发，从小规模到中规模的系统（不包括最大的系统）到系统软件系统、工具与应用软件，可以发现中国人正在摆脱落后，几乎非常接近西方……自主开发的系统，包括曙光服务器，采用了机群体系结构并有其他与IBM-SP2相关的特性。一台82个节点的曙光系统正在中国科学院运行，并已开发了许多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高性能计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集中在一些主要城市大学里的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大多数由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和曙光公司的研究人员指导……特别是他们的曙光服务器系统，提供了在并行硬件和软件领域的重要实践基础……原科技部高技术司司长冀复生在赴联合国就职前，也对曙光计算机作了这样的评价：

第一、由于曙光作为一个国产品牌，在市场上与国外厂商“同台”竞争，改写了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市场的游戏规则。在曙光参加的国际招标项目中，所有的厂商都感受到小小的曙光公司的“压力”。由于曙光公司的报价，使得国外公司纷纷调整战略，仅此一项给用户带来的利益，就大大超过了国家对曙光的资助；第二，曙光的生存发展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我的禁运遏制战略。在美国国家审计总署98年对美国限制高性能计算机出口的评估报告中就把曙光机列为我国自己制造的高性能计算机。与此巧合的是当时美国对我国限制进口的水平与曙光机当时在市场上销售的型号指标相当；第三，曙光推出的安全服务器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对我国应付网上的信息攻击提供了有效手段。

难怪曙光一号研制成功不久，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顾问马宾研究员考察了曙光机后，在向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曙光一号研制成功的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

是的，从1995年成立曙光公司至今，曙光系列高端计算机不仅实现与国外大公司基本上同步升级，在国内市场上比国外公司先推出升级产品，而且在超级服务器市场上已占有了可观的市场份额。最近国家财政部和证监会已批准同意曙光公司在香港主板市场借壳上市。曙光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公司净资金将超过一亿美元。十年来国家对智能中心全部科研经费投入不到1亿元人民币，现在却发展出一个净资产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骨干企业，从而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李国杰并不以此为满足，反而把这看成是一个新的起点，并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总结，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中有许多教训都是必须吸取的——首先，与从事类似工作的兄弟单位相比，国家智能机中心的人力财力相差一个数量级。与联想等国内大公司相比，曙光公司目前还是一个小公司。尽管智能机中心和曙光公司都试图做象IBM这样的大公司正在做的事情，但每一步都显得艰难沉重、力不从心。而且 ，同时进行的事太多，重点技术突破兵力不够。一年研制一台新的超级服务器的压力使其难以投入足够力量攻克最新技术，实现更多技术创新。芯片研制偏于保守，有些系统软件也没有达到完全商品化的程度，不敢交付用户当商品使用。

其次，从科技管理的角度来看，对申请专利抓得不紧。近几年来尽管确有不少独创技术，却未能申请专利，这是较大的失误。虽然十年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鉴定验收，一直走国家规定的所谓成果管理的路，但实际上没有申请专利的成果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外国公司也做出同样的技术并在中国申请了专利，那成果即使得了大奖也毫无意义，只能老老实实向人家付专利费。从这个意义上讲，申请专利首先不是转让出去而是保护自己。

第三，从产业化发展来看，由于国家大环境和自己能力及认识上的局限，曾失去过几次可能大发展的机遇。直到2000年8月以前，曙光公司一直在7500万元（包括2000万元无形资产）注册资金范围内运作，没有大手笔地进行资本运作，也就没有财力进行必要的公司和产品品牌宣传，也不敢做先亏损两三年再大发展的高技术公司发展计划。如果按照硅谷式的发展思想，曙光公司的规模应该比现在大得多……好在在政府与新老股东支持下，曙光公司已被批准在香港借壳上市，为今后大发展搭好了舞台。于是为了唱好产业化这台好戏，以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目标，眼下的李国杰很忙也很累。因为他一方面是专家组成员，时常要开专家方面的会议，要考虑专家方面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要把眼睛紧紧盯住市场，搞产业化，要参加开发产品方面的各种研究会议。所以，工作中的李国杰常常扮演着两个角色：今天是老板，明天是专家。

如此一来，两边的事情他都得管，都得忙。一旦两边的事情有了冲突，他自己就更加难以对付了，一不留神，有时还会闹出点什么意见或者惹出点什么麻烦来。所以，他每天都感到很累很累，有时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躺，全身像瘫痪了似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说不出的痛，说不出的累。

于是，每当在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或者工作中碰上难以解决的矛盾了，回到家里，为了打发掉那太苦太累夜晚，他就听音乐。

李国杰听的音乐很怪，既不是西洋美声，也不是中国民歌，更不是流行小调，而是他特意从国外挑选回来的充满了佛教气息的音乐。每当听到这样的音乐，他就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疲劳至极的心灵仿佛倾刻间便游离了滚滚尘世，升华到了一个超凡脱俗、与世无争的明净世界。

然而，即使听着音乐的李国杰心里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知道，自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到2001年2月14日，便已年满54周岁了。想当初第一台计算机诞生时，笨重的机身要占满整个房间，而现在的计算机放居然放在手掌上就行了。而且，据有关数据表明，全世界1991年的计算机硬件总产值为1097亿美元，1991年电脑市场总计为3250亿美元，1994年个人计算机产量已达4500万台，软件与信息首次占领了市场总额的一半。有人估计，到2000年，计算机产业将成为年产值为8000亿美元左右的世界第一产业！

更让李国杰感到紧迫的是，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进了21世纪的门坎，历史不但没有给中国的科学家们留下10年磨一剑的时间，甚至连“等一等”、“看一看”、“以后再说”的机会都没有了。无论是不发展还是慢发展，结果都会一样：自取灭亡。

因此，成功后的李国杰比成功前的李国杰还忙，还苦，还累。然而他坚信，只要坚持创新，“曙光”便会普照人间；只要尽快联合起志同道合的高技术企业，结成连环，从而建造起一艏经得起狂风恶浪的大船，中国的计算机产业便能扬帆出海，成功地驶向辉煌的彼岸。

§§第七章 中国不缺爱迪生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时，一位西方人把中国大陆比喻为“上帝留下的最后一块蛋糕”。于是，随着全球性经济市场的形成，各国厂商纷纷“入侵”中国，都想对这块“蛋糕”啃上两口，甚至哪怕蹭上一点“奶油”。

通信网络，是一个国家经济和军事的“中枢神经”，倘若在某一时刻突然出现问题，全国顿时便会陷入一片混乱。于是有人声称：一个国家的通信网上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等于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

然而，由于大量外商的“入侵”，在1992年以前，当数以万计的程控电话走进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时，在中国庞大的通信网上除了引进的8个国家9种制式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外，居然没有一部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于是有人发问：中国的现代化难道单靠外汇就能买来吗？

于是有人担心：中国的通信命脉一旦全部掌握在了外国人手里怎么办？

于是有人呼吁：中国的通信技术产业到了该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

面对“洋货”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的再次“入侵”，中国的民族通信工业怎么办？中国的信息产业还要不要发展？中国的通信命脉应不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的高科技还要不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期待着新的变革，也呼唤着英雄的出台。

邬江兴，这位中国的硬汉子，在选择军人的同时，也选择了科学。在那“四面楚歌”的岁月里，他以一个中国军人和科学家双倍的勇气、智慧与胆魄，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也是世界最先进的04程控交换机，并以勇往无前的进攻态势将其推向市场，从而为中华民族筑起了一道新的 “长城”，并用铁的事实向世界再次证明：中国不缺爱迪生！

A、“八国联军”再次“入侵”

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谁还离得开电话？

说到电话，我们不能不感激一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因为正是这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在120多年前为我们首先发明了电话。

自贝尔发明电话后，偌大的地球似乎一下变得小巧起来，世界各国的电话通信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早在本世纪30年代，德国、瑞典、法国、英国及日本就先后研制出了不同制式的交换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使交换技术向自动化日趋迈进的纵横制交换机。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美国于1965年首先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了电话机的交换系统，开通了程控交换机。其后，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出现，法国率先使程控交换机数字化，并于1970年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从此，各国纷纷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代随之到来。

由于有了这一高新技术的出现，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可以同时连接上万部直拨电话，所以过去的电话接线员全被计算机控制的程控交换机所取代，数字程控交换机便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一种交换系统。

然而，关于中国的电话问题，却是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很难忘记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由于广东人民的英勇顽强，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连连取胜。为了将这一喜讯尽快报告给清朝政府，便派信使火速赶往京城。然而，当这位信使昼夜兼程赶到京城时，清政府已经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过字了。

对此，后来有人设想说，假如当初能有一部电话，将这一信息及时传到京城，也许那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就可以罢签了。

但历史不容设想。中国的通信起步晚，发展慢，是个无法更改的事实。

据载，直到1904年，中国的北京才出现了第一部电话！此后，中国电信的发展，十分缓慢，而且，国内根本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所有技术和设备，全是依靠“原封”不动的进口，所以截止1949年，中国的电话交换机才只有2.6万部。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虽然较之解放前有了大的改观，但与国外相比，其发展速度仍然相差甚远！尽管建国初期我们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援建了北京、上海、洛阳三大纵横式交换机生产工厂，但由于生产机制、生产方式和经济的落后，这三个工厂对偌大的中国来说，依然无济于事。

到了80年代，中国作为世界上堂堂的第一人口大国，全国通信网上趴着的，仍然是早就被国外淘汰了的庞大的机电式交换机。这种极其落后的交换机由于由若干根电线连接而成，所以反应速度极慢，它与程控交换机相比，就像骑毛驴与坐飞机一样相差十万八千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直至1978年，全中国电话网的总容量才仅有574万部，电话机才只有可怜的369万部，电话普及率才只有0.38%；而程控交换机，在1982年以前，则统统为零！

于是，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终于打开时，人们才猛然发现，中国的通信与国外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怎么办？

中国要改革，要开放，要生存，要发展，既要和国内各个行业进行多渠道的勾通，又要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联系，通信业若是不发展，岂不等于自残耳目？！

更何况，世界早已跨入了信息社会，现代通信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紧迫的大问题。中国不仅在国内要形成快速的交流，而且在国际上也必须尽快接轨。再说，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每时每刻，该有多少人在急着要拨打电话哟！

于是，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忍痛割爱，咬着牙从微薄的国库中掏出部分外汇，迅速从日本引进了两部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而后在北京和福建率先落户。

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竞相效仿，纷纷开始从国外购买数字程控交换机。

这种掏钱买现成货的做法固然既实用又好用，但问题是，国家的外汇毕竟是有限的，中国人对电话极大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有限的外汇量。若不另辟蹊径，中国的通信问题依然是个问题。

终于，有人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共同开发中国的通信市场。

其实，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程控交换机市场，早在中国那扇古老而又封闭的大门刚刚打开时，敏感的外国厂商们便紧紧盯在了眼里，牢牢记在了心上。因此，中国意欲合作的愿望刚刚产生，信息灵通的外国厂商们便闻风而动，沓至纷来：

最先“登陆”的，是瑞典爱立信公司；

随后，是日本NEC公司和松下公司；

接着，是阵容庞大的泰国正大集团；

再接着，是美国哈瑞斯公司、国家办导体公司和MD公司；……

当如此众多的外国公司的厂商们，怀揣着金钱做成的梦想，带着满脸的微笑以及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和那成箱成捆的对中国人永远保密的技术图纸进入中国的海关后，其内心的冲动与狂喜，绝不亚于当年的哥伦布登上了美洲的新大陆。在经济这个巨大杠杆的撬动下，凭着多年来征战商场的丰富经验，以及灵通的信息和善于把握机会的本领，他们很快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那些已经关闭或将要关闭的工厂，很快成为他们再好不过的“合作伙伴”。

于是，从1986年起，中国先后引进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8个国家9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的生产线。一时间里，一种“八国九制”的格局很快形成，500多万门外国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的通信网上开始了疯狂的运行，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外商们的口袋，而“合资企业”这个新时代的“怪胎”，也随着世界经济大潮的来临应运而生。

对此，有人不无感叹地说，当年的八国联军是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城墙，今天的“八国联军”只需用高新技术的钥匙，便轻松地捅开了中国的大门。

由于大量外国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的引进，国内大量的工厂纷纷倒闭，无数的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线的国产纵横制交换机“躺”在库房的墙角“呼呼大睡”。据统计，仅是1982年，被淘汰的纵横制交换机工厂就有上百家，失业工人及家属近千万人。连全国最大的机电交换机生产基地的产量，也由“七五”期间的年产30万线，一下跌为22万线，甚至后来竟跌到8万线！直至后来工人开不起工资，产品严重积压，工厂摇摇欲坠。于是，一大堆新的问题便随之冒了出来：原有的民族生产线还要不要发展？堆积在仓库里的产品如何处理？还有那无可奈何的失业大军又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对缓解中国当时通信领域出现的尴尬与困境，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同时对中国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刺激。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在特定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有计划的适当的引进，是可以的，必要的，当然也是别无选择的。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有大的发展，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光靠引进就能靠得住吗？光靠引进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显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光靠金钱是买不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不可能是个大傻瓜，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买给你，最终只有靠你自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高科技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得靠自己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超越别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听人差使，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永远受那受不完的窝囊气！

更何况，通信这个东西还不同于别的技术，它是一个国家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枢纽”，倘若全都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上，那还了得？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的民族通信工业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中国如此庞大的通信市场要不要自己去占领？怎样占领？中国的通信命脉要不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怎样掌握？

为此，几乎所有的中国通信专家们都在着急，都在思索。

B、中国不缺爱迪生

正当“八国九制”的外国程控交换机主宰着全中国的市场时，1987年的某一天，中原重镇——郑州却突然曝出一个冷门：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的一位企业家看中了位于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位青年教授，并与之签订了开发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一揽子合同。合同设想，先在国内率先开发中国自己的2000门程控交换机，而后再与国外合作，开发10000门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消息一经传出，相当鼓舞人心，也很为中国撑了面子。但问题是，中国邮电工业公司的企业家看中的这位青年教授一直是搞计算机的；而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计算机和程控交换机完全是两码事情。那么，让这么一个“老外”来搞程控交换机，能搞出名堂吗？

正当人们还在表示惊叹、怀疑和猜测之际，一个更叫人心惊肉颤的消息又突然而至：这位青年教授决定，不搞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直接搞10000门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

这当然是一个再美妙不过的设想！但设想无论多么美妙，毕竟只是设想。凡是行家们都知道，这个设想简直太浪漫了，它一步就跨越了好几个阶段，好比一个刚上初一的学生，一下就想拿下大学文凭！

于是，有人讥笑，有人怀疑，有人不宵一顾，有人干脆坦言相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还有人直接发问：这位胆大妄为的人到底何许人也？！

这个人叫邬江兴。

邬江兴？一个无名之辈，却要来攻克世界性的难题，行吗？——有人居然从鼻孔里亨出了声儿。

然而，与邬江兴共过事的人都知道，邬江兴敢大胆作出如此决策，并非偶然。

邬江兴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是一位老红军。而他本人，也是一位至今仍穿着军装的军人。关于这位军人，有不少“军味”很浓的小故事。

天生好奇，是邬江兴的一大特点。5岁那年，有一天邬江兴偶然发现了父亲枕头边上的一支手电筒，举手一推，竟然发出了黄黄的光。“这玩艺儿怎么会发光呢？”邬江兴瞧着瞧着就动开了“手术”。结果，当晚夜半三更时分，军务在身的父亲当急着要用手电时，伸手抓到的，竟是一堆已被拆得七零八乱的破手电。

由于邬江兴有了这次“犯规”，父亲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但有一次，匆忙离家的父亲还是“大意失荆州”：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忘了锁进抽屉。6岁的邬江兴当然不会丧失这次“战机”，当即动手拆开了收音机，定要瞧瞧那“匣子”里边讲话的叔叔阿姨到底躲在哪里？可收音机拆开了，连叔叔阿姨的影子也没见着。等他想再把收音机复原时，被拆开的电阻电容等零件却再也装不上去了。

两天后，父亲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宝贝”又被“剖”开了“肚子”，马上便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这是谁干的？说！”

“是我。”邬江兴说。

“为什么要乱拆乱动？”

“我给装好不就行了。”

“你能装好吗？”

邬江兴一言不发，拿过收音机就装了起来。一个下午过去了，收音机倒是装起来了，可那旋钮无论如何拧来拧去，就是不出一点声响。望着一脸认认真真的儿子，父亲只好再一次饶恕了他。但邬江兴并未忘记对父亲的这次承诺，5年之后，当他刚上初一并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终于把自己组装成功的一台小收音机骄傲地递到了父亲的手上。

邬江兴不仅从小好奇，而且好斗。他的弟弟、巨龙公司副总裁邬晓明说，我哥哥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孩子王，出了名的“调皮蛋”。比如老师不让孩子下河游泳，他偏偏领着一帮孩子偷偷去游泳。有一年夏天，一个同学因为游泳还给淹死了。我哥哥还特别的好斗，喜欢打架。我每次在外边被大同学打了，我就找我哥哥告状，我哥哥立马就去帮我打回来，从不含糊，从不拖延。可每次一打了别人，别人的家长就找我父亲告状，我哥哥就得被父亲揍上一顿。于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别人揍我，我哥哥揍别人，我父亲再揍我哥哥。但我哥哥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学习成绩特别的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被老爷子树为全家的“学习标兵”。

也许出身于军人之家的缘故，邬江兴从小的理想就是开飞机、造军舰大炮、驾驶航空母舰等，反正与“军”字有关。于是，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弛骋沙场的将军，便成了邬江兴从小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邬江兴心目中一向很神圣的父亲被打成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着成天遭受批斗的父亲，一向善于独立思考的邬江兴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父亲到底错在哪里？15岁的他，由于没法再上学了，便只好在深深的困惑中被迫选择了当兵。

由于父亲的倒霉，邬江兴被分配到深山里打坑道。小小年纪，再加上一无体力，二无经验，所以在打坑道中他总是吃亏，甚至有好几次都被埋在了坑道里。打坑道太苦，不少有关系的战友后来都先后调走了，尽管邬江兴的父亲这时已官复原职，他也完全可以调走，但父亲始终没有动用自己的职权，不但没将他调走，而且同样在最艰苦的连队当兵的哥哥和弟弟也没调走。弟兄三个后来全都是靠自己苦干出来的。

70年代末，邬江兴到了郑州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工作。他曾参加过我国第一台100万次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中国计算机的落后状况总是令他十分着急。于是，1982年，仅仅只不过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个计算机工程师的他，就大胆提出要搞中国5亿次大型计算机。5亿次的运算速度，是当时国内计算机最快的运算速度。如此大胆的方案若是由一个计算机权威专家提出，恐怕还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可偏偏出自于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工程师之口，由此在学术界引起的轰动与哗然就可想而知了。

但因种种原因，尽管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了两年时间对5亿次计算机进行了总体设计，这个项目最后还是下马了，于是他和一帮战友们便成了“失业者”。“失业”后的邬江兴在学院的处境显得多少有些尴尬，一时竟不知干什么是好。1985年，学院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两条道供他选择：一是像别的部门那样，引进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二是让他亲自动手，搞出中国自己的程控交换机。

这对他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一直搞计算机，程控交换机不但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可以说连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一个老军人的血，父母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兄弟三个说过，世界上的路都是走出来的，平路走不通，就翻山，世界上没有现成的路，也没有平坦的路。

再说，中国通信极其落后的现实常常令他心急如焚。这种落后不仅长期折磨着中国10亿人民，而且让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他曾经从自己的学院给北京挂过一次很急的长途电话，那天，他先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请学院总机给挂，可连挂了几次也没挂通，后来他就干脆跑到学院总机房去挂。可总机班的女兵为他挂了不知有多少次，线路总是占线，因为从郑州到北京，途中要经过四道总机的接转。那天的电话最终还是没有挂通。此事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想，一个信息工程学院的通信都尚且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通信落后到了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他掂量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对他的战友们说，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我们不爱，谁爱？我们不干，谁干？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分忧，为人民着想。再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多少老前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所盼望的不正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吗？

于是，他率领着几个青年科技人员很快干了起来。

邬江兴最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办公室桌上的拨盘式电话拆开，反复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什么叫送话器，什么叫受话器。他又找到一个还是装着手摇电话机的学校，从这个学校老掉牙的总机房里，他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磁石电话交换机。他跑到邮电部郑州设计院找来一本国外的电话广告资料，看了几个通宵，才知道什么叫程控交换机。接着，他从书店买了《HJ921》和《921纵横交换机原理及维修》两本书，认认真真地研读了3 个月，才终于吃透了交换机的基本原理。

由于没钱买仪器，邬江兴他们就只有采用土办法。比如，电话的串音问题，是通话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没有监测串音的仪器，便只有在相距100米处拉上两对电话，用两床被子把人的头严严实实的蒙起来，然后双方同时喊话，同时趴在机器上用耳朵听。就这样通过一次次反复的喊话、调试、改进，直到双方听不到串音为止。

之后，他去武汉，到洛阳，上北下南，东奔西跑，一方面拜师求教，搜集资料，一方面寻求合作伙伴，渴望在经济与技术两方面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令他深感伤痛的是，所到之处，不但没人愿意与他合作，而且，不少厂家正忙于打报告，想方设法向国家申请巨额外汇，好从国外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

一次次碰了“钉子”后，邬江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在那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他满脑子想的全是程控交换机。程控交换机如同一个横在他面前的巨大“堡垒”，面对这个“堡垒”，是大举进攻？还是悄然退缩？令他深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他想，中国的科学家们过去主要都在保家卫国上做文章，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呢？眼下，各国的经济势力纷纷渗透到了我们的国土上，这实际上不就是一次经济上的“略夺”吗？今天的科学家们难道不同样有“保家卫国”的义务和责任吗？程控交换机要是一味的这样引进下去，那国家的利益该受到多大的损失啊！

因此，邬江兴被激怒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求人，自己干，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干下去！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邬江兴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从计算机的角度走进交换机的世界，在行业、学科和技术三个方面进行大交叉，研制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交换机。他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学院领导当即表示支持，并从有限的资金里拨给他16万元的研制经费。

18个月后，即1986年6月，邬江兴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研制出了一台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并实现了电话交换机功能的模拟交换机。

为了给这个“新生的婴儿”有个合法的说法，邬江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请河南省科委的专家们来进行考核鉴定。那天，当专家们刚一检测样机时，感到很是吃惊：这机子的性能指标为何会有如此之好？！他们怀疑是仪表本身有问题，便调换一台重新测验，结果依然如故。他们还是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又一连换了好几台仪表，显示的数据还是不变。最后，专家们高兴地在鉴定书上写下了意见：该机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有了如此一段艰难的经历，所以当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签订了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合同后，邬江兴决定抛开2000门的方案，而直接搞10000门的大型程控交换机。

C、一步跨越15年

有人说，大容量程控交换机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心脏。有了这个“心脏”，一个民族的生命便会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于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个“心脏”便成了世界各国急需的抢手货。

然而，要研制出这样的“心脏”，别说对通信技术落后的中国而言是个大难题，就是对领先世界先进技术的国家来说，也同样是个大难题。

当年，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为研制出这一“心脏”，曾经动员了欧美12个国家的数千名科学家，花费了5年时间，耗资了7亿美元，最后才好不容易取得了成功。而其他一些国家在攻克这一难关时，尽管同样耗资巨大，并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依然屡屡失败，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

那么，起步晚、实力差、又从未搞过程控交换机的中国呢？

其实，接过任务后的邬江兴如同领受了军令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然而，作为一个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着20多年军龄的军人，他深知军队在和平年代的职能是什么。和平时期的军队不光是钢铁长城，不光要保卫祖国，保卫人民，还应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还应该急为国家所急，想为国家所想，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意志与利益的体现者。

他曾算过一笔帐，中国如果不搞出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那每年将有数亿美元的外汇悄无声息地流入了外国人的腰包。他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家外国公司买给东北某省的程控交换机，初装时一线价格为85美元，一年后，扩大容量时价格便猛增为126美元。还有，某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由6位数升为7位数时，本来只需在程控交换机的软件上做点小小的变动即可，但这家外国公司却硬是开出了几十万美元的价码。

尤其令邬江兴气愤的是，程控交换机的使用周期一般都是10至15年，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一旦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就意味着这个市场至少要被外国占领10年。这等于说，中国在下个世纪的电信市场都已经提前“预支”给外国人了。

身为穿军装的科学家，邬江兴更是深深懂得军事机密和国防安全的重要。由于在中国通信网上运行的是国外的程控交换机，因此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旦有了纠纷，人家只需远隔重洋打个电话输入其密码，立即便可让中国的通信网络陷入瘫痪。而且，经中国有关方面验证，国外若是要想窃听中方的核心机密，在电话网上做点什么手脚，也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共同的主题，然而世事纷繁，风云多变，在今天或者明天官面堂皇的外交席上，谁又敢保证没有唯利是图的“小人”呢？

而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邬江兴，更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全世界每100人中有30部电话，少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每100人中有110部电话，而中国每100人中，才只有3部电话！

因此他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必须首先实现通信设施的现代化，而通信设施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就是数字程控交换机。电信产业的发展现在一日千里，几年之后，电信局需要安装的肯定不再是千门、万门程控交换机，而是数万门的程控交换机。中国的步子本来已经迈得太迟太慢了，如果现在的起点还高不起来，那将永远无法追上飞速发展的世界；如果现在还不大胆跨越，即使把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研制出来了，也只能扔在仓库里陪老鼠睡大觉。

于是，敢打硬仗的邬江兴靠着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资助他的300万元经费，真枪实弹地干了起来。虽然300万元的经费与国外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油盐酱米，但较之几年前16万元的家底来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阔佬了。

有了启动资金，总体设计方案是关键。邬江兴首先把战友们召集一起，躲在一间小屋里研究讨论设想方案。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反而给邬江兴他们留下了天马行空般的思维空间。可搞大型程控交换机对他们来说毕竟是第一次，大伙苦思冥想了整整7天7夜，茶叶喝了几大包，方便面吃了几大箱，烟头扔了一满地，方案还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

为了尽快搞出设计方案，邬江兴几乎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岳母去世，妻子离家处理丧事，他不得不为儿子做饭。可因每晚加班熬夜，实在太累，正做着饭的他却打起了瞌睡。等一觉醒来，锅底烧出了洞，饭也成了焦炭。甚至，儿子后来出疹住院，高烧六天六夜，他连看也没顾得看上一眼， 一揽子事情全扔给了妻子，以致于妻子对此很有意见。

但设计方案的进展，依然一筹莫展。

在那段最苦恼的日子里，邬江兴几乎夜夜失眠。每晚一躺下， 一闭眼，眼前浮现的，全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外国货。什么奔驰、宝马小轿车，美能达、尼康、佳能照相机，松下、索尼、日立音像，皮尔。卡丹、金利来、贝纳通服饰，还有伊露姿、贝佳斯化妆品，等等。特别让他感到很不服气的是，像一些乱七八糟的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连全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乱叫的BP机这样的小玩艺儿，也几乎统统是“洋货”。而且，他听说在中国的医药市场上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都是“洋药”。

进口外国货当然可以，也没什么错，但问题的关键是，“洋货”未必都是上等货，“洋货”未必都是货真价实的货；如果让“洋货”一直如此粉墨登场，长驱直入，那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将来怎么办？邬江兴深深感到，振奋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气节，应该与振兴民族工业、创造国产名牌紧密联系起来。中国要发展，通信必须先行一步。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一流的产品，才会拥有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资本，才有支撑民族自信的消费文化，因而也才会给“爱国”这两个字眼增添更为真实的内涵。因此他想，无论搞大型程控交换机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一定要寻找和把握到振兴民族工业的支点！

“能不能把咱们原来搞的5亿次计算机的方案移植到程控交换机上来呢？”一天深夜，有人突然提议。

邬江兴心头为之一亮，认为很有道理。他想，如果把计算机上的各种处理部件都换成交换机部件，不就是一台巨型交换机吗？沿着这一思路，邬江兴又经过了14个白天和夜晚的苦思冥想，终于拿出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万门大型程控交换机即04程控交换机的设计方案。

1989年11月，中国邮电部组织04交换机的设计方案论证会。那天，邬江兴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当众宣读自己的设计方案。当设计方案刚宣读到一半时，他便发现，台下众多的专家们开始向他投来十分复杂的目光。这目光中有怀疑，有信任，有忧虑，有期盼，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查意念。望着那一双双目光，邬江兴脑海里除了国家、民族四个字眼外，居然没有一丝的杂念。他宣读完设计方案后，心中顿感一阵轻松，仿佛一下子把自己多年的心愿与积怨全都一咕噜倒了出来。

邬江兴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人、我国著名的电话交换机专家解晓安说，邬江兴的这个设计方案，是一种与国际上目前流行的程控交换机模式完全不同的结构，如果搞成了，我们的产业从这个高点上起飞，就可以一步跨进世界先进行列。

最后，经过专家们激烈的争辩、论证，会议一致通过了邬江兴这个设计方案。

1991年11月，邬江兴他们的自己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程控交换机，历尽两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诞生了。国家科委给该机命名为HJD04程控交换机。

1991年12月，中国邮电部组织召开04程控交换机的技术鉴定会。鉴定会的主持者依然是我国著名电话交换机专家解晓安。那天，国内不少通信权威专家都纷纷出席了会议，北京邮电局的纪征仪总工程师也特意光临会场。这位早年曾留学法国、为改变中国落后的通信面貌而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早就盼望着中国能有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了。所以来到会场的他当亲眼看见邬江兴他们搞出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程控交换机时，心情显得格外地自豪与激动。

在这次鉴定会上，专家们为了对产品负责，也为了对民族的尊严负责，他们几乎调用了所有可调用的模拟呼叫系统来“为难”04程控交换机，让04程控交换机每小时处理200万次的电话接转交换。也就是说，让04程控交换机在每小时内必须顺利地地完成200万次电话的接转任务，其间决不允许出现电话中断、等候、盲音等情况。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04程控交换机不但没有被这些专家难住，反而给专家们开了个玩笑：当模拟呼叫系统再也无法增加呼叫量时，04程控交换机却依然还在轻松地运转着。于是在专家们在填写鉴定意见时，只好这样写道：04程控交换机忙时最大呼叫处理能力可达200万次以上。

200万次就已经是世界最先进水平了，那么这“以上”又该是多少呢？

后经专家们的理论计算，04程控交换机的呼叫处理能力可达350万次！最大容量已达6.4万门，话务处理能力超过了号称世界最先进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的6倍。这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程控交换机都无法匹敌的一项指标。尤其是在逐级分布式控制的大型程控机体制和全分散复制式T交换网络这两大体系上，完全属于创新，是对世界通信交换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

当专家们宣布了对04程控交换机的鉴定意见后，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上前与邬江兴握手，表示真诚的祝贺。邬江兴自然激动万分，可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仿佛心中的千言万语早就融进了多年来苦苦的奋斗之中。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总算为自己的国家尽到了一份责任，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是的，04程控交换机在研究人员只有15个、研究经费只有1000万人民币的情况下，仅仅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的问世，不仅打破了西方“中国搞不出万门程控交换机”的预言，创造了中国通信史上的一个神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国一步便跨越了整整15年的技术差距，一下就缩短了15年的历史，从而让中国的通信技术与西方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然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市场。

D、打出“中华”牌

对中国的电话通信市场，有人曾作过如下计算和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建成以数字程控交换机为主的电信网，程控交换机的容量将超过1.2亿线，每年平均需增加1000万线以上，年销售额可超过10亿美元，从而形成21世纪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

外国人将中国的这一大型程控交换机市场，称之为世界上“最后的一座金矿”，并且，谁都知道这个市场，谁都知道这座“金矿”，谁都想来抢占，谁都想来开采。

邬江兴当然也知道。但邬江兴想的是，面对这个大市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去抢占呢？面对这座“金矿”，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开采呢？难道中国人就只能永远给外国人打工？难道一个民族光靠打工就能打富强吗？中国的邮电通信网每年都有七八百亿元的投资，甚至上千亿元的投资。如果这上千亿元的市场能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占领，那该有多好！

所以，当04机诞生之后，以邬江兴为首的一群科技精英们面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绝不能让04机成为一种标本陈列在科技馆里，只有将其产业化，才能发挥它固有的价值。于是，他们抛弃了中国古代儒者们身上的那份偏执的“清高”，重新审视“名”和“利”的辩证关系，毅然走出书斋，开始了他们“文人下海”的创业历程。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面对波涛汹涌的改革大潮，邬江兴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以实际行动振兴民族产业？如何以实际行动宏扬民族精神？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有一点精神。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有一点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就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所在。一个民族只要精神不死，就会大有希望！

那么振兴民族产业到底应该从那儿入手呢？

邬江兴和企业有过多年的交道，他知道中国的大中小型企业最要害的问题，是多年来拿不出自己过硬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因而无法去占领自己的市场。这样一来，大量的外国产品便涌进了中国，使本来就难以生存发展的中国大中小型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搞的一些科研项目，目标总是盯在从无到有上，好像什么东西只要搞出来了，就行了，就一有百有了，就到此为止了，就心安理得了。但有了后又怎么样？有了后又怎么办？似乎就很少考虑了。现在，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强，光有还不行，还必须要好，还必须把既有又好的东西推向市场，从而占领市场。高科技产品只有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没有市场到占领了市场，才可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才不寄人篱下，受制于人。否则，图有虚名，有而无用，有也白搭，有了也像天上的风筝，水中的浮萍。

问题是，到了1991年底的中国，“八国九制”的程控交换机早已越过黄河、“打”过长江、跨过长城，不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而且还先后控制了许多的“要塞”和“制高点”，从而形成了“横扫千军”、势不可挡、大有长期“霸占”和“统治”中国电话通信市场之势。在如此“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要让04程控交换机挺身而出，“深入敌后”，“发起反攻”，“夺回据点”，无疑是一件相当艰难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尽快产业化，那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必将前功尽弃；要是不马上占领市场，那结局也肯定和过去一些科研产品一样：摆在红色的橱窗里作样子，或者扔在仓库里常年陪老鼠睡大觉！

因此，当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如何打出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从而夺回本来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市场，真正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高科技产业化”，便成为邬江兴战略计划的第二步。

尽管邬江兴非常清楚，他的这一“反攻计划”等于虎口夺粮，甚至自投落网，但他依然坚持认为，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一定要打出去，而且必须尽快出手！否则，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的梦想永远只能是梦想！

不过，要让04程控交换机马上投产，并推向市场，邬江兴面临的困难确实很多很多，而其中最大的难处，就是没钱！邬江兴算过一笔帐，若首次按一般规模投产，至少也得几千万！而他一个穷当兵的，又到哪儿去拿这几千万呢？

这好比一个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又没钱来养，那么怎么办呢？自己养吧又养不起，抱给别人去养吧又舍不得，再说也不放心。别的不说，单从感情上讲，就割舍不得。而且，多年来好不容易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说不定就靠这个儿子长大后养家糊口，光耀祖宗，要是抱给了别人，岂不自绝后路，断了命根？可真要留下来了，又怎么才能把他养大成人呢？

当初，邬江兴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发愁；现在，邬江兴搞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程控交换机，还是发愁。

就在邬江兴发愁之际，嗅觉灵敏的外商们截获了04程控交换机要投产的信息，于是在很短时间里，便先后有美国、瑞典、加拿大等数家公司的代表不辞辛苦，远涉重洋，先后相继来到郑州，与邬江兴进行洽谈，并纷纷表示，愿意投资，愿意合作，愿意携手并肩，大展“宏图”，共创“伟业”。甚至，就连一向目空一切、财大气粗的日本松下公司，也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向邬江兴表示敬意，表示诚意，表示愿意携手合作的慷慨之意。

趁机而来或者说趁“虚”而来的外商们尽管个个聪明绝顶，机关算尽，可惜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邬江兴不光是个科学家，还是一位成熟的军人；而一位成熟的军人，是不会没有成熟的战略眼光的。

面对外商们一次次热情的“捧场”，慷慨的“援助”，爽快的“承诺”，邬江兴的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说话时的那份特有的骄傲与自豪。但头脑清醒的邬江兴非常清楚，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产业化一旦成功，决不是捞回几个钱的问题，而将标志着中国一种新的形象。因此，不管外商们的条件如何优惠，价码如何高昂，他制定的“自己的孩子自己养”的政策始终坚定不变。每当外商们同他谈到04程控交换机的实质性问题时，他虽然不失礼节，却决不出卖原则。谈到最后的结果是，他怎么安安全全地把外商们从机场接到学院，又怎么安安全全地将外商们从学院送回机场。

终于，困境中的邬江兴想到了一个人：洛阳电话设备厂厂长柏富栋！

柏富栋是中国一位少有的很有经营头脑、很有战略眼光和很有胆魄的企业家，当初邬江兴搞04程控交换机时，他就曾狠狠地助过一臂之力。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后，他也和邬江兴一样，同时想到了如何尽快产业化的问题。因此，当邬江兴想到要找他时，他也正想要找邬江兴。

于是，二人很快相约见了面。

“04程控交换机必须尽快投产，而且要缩短走向市场的周期。”一见面，邬江兴便首先发话，“否则，地盘就被别人给抢光了。”

“你这不是虎口夺食吗？”柏富栋说。

“对，我们就是要虎口夺食！外国人可以来中国抢占我们的地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到他们嘴里去夺食？何况这食本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邬江兴说得振振有词。“我的计划是，今年10月就一次性投产12个局5万线，这样可以加快产业化的进程。”

“想法当然很好，可你算过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吗？”柏富栋反问了一句。

“几千万吧。”说到这儿，邬江兴的声音一下小了许多，而柏富栋也一下不出声了。

是的，作为一名搞电话设备的老厂长，柏富栋对国内的电话通信市场可谓了如指掌，所以对04程控交换机投产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自然十分清楚。再说，把04程控交换机尽快推向市场，又何尝不是他多年来强烈的愿望！但令他颇感头疼的，仍然是一个钱字！想想看，一下就要拿出几千万呀，万一有一点点闪失，他个人倒霉坐牢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手下的几千名职工将会因此而全部砸了饭碗！这是一步险棋，他必须慎之又慎！

“老柏，这启动资金的问题，你看……”邬江兴看了看柏富栋，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这样吧，我先考虑考虑，过几天再答复你。”柏富栋说。

几天后，邬江兴果然接到了柏富栋的电话：“我决定贷款3000万，行吗？”

“行，行，当然行了！”邬江兴一听，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

“伙计，你可得记着，我这可是贷款呀！”电话那头的柏富栋几乎是大声吼了起来。

“放心吧，”邬江兴两年来第一着爽朗地大声笑了起来，“有我在，钱就在！”

此后不久，04程控交换机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而邬江兴则被正式聘请为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的通信专家。于是，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和3000万贷款的邬江兴很快行动起来。

他们率先在河南武陟县顺利开通了第一个04程控交换机试验局。之后不久，即1992年5月，5万线04程控交换机便成功地实现了批量生产，并在12个不同特点的电话局同时开通。而后，他们又和工人师傅一起，挥师北上，“雪战辽沈”。紧接着，他们再率队南下，直抵深圳，几经磨难，终于开通了中国南大门的第一个电话局——横岗局。

横岗局刚开通那几天，正赶上深圳股市爆炒得厉害，邬江兴他们唯恐自己刚装上去的04程控交换机出现问题。因为过去的深圳只要遇上股市风波，交易所的电信网就会出现死机现象，原因就是交换机的载负能力不够。更何况，他们的国产程控交换机在如此重要的网上运行尚属第一次，如果真要出现一点问题，那他们倾刻间便会“身败名裂”，前功尽弃。

可一连几天过去了，04程控交换机运行正常，安然无恙。

于是，用户对国产程控交换机交口称赞，深圳舆论界一片哗然，04程控交换机顿时名声大噪。深圳市政府、深圳电信局还将锦旗亲自送到了黄岗，并要求邬江兴他们再为深圳另外几个局也装上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04程控交换机。

……

就这样，邬江兴他们以平均每10天开通一个局的速度，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现代“04旋风”。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技术特长，直接在几个大中型企业中投入批量生产，并与洛阳、北京、深圳、杭州、重庆、长春等城市的相关企业组建了7 个04机的生产厂家。1993年9月，04程控交换机率先获得了在我国的入网许可证，从而使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形象和商业形象获得了空前的地位。1993年底，04程控交换机的产量便达85万线，占我国当年程控交换机市场份额的9%。1994年底，04程控交换机的生产能力已达400万线，市场占有份额达15%以上，累计创产值20亿元！到了1995年，除安徽、河南、西藏以外，04程控交换机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电话网上运行，并出口国外，实现了国产大型程控交换机出口“零”的突破。

显然，这是邬江兴们以对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走的一步险棋。然而正是依靠这步险棋，他们才为中国探索了一条科学家与企业家联手创业的成功之路，从而把中国夺取电信市场的“战略反攻”时间提前了足足5年，让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在极其短的时间里便誉满世界。

但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决不可能就这么简单。

E、筑起新的“长城”

中国04程控交换机的横空出世，对蜂涌而至的“八国九制”的外国程控交换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不光成功地阻挡了外商们推进的步伐，也大大削减了他们目空一切的锐气。

然而，商场如战场。外商们决不是一触即溃的“儿童团”，相反，他们是一支经验丰富、实力雄厚、颇难对付的老牌“正规军”。当外国公司眼睁睁地看见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如同天兵天将般突然闪现并疾速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后，着急了，眼红了。为了与中国争夺市场，他们马上紧急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

他们先是纷纷向中国的用户慷慨贷款：一时给不起的，可以延期付款；不想一次给的，可以分期付款；“老子”付不起的，可以让“儿子”今后再偿还。总之，想法把你先套住再说。接着，又忍气吞声，采取“挥泪大甩卖”、甚至完全是“跳楼自杀”式的倾销手段，大幅度地压价：每线的价格由原来的150-190美元，先压到120美元，一看不行，又压到100美元，接着再压到85美元、80美元……最后，一压再压，竟压到了每线40美元！

例如，德国的一家公司以每线85美元的低价在山西、陕西抢占了近100万线的市场，而它的实际成本价格却是每线94.4美元；美国的一家公司给东北某省的价格是每线85美元，而它在国内的价格却是每线200美元；日本的一家公司在江苏的报价甚至低于了每线40美元！

当这些“情报”摆在邬江兴的办公桌上后，作为军人的邬江兴一看便知，这样的价格实际上连成本都不够，因为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的成本应该是世界上最低的了，每线还要51美元；外商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快速“出击”，如此残酷地“自杀”自己，纯是为了与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争夺市场，其暗藏的“杀机”是：先占领你的市场，以后再让你掏腰包；今天多扔给你几粒芝麻，为的是明天多抱回几个西瓜；等有朝一日挤垮了你的04程控交换机，我再抬高价格——秋后算帐！

面对如此“硝烟滚滚”、“明枪暗箭”的险恶局势，邬江兴们的确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尽管眼下04程控交换机还不至于一下就被对手一口吃掉，但若照此下去，肯定险象环生，凶多吉少。而就在这时，内部的困惑和不同的意见也随之产生：有人对04程控交换机多有担心，有人对前景不太乐观，有人建议干脆把技术转让出去，甚至有人提议考虑走合资的道路。

邬江兴再次陷入新的困境，面临新的选择。

很快，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10几家大公司趁机派人专程来到郑州，与邬江兴进行反复地商谈。有的愿意合资，有的愿意出高价收买技术，总之条件优厚，价格诱人。

把技术转让出去，当然轻松；与外商合资，也更省力气，但邬江兴想的是，明明是我国搞出的产品，为什么偏偏要它姓“外”不姓“中”？因此在研究04程控交换机的销售战略会议上，邬江兴坚决表示：“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去走什么合资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合资，等将来人家凭经济实力形成控股局面后，04程控交换机恐怕就再也不是我们的了！”

于是，邬江兴等人在认真分析了当前市场的严峻形势后，极具针对性地制定了如下对策：

第一，以农村包围城市。你不是先占领了大城市吗？那我就到中小城市去发展，迂回包抄，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态势，一有机会，便见缝插针，出击大城市；第二，提高性能价格比。你不是一个劲地忍痛削价吗？那好，我先在提高产品性能上下大功夫，等赢得信誉后，我再利用国内劳动力低廉的优势，降低成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三，尽快完善售后服务网。你不是搞技术封锁吗？维修便成了一个大难题。当许多单位都在为进口机维修不便、更换配件费用高而苦恼时，我却在当地为我的用户建起优质的销售维修服务网，及时、免费处理各种问题，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如此这般之后，04程控交换机总算暂时脱离险情，站稳了脚跟。但邬江兴仍然深深感到，04程控交换机的生产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低且分散，缺乏综合配套能力，无法与国外跨国公司长期竞争下去。目前尽管有了04程控交换机技术开发中心，但因资金投入不足，手段落后，不利于后续技术的开发，同样无法为产业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完成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的宏伟大业，若靠目前这支“游击队”，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必须唤起全民族的积极参与，组织起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正规军”。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连连上书，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各种建议，强烈呼吁对04程控交换机给予优惠政策和大力支持，并提出了组建中国巨龙通信有限公司、整编各路“游击队”，进而形成正规化、现代化和跨国公司的战略构想。

1994年6月27日，朱镕基在看了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邬江兴的建议写成的一份关于加强对04程控交换机产业化扶持力度的一份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

泽民、李鹏、家华、岚清同志：

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即使性能比国外进口货还差一点（报告是说性能相当），也比用价格昂贵的进口机器好，因此我赞成按“华录模式”并以专项贷款方式扶持国有程控产业。如你们赞成，按国务院分工，建议请家华同志主持研定。

很快，李岚清、邹家华、李鹏、江泽民分别对此作了圈阅，李岚清还作了专门的批示。

于是，为捍卫民族的尊严与利益，1994年7月29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邮电部洛阳537厂、513厂、北京京信交换系统设备厂、深圳信诺公司、郑州通信设备公司6家研制和生产04程控交换机的主要单位挺身而出， 在郑州签署了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巨龙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6家单位在《发起书》上这样写道：

目前全世界的电话平均每人占有率为15%。电话是信息传递的硬环境，是发展经济的资源。数字程控交换机是信息传递的心脏，电话占有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扩容1200万门的电话交换机，甚至更多。根据邮电部的规划，到2000年全国电话总量将突破1亿门，也就是说，在今后几年内每年以平均增长1000-1500万门的速度发展。这样，我国的电话新增加量便会是世界的三分之一。

04程控交换机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在当今信息时代这一高技术领域的先进水平，标志着这个过去被严格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转让的高技术已经被中国人所掌握，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发达国家独占我国通信市场的局面。从这一重大科技成功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探索一条民族产业发展的新路子，振奋民族精神，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邬江兴在有关的会上也大声疾呼：中国不是懦夫，中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面对风起云涌、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我们必须“雄起”，决不趴下！

此后，组建中国巨龙公司的计划便在紧锣密鼓中实施起来。

邬江兴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般的行动，深深震撼着大洋彼岸的美国人。1994年8月，美国30多家公司联合向04程控交换机的主要研制者邬江兴和罗兴国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正想去美国考察的邬江兴和罗兴国欣然前往。在美国，邬江兴一行受到了特别的款待，美方为他们安排了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为他们租来了接待国家元首才用的加长的豪华“林肯”牌轿车。这种轿车不仅可以在车上布置起一个小小的会议室，甚至连洗澡用的浴缸等也应有尽有。邬江兴所到之处，尽是鲜花、笑脸、宴会以及第一流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各大公司全体人员还在公司门口列队表示欢迎，并破例为他们升中国的国旗，奏中国的国歌。面对这种世界高规格的待遇，邬江兴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价值与分量、骄傲与自豪。于是每当此时，他们总是迈着军人的标准步伐，踏着中国国歌的节奏，昂首挺胸地出入于美国各大公司的大门。

美方之所以如此热情，一方面是因为邬江兴为人类的通信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邬江兴能留在美国工作。其工作条件和个人待遇，当然是要有尽有。甚至有的公司还对邬江兴直接表明：如果愿意合作的话，邬江兴一方可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但邬江兴谢绝了美国多家公司的一番好意。他可以出国考察访问，却不能“出售”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何况，这次访美期间，他亲眼所见的现实令他深感心酸：在美国的一些大商场里，他看不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而有的只是诸如服装、刺绣、丝绸、古董、茶叶等小玩艺儿。每当看到这些，他总是感慨万端，愁肠百结。要知道，中国的这些小产品，都是靠中国人加班加点、一针一线辛辛苦苦的缝做出来的呀！而这些一大捆一大包的东西所换回的，仅是几张皱皱巴巴的钞票。可美国只靠一块小小的、薄薄的硅片，便可换回大把大把的美元！邬江兴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此外，他在此期间获得的另一份数据，也同样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日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占世界的18%，韩国占6-7%，印度占3%，而堂堂中华大国，却只占了0.8%！

因此，回国后的他，不但没有动摇和退缩，反而更加强了他要为国争光、进军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1994年9月17日，邬江兴他们再次向国人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04程控交换机7号信令系统研制成功！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通过了国家科委严格的鉴定。7号信令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最新的电话信号传输方式，它具有信号速度快、功能强、灵活可靠等优点。对通信中的这一核心技术，西方各国多年来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并曾经断言：“中国人不可能研制出这种多功能的复杂系统！”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曾试图经引进或者联合开发这一技术，但均未成功，致使这一技术成为我国通信事业向现代化迈进的一大障碍。现在，邬江兴他们终于彻底打破了国外对这一技术的垄断，并让它在我国的通信网上很快开始运行。

1995年3月2日，“中国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GTD）”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所有04程控交换机的研制者们的一个大喜日子。在这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邬江兴显得十分高兴，他对在场的记者们即兴说道：高科技很需要转化为产品，也必须要转化为产品。巨龙公司从今天成立起，目标就是要打入国际市场，就是要同世界较量。巨龙公司是国家和民族的意志与利益的体现者。04程控交换机作为一个高技术产品，可能还有它的发展阶段，也有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但我相信，中国最终是会走向世界的！

无疑，巨龙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了一种新的模式，并探索出了新的资金运作方式，这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它对加快04程控交换机产业化的步伐起到了保证和推动作用。但作为国家863计划通信主题组的专家、巨龙公司的董事长，邬江兴并未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站在国家立场和利益的高度，他又为公司制定了下一个战略目标：伸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在国内生产出过硬的产品，同“洋货”较量；另一个拳头则伸向国际市场，到国外去打雷台，同世界上最强硬的对手进行对抗。这两个拳头既要同时出击，又要交替挥动。他把这称之为“两路出击”。

然而，蛋糕做大了，压力也就更大了。而最大的压力，还是缺钱。尽管国家有关部门给了巨龙公司很大的支持，可经费仍是个大问题。因为国家那点有限的资金就像一床薄薄的被子，盖得了这儿，却遮不住那儿。虽然这床“薄薄的被子”现在已经“盖”在巨龙公司的身上了，却顾得了头顾不了脚，仍然不能完全“保暖”。因此，要想寻求更大的发展，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除了加强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外，还要争取获得更多的贷款。

于是，邬江兴的弟弟邬晓明——这位巨龙公司全权负责海外市场的副总裁，这位曾经当过飞行员、装甲兵、坦克兵、特别擅长于行政管理并被人们称为公司“总理”的青年军人，为了早日把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竟特意用一辆专车专门跑贷款问题。最后，连车都跑烂了，直到1996年11月5日这天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才终于跑下来了12个亿人民币的贷款。他的司机一算公里数，竟然跑了2万8千公里的路程，比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程还长！

“是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和平年代的军人在进行一场新的长征。”邬晓明不无感慨地说，“为了跑贷款，我一个穷当兵的，到处求人，光是中南海大门的登记薄上，我就签了数十次的名。除此而外，我还像个“救火队”，公司那儿需要应急，我就赶到那儿。我哥让我办事情，从来只告诉我要办什么事情，却从来不告诉我要怎么去办事情，反正必须把事情办成、办好、办漂亮！因为我们既然把公司取名为“巨龙”，代表的就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形象，而应该是国家的形象，中华民族的形象！

的确，为了塑造中华民族新的形象，为了在高科技领域为中国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巨龙公司的全体同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邬江兴和弟弟邬晓明，头发几乎都全白了。并且，为了国家的事情，弟兄俩常年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以致于他俩的妻子每次打电话时都是抹着眼泪笑着问：“你们那个巨龙公司什么时候才垮台呀？”因为只有巨龙公司垮台了，丈夫才有回家的可能。此话虽是玩笑，却道出了创业者及亲属们难言的酸辛。

然而，个人的酸辛换来的，却是整个中国的自豪。巨龙公司仅组建半年时间，便开始走向集团化、大兵团作战的新时代。到1995年8月，04系列机累计销售已超过500万线，开通了2400多个电话局，销售总额达35亿元，直接为国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外汇，并迫使“八国九制”的进口机型纷纷大幅度降价。到1996年6月，04系列机生产能力居全国首位，累计销售近800万线，累计销售额高达5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的电信网上，现在已有1000万线的04程控交换机在日夜匆忙地运行着。

而且，为了尽快把04程控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巨龙公司还与朝鲜、俄罗斯、乌克兰、缅甸等达成了3.5万线的意向合同，为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秋，针对俄罗斯的电信标准，邬江兴们对04程控交换机又做了适应性修改，然后在俄罗斯经过30天的考验，终于通过了俄罗斯邮电部主持的极为严格的性能和功能测试。随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又通过了进入俄罗斯电信网的现场检测，从而与俄罗斯电信网顺利连通！

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40年前，苏联来中国进行技术援助；40年后，中国的高技术——程控交换机又开始援助俄罗斯。

1997年1月22日，巨龙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04D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俄罗斯电信网入网证的新闻发布会。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经贸委、邮电部、电子部、外经贸部及北京市有关领导、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高级参赞、商务代表、俄罗斯通信部检测中心主任、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驻华使节及中外记者共200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邬江兴正式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由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HJD04D型数字程控交换，已于1996年12月19日正式获得了俄罗斯通信部颁发的俄罗斯电信网入网许可证，从而成为中国唯一获得国外入网许可证的国产交换机型。接着，由俄罗斯驻华使馆高级参赞岗恰洛夫先生向巨龙公司总裁施继兴颁发了入网证书。

邬江兴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由巨龙公司在1992年独立研制开发和生产的HJD04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了一个系列产品，能支持当今各种国际电信业务，其核心技术已达到了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巨龙公司的产品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同时，对世界各国的电信网都有很强的适应性。

俄罗斯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此次俄罗斯入网证的取得，拓宽了中俄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范围。巨龙公司奉行平等、互惠、互利、蒙求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准则，将以国际第一流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合作生产、合资建厂、技术转让和产品本地化等各种方式，与俄罗斯方面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电信技术合作。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进来中俄两国政府的高层会晤为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相信未来几年中，中俄贸易将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面对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将凭借先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和卓越产品性能价格比以赢得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广大用户的信任和青睐。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够与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和通信业的同行一起，密切合作，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高级参赞岗恰洛夫先生在致词中则说：

不久前你们的李鹏总理很成功地访问了莫斯科，与我们俄罗斯高级领导举行了非常成功的会谈。我们双方领导人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贸易总额提高到200亿美元……我们希望最近几年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商品能在俄罗斯占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要使高新技术的产品在俄罗斯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商品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独联体各个国家也开拓了一个先例和一个新的市场。我们希望在贵国国家外经贸、国家科委、国家外专局、国家计委及国家有关单位的帮助下，能够继续看到有更多的高技术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

另一个方面是，今天这个隆重的仪式也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在通信方面的合作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本月18号，俄罗斯与中国的一条光缆线就要连通了，这意味着中国能与可靠的欧洲地区，通过俄罗斯联络；同时我们也不仅能与中国，而且能与东南亚联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除此以外，我们两国元首达成了一个协议，克里姆林宫与中南海之间现在应该有一个最先进的现代化的所谓热线电话的通信。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我们在一个新的通信领域内，在高新技术领域内有一个最好的合作和发展。

最后一个方面是，通过拿到俄罗斯入网许可证这件事情，说明巨龙公司有无穷的进展能力，凭借这个成就，你们会更成功地把你们的通信设备推向世界各国。

最后，我祝贺巨龙公司欣欣向荣，祝贺我们两国之间的通信事业合作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

显然，俄罗斯入网证的取得，标志着中国国产交换机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国门、在国际通信市场上与国外著名厂商一争高下的资格和能力，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接下来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问题有了可靠的保证，更让国人们引为自豪——1997年10月10日11时正，在紧张而又热烈的北京解放军总参某部大楼里，随着“割接”总指挥一声令下，北京军网上原来担任一级汇接局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正式退出网络，从而被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04程控交换机所取代！

这次军网改造替换工程，是经过有关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认真筛选之后，才对04程控交换机系统作出选择的。04程控交换机问世以来已经在军网大量使用，本次工程军网共有8个新局、6万余线全部采用了04程控交换机，并涉及到了北京军网37个局、20多万线，从而使04程控交换机成为北京军网的主力机型，将原来作为中国主导机型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淘汰出局！

这无疑是中国近代通信史上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惊人之举！这一革命性的成功，不仅使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获得了可靠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通信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从而在通信领域为中国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然而，面对成功，面对鲜花和掌声，邬江兴的头脑相当清醒，并未沉醉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辉煌之中。他清醒地意识到，商场就是战场，信息通信领域里的竞争更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如果没有危机感，不能独立潮头，便会注定折戟沉沙。作为国有大型通信高技术产业集团，巨龙目前虽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但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还必须直面中国大企业所面临的通病——“大企业病”。通观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国有企业走过的创业历程，不难发现，许多崛起于80年代的大企业都在90年代纷纷倒下，成为昨日黄花。如同英特尔的总裁葛鲁夫所说：“华人这个民族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华人似乎对组织的运作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

在反思中，邬江兴还深刻地认识到，“不是变，就是死。”于是，他开始自发地着手一系列的“改造”工程，试图通过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进入高水平的资本运营阶段，来迎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来临。

1999年底，巨龙公司正式更名为巨龙信息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力求探索出一种新的资本运营模式和统分相结合的操作管理方式，形成投资、利润、成本三个中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决策、经营、执行三个层次。公司通过划小核算单位，坚持企业管理的“短平快”和信息化原则，从而实现层次扁平整洁、信息共享共管目标，提高融资和资本运作水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此次巨变，从根本上理顺了体制、科研、生产、市场一体化的格局，从而形成更大的“合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以便为中国乃至国际市场提供从高端到低端的全新的信息网络技术产品和服务。

更名后的巨龙公司还认识到，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就必须对自身予以准确的市场定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巨龙人坚信“无形”比“有形”更为重要。“有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事”，这既是名誉董事长邬江兴教授的至理名言，也是巨龙人开创历史的座右铭。巨龙人知道，“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是巨龙的最终目标，征服世界，“为全球息息相通”，才是巨龙的终极使命。正是具有了这样的大气魄大抱负大胸襟，巨龙才始终如一地朝着“国际化的巨龙”和“巨龙的国际化”的目标奋进。

为此，巨龙公司定下的经营目标是： 2000年经营规模100亿，进入世界通信工业企业百强行列；2010年达到500亿，形成多元化产业集团；在建党100周年之时，经营规模超过1000亿，进入世界最大工业企业之列。

此目标一经公布，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因为谁都知道，电信产业技术是在高投入下产生的，一旦过时，就一文不值。如同比尔。盖茨所说，“今天是首富，明天或许会变成一个穷光蛋”。所以不少圈内人士不无真诚地警示巨龙的步子迈得太大。对此，巨龙的决策班子心知肚明。名誉董事长邬江兴说，最困难的问题不是对风险的预测，而是敢不敢冒险。巨龙之所以敢于与世界技术和品牌叫板，是因为巨龙的一系列技术都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巨龙公司的品牌自主权也是唯一的，“巨龙”是公司完全自主拥有的产品品牌。同时，完善的科研体系，使得巨龙始终能够创新，在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因此警惕发达国家将我国作为产品加工车间，让民族产业屹立于世界之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然，如果仅靠巨龙这家年轻企业的单打独斗，是很难同发达国家的资深企业抗衡的，还必须依靠民族信息产业的群体力量，因为国内电信业四大巨头的全部资产的总和，还不及摩托罗拉的十分之一。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电信市场却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局面，“巨大中华”等国内著名的电信公司展开了令人颤栗的“价格战”。这种窝里斗，无疑是自相残杀。以邬江兴为首的决策者们自然意识到了这一惊人的“内耗”，于是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呼吁国内的同行们停止低水准的“价格战”，强强联合，一致对外。邬江兴通过众多的媒体，这样表达了巨龙公司的远见卓识：

实现联合战略，成立一个行业的、非官方的社会性组织，对行业的发展作协调和磋商，以产生建议性的标准。为什么国际电联会上没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没有中国的声音？因为“巨大中华”无论哪一家都还没有达到影响政府标准制定、影响国际性建议产生的程度。如果联合起来就可能共同建议、商讨制定技术标准，有了产业标准、行业标准，发展的空间也就大了，国外的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按照中国的标准来。从微观上，国内通信市场还可以就某个技术领域甚至具体到某个产品进行合作。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都是在走向联合，国家的宏观政策也是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国内通信企业也应该紧跟这一趋势。在技术领域合作，可以避免很多重复劳动，这样有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世界的前沿技术，早一点把国内的通信技术搞上去。与国际老牌公司相比，国内的许多电信公司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孩童。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必然要导致灭亡。

2000年1月26日，国家科技部授予巨龙公司“国家863产业化基地”的证书和标牌。

2001年5月， “863”十五周年成果展在北京举行。巨龙公司展出了自主研制开发的高性能骨干路由器——OmniRouter880和可与IP互通的新一代GDT OpenIN智能业务平台等新产品技术，赢得了业内业外的普遍赞誉。

而今，巨龙信息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全国520户国家重点企业之一、国家教育部首批确定的“三高用人单位”、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企业、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家863产业化基地。公司注册资本5.5亿元人民币，总资产高达30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世贸组织的加入，但愿中国这条“巨龙”，能早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腾飞”。

结 语 强国不是梦

一转眼，863计划已进行了15年。

863计划是在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常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面前，审时度热，高瞻远瞩，为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15年来，在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863全体专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863计划所设定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七个领域均分别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关键技术，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培育了一批高技术产业生长点，极大地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并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高技术支掌，其中一部分成果还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从而使我国在863计划所选的高技术领域从跟踪起步进入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逐渐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开发的发展战略。

从人力投入情况来看，全国投入863计划项目研究的共有200多个研究所、100多所高校，约4万多名科技工作者；从规模来看，在民口6个领域230多个专题研究方向中，863计划共资助了5200多个项目，获得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从经济效益来看，863计划15年总投入57亿元，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0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达2000多亿元；从人才的培养情况来看， 15年共培育约1万名博士、硕士等高级科技人才，并为研究机构，特别是企业和地方培育了数十万名高技术应用和推广人才。目前863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中，45岁以下的青年专家，已超过30％。

经专家抽样分析表明，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且局部已形成优势，开始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60％以上的技术从无到有，并开始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另有25％仍然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原来基础上也有很大进步。特别是863计划突破的关键技术与产业界的密切合作，使我国在生物工程药物、通信设备、高性能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平台、人工晶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等国际高技术竞争热点领域，具有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些产品开始形成了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生长点和源头。

在生物领域，生物工程药物和疫苗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11种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已投放市场，10种基因工程药物通过了国家药审，并进入临床试验，另有20余种新药正在开发之中。目前在国外上市的主要基因工程药物，在我国也已基本上市，市场占有量不断上升，部分产品已占有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我国新兴的生物医药产业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路线，成功地将动物血红蛋白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人血液代用品，表明我国在人血液代用品的研究开发达到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在两系法杂交稻工作的基础上，超级杂交水稻取得了重要进展，千亩连片的平均亩产达到了760公斤，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已累计推广5000万亩，增产稻谷近50亿斤；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棉，具有抗虫效果好、增产潜力大、适应性广等优点，已大面积推广300万亩以上；农业信息化的推广应用，加速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步伐，使得农业示范区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平均增产10％左右。

在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大型软件、光电子器件和微电子光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研究的关键技术，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高性能公众信息平台的构建，作出了贡献；为提高我军训练水平而研制的“智能化作战模拟训练系统”，已成为我军训练高级指挥员战略决策和多种合成战役指挥能力的必要手段；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一个快捷、高效的系统解决途径。“汉王笔”手写汉字输入系统，已成为国内非键盘输入市场主流产品，占整个市场销量的70％。为我国普及计算机应用，推动办公自动化，发挥了积极作用；适用于我国互联网建设的Internet/Intranet应用软件平台已开发成功，并以该平台为基础，建立了办公自动化、邮政、电信、保险等领域的一批示范系统，形成了多个应用软件产品，累计产值1亿多元；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通信网络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获得群体突破，带动了我国整个通信产业的发展，“巨、大、中、华”四大企业的崛起，打破了外国产品“七国八制”瓜分国内市场的局面；先后完成了SDH系统和DWDM系统的开发并投入应用。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光纤通信研发与生产基地，销售额累计达10亿元；研制成功的CIN智能网系统已广泛应用在国内十多个省市，成为国内第一套在公网上运行的具有多厂家产品互连和容错功能的智能网系统，并一举把国外智能网挤出了中国，销售额近1亿元。此外，一批信息获取及处理技术的突破，为我国对地、对空监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所需的关键技术。例如，以机栽合成孔径雷达样机为代表的一批对地观测信息获取系统和对空观测信息获取系统的研制成功和建立，使我国对地、对空观测的技术手段和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并为政府的决策和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和科学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模样机、航空遥感系统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对地观测的关键技术。机载合成孔径雷达系统在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8波段实用型模块化成像光谱仪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在对地观测时能够在连续光谱段上对同一地物同时成像，从空中直接识别地球表面的物质，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地质、海洋、农业、城市、环境等领域；2.16米望远镜红外自适应光学观测系统，可用于红外波段的高分辨率成像观测和可见光部分校正成像观测，为我国空间目标的高分辨率观测建立了技术基础。

在自动化领域，通过发展CIMS技术及智能机器人技术方面，为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力求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振兴我国制造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例如，突破了信息集成、过程集成的技术难题，以及企业间集成等12项重大关键技术，形成了完整的CIMS技术体系，开发出有市场竞争能力的10个系列目标产品，并在全国200多家企业成功实施示范应用，年增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而以6000米水下机器人为代表的创新性关键技术的突破，使我国迈进了世界高技术发展领先水平的行列。目前，已建立了22个机器人产品化基地，为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人的产业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航天领域，通过太空环境进行的半导体材料制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对植物种子进行卫星搭载实验，使青椒、西红柿、稻种等获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发射上天的各种类型的卫星，其覆盖率已达到国土的80%以上。通过卫星进行天气预报，比过去有了更高的准确率。

在激光领域，大型“神光”激光器系统的研究成功，使我国成为少数具有聚变实验装备的国家之一，由此产生的X光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激光打靶实验，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在能源领域，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及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进展，为我国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代了新途径。例如，10MW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已进入最后安装阶段。它的建成开辟了我国和平利用核能，发展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新领域，标志着我国在高温气冷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望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核电站堆型之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艘由超导螺旋式电磁流体推进器驱动的试验船，标志着我国已跻身于该项高技术的国际先进行列。该技术的实用化将有可能引起船舶推进技术的重大变革，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科研成果。

在新材料领域，一批突出成果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支撑性关键新材料。例如，镍氢电池的综合性能达到国际水平，实现了镍氢电池相关材料国产化生产，形成了我国镍氢电池产业化生产能力的技术基础；一批“中国牌”的重要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的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开发出一系列大、中、小功率全固态激光器，建立中试生产线，形成了大中小功率多品种绿光激光器的批量生产能力；在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控制、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的高性能片式元件及其瓷料，也是电子工业的基础元器件。目前，片式元件已达批量生产能力，产值达10亿元以上。

在海洋领域，海洋监测技术、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洋探查与资源开发技术得到发展，为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例如，研制了一批用于海洋监测的关键仪器设备，大大改善了我国海洋环境的监测能力。为提高我国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灾害的防治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条件；突破了海水养殖动物的多倍体育苗育种和性控技术，一系列我国海水养殖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的多倍体育苗培育成功及其产业化技术突破，将对我国整个海水养殖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多个抗盐、耐海水蔬菜品种和品系的培育成功，为我国利用海洋和滩涂盐碱地资源于农业生产，以及节约淡水资源开辟了新的有效途径；具有90年代海洋勘测国际先进水平的“海域地形地貌与地质构造探测系统”的开发和研制的完成，为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国家主权权益的捍卫、海域疆界的确定，提供了可实施的高精度测量技术系统和科学依据。

……

总之，15年来863计划的实施，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产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目前难以估量的。这些作用和影响，概括起来主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培育、造就和凝聚了新一代高技术人才队伍。863计划造就了一批既具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又能把握国际竞争形势，结合国情作出正确技术决策的“战略科学家”，成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新一代组织者和指挥家。这种战略性人才的涌现是我国具有独立的科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向科技大国、科技强国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且，经过863计划培养的人才向企业扩散后，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成功之路。

二是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高技术发展道路，为我国高技术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863计划的实施，不仅为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性地运用了专家技术决策、部门协调、监督评估和信息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初步形成了适合国情的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以及遍及全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网络。

三是为增强我国自主发展高技术的自信心，提高全民高技术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863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自信心，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高技术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863计划的成功实践，已超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的含义，超出了人们对863计划实施意义的想像，因而863计划已成为中国高技术的一面旗帜，使全社会以越来越大的兴趣来关注它的进展。

四是建设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15年来，863计划先后组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实验工程研究中心等25个研究开发中心、实验室和中试线。成果产业化基地50多个。这些中心和基地的建设，形成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和多学科交叉攻关、吸引和培训人才、对外交流与合作、单元技术实验和集成以及开发目标产品的重要基地，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在21世纪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是促进了高技术的国际合作。在863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高技术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与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进行了高层次的智力引进，与10多个技术先进国家开展了实质性的高技术合作，大大提高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水平。目前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合作，已经进入到项目合作的实质性阶段。例如，人类基因组测序研究加入国际合作计划，使我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开始在同一水平上合作与竞争；潜深6000米水下自治机器人的研究开发，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大大突破了原计划中规定的水下机器人300米水深的指标，使我国一跃跨入深海机器人世界先进水平。

六是为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有益的经验。863计划将政府的作用由直接行政指挥转变为从科研重点、竞争规则等方面进行间接调控，给科学家以更大的技术决策权，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在项目与经费落实过程中，打破部门、地区的分割，用竞争方式把全国最有优势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继承发扬了“两弹一星”的传统，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率。863计划要求各项技术的研究要能形成具有市场前景的目标产品，促使参与863计划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逐步树立起了市场意识，主动结合产业界的需求和市场走向，探索产业化的机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今后科研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不可否认的是，在863计划实施过程中，也始终面临着许多困境与矛盾。比如经费短缺，便是其中一大难题——863计划15年来所花的经费，还不如美国某家大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同时，还有彼此观念和认识之间的矛盾，中国与外国交往之间的矛盾，国内同行与同行竞争之间的矛盾，研究成果与市场机制转化之间的矛盾，科技体制与科技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长远基础研究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个体、部门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此外，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还经受了不少失败与挫折。

然而，在中国科技改革的路上，一次有意思的失败，也许比十次成功更为重要。没有失败，没有挫折，还叫科学吗？

毫无疑问，863的专家们15年来所干的事情，不少都是史无前例的，都是世界一流的；而用最少的科研经费干出了最多、最有成效的事情，恐怕全世界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如果说中国过去的高科技如氢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等主要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和民族的尊严，因而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多少有些距离的话，那么863计划所实施的高科技则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明天的日子紧紧相连。它如同阳光和空气，弥漫于我们的四周，渗进了我们生活的空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便舒舒服服地便改变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生活观念，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使无数知识分子千百年来追求的强国的梦想不再仅仅是梦想。

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经过全国数千科研人员先后长达7年的论证，“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已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据国家科技部有关负责透露，未来5年内国家将投入150亿元人民币发展新的863计划，这一数字是该计划前15年总投入的3倍。

新863计划强调在前沿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技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继续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为此，新863计划除了关键技术研究以外，还在各领域专门安排了一批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化和改造传统产业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给予重大项目的经费支持，将超过总投入的50％。以期用有限的经费，在少数重大课题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解决国家真正需要的战略性、前沿性的高技术问题。

新863计划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原则，将科技攻关重点锁定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技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生物、农业及医药关键技术；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环保和能源关键技术等方面。新863计划确定的信息领域、农业领域、新材料领域、先进制造领域、能源领域和资源环保领域中，信息领域被排在首位，投入的经费将大大高于过去。

在总结前15年863计划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新863计划还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启动专业评价机构，对863计划的执情况进行评价，使863更加科学化。而且，中国加入WTO以后，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发展高技术，在国际合作上也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世贸组织的加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新863计划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国内环境中，必将取得令国人更加满意的结果。

当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所带来的大变革时代，机遇和风险并存，希望与危机同在。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却依然潜伏着危机，面临着挑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应该也必须看到，这种危机更大，这种挑战更强！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较之发达的工业国家，本来就晚了整整几百年；再加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等不利因素，因而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充满曲折与艰难。因此，在这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之际，东方的中国能否再次复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如果不记住历史，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如果不着眼未来，我们将被迫忍受未来，且结局更糟。但未来并非远距离的大跳跃，而是始于脚下，始于现在。

现在，那种无视科学、践踏科学的时代早已过去。兴国之道，在于科技，已被各国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在五光十色、变幻多端的科技网络上，每个民族都在寻找、校正、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坐标。科学技术获得了自人类诞生以来惟一堪于上帝平分秋色甚至一争高下的神奇力量，科学精神也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因而一个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时代正在到来。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现代高科技带来的阳光雨露。

不可忽视的是，由于高科技受到了世界各国空前的重视，以及它自身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大较量已在全球展开，且各国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整个亚洲、整个地球都如同一个巨大的赛场，每个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和时间赛跑，力争在高科技产业重心东移到亚洲时能最先抵达终点。如，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正朝着“智能岛”的全网络化社会迈进；韩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记忆晶片出口国；日本正千方百计力保科技革新大国的头衔；连印度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软件出口国之一。面对这些，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无疑又将经受一次跨世纪的挑战与考验。

然而，从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到今天全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华民族毕竟走过了数千年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中国大胆地举起了863这面高科技的大旗，成功地跨越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使我们终于又重新站到了向现代化强国冲刺的起跑线上，并取得了进军世界的入场券。

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历史总是休戚相关。而科学技术，则永远是一个民族财富的源泉。面对明天的世界，只要我们继续高举“科教兴国”这面大旗，只要科学技术这个“源泉”不被截断，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与努力，不放弃希望与梦想，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古文明的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再次升起，21世纪有可能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在由高科技支撑的21世纪里，中华民族强国的梦想，将不会再是梦想！

地中海已成过去，

大西洋只是现在，

太平洋却是未来。

相信，这一预言将不会是预言。

§§后 记

书写完了，从书本里走出来，与我的读者再随便聊上几句，许是一件比写作更为愉快的事情。

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部书。苦在哪里？

一是题材难啃；

二是采访太难；

三是写作期间患了颈椎病；

四是采写时间紧张。

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科学家，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科学家。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科学家，想想看，我们今天和明天的日子会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就坚持着写完了这本书。尽管留下了缺陷与遗憾。

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863计划是系统工程，是群体行为，它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仅仅是几个、十几个科学家所为，而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是成千上万个有名的和无闻的、前台的和后台的科技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至于书中写到的人物，只是这个群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一个代表而已。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许多有成就的863专家都未能写进此书，如航天领域的闵桂荣、材料领域的吴锋、信息领域的钟义信、能源领域的王大中以及曾汉民、谈大龙、贾培发、陈大海等等。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借此机会，让我谨向参加863计划的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致以深深的敬意！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本书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科技部办工厅主任蒙建东、高技术司司长冀复生、科技部秘书长林泉和科技部机关、863计划办公室、863计划各领域、各主题办公室以及出版社、评论界、新闻界的鼎力支持。在此，我谨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李 鸣 生

1997年12月8日写于北京

2001年11月8日补写、修订于北京

李鸣生简历

李鸣生，军队作家。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院士。已出版“李鸣生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远征三万六》）、《国家大事》、《寻找“北京人”》等16部，共计400余万字。曾获两届鲁迅文学奖、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两届“五个一”工程奖、两届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等1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