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科学家的信得到邓小平批示后，从中南海到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既十分高兴，又极为重视。
就在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 ，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认为，这封信与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完全合拍，它的出现，对中国目前高科技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但会议也指出，中国的高科技问题，不能单指国防。 此外，会议就邓小平批示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落实邓小平的重要批示问题，也作了认真地研究。认为邓小平的这一批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须加以认真落实贯彻。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此次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决定邀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建议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问题，专门作一次交流与洽谈。据四位科学家后来回忆说，这天他们的心情十分愉快。建议信能得到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如此的重视，既是他们所希望的，又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当他们准时走进张劲夫的办公室时，张劲夫已在那里等着他们了。
张劲夫早在50年代便是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与四位科学家已是多年的知交，所以一见面便热情地伸出了手来，说：“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王大珩笑了笑说：“这也是形势所迫啊！”
四位科学家一坐定，会谈便切入正题。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张劲夫详细听取了四位科学家的意见，并就信中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作了有关的询问。四位科学家一一作答，且谈得十分仔细。
但高科技就是高投资，经费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所以当话题转到这个计划的经费问题时，情景便显得微妙起来。
“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会谈快结束时，张劲夫终于问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四位科学家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先作回答，显得既敏感又迟疑。
是的，别看四位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声名远播，谈起科学技术问题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但穷惯了也节省惯了的四位科学家一旦真要说起钱的问题，便一下显得有点难于启齿、不好意思了。再说，科研经费不像科研数字，是多少就可以说多少，而它是个很难说的数字。难就难在，高科技既是高风险，也是高投资，钱说少了，高科技就很难高起来，科研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因为一些尖端技术少了一定的投资是根本无法进行的，但国家现在还很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搞高科技，说多了，说了也等于白说。若是真把钱的问题说得太多了，到时不但得不到所要的经费，反而连想搞高科技的计划也可能告吹。
“说吧，没关系。”张劲夫当然知道四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数。”
王淦昌这才说了一句：“能省就尽量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四位科学家明明知道，对一个偌大的中国而言，用2个亿去搞高科技，实在是杯水车薪，少得可怜，但一想到国家眼下的困难，也就只能忍痛割爱，将就如此了。此时的他们当然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
交谈一结束，张劲夫便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
与此同时，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得到邓小平批示的消息，在科技界也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科委机关、各部委，还是科学院或研究所，都倍感亲切，很受鼓舞。科学家们都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又要在中国降临了！于是，一时间里大伙对此议论纷纷，普遍认为中国的高科技问题，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来自世界的种种信息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到了21世纪仍不能以科学技术立国，就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
有的科学家则说：“如果不努力在主要高技术方面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无疑将影响下个世纪我国经济、科技的振兴，等于丢失了我们21世纪在世界上的发言权。”
还有的科学家说：“如果我们在空间时代无所作为的话，到了下个世纪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就会落后，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高科技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它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研究、高水平的人才、高水平的运作、高水平的管理，而且还需要高经费的投资。而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家底比较薄弱，如果在这样一种现实状况下也要发展高科技，那么是不是有点妄自菲薄，、不自量力呢？
对此，国内有一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问题，还是先不要搞为好，如果现在急于上马，利大于弊；在科技界里，也有专家同样出于一腔爱国的热忱，持反对意见；而在国外不少学者中，对此也有强烈反响。他们对祖国正在酝酿中的这一重大决策，深表忧虑与关切。一位在国外进修的学者还从海外专门写信回来，告诫有关部门一定要慎之又慎。他在信中这样说道：
……我在国内时曾有所耳闻的关于发展高技术的设想，与我在这里看到的数据相差甚远。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将来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这也可能是杞人忧天吧，但我还是想反映为好。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那么，中国的高科技到底该不该搞，又该怎样搞呢？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开始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纲要》。为了使这一计划切实可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论证。后来又经过三轮极其严格的科学的技术论证后，才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入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这7个领域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并确定了863计划的目标是：积极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动向，并有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实现高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为下个世纪国家发展储备后劲。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接着，《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送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了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道：
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于是，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经过认真研究，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而且，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计划的顺利发展，中央政治局还正式作出决定：拨款100个亿！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接着，经过组织有关专家的周密论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于1987年2月正式组织实施。
§§第二章 举起中国一面旗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成功地研制了“两弹一星”，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历史树起了一座不倒的丰碑。而“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
进入80年代后，863计划的确定，又为世纪末的中国开辟了一块高科技新的风景。无疑，这是中国科技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创新。
然而，创新不仅仅只是技术的创新，同时也应该是思想观念的创新，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因为只有打破旧体制，重建新体制，863计划才可能顺利得以实施，中国的科技改革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同时，863计划既然是高科技，就应该有高水平的管理；而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就必须有高水平的跨世纪管理人才。
历史发展到今天，高科技的管理，已成为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而且是科学中的科学，艺术中的艺术——这是中国科技界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因此，如果我们把863计划比作中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那么集合在这面旗帜下的科学家——无论是领导，还是专家，都应该也必须是中国科技界最高水平的人才。而人才，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