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获得成功，就必然要用到别人的力量，单靠自己未免显得单薄，而获得别人的帮助就能事半功倍、更快达到目的。智慧的人可以抓住机会，寻求与别人的合作，帮助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
6.1 合作互助更易成功
在官场仕途之中寻求成功，所遇到最大的困难，往往是来自于自己的同僚。因为名位相当的人之间，当涉及利害关系时，总是免不了要出现争斗，以至于暗中使出诡计，就算不会采取计谋，也难保会生出异心来，这也是同僚之间往往会形成斗争关系的原因。
在我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宋代之前的官僚体系所设立的权责划分非常明确，在不同级别的官员之间都有明确的统属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另外的一层关系监控，因此每个职位的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向自己的直属上级汇报就可以。但是从宋代以后，为了让官员之间形成牵制，互相监视对方的行为和权责，统治者有意设置了很多权责重复，甚至同属关系不明确的职位，这导致了很多职位的人权责不明。这一趋势到了清代则愈演愈烈，简直将权责不明的现状发展到了顶峰。以一个省份为单位，其中布政使和按察使分别作为省份最高级别的行政和监察司法长官，他们负责该省的主要事务。然而朝廷又会下派一名巡抚，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来插手该省的管理，名义上是为了协调布政使和按察使，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牵制这两个职位的人，让他们不至于一方独大。按照清廷的规定，两个省要设立一名总督，负责管理这两个省的重大事务。一般来说，布政使、按察使和巡抚都会在省会驻扎，而如果该省的省会经济发达，较为繁荣，那么总督也会在这里驻扎。由此就会导致出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同驻一城，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制固然会很有效果，但同时也会出现权力重叠的现象，以至于矛盾不断。更有甚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推诿。
除了官僚体系的权责不明之外，清廷在军事管理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当地政府所设立的武官系统是为了管理当地的军队，而驻扎在这里的军队中又会设立驻防将军，自成一套军事管理体系。正因为这种重复的管理体系，在一个军事重镇中会出现数位不同体系但权力和职位又相当的武将，而他们之间又没有互相统属的关系，导致没有人能够统一管理。这种体制导致在战事出现的时候，各级武官都会认为是对方的责任，以至于互相推卸职责。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因为不能统一调度，很难有一致的行动，竞争者之间便很容易设立诡计，在战场上陷害对方，导致战争失利。种种官场恶习，在军队之中亦复如是。
面对冗杂而纷乱的清政府官僚体系，曾国藩深感头疼，因为他也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一员。与自己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探讨这件事时，他说：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与别人相处，“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赵烈文向曾国藩请教：能够从如此境况之下获得成功，非一般人所为，而曾国藩却可以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曾国藩深思之后认为：自己和湘军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是因为湘军是一个团结互助的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林翼。
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互助合作是清朝官场上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谈。因为外派做了贵州的地方官，胡林翼本身的官位升迁速度远不及做京官的曾国藩，在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胡林翼才只是一个道员。然而胡林翼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将才，在湘系将领之中，他是第一个手握实权的人。曾国藩曾经费尽心机想要获得巡抚之位，为此还向朝廷主动开口申请，一度引起皇帝的不满，而胡林翼却在离开贵州之后很快便成了巡抚，掌握了地方的最高职权。此外，胡林翼还获得清廷权贵官文的大力支持，为他提供了军事管辖权力以及粮饷。凭着胡林翼当时的发展趋势，大有超越曾国藩的势头，如果他对于曾国藩的湘军并不伸出援手，曾国藩也束手无策。对此，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一再强调：如果没有胡林翼的帮助，湘军不可能这么迅速就发展起来，自己也不可能获得以后的成功，与胡林翼的合作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之一，对于胡林翼给自己提供的帮助，他也毕生感激。
一个懂得合作互助的人，总是能够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因为通过双方的力量来达到共同的目的，这远比一个人奋斗要来得更为便捷。胡林翼和曾国藩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职权之争，有的只是肝胆相照。能够得到胡林翼的信任，让曾国藩的成功步伐加速。能够如此精诚合作，胡、曾双方共同的人生追求和相似的精神品质是关键所在，因为他们所愿皆非常人眼中的富贵荣华，而是国泰民安。因为有这样共同的志向，胡林翼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巡抚身份，而是处处都将曾国藩推到最前面，多次在朝中为曾国藩请命，宣扬他的功绩；同时还不断告诫曾国藩不要过于谨慎，用善意的批评来督促曾国藩不断进取。就连曾国藩向往已久的四川总督一职，也是因为胡林翼向官文进言，才让朝廷颁布任命的。
胡、曾二人的互助与合作不仅体现在官场之上，更体现在他们的大局意识之中。胡林翼具备超凡的战略眼光，他曾经对曾国藩说：湘人起兵已经四五年，保湘取鄂，征赣战皖，所到之处都建立了战功。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却是实力分散，各自为政，薄弱环节太多以至于给敌人留下机会。古人说：“兵聚而气益固，将聚而兴稍浓”，如果可以合我湘人之力，或许可以开创一个新局面。曾国藩对于他这个提议深表赞同，两个人同心合力，让湘军的将领们更加团结。
在为官、作战等多个方面，曾国藩都得到了胡林翼无偿的帮助和提携，让他避免了很多麻烦。而对于胡林翼，曾国藩也时常怀抱着互助之心。在湘军攻陷了安庆之后，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个报答胡林翼的机会，他立刻修书上奏朝廷，为胡林翼请功。在奏折中，曾国藩大力强调胡林翼的贡献：“湘军围困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赞画决策，商议于臣及官文，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在他的请命之下，朝廷对于胡林翼在本次战役中的军功给予肯定，九月二十九日，肃顺发下上谕：以湘军攻占安庆之功，加赏胡林翼太子太保衔，并颁骑都尉世职。这个职位比曾国藩自己所得到的太子少保衔还要高一等，但曾国藩却丝毫不介意，并深深地为胡林翼终有所赏而感到欣慰。
在朝廷加赏胡林翼的谕旨到达武汉的时候，胡林翼却因战而为国捐躯，曾国藩听到消息之后非常悲痛，在当天的日记里表达了对胡林翼的盛赞：“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朋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者哉！”对于曾国藩而言，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同僚，更是一个坦诚的朋友，而在胡林翼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真诚协助湘军了。
要想获得成功，就必然要用到别人的力量，单靠自己未免显得单薄，而获得别人的帮助就能事半功倍，更快达到目的。智慧的人可以抓住机会，寻求与别人的合作，帮助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曾、胡的合作，不仅成就了胡林翼的从政之路，也成就了曾国藩的宏图大业。
6.2 选择正确的人同行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然要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除去家庭之中的亲人，一个人一生之中建立最多的便是朋友关系。俗语云：人以群分，正是说明不同的人会选择不一样的朋友，而他们所选择的朋友必然会和自己相像。朋友对于人的影响不言而喻，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便可以说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曾国藩有自己独特的处世经，自然也有他非凡的交友经，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官场、学问还是道德方面，都受到了朋友的影响，处处都有朋友砥砺之功。因此，曾国藩非常明白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友，特别愿意和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在曾国藩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有一些人可以为他出谋划策，开启智慧，让他看到更多未知的事情；而有一些人则对他非常赏识，因为有相同的志趣而不断提供帮助，让他获得提拔；更有一些人在危难之中会挺身而出，为他两肋插刀。他们从不同的途径和角度烘托了曾国藩，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让曾国藩成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湘勇团练事件，正是在他的朋友督促、建议之下才达成的，如果当时没有朋友们一再奉劝，也许曾国藩就会错过这个与其一生功业关系极大的机会。
1852年的6月，被任命为江西乡试考官的曾国藩正匆忙赶往江西，却在到达安徽的时候听到了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的曾国藩只好掉转方向，从九江一路赶赴湖南。
此时的湖南已经到处都是太平军的影子，毫无招架之功的清军在太平军的追击之下节节败退，在曾国藩沿着长江到达汉阳的时候，长沙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他迫不得已只好由水路改走旱路，从宁乡到达家乡湘乡。而他刚到家不久，就接到了朝廷任命他留在原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在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攻击之下，丝毫没有抵抗能力的清军已经不能为中央政府提供有力的保护，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慌忙让地方官举办团练，希望通过地方力量来遏制太平军的势头。同时，对于那些回到原籍的官员，清廷立刻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希望他们利用自身对地方比较熟悉的优势，发挥其在地方的号召力，组织武装来对抗太平军。慌张的清廷统治者一月内便任命了四五十人作为团练大臣，仅在山东一个省份就有十三个人得到任命，而曾国藩也因为老师唐鉴的一再保荐，获得了这一任命。
得到任命的曾国藩正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之中，沿途又看到了清军的软弱无力，因此根本无心去组织团练。他虽然以热孝在身为由，意图拒绝这一任命，但看到太平军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一度逼近湘乡，也令他骑虎难下。
在当时的湖南，太平军虽然不断获得胜利，却引起了地方乡绅和官员们的反抗。因其崇拜天地，迷信《新约》，用全新的宗教和在中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儒教思想对抗，所到之处毁坏了无数的学校，还将孔庙捣毁，对于那些拥戴儒教而不愿低头的士子，更是进行惨无人道的杀害，这些行为都激起了士人保卫乡邦的激情。曾国藩的很多朋友，都纷纷出面，劝他立刻出山，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这其中有曾经被曾国藩举荐的江忠源、罗泽南，也有当时在做私塾老师的左宗棠，以及云南巡抚张亮基。罗泽南不仅恳切地劝说曾国藩出山，还组织培植了诸多乡勇来支持他，其弟子之中的王矗、李续宾、李续宜、杨昌俊等人，后来都成为湘军之中可独当一面的勇将。
虽然劝说诸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做出决定，他认为母亲的灵柩还没有获得安葬，自己便贸然出山，有违守制大礼。同时，他也深知自己只是一介书生，并不懂得行军布阵，如今真的投身战场，恐怕会因为处理不善连性命都不保，更别提官职了。另外，曾国藩也考虑到当时清廷官场和军队的习气，自己只是一个京官，忽然操办团练，插手军队中的事务，就必须面对军队腐败的风气，想要办成一件事就得处处受挫。率兵打仗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人、武器和军饷，这必然会让他和上下级的官员发生纠葛，遇到的困难也不可想象。思及这些，曾国藩还是决定不参与团练的事，他一边拒绝了张亮基、罗泽南等人的劝说，一边写奏折辞谢了皇帝的任命，并请求允其在家乡为母亲守丧三年。
眼看着曾国藩就要错过人生之中这一重大的转机，他的朋友也都非常着急，恰逢太平军攻克武汉开始反攻湖南，形势也变得更加紧迫。曾国藩的至交郭嵩焘在了解到他拒绝了张亮基之后，便连夜赶赴曾家，找到曾国藩进行劝诫。
郭嵩焘的到来让曾国藩感到非常高兴，但不出山的决定却未曾动摇。当时郭嵩焘为他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他告诉曾国藩：朝廷任命他为团练大臣，一方面是因为其老师唐鉴的举荐，让咸丰帝对于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信任，同时也是内阁学士肃顺和恭亲王的推荐，他们都极力保举，认为曾国藩堪比林则徐、陶澍等忠臣，是值得倚重的人选。能获得这些人的举荐不是一件易事，他不应该轻易放弃而让这些人失望。此外，郭嵩焘还为曾国藩分析了太平军的劣势，认为他们已然激起民愤，我辈出兵卫道是争取民心的作为，正好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振国威。而这一番功业如果可以建立，便是一个展宏图的大好时机，此天赐良机怎么能够轻易错过呢？
在郭嵩焘的说服之下，曾国藩终于认清了摆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机会，它不仅可以为国为民，更能够为自己打造前途，而云南巡抚张亮基又肯为自己提供协助，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具备。但此时他唯一担心的便是自己正在守丧，如果出山会被人讥笑，认为他满嘴仁义道德，自己却不守孝道。郭嵩焘告诉他：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皇帝下令让回籍官员举办团练，已经有多个奔丧的官员开始出山，无须顾虑此事。为了消除曾国藩的担心，郭嵩焘还恳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出面，让他催促曾国藩。因上有皇命，下有父命，此事也就名正言顺了。
在友人的不断排解之下，曾国藩终于下定决心举办团练。他安排好家中之事便出山为国尽忠，从此走上了“中兴大清”之路。如果没有好友竭力相劝、晓以大义，他也不会做出这一选择，正是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进退显隐的时机，才使他的事业获得了拓展。
6.3 宽容豁达，方可人心
曾国藩曾经说：“概天下无无暇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这是他与人交往过程之中一项基本原则，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宽和的心态，豁达地对待那些有错误和缺陷的人，只要他们可以改正自己的过错，对那些细小的不足便概而涵之，不再去计较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也有自己的优势，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缺陷而无视其所长。在与人交际的时候，如果自己可以做到胸怀坦荡，虚怀若谷，以诚意来对待每一个人，就一定能够得到别人的信赖和真诚相助。曾国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弃短而取长，对身边的人因势利导，才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并让湘军出现人才济济的盛况。
宽容地对待每一个人，对别人的缺点不去挑剔，对别人的错误豁达地理解，这种心态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便已经具备了。他在湖南岳麓书院求学的时候，便以豁达宽容获得同学们的喜爱。在书院之中有一位性格暴躁的同学，对别人总是百般刁难，看到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口最明亮的地方，他便非常不满地说：“你在那里，完全将我的光线遮挡住了，这让我们怎么读书呢？”虽然也有同学指出曾国藩的位置一直就在那里，但听了这种挑衅的话，曾国藩自己还是笑了笑，默默地将书桌搬离了窗口，给这位同学腾出地方。到了晚上，曾国藩掌灯读书，这位同学也觉得吵到了自己，不耐烦地说：“夜深了还要鼓噪！”曾国藩听了便改为默读。不久之后，经过努力学习，他在同学之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举人，这位同学仍不服气地说：“不过是夺取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听到都为他抱不平，而曾国藩却一笑了之，并不去与他计较。看到曾国藩一直和颜悦色，丝毫不在意同学的无理取闹，反倒让这位同学感到惭愧起来。
年轻时代就可以做到胸怀宽阔，对于成长中的曾国藩来说难能可贵，他将这一优秀品质保持了一生，让自己身边的人都体会到了他宽厚的个性，从而更加愿意与之为伍，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自然尽心尽力。
不仅对于同学和同僚保持着宽容的心态，曾国藩对于后生晚辈也总是心胸豁达，从来不去计较，让后辈们对他也备加赞誉。新宁的刘长佑是曾国藩旧交的后代，他因为拔取了贡生，所以来到京都参加朝考。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京城获得显贵的身份，是清廷之中握有实权的权贵，并且被咸丰帝钦点为阅卷大臣。如果在朝考之中获得他的赏识，势必会对一个人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刘长佑的父亲曾托付曾国藩照顾自己的儿子，他欣然答应并叫刘长佑将自己的楷书送来，以便先认识他的字体。然而年轻气盛的刘长佑却坚持不肯给他，认为自己可以凭借本身的才能在考试中获胜，无须别人的帮助。虽然欣赏刘长佑的志气，但曾国藩屈尊索要而被拒绝仍是一件令人脸上无光的事，刘长佑也非常担心自己此举会让曾国藩记恨。然而，他却丝毫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后来，刘长佑果然仕途平坦，并一路做到了直隶总督的位置。当时捻军势力正旺盛，对于直隶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皇帝让曾国藩和刘长佑合作攻打捻军大营，由曾国藩负责分击，而刘长佑负责合围。制定好战争策略后，刘长佑撰写了奏章想要申报给朝廷，有人提醒他：“曾公要是对于这个计划不满意怎么办？还是要先问一下他的意见。”可是刘长佑却说：“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件事应该怎么去做，问题要怎么解决，要是因为怕他而畏首畏尾，就是违背了我做事的初衷，曾国藩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一番言论从幕僚口中传出之后，大家都深感刘长佑年少无知，不该对曾国藩如此冒犯。然而当曾国藩看到奏章之后，却认为刘长佑的策略非常正确，表示自己完全赞同。
如此三番五次地挑衅，曾国藩却一直虚怀若谷，丝毫不以为意，大家都非常佩服他的心胸，而刘长佑在得知曾国藩对自己的计划非常支持后，对幕僚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些事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有圣贤的品德才能达到啊！”此后，刘长佑对于曾国藩非常尊敬，总是谦虚地请教他的意见。
器量宽宏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那不仅是对别人的忍让，更是对自己的自信。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让他在官场之中多了很多朋友，而少了很多敌人，因此为他挽回了很多损失。
曾国藩向来礼贤下士，对于各种来投奔自己的人都倾心相待，可是因为求才之心过于迫切，也就难免会遇到行骗之人。曾经有人冒充校官来投奔曾国藩，以高谈阔论和议论风生吸引了他的注意。此人投其所好，凡事都能分析出一堆条理来，让曾国藩刮目相看，自然对他备加重视。有一次，曾国藩邀请他对自己军中之人进行评价，此人观察了湘军大营之后，煞有介事地告诉曾国藩：“军中多豪杰俊雄，但有两位君子更令我刮目相看。”曾国藩忙问是哪两位，他说：“正是徐宗赢与郭远堂两个人。”此二人正是曾国藩所看重的湘军年轻将领，因此他大为欢喜，将此人任命在船厂建造船炮。
孰料自以为收罗到人才的曾国藩还没有高兴几天，就被人告知此人携带数千金私逃，请求曾国藩立刻发兵追捕之。而他在沉思良久之后，居然说：“就放他走，不要追了。”别人都不明白原因，便问他为什么，曾国藩笑着说：“这个人虽然欺骗了我，但我不愿与他计较。此时捻军气焰正猖獗，他不过是为了骗钱，如果发兵追捕，逼之过急，反而让他投奔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众人听了他的话，才明白他宁肯咽下这口气原谅这个人，也不愿因此而坏了大局，这正体现出曾国藩的宽宏心胸与卓越远见。
凡能够谋划大事的人，必然会有自己的一套谋略。但身处社会与官场之中，又必须要学会心随群英之意，口随广善大众。曾国藩深明此理，所以才以宽和大度之态交友处世，不但为自己博得了众多人的鼎力支持，更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6.4 编织人脉网络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成为人类社会之中最为高级的网络形态，它网罗着不同的人，在人们之间建立起联系，让资源得到流通，也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其社会关系非常简单，但随着身份地位的提升，人的社会关系也会逐渐变得复杂。曾国藩曾经说：“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可见他对于人脉关系的重视程度。
对于身处官场的曾国藩来说，社会人脉不仅仅是友道，还会涉及互相借助和利用的方面。曾国藩认识到人脉的重要性，自然也会细心地经营自己的人脉网络，这种经营随着他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升级，促使他不断与别人牵手，并努力维持着网络的稳固。
从乡野草民到二品大员，曾国藩曾经在清政府中央的十余个部门担任过职务，同时还做过两江总督等要职，由此可见他的人际关系尤为复杂。从曾国藩的日记之中，可以窥视到他对于自己人脉关系网络的经营状况，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他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天的行程足以反映出他各个层级的人脉网络。
大年初一的早上，曾国藩早早就起床，作为翰林院中的庶吉士，他要参加黎明时分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这是每一个京官都要参加的重大仪式，能够参加这个仪式本身也是一份荣耀，曾国藩自然备加重视，天不亮就要进入紫禁城等待。等到隆重的仪式结束之后，他才能回到家里，给自己的祖宗和父亲等长辈拜年。在封建社会之中，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服务于君王的官员们自然要以帝王为先。所以必须等到随着帝王拜祭了天地，朝贺了君主，才能回到家中向祖宗跪拜。
在拜了祖宗之后，接下来的四天里，曾国藩按照不同的层级开始了自己马不停蹄的行程。他首先拜年的是自己的老师，他们是曾经提携、教导过他的人，在各级考试之中为曾国藩点拨或者担任主考官的官员也都在此列，其中大多数自然也在朝中担任着重要职务。
处于曾国藩第二层级拜年名单之中的，是湖广同乡。虽然当时的湖南已经设立了独立省份，但是清代时还是归属于湖广管辖，因此，湖广同乡不仅是指那些湖南籍的官员，也包括湖北籍的官员。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之中，同乡之间往往会自然地形成一个团体，互相提携指点，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同乡是人脉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有同乡之谊，人们似乎也更容易接近，彼此理解，自然也就更亲近了。
拜完同乡之后，处于第三级名单之中的便是同年，即那些曾经一起拜师或者参加考试的同学。在曾国藩的日记之中，对于自己的同年有详细的划分，在甲午年间参加乡试的同年和在戊戌年间参加会试的同年都在他的拜访名单之中。这些同年因为一起参与了竞争而产生了情谊，在地位和职权上往往属于同级，互相之间的影响也最大，经常需要一起协作完成任务。曾国藩对这一批人也非常慎重地对待，力求每一个人都亲自去参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不同层级的人脉，曾国藩有不同的策略与之交际，在言谈与礼节方面也会有不同的原则。师长辈分的人脉，曾国藩在交往的过程之中谨遵一个“敬”字，这些人不仅在年纪上要比他大很多，在社会地位和职位上也要比他大，因此曾国藩总是毕恭毕敬。譬如他的老师吴文熔，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曾国藩都要亲自登门拜谢，就算平日里也总是非常恭敬。当吴文熔升任为江西巡抚时，曾国藩为其送行，一直将他送到彰仪门外。另一位老师祁寯藻，也同样深得道光皇帝的宠幸，曾国藩对他也非常恭敬，平日里来往不少，而祁寯藻生日的时候，他更是用心亲笔撰写字画相赠，表达自己的诚意。
在和同乡交际的时候，曾国藩所遵守的是一个“谨”字，毕竟朝廷对于结党营私非常在意，而曾国藩自己也不愿意加入任何权力集团。所以对于同乡，他一方面表现出乡亲之间的欢愉，让大家都感受到同为两广人士的亲近，另一方面也保持着距离，轻易不去谈论和触碰不在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在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时，曾国藩表现得尤为得体，他在每一次节日里都会组织湖广官员欢聚一堂，而平日里却不会任意地拉拢别人。这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他的分寸。
在与同年交际的时候，曾国藩所秉持的又是一个“亲”字。曾国藩曾说：同学情谊是最易相亲相近的。因为这种感情有共患难的经历，所以让彼此之间更有亲近感，而相似的级别又避免了因地位差别造成的尴尬。所以对于同年之人，曾国藩总是表现得非常亲近，一旦谁有所需求，他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这一支人脉是最具潜力的，未来的发展之中说不准会有谁突然飞黄腾达，而一人得道，势必会提携自己的同年一起前进，所以他们最易建立攻守同盟。
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从古至今都逃不开人情往来，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之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在强手如云的环境之中要想脱颖而出并获得成就，就必须为自己营造好的环境。而一个人想要建立一番大的事业，更不能没有人脉资源对其提供帮助，因此建立并维护好自己的人脉是成功路上非常关键的一步。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经营得优秀，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着他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曾国藩的人脉经对于现代社会之中拼搏的人们也非常具有警示作用。
6.5 让人脉更巩固
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讲求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将会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而作为这样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人际关系便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强者总是喜欢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站在一起，因为有才能或是有权力的人会通过强强联合让自己的地位和能量加强。在封建社会，为了让更强的人和自己联手，建造出一个更具能量的关系网，人们往往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关系。通过相同的志趣来成为朋友，或者通过相似的利益需求而达成合作，都是巩固关系的方式之一。而最传统的方式，莫过于通过联姻来实现联合，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最为普遍和常用的方式。
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对于人们巩固自身关系网络的各种方式都了然于胸，他和自己的几个好友也是以不同的方式结交，并形成了稳固的关系，其中相同的志趣是基础，共同的目标则是纽带。
在曾国藩年少求学的时候，便和刘蓉非常有缘，他们一起学习程朱理学，后来又一起在湘乡书院读书。同学关系向来是曾国藩最为看重的，对于刘蓉这种具备相似趣味的同学，曾国藩更加倚重。在他离开湘乡去长沙学习时，也盛情邀请刘蓉与自己同往，两个人一起来到岳麓书院，关系极为密切。在这里，他们还结识了郭嵩焘，后来与其成为莫逆之交。
在曾国藩晚年的著作之中，他明确地承认刘蓉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不仅在求学期间对于他的志向产生影响，更在入仕后成为他得力的帮手。相似的气质让曾国藩和刘蓉成为好友，而共同立志要建功立业，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曾国藩的学业进步，离不开刘蓉的影响。
1851年，回乡为母亲守灵的曾国藩接到清廷的任命，督促他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而曾国藩犹豫再三，也是在郭嵩焘和刘蓉的反复劝说之下，他才走出了对于人生影响非常巨大的一步。在此之前，刘蓉曾经写信给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他认为曾国藩虽然在京城取得了一定的功名，但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士子，不应该止于此，而应让天下百姓都得到自己的恩惠，应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赈济苍生。如果仅仅是“托文采以庇身”，那便是华而不实、舍本逐末的行为，违背了他们共同的志愿，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犹豫不决的曾国藩在他的劝说之下，才逐渐改变了初衷，建立了以“救乱”为己任，以“殉国”为最终目的的志向。
通过刘蓉和郭嵩焘等人的劝说，曾国藩决心出山，而刘、郭应曾国藩的请求也打算助他一臂之力。但刘蓉却却对曾国藩提出了条件：“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他表明自己此举的目的并不是做官，而是为了帮助曾国藩，因此要求他不要给自己任何职务，也不要在上司和皇帝面前保举自己。这种不计功劳，只问付出的态度，让曾国藩非常感动。人人都以为只有那些在官场之中可以帮到自己的人才算人脉，而曾国藩却认定：这些肯为自己无怨付出的朋友，更是他最珍贵的人脉。
另一位对曾国藩产生深远影响的便是湖南湘阴县人士郭嵩焘，此人同样是他的至交。郭嵩焘本来是刘蓉的好友，他在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之后，又通过刘认识了曾国藩，三个人因为是同乡而成为密友。在相互切磋学问的过程中，曾国藩和郭嵩焘的友情也逐渐加固，成为诤友。但是与曾国藩和刘蓉立志于建功立业不同，郭嵩焘更愿意将自己的兴趣投放在研究词翰之美上，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名震千古的大学问家。这一区别让郭嵩焘的仕途发展与曾国藩大相径庭，他虽然中进士、点翰林，也曾经出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以及广东巡抚等职务，但仕途之中却充满了坎坷险阻。郭嵩焘身上浓郁的文人气质让他极为耿直，在出使英法、做兵部侍郎的时候，屡屡遭到别人弹劾，最终遭革职罢官。
虽然仕途不顺遂，志趣和个性特点也不相同，但曾国藩和郭嵩焘之间却一直保持着稳固的良好关系，在郭嵩焘两次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时，曾国藩都曾热情地款待。发榜之后郭嵩焘发现自己名落孙山而情绪低落时，曾国藩也一再安慰，“力劝之，共酌酒”。对于这个落魄的朋友，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遗弃，相反地一再帮助他、关照他，他时常真诚地表达自己对郭嵩焘才华的钦敬，并予以鼓励，终于让郭嵩焘金榜题名。
建立了如同兄弟一样深厚的情谊，郭嵩焘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曾国藩出山抵抗太平军时，并不熟悉军务的他被紧张的军费弄得一筹莫展，而郭嵩焘则提出了设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让湘军在起步初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进一步提升湘军的战斗力，拥有抗衡太平军部队的能力，郭嵩焘提出应该建立水师，他一再敦促曾国藩应该打造一支有别于八旗军和绿营兵的部队，这种新式的地主阶级武装成为曾国藩在此后仕途上最大的优势，对他一生功业的建立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得此良策，足以改变曾国藩的一生，使他对郭嵩焘更加赏识与感激。
有了坚实的友谊作为基础，又有共同的志向作为纽带，在一起奋斗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情谊使得曾国藩和郭嵩焘、刘蓉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为了进一步表达彼此的亲近感，曾国藩将自己的四女儿曾纪纯嫁给郭嵩焘的长子郭刚基为妻，而刘蓉的女儿也成了曾国藩的儿媳。采取联姻手段来巩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曾国藩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他早年求学时的朋友罗泽南，是一位文武兼治的湘军将领，曾国藩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他的次子。而与之患难相依的忘年交李元度，则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成了儿女亲家。
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不同人，功用各有不同，朋友之间互相激励也是曾国藩所认定的重要人脉，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前进则是巩固关系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因为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会让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