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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发挥了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吗

《春秋繁露》共17卷,共82篇,哲学著作。作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即河北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西汉哲学家,经学大师。此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旨在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在宇宙观上,董仲舒把“天”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建立“天人感应”论。在人性论上,董仲舒根据神学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在历史观上,董仲舒提出“三流”“三正”的历史循环思想,他将儒家哲学神学化,用以顺应巩固统一的封建制度。

董仲舒开了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吗

董仲舒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春秋繁露》是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吗

董仲舒还著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双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

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而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

《春秋繁露》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17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里面。

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春秋繁露》创造了“人副天数”说吗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极力推祟《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

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还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董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

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吗

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本质上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吗

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

董仲舒学说是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产生的吗

《春秋繁露》中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

《春秋繁露》的主要思想是“君权神授”吗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天人感应”也是《春秋繁露》宣扬的重点吗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春秋繁露》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吗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唯心论吗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详尽论证“仁义礼智信”吗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也制约着皇权吗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神灭论》

《神灭论》是古代无神论的杰作吗

《神灭论》作者范缜(450~510),字子真,河南泌阳县人,学于名儒刘王献,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是南朝齐、梁间的思想家。《神灭论》旨在宣传无神论,反对佛教迷信。其内容主要论述形神关系,指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认为精神是人类形体的属性,死亡是生命的质变,而精神现象依赖于器官,人死后灵魂随之消灭。反对佛教的因果论,打击“因果报应说”的理论基础“灵魂不灭论”。在形神关系上,更超越以往之唯物论哲学家,是古代无神论的杰作。

《神灭论》曾引发“神灭”大论战吗

《神灭论》是南朝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范缜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宴席上,发表的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主张神灭的言论。此文一出,引发了关于“神灭”的大论战。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又对此文展开围剿,最终在理论上无法屈服神灭论的情形下,范缜被钦定为“异端”而流放。

在范缜所处的时代,是佛教信仰鼎盛时期。门阀士族封建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兴佛教,使生产遭到破坏,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在思想领域,传统因果报应观念仍然存在,佛教又极力证明人死神不灭,把所谓善恶之报推到无法验证的遥远的将来。要驳倒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必须阐明人的形体死亡精神也灭亡的道理。因此,关于神灭神不灭的斗争,是当时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在南朝提倡薄葬,人们或多或少地都在思考形神关系问题。这一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推动着思想家们对此进行探讨、研究。范缜的《神灭论》就是这一研究的最高成果。范缜继承和发展了戴逵、何承天、刘峻的无神论思想,反对宗教迷信。他在南齐做官时,对齐竟陵王肖子良“精信释教”,大讲佛法十分不满,同肖子良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他的《神灭论》发表后,“朝野喧哗”,肖子良集众僧与他辩论,他没有屈服。肖子良又用高官厚禄对他进行利诱,他则响亮地回答:绝不“卖论取官”,继续坚持反佛斗争,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神灭论》是充满斗争性、宣传无神论、讨伐佛教唯心主义的战斗檄文。它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同时克服了它们的理论缺陷,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正确地解决了形神关系问题,在理论上达到了中国古代无神论的顶峰,奠定了反佛教的理论基础,确立了范缜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朽地位,集中反映了范缜哲学思想的核心。

《神灭论》有代表性的文字有哪些

《神灭论》第一段: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这些文字说明了“形神相即”的内涵吗

范缜在这段文字里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形神相即”,另一个是“形质神用”。关于“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说明了精神和形体不可分离,它们不是并列各自独立的两个东西,所以范缜又把它们叫“形神不二”,也叫形神“不得相异”,这都是指形神不得分离,二者是“名殊而体一”,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而且范缜把形看做神的基础,神随形存,神随形谢,在形神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形体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唯物主义形神一元论,是荀子以来唯物主义形神关系的重大发展。

“形神相即”的观点,是和佛教神学“形神相异”、“形神非一”观点直接对立的。佛教认为神可以脱离形而独立存在,这是神不灭论的出发点。为了彻底击破论敌,范缜从物质与精神关系中概括出“质用”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形质神用”的学说。他以质与用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他认为,实体(质)具有作用,是不依靠作用而存在的;作用是实体的表现,是依附实体而存在的。具体从形体与精神来说,形体是精神赖以产生的本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和功能。精神和形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作为本体的形体死亡了,作为作用和功能的精神也必然随之消灭。为了说明形质神用的关系,范缜用了刃利喻形神的新比喻,比较科学地说明了形体与精神的特征和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范缜这种形神一体、质用不同的观点,克服了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把形神视为“精粗一气”的缺陷,在形神关系问题上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神灭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神灭论》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形神相即”。范缜首先肯定形神不可分离。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是不分离的意思。认为形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名殊而体一”,即形和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统一体。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消亡,精神也就消亡了。这是范缜主张神灭的第一条理由。

二是“形质神用”。为了进一步论证形神关系,范缜又提出了“形质神用”这个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崭新命题。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所谓“质”,就是实体、本质的意思;“用”是指功用、作用。引申之,“质”指主体,“用”指主体的派生物。所谓“形质神用”,就是说形是实体,是神的主体;神是形的作用,是由形派生出来的东西。神既然是形派生出来的,只是形的作用,那么它决不能脱离形这个主体而单独存在。为了进一步说明精神必须依赖于形体的道理,范缜用了一个十分通俗的“刃”、“利”之喻,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应该说,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它既说明了形神是不可分离的,又正确地处理了物质实体和它的属性的关系。

三是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针对范缜“形质神用”的观点,有神论者用“质同”“用异”的诡辩来反驳,他们说:“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树木的实体没有知觉,人的实体有知觉;人有和树木一样的实体,又有树木所没有的知觉,岂不是说树木只有一种特性,而人有两种特性吗?)范缜回答说:“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范缜把人质和木质作了区别,人的质不同于木的质。人质有知,木质无知。他强调了有知和无知是由不同的物质实体决定的,从而肯定了不同的质有不同的作用,精神是人这种物质实体特有的功能。但是,对方又发难说:既然只有人的形体才有知觉作用,那么人死后形体还存在,就应当还有知觉,可见灵魂并不随形体死亡而消灭。对此,范缜回答道:活人的质和死人的质是不同的,生者的形体变为死者的骨骼,是有质的变化的。但变化也有程序,突然发生的,消失得也快;渐渐生长的,消失得也慢,这是事物本身的规律。人是渐渐生长的,所以人死后形体消失得很慢。但尽管如此,死人的形体和活人的形体还是有质的区别的,这就好象活的花木能开花结果,而死的枯树不能开花结果一样。树木是先活后枯,枯树不能再变成活树,人也是这样,活人要死,死了就不能再活了。所以说活人的质和死人的质是不一样的。死者的骨骼有如同木头那样的质,所以与木头一样,没有知觉;活着的人之所以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那是因活人的质与木头的质是不同的。这里范缜进一步把精神归结为活人的形体所特有的属性。

四是人的生理器官是精神活动的基础。有神论者又问:手也是形体,那么是不是有精神,可思虑呢?范缜回答时,把精神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感觉痛痒的“知”(即知觉、感觉),一类是能判断是非的“虑”(即思维),并指出它们在程度上有深浅的不同,“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但“知”和“虑”都是人的形体的统一的精神活动的两个方面。然而“人体唯一,神何得二”?他认为,“知”和“虑”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人体器官不同,手能知痛痒,但不能判断是非,而“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这里范缜强调了人的生理器官是精神活动的基础。

《神灭论》的经典之语有哪些

1.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2.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3.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4.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5.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6.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7.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

8.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

9.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10.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騄骊,俱致千里。

《神灭论》是揭穿神学谎言的划时代作品吗

范缜撰写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严厉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他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千百年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象山集》

《象山集》是关于“心”学的理论吗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他曾在贵溪山书象院讲学,人称象山先生,是宋代心学的鼻祖。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入仕,当过荆门的地方官,有颇佳的政绩。他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时代,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陆九渊一方面想维护南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面临社会的动荡与对治邦安民的渴望,于是在自己的哲学中开辟了心学这一块天地,既论及主观的“心”,并兼及客观的事。他的哲学著作被门人及其子结集成《象山集》。

《象山集》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吗

《象山集》是陆九渊哲学的全部精华,是心学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自然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反映自然的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人只能认识、把握它,这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见解。

陆九渊将“心”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主张“心即理”,从理学走到心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依其学说,则“吾心”是人的主观世界,同时客观物质世界也为人心所固有,是人心的体现。如果没有“吾心”,宇宙便会失去其本体,因此“吾心”就是世界的本体。陆九渊又提出自觉本心的认识论,认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永恒不变的,是人的“本心”。

只有具羞恶之感,心才是存在的,否则,心就已经死了。而保有这颗“本心”,能让人成为圣贤,能够为公而不为私。如何保有“本心”?陆九渊认为应当不自暴自弃,要安于命运,反对世俗的诱惑。他的主张为杨简、王阳明所发扬,成为中国哲学上颇有影响的一派——心学。

《象山集》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章节

人非木石,不能无好恶,然后恶须得其正,乃始无咎。故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之得其正,则不至于忿嫉。夫子曰:“我本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益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恶人者,非恶其人也,恶其不仁也。

《象山集》的经典语录主要有哪些

1.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损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

2.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

3.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

4.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

5.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

6.行仁政者所以养民。

7.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8.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9.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

10.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陆九渊心学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吗

陆九渊心学提倡的“本心”,不仅为当时政治所用,对今天在做人和政府治理国家上也有积极作用。但书中所暴露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阅读时要注意,不能受其腐蚀,也不能因其糟粕而否定了陆九渊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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