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恩来去世，毛泽东下午起床后改变了听文件、报纸的习惯，总是扳着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机要秘书张玉凤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张玉凤就一个一个报出政治局委员的姓名：朱德、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叶剑英、汪东兴、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张玉凤报名字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淡淡地听着，一句话不说。看得出，毛泽东在一个个掂量这些人的分量。
1月21日，毛远新到毛泽东处汇报情况。他谈到华国锋、纪登奎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好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也有同感：“是啊，总理不在了。总理总得有人当啊。”
接着，毛泽东又扳起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他数到王洪文、张春桥时，对毛远新说：“你告诉洪文、春桥要让一让。”
毛远新知道这是主席指总理位子的事，就说：“他们会正确对待的。”
细想过后，毛泽东说出自己的决定：“还是华国锋比较好。”
毛远新点头称是。
毛泽东继续对毛远新说：“华国锋同志在韶山当县委书记时我就认识了。他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一个干部能做到这几点也可称得上清官廉政了。他当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又当过副总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毛远新说：“我马上就把主席的决定向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纠正他：“不是决定，是提议，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请政治局讨论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毛远新在笔记本上记下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还有话说：“副总理就暂时不要动了，小平仍然管外事。”他看着毛远新记下他的话，又说：“叶剑英同志身体有病可以休息，在他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这是毛远新没有想到的，他停下手里的笔，向毛泽东询问道：“这条也向政治局传达吗？”
毛泽东语气很坚决：“要传达！也要写一个通知。”
毛远新见毛泽东不再说话，便告辞，从书房出来。在门外，他碰见张玉凤，情不自禁地说：“幸亏他（指周恩来）先去了，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说完，毛远新便乘车离去了。
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一致通过。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对这项决定最感恼怒的，莫过于对总理位子觊觎已久的张春桥了。他写下了《2月3日有感》，发泄着他心中的愤懑：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今年的“一号文件”是提华国锋；去年的“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个“一号文件”都跟自己的意见相左，所以他越想越气，笔底便流露出不满和无奈。因为两个“一号文件”都是毛泽东的提议。
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1月28日上午，因周恩来逝世而中断了十几天的政治局“帮助”邓小平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继续进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场。会议一开始，邓小平要求讨论工作问题。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则另外讲了一大通：“小平同志搞右倾翻案虽然时间不长，但波及面极广，涉及的人也很多，不仅中央有，国务院有，省里、市里也有，而且不少人还是第一把手。可见，你的活动有一条组织路线。”这个调子一定，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邓小平忍不住要加以反驳，可王洪文不容他发言。
“反驳当然可以，但是我有证据。”王洪文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封信，“我收到许多揭发信，这是福建的陈佳忠揭发第一书记廖志高的；这是四川的李明辉揭发第一书记赵紫阳的；这是江西的涂烈控制第一书记江渭清的；这一封是七机部的舒龙山控告张爱萍的；还有这些，有揭发万里的，也有揭发胡耀邦的……不具体举了。”
王洪文举着手里的信件，又说：“这些人与你都有密切关系，揭发他们的内容也都是积极传播、执行你75年的讲话，大搞右倾翻案的。赵紫阳去年9月从北京回到成都，不积极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议精神，而是按照你私下交代的指示，在县以上干部会上，强令推行什么‘田间监督管理法’和‘生产责任制’，大搞复辟倒退。”
邓小平还是据理反驳：“我认为‘生产责任制’和学大寨并不矛盾……”
王洪文不容他说完：“怎么没矛盾？学大寨首先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生产责任制’却是把生产摆在第一，一味强调生产，用生产压制群众的革命精神。赵紫阳的这一套也不是他的什么发明创造，说穿了就是你‘文革’前推行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资产阶级路线的翻版。”
邓小平不吭声，愤愤地抽着烟。
王洪文又高声责问起另一件事：“赵紫阳还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什么：‘小平同志讲了，不要怕他们说你是还乡团，不要怕别人说还乡团回来了，还乡团回来好得很’，这是你说的吗？你这不是搞复辟是什么？”
邓小平见王洪文如此断章取义，不讲道理，便冲他说道：“这句话是我说的。但我这句话并不是对文化大革命而言，是针对一些老同志解放出来后有畏难情绪而发。”
在一旁的毛远新也加入进来：“我们在下面有时看问题的角度和中央不同，中央是管全面的，抓的是大政方针，我们在省里是管落实的，抓的是具体事务。比如去年，国务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平白无故砍了辽宁省500万吨燃料我就想不通，搞得5座发电厂被迫关了两座，严重影响了全省的生产和群众生活，国务院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春桥马上附和道：“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有所耳闻，燃料被砍的不仅辽宁，还有上海。全国就此两家。至于说国务院某些领导是不是有意这样做，我作为副总理并不清楚，也不敢妄下断言。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我国原油的出口量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比1974年翻了两倍。这令人费解，为什么在我国燃料供应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还要大幅度增加出口量呢？为什么要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能源危机转嫁到我们自己头上来呢？为什么这种只有买办资产阶级才会干的事而身为共产党员的某些国务院领导却也要干呢？据一些同志揭发，这件事是小平同志决定的。不知道是否确实？”
邓小平回敬道：“增加原油出口量是我决定的，削减辽宁和上海的燃料也是我批准的。去年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增加出口量可增创外汇，以弥补财政赤字，这有什么不好？”
一番话有理有据，讲得又不温不火，在座的不少人觉得应该这样。
张春桥又拿出他惯用的“革命论”：“难道说为了赚钱就可以放弃革命原则吗？就可以不要国家声誉吗？”
邓小平不无讥讽地责问：“按春桥同志的说法，仅靠‘革命原则’就可以搞社会主义啰？”
华国锋见双方争执不下，就说：“我希望小平同志对春桥同志指出的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深刻的检查。你被打倒过多次了，也检讨多次了……这次你应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形象……”
还想争下去的王洪文不满地看了华国锋一眼，宣布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
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了党内外群众。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没有人不知道“风源”是指邓小平。20天后，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最近的重要讲话（其实都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在各地负责人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已经在几处点了邓小平的名：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呵，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呵。”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原本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失去这个前提，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将不复存在。但毛泽东还没有一棍子把邓小平打死，还说了区别：“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面上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一层新的阴云重新笼罩在天空，人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烈。
邓小平沉默不语，每天黄昏日落之前，他总是散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抽烟，有时低头不语，他想不思考，但无法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