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十一
律师接待涅赫柳多夫，没有让他排队，立即谈到梅尼绍夫家的案子，他已读过案卷，并且为指控缺乏根据感到气愤。
“这个案子令人气愤，”他说，“纵火很可能是房主自己干的，为了得到保险费，问题在于，控告梅尼绍夫一家有罪是完全没有证据的。没有任何罪证。这是侦察员特别热心而副检察长疏忽大意的结果。只要这个案子不是在县里，而是在这里审理，我担保能赢，而且我不收任何报酬。那好吧，再谈另一个案子，由菲多茜?毕柳科娃送呈皇上的诉状已经写好。如果您去彼得堡，请随身带上，要亲自递上去，并托人疏通。不然，他们只是问一下司法部，那里敷衍了事，回答一下，也就是驳回诉讼，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您要尽力向高级官员求求情才好。”
“找皇上吗?”涅赫柳多夫问。
律师笑了。
“这是最高级的——极高级的诉讼，可是高级意味着上告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现在一切都做完了。”
“没有，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涅赫柳多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教派信徒的信。“如果他们写的情况属实，那真是件怪事。我现在很想去见见他们，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成了监狱里所有冤情流出来的漏斗和瓶口了，”律师笑着说，“这种事太多了，你承受不起。”
“不，这是个惊人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说，他简短地叙述了案子的实情：农村里一些人聚在一块儿读《福音书》，来了一位长官，把他们驱散了。下个礼拜天，他们又聚在一起，于是派来了农村警察，写了公文，把他们送上法庭。侦讯官询问他们，副检察官写了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于是把他们送到法庭受审。副检察官宣读诉状，物证《福音书》也摆在桌子上，结果他们被判处流放。“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涅赫柳多夫说，“难道这是真的吗?”
“这里有什么让您感到奇怪的?”
“所有的。喏，我理解那个奉命前来的乡村警察，可是，书写起诉书的副检察官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习惯于认为，检察官以及一般的法院人员都是什么自由派。他们一度曾经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是官吏，只关心二十号（指俄国官员每月二十号发薪。）他们领薪俸，他们需要更多一些，他们的所有原则仅此而已。他们想起诉谁就起诉谁，随后是审判，判刑。”
“难道有一种法律可以流放一个与他人共读《福音书》的人?”
“如果能证明，一些人读《福音书》敢于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因而也就是斥责教会的解释，那么不仅可以把他们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可以关进监狱。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根据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永久流放。”
“这不可能。”
“我告诉您。我常常告诉法院的老爷们，”律师继续说，“我见到他们不能不感恩不尽，因为，如果我，还有您，我们大家没有被关进监狱，不得不感谢他们的仁慈。而剥夺我们当中每个人的特殊权利，并送到不那么远的地方——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取决于检察官或一些能够或者不能按法律办事的人的个人意愿，那么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
“瞧您提出这样的问题?哎，老兄，这是哲学。怎么样，可以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请星期六来吧。在我家里你会遇到一些学者，文学家，画家。那时候我们谈谈一般性的问题。您认识我的妻子，请来吧。”
“是，力争去。”涅赫柳多夫答道，他觉得自己说话言不由衷，如果说他要力争去做的事，那就是晚上不去律师家里，免得和那些在他家聚会的学者、文学家和画家见面。
涅赫柳多夫谈到，如果法院的人员可以随意按法律或不按法律办事，法院就没有什么意义时，律师对他的见解报以大笑，他说到“哲学”和“一般性问题”时那种口吻却让涅赫柳多夫觉得，他和律师，大约还有律师的朋友们，对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现在与自己过去的朋友申鲍克有些疏远，但涅赫柳多夫觉得自己和律师以及他那个圈子的人的距离还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