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见地的弗洛伊德沿着西方心理学的传统对幽默作了独创的研究。他说，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思维逻辑的理性道德规范，他们想暂时地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因而人们就不是考察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幽默的笑是一种情感的宣泄，问题在于传达感情并不是幽默特有功能，抒情诗也同样能传达情感。抒情的逻辑也有非理性的特征，其特点是其极端化，极端的片面性是其生命。但是不管多么极端，它总是延着一条思路贯彻到底。“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我爱人的裙子是绿的，所以我爱天下的绿草，这是很绝对的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把爱情看得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够绝对的了，够不合理性逻辑的了，但是它还是遵循着一元化的逻辑的思路的。它的概念没有转移，逻辑也没有错位，在逻辑形式上和理性思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内容上和理性逻辑思维相比大大背离了。
在一元逻辑和二重逻辑的两种不同的范畴上，中外许多幽默理论家都卡了壳。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设法走另外一条路，亦即幽默逻辑学的路。在所有的西方经典中，据我看，叔本华的不一致论（incongruity）最接近幽默逻辑学。叔本华感到了不一致，甚至可以说，走到逻辑错位的边缘。他对“不一致”作了这样的解释：“不相吻合经常是在这样一些场合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在客体用一个概念来思维，而把这概念的同一性套在这些客体上，可是，这样做以后，各个客体在差异中又突出地使人注意到这概念不过仅仅是在某一方同客体相应而已。又一种情况是单一的实在客体，从一方面说是正确地包含在这一概念之内，却突然（在另一方面）又感到它和概念不相称。还有这种情形也是同样常有的：一方面是这样总括实物于一概念愈是正确，另一方面事物不符于概念的广泛程度愈是突出，那么从这一对照产生的发笑效果也就愈强烈。”他还说道：“先有两个或几个很不相同的实在客体或直接表象，人们却故意用一个包含这双方或多方的概念同这概念的统一性（笼统地）作为这些客体的标志；这种笑料叫做滑稽。”这个说法，相当深刻，它至少可以解释的现象比较广泛。比如，卓别林的喜剧。卓别林说：“假如我确信观众猜想我在影片中是要步行，那我就突然跳上一辆汽车。如果我想惹人注意，我就不用手拍他的肩膀，或者叫他的名字，而是用我的手杖钩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到我这边来。先按照观众所意料的那样来演，后来却又演得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卓别林所说的意外，就是柏格森所说的不一致、不相吻合，通常的习惯、思维定势只有一致的预期，而不一致则提供了一种在预期以外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很可惜，柏格森和西方其他文论大师一样，仅仅停留在概念的不一致上（这是因为他研究的仅仅是意志和表象的关系），没有发展下去，未能深入到逻辑的推演过程中去，因而就只能解释卓别林的滑稽性喜剧，而难以解释他的幽默感。从理论上无法弄清滑稽的不一致和幽默的不一致的区别：滑稽，只要有概念的不一致，只要在小丑的眼睛里冒出自来水，或者用拐杖勾住人家的脖子就可以了。幽默的不一致，主要特点不仅仅是概念与对象的不一致，而且是概念被偷偷地转移之后，从不一致又转化为一致。在一元化的逻辑的不一致的同时，构成了错位的逻辑，在错位逻辑一致中导入了深长的意味。
本来逻辑要求一致，集中表现为同一律。为了保证逻辑不至于发生不一致，才不允许概念转移（或者偷换概念）。为了不让概念转移（或者偷换），就要防止概念自相矛盾，严禁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发生内涵和外延的漂移，这都是为了确保思维过程中逻辑的高度稳定和统一，于是就有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对同一律的补充。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性思维的森严规范。而幽默之所以能在期待失落以后，叉能在逻辑空白中意外地落实、顿悟，就是因为它在逻辑上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去了，如果不转移就只能落空，由于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去了，它就开辟了另一条思路，在另一条逻辑线索上，也就是在逻辑空白中又贯通了。这种新的贯通，就为某种意味的切入提供了条件，为共享情感准备了通道，为把对方逼入自己预设的调侃或者讽喻的空白中去，让对方构成意外的顿悟。这就从滑稽上升到幽默或者讽刺了。正因为这种顿悟是隐蔽的、突然的，才逗起了惊喜，产生了微笑，即使是互相对峙的情境中，也能在无声中缩短心灵的距离，缓解对抗。
西方报纸上有一划报导说，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到加拿大访问，一下飞机，就遇到一批加拿大人高呼口号反对他，东道主多少有点尴尬。为了减轻东道主的压力，里根很轻松地说：举着旗帜呼口号反对我，挺平常，我在国内常常遇到。这样一说，虽然缓和了一点紧张空气，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里根接着又说，说不定这些喊口号的人就是从我国跟过来的，目的就是给我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里根这么一说，双方都轻松地笑了。他在这里用的就是概念转移和逻辑错位的办法。举旗帜，呼口号，本来的意思（或者准确的内涵）表示政治上强烈地反对，这个内涵是很确定的，其意味是心照不宣的，这似乎是唯一的思路。但是里根却把这个政治行动的内涵作了二重转化。第一重是把加拿大人转化为美国人，这是第一次偷换概念。速已经使冲突缓和了不少。但是这还不足以引起微笑。里根所作的第二次偷换概念是把喊口号反对他变成了对他亲切友好的表示。由于这样的概念偷换，把第一条似乎山穷水尽的思路变成了另一条柳暗花明的思路。
在文学作品中，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其根本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好拣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为例，契诃夫早年有一篇文章，叫做《我的“她”》。原文如下：
我的父母和长官非常肯定地说，她出生比我早。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只知道我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天我不属于她，不受她的驾驭。她日夜都不离开我，我也没有打算立即离开她，目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牢固的……这种令人感动的关系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离开我，不让我干活。她妨碍我读书，写字，散步，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我写这几行时，她就不断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奥佩屈拉对待安东尼一样，总在诱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国的妓女一样毁坏了我。我为她，为她对我的依恋而牺牲了一切：前程、荣誉、舒适。多亏她的关心，我穿的是破旧衣服，住的是旅馆便宜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掺过水的墨水。她吞没了我所有的一切，真是贪得无厌！我恨她、鄙视她……我早就该同她离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掉，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要收四千卢布的离婚手续费……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名字吗？请您听着……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相似……她的名字叫做“懒惰”。
这里顺便指出一点：“懒惰”在俄语里和莉利亚、廖利亚、奈利亚是谐音，这就增加了概念转移的隐蔽性。本来契诃夫用尽一切模棱两可的描述把读者的思路往爱情的方向引导，特别是利用了“懒惰”，在俄语中作为阴性名词，其代词是阴性的“她”，这就更有利于把爱情的“她”向秉性的“它”悄悄地转移。在同一个概念“她”中包含着双重内涵，在表层是异性，所以契诃夫用了许多属于女性的描述，如：拉“我”上床，把“她”比作妓女，引串出离婚等等，但是在深层却是作家本身的秉性。本来这两种概念互不相容，但是由于阴性名词的暗示和逻辑推演，使得在逻辑的表层上充满了爱情的属性。但是这种属性虽然强烈，可并不过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在爱情和懒惰均可包容的内涵之间，没有越出二者的边界，因而不管多么强烈，都没有构成逻辑转移、错位的障碍。占据文章篇幅百分之九十的是爱情的无奈，直到最后一句才突然冒出来另一个内涵，贯通了另一条思路，突然变成了秉性懒惰的自嘲。两条思路代表两条逻辑，这两条逻辑如果是各自独立的话，它们就毫无关系了。然而这条逻辑线索并没有互相平行，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成为互相交叉的联结点。这就使得思路从身外的无可奈何的爱人这一条逻辑线索上过渡到身内的同样也是无可奈何的懒惰上去了。二者之间的反差是这样强烈，因而在刹那之间，原本埋怨他人的，突然变成了对自己的调侃。
总起来说，幽默的笑，产生于：第一，特定的语境，也就是逻辑空白中。第二，它不是单纯一贯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两条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三，二重逻辑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转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隐蔽性见长，这是由于它借助了偷换概念。第四，二重逻辑反差韵强烈造成失落、不和谐感，而逻辑错位（或者篡位）的隐蔽又使不和谐转化为和谐。第五，在一条思路向另一条转移，发生混乱、感到迷惑之际，立刻在另一条思路上贯通，享受到一种顿悟的快感。失落与落实，困惑与顿悟在心理上之交织，就产生了会心的具有某种思维深度的幽默的微笑。
1998年6月14日
原载《文艺理念研究》1998年第5期
转载于《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1999年附注：收入选集时，作了文字上的修饰和学术资料的补充。
